（1）

1970年春，继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之后，城镇居民“下乡插队落户”又掀起热潮。声称几个月内要将所有城镇居民都迁到农村去，城里要“剃光头”，今后不再有城镇了。说这是为了“消灭城乡差别”，“早日实现共产主义”而采取的一个“伟大战略部署”。

起初，居民们以为这是出于政治宣传的需要，说说大话而已，未必当真，彼此都在观望。只有那些“家庭成分不好”，“政治历史有问题”的居民户，被勒令限期搬迁。街委会为此举办“上山下乡学习班”，每天把那些人叫去开会学习，不许他们在城里干活谋生，直到他们答应下农村，才算“学习毕业”，可以得到“自由”。在城里长时期断了生活来源，就唯有去农村才有活路，这一招也真绝了。那些人走在前头做“榜样”，接着就有种种谣传：“南安县城已经搬迁光了，连县革委会都分散到农村去办公。”“江西省迁了几万人，城里的房屋全被拆除，夷为田地。”……还说最后不管你愿意不愿意，通通要赶到大山区里去。

居民们由观望而变为惊恐不安，担心谣传成为现实。听说有人已“捷足先登”，到农村找到一个不错的地方。其他人也跟着着急起来，争先恐后，担心到时候找不到一个好去处。一时间城乡交往热络起来，大家纷纷出动去乡下找亲戚，托朋友，希望联系到一个距县城不远，又较富裕的村子能够接纳自己。

在规定的期限内，街委会门前竟然排起长队，在登记“上山下乡”。每个人的表情更象是一群在等待一碗热粥的灾民，所有的念头都集中在活下去，只要有口饭吃，什么都可以忍受。也有部分人是随大流，因为不愿意“上山下乡”，会被当作是不听毛主[xi]的话，对抗党的政策。在这种压力下，谁还敢不顺从！

我们家当然也不例外，几乎在我被“下放”的同时，父亲因为是公私合营的所谓“过渡人员”，也被莫名其妙地“退职下放”了，同样被赠送一个美名，叫“支援农业第一线”。这一来全家人再没有一个有固定收入的，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年纪小，都还在上学。为了糊口，只能跟着大家去排队，走别人安排好的路。还得庆幸一位亲戚相帮，才找到离县城不远，又“条件较好”的地方去“落户”。即使到农村也不能远离家乡呀！故乡终归是故乡，那是每个人的“摇篮血迹”，“根”的所在，一辈子都忘不了的。

10月13日，对我来说又是一个一生中难忘的日子。这一天，我满怀惆怅，极不情愿地跨出家门，离开生我养我的故居，要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去生存，而且象是被人贩子出卖了一样，不知道还有没有返回的时候。当我最后看了一眼空荡荡的楼房，沉重地锁上大门，我仿佛觉得大地正在陷落，故居即将死去，悲凉的心情噎住一股热泪，要不是“男子汉”三个字撑着，我会嚎啕大哭一场。

大门口三辆装载着床铺、桌椅、大缸小罐和一些破旧家俱的板车，无精打彩地停在路边。几位还没有迁走的邻居、亲友在大门外等待送行，他们低声交谈，有种兔死狐悲的样子，见我们要走了，也说了不少无聊的安慰话。我似笑非笑地点着头，默默地向他们致意。美娟和弟弟已经推着一辆板车走在前头了。父亲按照风俗放了一串鞭炮。送行的人立即裂开嘴喧嚷着，跟我们挥手告别。在我看来跟出殡一样悲伤，冷冷落落的几声鞭炮无端增添了几份哀愁。

我们是最后一批去乡下“插队落户”的。此后，那些不肯走的并没有被赶到大山区里去。这些人中有干部的家属和亲戚，他们倒十分乐意把“支援农业第一线”的光荣称号让给别人。那些干部是专门鼓动别人响应“毛主[xi]的号召”，而自己躲在背后看风势，还庇护了一批亲友。老实人又发觉吃了亏，可是已毫无办法，就象一个被嫁出去的女人，随便是回不来的，娘家已没有她住的地方。

一路上我默不作声，拉着板车，数着脚下连绵不断的步伐，艰难地朝前迈去。我感到从此要肩负着沉重的生活担子，看不到尽头，看不到曙光，未来完全是个想不出的变数。

那些当政者如牧羊人一般，用鞭子把羊群拢到一块，目的仅仅在便利他的管理。照理社会的发展应该是由低级走向高级，把贫穷变为富裕，而不是反其道而行之。为了消灭所谓“差别”，而去责怪先进，实在是愚昧的做法。难道又要来一次“农村包围城市”，直至“消灭城市”。可当年的时局，形势的发展，早已不容人们有发罗嗦的机会，更不用说还有选择的余地。当人们看不到未来的光景，只能听天由命，在别人限定的小路上盲目向前的时候，只好象一群饥饿的动物，仅仅出于本领而必须到远处去觅食。

进了“插队落户”的村子，几个看热闹的孩子在板车后面紧紧地跟着，象在尾随一群要饭的乞丐，想看看他们的可怜相。到了安置的住处，父亲又是一串鞭炮，把那些呆在屋里的老太婆也惊动出来，远远地倚着门看新鲜，似乎这些城里人都成了天外来客。两位干部模样的人，赶过来热情地打招呼，说了几句客套话，表示欢迎这些新来的村民。一时倒也使人感到有一个新的“家”。

时候不早了，我们忙着卸车，搬家俱，搭床铺，重新筑起一个窝。我和美娟、孩子住一间，父母弟妹住在另一处，成为两家子单独过日子，这是事前说定的。在农村不兴大户人家，分配东西常以户为单位，分户可以占点便宜。

对我来说，生活中同时经受了三大变化：“下放”、“下乡”、“分家”。前两项是被迫的，后一项是形势造成的。一切都来得如此突然，由一个舒适、繁华、安定的场所，一下跌入艰难、黑暗、孤单的坑道里，我感到一种从没有过的焦虑和担忧。多亏那时我身强力壮，而且深信这一切不单单是属于我个人的，料到它不可能长久。我还是毫不惊慌地接受它的挑战，准备在他乡的土地上，披荆斩棘，顽强地生存下去。

（2）

“落户”第二天，我就拿起锄头跟社员们下田去。村民们通情达理，知道这些“城里人”不习惯农活，队长分配任务时多少有点照顾。美娟怀有身孕，就跟老人孩子一组留在晒谷场上“看场”，打扫仓库，收藏粮食，干一些轻活。我在强劳力的一组，学习干各种农活，只要做得来，我都跃跃欲试。我想不会比教书更难的。

那时正值秋收大忙季节，一天出三趟工：早上六点钟起床就下田去，干了两个多小时回来吃早饭；收拾好饭桌，马上又出发；中午那段时间歇得长一点，下午一趟要干到摸黑才收工。有时农活不凑巧，回来时已是满天星斗。一天大约劳动十个小时。忙忙碌碌，也就无暇去思索和怨恨。大概这正是决策者当年高明的设计。

十月下旬收割中稻，当地的老人叫我别去。这种单季稻杆子长，脱粒难，种在烂水田里，不怕台风暴雨。夏初插种，秧苗足有二尺来长，插下去就基本上不再去管理，既省肥又省劳力，可是产量低，只适合种在排水差的低洼沼泽地里。后来都进行改良，种上双季稻了。我抱着试一试的劲头，还是跟社员下了田，直到双脚陷进烂泥里，走一步比登山还难，才知道果然厉害。这烂水田是越踩越“烂”，脚陷得越深，泥土的粘性也越大。而且割完一把稻穗就得随手拖到岸上来，这运输的功夫比割稻更艰难，当地人因此称这种农活叫“拖水田”。

我很快就累得直不起腰来，好容易才坚持到收工，回到住处饭也不想吃，一下扑倒在床上。不过除了肌肉骨骼的酸疼，晚上却很好入睡，这对改善我神经衰弱的疾苦，甚为有益。第二天醒来，体力很快得到恢复，照样还去“拖水田”。我这人有个倔脾气，从不半途而退，让人笑话，再苦再累的活也要挺到最后。可是我终究不是那种常年累月锻炼成的庄稼汉，后来得了类风湿性关节炎，很可能是干了这种农活引起的。

在农村，光是出工劳动也还挺得住，最恼人的是回到家里又歇不得。分到的稻草要一担一担从田里挑回来。稻谷要晒干，挑到碾厂去碾成米。花生果也要晒干，再送去榨油。冬季生产队分地瓜，更是忙得不可开交，一次几百斤地瓜要分几趟从地里挑回来，然后得削皮、洗净，再挑到碾厂去绞碎，这时光排队得等上好半天。绞完后再挑回来一遍又一遍地用水冲洗过滤，让它沉淀出地瓜粉。过几天还要从缸里挖出来放到大簸箕上去晒干。地瓜渣也要捏成一个个圆饼放到屋顶上去暴晒。有时是把地瓜刨成片状或条状晒成地瓜干保存起来。而这一切都离不开天气，老天爷保佑，东西可顺利地收回来。遇上阴雨天或下一场雷阵雨，就害苦了大家。粮食淋湿了会发霉变质，挑到市场上价钱就大大地贱了。此外，还得预备好几个“七斗”，“五斗”大缸，储藏着差不多是一年的粮食。

我的住处是长长的一间厢房，一头搭床铺，一头建炉灶，中间靠墙放上一张桌子，两只板凳，也就把房里可利用的地方基本上占据了，只留着一条小小的通道。随着生产队分粮食，大缸小缸一个个挤进来，只好“叠罗汉”，向空间发展。到了晚上，简直是人和粮食同时收藏在一个处所。更何况住房后面连着房东的一间草房，里面堆积着供一年烧用的柴草。前头又接着一间猪舍，两头大肥猪整天哼哼哈哈直叫。旁边虽有一个小客厅，一边是我堆放柴草和各种农俱、杂物。另一边是房东的鸡、鸭、鹅、羊过夜的地方。可以说是最大限度地发挥每一平方的“经济效益”。可谓昏昏陋室，热闹无穷，我是乐在其中了。

住房虽挤，生活虽苦，习惯了也就无所谓。想想世上还有住地窖，睡破茅屋，有沿街乞讨的流浪汉，非洲还有灾民，有当奴隶的，我也就满不在乎了。祖先不是教导我们要“知足常乐”吗？

可是到后来，有些社员却表现出很有点瞧不起我的意思，尤其是男社员，常在我背后说些风凉话。这倒不在于我不熟悉农村的干活。在他们看来，一个壮年男子不会在城里干些别的营生，而跑到乡下来跟农民争工分是没有出息的。他们以为在城里可以不出大力气，而赚到更多的钱，正欲去而不能呢！我却反其道而行之。何况我的户粮关系当时还放在学校里，可以完全不受生产队的约束，愿意干什么是很自由的。就是那些户粮关系早已迁到农村“插队落户”的成年男子，不少人仍留在城里做生意或开修理店，搞手工艺之类的，只把老人孩子丢在乡下，等待分口粮。因此他们就认定我是属于城里的“下等人”，“没本事”，“不乖巧”，才被淘汰到乡下来跟他们争工分吃。

有一次我跟几位男社员上山扛石头，抢修队里的水渠。他们看到我颠来倒去走不稳，不时得停下来喘口气。就有好心的过来劝我，还是回城里去贩点东西卖，省花力气，说某某人在城里一天能赚不少钱，既轻松又实在。有的则公开冷言冷语嘲讽起来：“这书呆子，不在城里赚钱，偏要到乡下来啃石头，怕是放心不下老婆吧！”我的脸刷地红透了，这句话比二百多斤石头还沉呀！精神上的刺激最叫人难于忍受。

其实，我以为自己参加劳动是“听党的话”，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如此才是一个知识分子将来的出路，至于“挣工分”完全是没有考虑到的事。当时一分工分不到三分钱，一天顶多得六个工分，能值多少钱呢？

我始终是一付老实劲，或者说“书呆子”也行，把毛主[xi]的教导奉为金科玉律，即使遭到摧残迫害，已是“脸上刺字的囚徒”，还是忠心耿耿，不敢越雷池一步。可当时有谁能理解呢？有谁注意到这一点呢？我无异于在盲目地敬神。

（3）

到乡下“插队落户”近四个月，我和美娟天天出工，所得工分的价值，扣除分得口粮的款项，当年春节前一结算还欠生产队三十多元，在当时也算是一　笔不大不小的数目。好的是上面拨下一笔补助款，帮助下乡“插队落户”的居民还清债务。否则，就甭想再继续分到口粮了。此时我们身边原有的一点储蓄也在补贴日常费用中花光了。其它别无收入，只有到市场去出卖一部分口粮才能见到一点点的钱。

经济上的危机，造成生活上的恐慌，开始袭击着我和美娟的心灵。

就在两手空空的情况下，1971年1月8日，美娟生下一个男孩。新的愉悦和希望使我们暂时忘却眼前的不安，争着给新生婴儿命名。我想起鲁迅先生在给白莾作“孩儿塔”序里有一段话：“这是东方的微光，是林中的响箭，是冬末的萌芽……”时值农历隆冬腊月，就取名冬萌吧！美娟同意了，这新生婴儿的生命力应该不同于一般，他要在艰难困苦的条件下，顽强不屈地活下来，并预示一个好的开端。

偏偏这个时候我却病倒了，正是祸患不因为你的担心而消除；福乐不因为你在企求就降临。由于生活条件极差，承受不了过重的体力劳动，或者还有别的原因，我得了严重的类风湿性关节炎。起初疼痛在腿部膝关节，我照常下地劳动，不把疾病放在心上。后波及到臀部和腰部，以至不能弯腰和端坐，不能出工干活了。然而家务劳动又无法让我停下来休息，很快疼痛又漫延至肩膀和手臂，乃至全身所有大的关节，最后连十个手指头都肿起来，象十个梭子套在手掌上，已经连穿衣都不能自理，吃饭时筷子也拿不住。

社员们见我骨瘦如柴，走路一步一顿，异常吃力，都好心劝我去医院治疗，说即使倾家荡产也要治病，没有人就没有一切。我这才着急起来，已经拖延了一个多月。

刚开始我找中医针炙理疗，每次银针扎进去，医生都会问有没有“麻”、“胀”，我却只有“疼”的感觉。不知是我经络出了问题，还是医生医术不够稔熟，折腾了半个多月，只好去找西医开药方，打点滴。激素药丸吃下去，疼痛暂时解除了，病情并不见好转。眼看大医院治不好，我又听从别人劝告，转向“土医生”。只要听到哪里有“偏方”，就不惜到处奔波去请教。那些草药捣碎了，缚贴在身上，整个人就象是一尊刚出土的陶俑。正是病笃乱投医，病情反而越来越糟，我已经完全不能动，只能整天躺在床上，逐渐对治疗失去信心。

更令人难受的是，当美娟扶着我到外面晒太阳的时候，一些人见我瘦得不象个人样，便投来怜悯的目光，说些他们认为是同情的话。其实从他们的眼里我读懂了，都是认为我将从此一厥不振，烂倒下去，这才最令人受不了。这种替我担忧的眼神，只会加重我的病情。有时我宁愿呆在黑暗的屋子里，还可以在心里感到一丝光明。

美娟在绝望中竟听信乡下一些老太婆的话，认为是魔鬼在作祟，也跟着去求神拜佛，企求神明来消灾灭祸。我已是无能为力的人，只能任她们去摆布。我知道这是失掉自信的表现，人们所以迷信，往往由于遭遇不幸，由于意志薄弱，对未来失去希望，于是将一切都归咎到命运上，相信鬼神的真正存在，希望神明能给自己带来意外的好事，期盼出现自己能力达不到的奇迹。以此麻醉自己，安慰一颗苦楚的心，也解释无法理解的现实。

那些泥佛偶像是不会显灵保佑的，倒是我和美娟开始吵嘴，这是不可避免的，生活中原本就有这样的事。对眼前的困窘，我不感到十分绝望，我始终是个善于幻想的人。除了疾病可以折磨我的意志，任何时候我都充满着希望，相信一切还会好起来。

我记得在苏联小说《勇敢》这部书中有段话：“人生最美好的是幻想。当一个人幻想的时候，他觉得一切都好，也看不见不好的，随便什么都可以忍受。所以在困难的时候，我们也不屈服。而小市民就只是*吟，小市民所以是小市民就因为他不会幻想。”这段话曾伴随我度过了生活中几个最艰难的时期。每当我快要倒下去的时候，幻想就象是一帖良药使我重新获得力量。我所以没有在逆境中沉沦下去，放纵自己，也没有在失败的时候灰心丧气，感到绝望，就因为我始终是个善于幻想的人，是个能憧憬未来的人。靠着幻想我产生出生存的意志和力量，使自己能坚持到得救的时候。

美娟是够苦的，她也算是一位大家闺秀，到了农村，仍样样不落人。她每天出工，回家要料理一大堆家务，要照管两个孩子，再加上我这个病人的拖累，难怪她的脾气日益变坏。我心里很难过，自己不能使她过上好日子，还让她为我担惊受罪。背地里我不时躺在床上心酸落泪。我只是怪她变软弱了，看不到未来的晨光，只会对眼前的困境埋怨数苦。她从不后悔嫁给我，她的一位亲戚曾劝她跟我离婚，她毫不客气地回绝，并告诉我她永远会忠于我们的爱情。她也从来不怕吃苦，只是怪我不时拿话刺激她。其实我希望她好，希望她乐观一点，不要显得心事重重，一付狼狈的样子。她大约以为我还是个十足的书生，全没有考虑将来的生活，没有想到柴米油盐的问题，她因此十分生我的气。

生活确是够苦的，每日三餐除了地瓜咸菜没有别的食物，要不是亲朋好友多少救济一点，早已到了变卖家俱的地步。加上疾病的纠缠，使原来就受岐视和耻笑的地位变得更加牢固，对前途，甚至连活下去的希望也似乎越来越渺茫。但是面对阴气森森的人生，我反而更加冷静和沉着，心中始终藏着未来，并相信一定会是光明的。讥笑和蔑视，全都平心静气地忍受下来，我可以视它们和自己毫不相干。我有自己坚定的信念，即使病魔缠身走投无路的时候也是这样。有人用“先苦后甜”来排解眼前的穷困，幻想有朝一日“出头走运”。现实中也许有过这样的事。但老说这话的人，并不当真知道自己将来就要“发”起来，无非在自欺欺人。

我不愿这样去想，那些庸庸碌碌地活着，美美地过日子的人，我并不羡慕，他们将来的纪念碑只是一堆骷髅骨。在忍受困苦的同时，我也告诫自己，有朝一日得意起来，万不可对别人报于嘲笑、岐视和侮辱，因为那是愚蠢的。我挣扎着要活下来，忍受这一切活下来，并非为着别人将来会感到羞愧悔恨，我强烈的愿望是，要证明自己不是“坏人”，不该“罪有应得”，好人就该有好报应。再说，庸人的目光总是随着强者的态势而改变。唯有那些穷困的，默默为社会工作的，永远想着未来的人，才值得赞美。他们始终高大，永远活在我的心里。

（4）

一个人在痛苦难熬的时候，有时也会考虑结束生命，企图一了百了。一段时间我曾想到死的轻松，甚至已选好死的地点和方式，写好了遗书。螺城西边有座莲花山，山顶一丛乱石状如莲花，旁边还有一块形似蟾蜍的大石块，背后一株大柏树，是个富有诗情画意的风景地，在我故居楼房的正前方，从窗户一眼就能望见。我同时写好了一首诗，到时好让家人去找寻我的尸体：“莲花迎日开，群山点头笑，挂我西枝头，晃荡亦奏乐。”

后来，我又觉得要死，就死得悲壮一点，精彩一些，不能默默地去死。应该到大城市去，或跳楼、或自焚、或撞车，让更多的人知道我的死。我要以死进行控诉。我相信自己死的时候，脸上会挂着笑容。我留在地下的那份“遗产”——我的日记，足于使我感到一点慰籍。我没有大本事，有这么一点点东西，也算没有到世上来空跑一趟。

那时我最惦记的有两件事：一是自己的日记，我还没有把它整理好；一是两个孩子的成长。我自己穷困潦倒，受尽折磨，我忍受。两个孩子却应该有个美好的将来，他们不能再遭此不幸。对他们，我关心的不是孩子的天真活泼，而是能否成为一个坚强的人，能否顽强拼搏去完成自己的事业。我几乎是在依赖着他们的将来而活着，把自己不能实现的追求寄托到他们身上。在当时的一篇日记里我写着：

“孩子，你是我们的希望，是我们心中的幸福。你安静地躺在摇篮里，无须作甜蜜的或凶恶的梦。你脸上呈现的纯洁、和平、诚实是最美好的东西。我们只盼着你长大，快快地长大。你小小的眉头为什么皱着，难道你一出世就带着父母的烦恼和不安？这不好，将来这世上要你烦恼和不安的事还多着呢！你不能象你的父母为烦恼而烦恼，为不安而不安。你应有高尚的志向，顽强的性格。你是在冬天萌芽的，就要准备冒严寒，迎风霜，坚韧不拔地向上，到时候，幸福的花朵，丰硕的果实，就会在你身上呈现。这就是我们的希望，即使贫病交加也会感到满意。

“孩子，你会笑了，会格格地笑了。爸爸看着你也笑了，笑得眼泪往下掉；妈妈也笑了，笑得往你小脸送去急切的吻。欢乐而愉快的笑声，解除了我们心头的烦恼和不安，幸福和希望又来到我们脸上。世界上笑是欢乐、幸福的象征，它跟热情、坦率结合在一起。可是爸爸的眉头皱起来，往事不堪回首，多少事败落在嘻笑声中，多少次因热情坦率而误事。希望你，孩子！不要在笑语声中忘掉阴险狡诈的东西，你要成为一个冷静而深遂的人。这样，我们才能放心，即使长眠地下也会安祥地躺着。

“这小小的摇篮，你已经呆不住了，挥着小手想站起来？可是爸爸只能成天守在你身边，他全身疼痛，疾病在困扰，不能带你去外面享受阳光和空气。妈妈出工干活去了，回来还得打扫收拾，没有片刻的休息，为的是挣工分养活我们，维持这艰难的一家。劳累已将她折磨成一个衰老的人。爸爸十分疼爱你妈妈，都怪我不好，不能让你和你妈妈，还有你姐姐过上好日子。失业、穷困、疾病正重重压迫着，他还活着，纯粹为了你们，为了你们能成为他晚年的快乐和幸福。孩子，你知道这一切吗？不，你无须知道，你只要成长，快快地长大……”　

可是，我还做得不够，我真正要表达的爱憎，真正要向人们疾呼的东西，我还没有写出来。我不是一个儒夫，不是一个意志薄弱者，我不能这样死去。我要看到孩子长大成人。我更强烈的愿望还是活下来，实现我的理想。挫折、苦难算不了什么，只要能让我活下去，我就有希望。

我开始把全部心思都集中在活下去的念头上，为活着而拼命挣扎，同疾病斗争，同死神抗衡。　我继续跑医院，寻“偏方”，同时增强与疾病斗争的信心。最后也不知是哪一点起了作用，那年六月，我的病情终于有了好转，能下床走动了。

当地社员看到我还不能参加劳动，生活没有依靠，光美娟一人是养活不了一家四口的。他们便热心地替我出主意，建议我到村口去卖零食，或到公路边卖茶水，说夏天到了，公路上来往客人不少，一天多少可赚点钱糊口。

对我来说，由一个教书的变为种田的，当时还不算失体面。如今要我到公路边去公开叫卖，当小贩，实在委屈不下。我一时下不了决心。可亲友知道了，都说这主意好，为了活下去，顾不了许多，不偷不抢，没什么可羞耻的。我豁出去了，就当是被人推着去“游街”吧！总比被人抬着进墓地强多了。

（5）

美娟买来几斤茶叶，又预备一些茶碗，就这样准备“开张”。担子是美娟替我挑去的，我拿一把小竹凳在后面一步步艰难地往前移，不时停下来喘口气。到了公路边，美娟放下担子回去出工，我便坐下来等候顾客，出售一碗一分钱的茶水。

起初我低头静坐，采取“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的办法。有时勉强喊一声，也不象是叫卖的小贩，倒更象是在家里招呼客人一般，而且始终不敢正眼瞧着行人。我甚至想拿一本书在那里静坐，掩盖自己的尴尬。

头几天生意淡淡，不知道是大家不渴，还是看我文质彬彬的样子，不好意思来打搅，或者竟有点警惕，以为我是化了装的公安人员，在此“执行任务”。到傍晚美娟替我挑回担子的时候，不得不把大半桶茶水倒掉。

后来我又贩了一些糕饼作茶点。过往的客人大概不再生疑，到我这里歇脚喝茶的人渐渐多起来。生意似乎有了起色，一天纯收入近一元钱，最好的大热天可得两元多，比起出工挣工分强多了。收入的大部分是作为我治病的费用。

那些日子几乎过着叫化子的生活，许多认识我和美娟的人知道了都在背后议论着。

蹲在公路边，时不时会遇见一些亲戚朋友、同学熟人。他们有的站住了脚，说几句同情的话，却不肯喝碗茶水就走了；有的喝一碗的同时，又叫我把生意做“大”一点，似乎我这辈子注定要当小贩；也有的假装没看见，急匆匆头也不敢抬一抬就从另一边想溜过去，大概是怕我难为情吧！倒是有时我旧情难忘，把他叫住，叙些别后的话，他却始终不敢正眼看我。想来，他心理上的承受力比我本人还差。

当地的社员对我的行为表示赞许和欢迎。他们会利用田间休息的时候到我这里来，把锄头往地上一裁，就安然地坐在锄柄上聊天，有的掏出旱烟杆，在我旁边默默地吸着，那专注的神情，象一尊永恒的雕像。我身上立即感到一股暖流。我明白，他们正以这种独特的方式来表示对我的支持，比任何华丽的语言更珍贵。他们是在理解我，而不是可怜我，是赞美而不是鄙夷。从他们的永恒中我看到了深沉的爱和思考，体会到世界上最真实纯朴的情感是什么。

美娟精神上的压力比我要大。有时我身体支持不住，她只好自己去卖茶水，因为做生意不能“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她便一头茶水，一头*奶的孩子，挑到村口的公路边，简直跟流浪的乞丐婆无异。

有一次，她的一位同学看见了，竟大惊失色地喊叫起来：“娟！你怎么落到这地步，出来卖茶水了！你丈夫呢？”当美娟转告我的时候，她并不为自己的命运感到难过。此时患难夫妻无暇，也不必表达彼此的情感，这淡淡的叙述就是最恩爱的语言。

我得到极大的欣慰，可我心里总感到愧疚，我太无能了，对不起美娟，对不起两个孩子。

那期间，我又不得不把多年收藏的邮票卖了。“破四旧”时母亲和表弟烧去的仅仅是旧中国时期的邮票，还留着解放区和新中国的邮票，以及一些外国邮票，总计还有数千枚。

一位退休老医生得知我的不幸，通过朋友的介绍，特地从外地跑来找我，提出要买我的邮票，请我出个价。

我知道，为了这些邮票，我失去了上大学的机会；为了这些邮票，我被打成“里通外国反革命分子”；为了这些邮票，我沦落到如此地步，以至许多亲友都对我说：“不要再集邮了！”好象这是一种犯罪行为，应该彻底悔过自新。我也当真死了心，对邮票望而生畏，此后连垂手可得的邮票也不敢去要，象一位被人抓住过的小偷，再不敢去触摸别人的东西。其实集邮在我一生中也有过帮助，那就是养成一种喜欢搜集和积累的好习惯。我的日记能坚持写下去，我的感想能点滴记录下来，都与收藏的积习有关，否则我现在也不可能来写回忆录。

那天我苦笑着对老医生说：“世界上所有的邮票都在目录上定了价，唯独我的邮票是任何一种邮票目录无法定价的，我为它付出的代价和蒙受的苦楚，已远远超出邮票本身的价值。正如一个人的良心是无法定价，也不出卖一样，我只能使你失望了。”

老医生不死心，仍一次次登门恳求，每次都带来不少礼物。我只好每次都让他带走一部分邮票作为回报。

最后我终于被感动了，这是个懂得珍惜邮票的人，应该帮助娱乐他的晚年。我决定割爱，并非我更爱的是钱，尤如贫穷人家不得不将亲生儿女出卖一样，是因为养不起。这位老医生只能帮助我解决一点困难，他是无法帮助我解除所有的困苦。我也仅在希望我的邮票还能传递一点友谊。那些邮票若放到现在，价值可不菲，我不后悔。但听说后来老医生得癌症去逝，那些邮票却被他的一位亲人带到香港去卖掉，连同我的友谊也被出卖了，那才令人遗憾。

八月份我的病好多了，虽然还不能长距离步行，却能骑自行车。我就把“茶水生意”交给美娟经营，自己将一辆自行车整修一番，换上大号辐条和一个能载客的大后架，准备上公路搞运输。后来居然也载过几趟客人。

有一天，我载着一位客人往城里去，半路上竟跳出两个汉子，强行拦截我的车子，问我“干什么？”我反问道：“你们是干什么的？”其中一个亮出一块红臂章，说他们是有组织的自行车运输工人，禁止没有营业执照的人与他们抢生意。说完便蛮不讲理地把我的顾客夺走，一点工钱也不算给我。

真是岂有此理，连这种卖力气的营生也不自由，我这才深深感到，世道实在太艰难。

愤愤之下，我决定返回城里去，找当时那些当官的要饭吃。已经听说上面有了新的政策，准备“有条件”地“回收”“文革”中被“退职下放”的人员。既然是他们把我的“饭碗”拿走，理所当然就必须再归还给我。

个人的遭遇算不了什么，而且个人的灾难往往连着全国性的悲剧，我仅仅是其中一个微不足道的角色。我终于走过这段艰难人生，感到庆幸和自豪，并不怎么怨恨。一个人无论是“幸”或“不幸”，都会给自己的人生增添了色彩，使生命更有意义，即便死了，心里也会更踏实，因为自己的人生已享用了世间的苦甜酸辣，用现在的话语叫，“不经风雨，哪能见彩虹”。何况我仍活得好好的，这生命本身就是胜利者的强音。

我只是不明白，当年的“上山下乡”，“插队落户”，难道是出于政治上的需要，才把广大青年学生和城镇居民当成政治舞台上的道具，随意搬出搬进。人民群众没有选择自己人生的权利，只能被动地按别人为你安排好的路子走去。对政治家来说，这也许是一步“好棋”，是疏导“人患”的最好办法。但人民的疾苦该如何解释？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