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从乡下回到城里，我即开始写“申诉书”，要求被“回收”。可是一份份寄出去，结果都如泥牛入海，连个水泡也没见着。向书本索取，我会乐此不疲，向那些当官的求情，往往还没有开口就畏惧万分。但迫于生活，我还是鼓起勇气一次次走进县革委会大门，去向那些有关的头头反映情况。县里的几位主任，直属部门的组长都找遍了，有时为了追寻一位“关键人物”，不顾路途遥遥，三番五次跑到乡下他的家里去找他，遍尝了他们各种各样的权势。虽是屡屡受挫，却也不断增添了自己的胆量，看出那些当政者的水平和人格也不过如此。

他们有的爱理不理的，只会滥发阴威，或敷衍搪塞，所谓“我考虑一下，不是一个人说了算，要常委会研究”　等等　。有的态度和言辞十分可笑，令人奇怪他们何以能当官：“要都回收进来，谁给发工资？”　那么当初把人下放，那些工资都拿到哪里去？真是强词夺理，“站着说话不腰疼”　。其实若将那些人的外表剥去，只剩一付赤luo的身躯，和自己也仅有胖瘦之分，其灵魂没有多少是干净的。

希望在一次次碰撞中熄灭，这世上还有没有一个能讲理的地方？当初把人“辞退下放”，可没有这么多“考虑”和“研究”，也没有那么多“关卡”相互制约。一到谈“回收”，却忽然冒出许多“严肃”和“认真”来。

后来多亏一位在县革委会主管部门当官的同学帮了忙。他知道我不是一个坏人，不该被“下放”，便想方设法绕过县里那位“强硬”人物，从有关部门，拿到同意把我“回收”的批复。我这才于1971年9月18日，比一些人早一步“回收”进来，也算是一种幸运吧！

“回收”后，我被分配到另一个公社的中心学校任教。此时既不象刚入伍时那样感到陌生和快活，也不象经过休假又重返岗位时那样轻松和奋发。而是在颠簸了十四个月的苦难日子，在将要灭顶的时候，被救上岸来，一种极度的庆幸和宽慰体现在心里。但是这种感觉不会持久，很快就发现自己已失去许多，在别人眼里，我也由一个原本是正常工作生活的人，变为现在一个次等的有缺陷的人，一个得到“恩赐”的“罪人”。

亲戚朋友在为我高兴，纷纷祝贺我重返工作，视为天大喜事的同时，有的路上遇见，就会好心地告诫：“今后要好好吸取教训。”这叫我一时感到茫然不解。我没有干错事，没有贪污腐化，盗窃营私，也没有消极怠工，为非作歹，这“教训”从何而来，恐怕只有去问那些把我“下放”的当官们。

如果说我本人有什么觉悟的话，那就是不能太老实，让别人以为是好欺侮的，此外，一定要有坚强的信念和对生活的热爱，这一点尤其对美娟来说，“教训”特别大。当然，从另一方面看，“回收”等于重新获得生命，是不幸中之大幸。当初如不被“退职下放”，恐怕也尝不到这“回收”的“乐趣”，没有这许多感想可写，有时真该谢谢那些当政者。是的，生活中人们不管失去多少，只要有了一点点安慰，大部分人都是容易得到满足的。

重新走上讲台，我又手忙脚乱起来。十一年前是由于生疏和幼稚，那时却似乎是呆苯和迟顿。学生经过“文革”的“洗礼”，“觉悟”提高了，掌握了各种政治词汇，具备了“不满意就造反”的“英雄气概”。他们在课堂上“不再当奴隶”，乱轰轰地继续着课前的“辩论”，却又都不是什么国家大事。他们运用着从“文革”中大人那里学来的本领，互相攻讦诋毁，纠缠生活琐事，并且一定要压倒对方才肯罢休。

我一时无法适应这样的课堂。尽管在大谈“教改”，但学生不专心听课，教师往往得花三分之一乃至一半时间来进行“组织教学”，课时完不成，还有什么“教改”可言。光教师这根弦绷紧，学生那一头还松着，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共鸣。而学校中教师们也明显还分为两派，继续为学校一点芝麻大的权在明争暗斗。

此时我对政治已不感兴趣，对生活却倍加注意，重新拿到“饭碗”，纯粹为了吃饭，为了活命。过去身上总有一股青春的烈火，犹如火山里的熔岩，时时按捺不住要喷泄出来，结果是以毁灭自己告终。那时我希望它变成一座死火山，好在上面建造果园，过上平静的日子。我开始“稳重”和“世故”，脚跟切实地踩在地板上。以前虽是倾身奔跑，一不小心就会跌倒摔伤，那时是一步一回头。从生存角度看，是更好了，从长远看，是倒退了。我对身边发生的一切，都失去热情和兴趣，没有冲动，没有激情，仿佛这世界与自己毫不相干。

一天学校领导要我带领学生，到附近一个小岛上“春游”。途中需赤脚涉过一道海滩，孩子们是兴高采烈地把泥土视为玩具，一路嬉弄践踏，虽浑身泥水也不觉得狼狈。我却小心翼翼踮起脚跟，因为没有赤脚走路的习惯，心里已感到在受罪，后悔不该有这样的差事。到了小岛上，孩子们蜂拥着朝山顶奔去，越是崎岖的地方越是兴奋。我落在他们后面，不住地环顾四周，企图找一条平坦的路，此时考虑的乃是生命的安危，徒峭的石径已令我感到胆寒。孩子们却继续在雀跃前进，我不时地在后面提醒注意，要他们小心加小心。可见我已堕落成一种保守的力量，只会防止偏差，对孩子们的勇气和努力，丝毫没有激励和帮助。

到了山顶，海风把我吹得摇摇晃晃，手脚发颤，早已无心观赏大自然的风光。尽管大自然创造了形形式式的条件，在供给每一种生物的存在，而所有生物也以完善的结构适应于大自然，这世界上奇形怪状的生物，比人类所能创造的要高明得多。可此时我却熟视无睹，一面赶紧瞧瞧脚下的地面是否稳固，一面继续注视学生的安全。直到下了山，始终没有因为大自然的熏陶而蓬勃奋发起来，没有给自己带来对美好生活的憧憬，仅仅为平安完成一次任务，松了一口气。

想想过去的天真幼稚，可以有许多幻想，许多美好的梦，这都是光明和充满希望的。现在学乖了，不再轻举妄动，不再热情奔放。可以四平八稳，少犯过错。然而却在没落衰退，在腐朽至发臭。过去受书中人物的影响，一心要模仿追求，力图使自己成为一个完美的人。如今不再相信这一切，怀疑的心理随着痛苦和挫折而增长。“九·一三”　林彪事件以后，更加觉得世上没有绝对的真理，就象没有绝对的静止。曾经威吓一时，被称为“接班人”的大人物，忽然间变为“叛国贼”。过去稍有冒犯就是“反革命”，那时却人人都在口株笔伐。仿佛一切都变得飘忽不定，没有一个既定方向可循，有时觉得在前进，又不知道要走向何方；有时似乎看到方向，也不清楚要不要走过去。

现实中导师描绘的远景越来越渺茫，国家的发展，没有为这一目标努力创造条件。一股反动的势力不是来自下面，而是出自上层。一些人在逆转中灰心丧气成为明哲保身的伪君子，成为可怕的中庸。另一些人有的厌世希望短命，有的享乐希图长寿，都不愿去考虑社会的将来。也有的以世故自居，看见年青人的奋斗就在心里发笑，希望命运把年青人捉弄得如同他一般垂头丧气，以证明他的“老谋深算”。他不想想自己是多么保守和衰败，没有一点创新，却故意制造谎言来吹捧自己，用人造的声誉维持自己的威望，企图永远高于新生的一代。

这种老朽的力量到了暮年是全无斗志，又十足的自私，都在忙着预备自己的后事，写遗嘱安排继承人，做棺材看墓地。不是将未敬之业交给年青一代，而是幻想到地下能继续享“清福”。子孙的成长，将来的事业全无安排。社会上对他们的后事也注重在棺木的好坏，出殡仪式的冷热，遗产的多寡。子孙后代德行高低，前途明暗，却不归咎到死人身上。这社会明显是为着死人，不为活人；为着过去，不为将来。我又何必庸人自扰呢！

“回收”后的种种感觉，就跟换了一个人似的，我对人生的认识又处在十字路口了。

（2）　

1971年12月，上级发出通知，所有“试用”、“代课”教师凡符合条件的均可办理“转正”手续。这些人员是“文革”前积压下来，都有十几年的教龄。对我来说，这无疑是在生存中又得到一次鼓舞。

在评议会上，我象一件商品摆在众人面前，让大家一一验看，评头品足。好的是这次“转正”不受名额的限制，教师们都乐得说好话。不象后来又一次“民办”教师的“转正”，全公社五个名额，而符合条件的有二十七位。为了得到生活上的保障，彼此争得面红耳赤，大言不逊地摆自己的“功劳”“成绩”，与此同时又竭尽全力去揭露别人的错误隐私，只有把对方压倒，自己才能上去。此外还要请客送礼，拉关系走后门，争取同情票。每个人都在各尽其能地表演着，差一步就是你死我活的相拼，实在怪可怜的。

可是，我的“转正”却受到上面的阻挠。县宣教组的“军代表”，一位由士兵提拔起来的朱长官，说我在“清队”中受“审查”的问题还没有“结论”。既然没有“结论”，当初却又把我“下放”，如今办理“转正”倒认真起来要“结论”，甚至扬言要追查是谁把我“回收”进来。这话在当年并不奇怪，因为“文革”还在进行，迫害就不会停止。

我理直气壮地找“定案办”要“结论”去。他们却推得一干二净。不是原班人马，谁都可以说不知道，模棱两可，不愿明确表态，自找责任。然而当初“审查”一个人，把人莫名其妙“下放”时，是那么雷厉风行，干脆果断。这时却谨慎起来。眼看别人都已“转正”，评级定薪，唯独我还悬着，心里不免着急起来。

每个星期回家，我不得不往县革委会大门跑去，象一只失群的蚂蚁，看去似有急事在身，却是被恐惧驱赶着，毫无把握地瞎撞而已。那位朱长官十分不耐烦，坐在办公室里动也不动，连打个招呼，说声“请坐”都不肯。往往是我毫不客气地拉过一把椅子坐下，把要说的话掷出去，不管他愿意不愿意听。有时纠缠了好半天，他仍一言不发，勉强说出又是毫无考虑的余地，或象驱赶牲畜那样把我撵出来。有时虽也得到满口应承，得到一线希望，过后却毫无效应。

我只得又跑上级，找地区有关部门反映情况。他们倒是十分热情，认为应该给我办理“转正”。可县里的人说：“那就叫他们下个通知吧！”推来挡去，把我当皮球耍了。那些人总是找出一切借口来为自己推卸责任，也许在官场上他自身也有够多的烦恼要处理，切身的利益占去他全部的心思，难怪对别人会漫不经心的。后来县里一位领导“表态”：“照理说应该给你‘转正’，可是事情复杂呀！”一句“复杂”又把一切都推得干干净净，领导也可以心安理得去办别的糊涂事。而我只能永远被“复杂”起来，不得“转正”。

我十分感叹，自己没有一点财富可以触动别人的贪婪，又没有一个“后台”能为自己撑腰。一些人自然就不把我放在眼里，何况又不是他非做不可的事，甚至连考虑一下也未曾有过。“为人民服务”只是一句空话，为着他自身的利益，恐怕还不惜牺牲别人的。这种人一点也不象是共[chan*]党的干部。每当跟他周旋了一阵之后，我总觉得自己更矮小，失望得更快。就象在给一位垂死的病人，无可奈何地做一点抢救的努力，根本看不到有好转的希望。鲁迅先生说，死于无望是可悲的。我想活着而无望比死还痛苦，有时就决意不再去向他们乞讨求好，宁愿默默忍受困苦，还可以在精神上稍胜一筹。

我只是哀叹，一位教师教了十几年书，他的学生已有不少人也当起教师，可他自己还不能是一位“正式”的教师。好的是学生没有瞧不起我。就在我为此事东奔西走的时候，一位过去在崖崎小学读书的学生，特地老远跑到家里来找我。他刚从部队复员，据说已来了三趟才见到我。我感到一点宽慰，难得这世上还有人惦记着，看得起我。他已是成人，第一次跟一位长大了的学生谈话，觉得师生感情依然存在。虽然我的处境十分狼狈，他却照样在尊敬和爱戴，视我为他的一位难得的启蒙老师。其实那时已经不是我去指导他，而该是他来给我指点和帮助了。但看得出，他仍对我抱着“个人迷信”。

后来又有一位学生，夫妻俩来家里找了好几次，说是“历尽千辛万苦”才找到我，并送来一堆礼物，说我在他上学困难的时候，曾送米票给他，为此一定要报答我。可是我早已忘光了，他们的名字还依稀有印象，模样是一点也想不起来。也许我过去确实做过一些对学生有益的事，我自己是完全不记得。他们那样地敬重，我倒要后悔当初做得太少。可想着眼下不应有的待遇，我又觉得已经做得够多了。

社会就这样地不公平，因为受过“审查”就不得“转正”，这是怎么一回事呀！据有关人员透露，早在1962年组织上已对我与海外通信集邮的问题作出如下结论：“经公安机关侦查，纯属集邮活动，没有政治目的、企图和活动，其团籍和就业问题应给予解决，此案不必复查。”可是“清队”中一些人总想从石头里榨出油来，不惜采用一切手段逼迫我，引诱我写出假口供，然后据此要定我的罪。后来出自某些人卑鄙的目的，竟然将1962年的“结论”抽掉，将我写的“翻案声明”毁掉，企图造成一条“悬案”来掩盖当初的“错案”。那时又没有人愿意替我来解开这条“悬案”，就这样将我“挂”着，就这样不得“转正”，就这样只能领取菲薄的薪水。我着实感到愤愤不平。

（3）

“转正”一事毫无结果，1973年家庭在农村“插队落户”又遇到麻烦。乡下的干部、群众对居民“上山下乡”越来越不满，认为这些人到农村占用了他们的口粮，而政府答应减少统购的诺言又没有兑现，于是不敢对政府讨说法，却迁怒到“上山下乡”居民身上，对他们百般挑剔，制造事端，追讨住房，有意歧视，不给口粮。许多“插队落户”的居民受不了种种刁难，无法在农村生活下去，只好“倒流”回到城里来。

这种情况各地相互效仿蔓延，我们的遭遇也不例外。房东开始索要房子，而且态度十分蛮横粗暴，声称限期不搬，就要拆除门窗。我找他们评理，他们觉得可笑；讲政策，他们说我是“书呆子”。美娟一人应付不了，只好也搬回到城里居住。

这一来成了“黑人黑户”，要吃“黑市粮”。以我每月二十几块薪金怎么维持一家四口的生活？往后的日子又不堪设想。粮食吃完了，只好变卖东西。东西卖光了，又怎么办？只好饿着。怎么饿法？我设想可以少吃少喝，静静躺在床上练“气功”，听肚子咕咕叫，只要一阵难受过去，夜色也降临了。一到睡着，什么都好办。第二天再吃一点安慰它，如是反复，大约可度过一段时间。可两个孩子难办，他们没有这“练肚”的功夫和能耐，饿了非哭闹不可，这时大人的“练肚”功也做不下去了，一切思想还得集中到吃饭上。

起初，美娟每天只得从城里的家，走十几里路到乡下去照样出工，希望还能分到口粮。可是麦子入仓了，稻子收割了，仍是一粒粮食也不分给我们。美娟只好死了这条心，开始在城里找活干。刺绣、裁缝、雕刻、泥匠小工，只要哪儿有活就去干。甚至一度替人挑粪尿，一天五角钱。有一次体力不支跌倒在地，溅了一身臭。她爬起来，回家洗一洗，换件衣服，照样又去挑。邻居好友十分同情，但同情不能当饭吃。后来她又到大街上摆小摊，贩卖零食。

我这时成了“堂堂教师”，不大愿意她再出去“抛头露脸”，有碍“声誉”。可是除此外，别无法子可想。她原是一位聪明漂亮的妻子，生活把她折磨得有点衰老。她把全盘的思想都倾注在求生上，倒是我不时阻拦着，妨碍她这种欲望的尽情发挥。我甚至怪她埋头于求生而忘了生存的另一含义：要活得精彩，活得有尊严。可是我的见解是错的，一个人挣扎在生存的死亡线上，哪里还顾得上“精彩”、“尊严”？她为生存勇挑重担的精神值得我学习。她不愧是我生活中亲密的朋友和患难与共的伴侣。

我的两个孩子生不逢时，但他们却能相依为命，度过那段苦难的童年。早在乡下，姐弟俩没有保姆，没有玩具，留在家里只有孤单和哭泣。小儿还不会走路，只好关在房里，任其哭闹，直到声嘶力竭，感到无望为止。小女跟随邻居的孩子上山捡树叶，或去田里拾麦穗，度过“愉快的一天”　。有时在家里她见弟弟饿了，也会动手把锅里的饭温热，喂上弟弟几口，见到母鸡不停地跳进鸡窝里，蹲一会又跳出来“咯咯”地叫，她便迅速逮住，用小手往后一摸，果然有蛋，然后把母鸡放进鸡窝里拿盖子掩上。当妈妈收工回来，母鸡已下蛋了，小女会高兴地把过程告诉妈妈，好象这蛋是她亲手造出来似的。“穷人的孩子早当家”　，大概就是这个道理吧！

有一次小女的两位姨母到乡下来，只有小女一人在门外喂鸡。小女看见姨母来了，就赶紧跑去田里叫妈妈，那地方有两里多路，她还是找到妈妈，站在田埂上大声喊：“妈妈过来，我有话告诉你！”　等妈妈走近了，才小声说：“姨母来看望我们了！”　象是什么秘密的事。　美娟因农活一时脱不开，就把房里的钥匙交给她。社员们看她还不满四岁，都夸她有胆量，是个小“机灵鬼”。当她沿着弯弯曲曲的山间小路回到住处，两位姨母也心疼地抱起她，亲了又亲。

知道了这些，我心里感到极大的安慰，小女将不是在温室里长大的，“野外的空气”会使她成长得更聪明更有能力。而每次我从学校回来，她都会跑过来说：“爸爸！妈妈说我现在乖了，你什么时候带我去学校？”　有时又关心地问着：“爸爸你现在关节还疼吗？你不要再打针了。”　可那时小女瘦了，每顿饭吃得很少，让我们不时为她担忧。

小冬萌却胖了，每次吃饱了就在床上爬来爬去玩弄他的“宝贝”，那些小“宝贝”是些捡来的木块、线圈、纸盒子等，他却拿它们排出种种“图案”，津津有味地玩上个把钟头。有时他会突然站立起来挥动小手，“咦咦”地叫着，向大人夸耀他的本领，象是一位出色的杂技演员，可惜“功夫”不深，不多一会就跌倒，引得大家一场大笑。

我虽然觉得艰难的环境，也许可以养成孩子独立生活的能力。但是哪一个做父母的，不希望看到自己的孩子过着幸福愉快的生活？逢年过节我便用自行车，一前一后载着姐弟俩回到城里，让他们熟悉自己的老家和这里的亲人，这是“根”的所在，谁愿意背井离乡寄人篱下？一路上姐弟俩都是兴高彩烈，欢天喜地。小女边欣赏大自然的风光，边哼着自己编的曲子，那歌曲虽无章理，却十分悦耳动听，让父母听着心里快活。要是孩子想学大人的腔调就不好，学得不象还有点可笑，学得太象又失去天真。小女是在大自然感召下，从她的“灵感”里涌出歌声来，怎能不令人陶醉。小儿不会唱，却不眨眼地望着陌生的世界，象一位小画家，正在构思一部伟大的作品。

大约天下做父母的总对自己的孩子有点偏爱，无论自己的孩子怎样蠢笨，都能从他们身上发现可喜的变化，觉得他们一点小小的进步都是惊人的成绩。正如再糟糕的孩子照片，也可以让父母找到可爱的痕迹一样。看着他们，我心中的不平和烦恼，往往也随之烟消云散，感到世界本该是美好的。

（4）

“倒流”城里后，两个孩子更可怜了。一天下午六点多钟我从学校回来，看到他们还在外面奔跑，小女光着上身，小儿流着鼻涕。姐弟俩见到我象看到救星一般欢呼雀跃，边喊“爸爸”边冲过来。我知道美娟又出去摆摊子，留下两个孩子成了流浪儿。我又是心疼又是难过，然而我还不能马上抱起他们，我得赶去问问黄组长，“转正”一事怎样了，还有“上山下乡”“回收”的事也要去打听打听。我放下自行车，顾不得孩子早已盼望的心情，立即又跑出去。可得到的仍是失望的信息。垂头丧气回到家里，两个孩子却不见了，又到外面去等他们的妈妈回来。我呼喊着，小女在公路边应答，小儿吧哒吧哒跑来了。我心头一酸，眼泪差点掉下来，两个孩子跟我们一样在受罪呀！

进到屋里，我赶紧动手做饭，姐弟俩乖乖地在一旁等着，只有小儿细声说：“爸爸，我肚子饿。”偏偏柴草不干，烧着了又熄了，冒出股股浓烟，急得我满头大汗。幸亏这时美娟回来，放下担子就过来帮我烧火。两个孩子却伏在椅子上睡着了，只得把他们抱到床上去，可刚一放下又都醒过来。好容易煮好饭，已是晚上九点多，这时祖母过来“告状”：“早上那小的爬到楼台的栏杆上，太危险了。”美娟一听就骂小女没照管好弟弟。小女委屈地哭了。我心里很难过，应该怪我们没能照顾好他们。美娟不理解我的心情，埋怨我纵容了孩子。

我知道这些日子美娟够苦的，一大早得起来做饭，然后到集市上买生花生，回来得赶紧煮熟再挑到街上去卖。晚上要料理家务，给孩子洗澡，换洗衣服。我看她瘦了许多，不禁又叫她别去排摊子。她十分生气：“我又不是喜欢这样，一个人实在忙不过来。可不这样又怎么办？一斤黑市米四角多钱，你每月的薪金光买三个人的口粮还不够呢！”是呀！不这样又能怎么办呢？生存！生存！这是地球上所有生物的权利　，何况人类！

逢上星期天，我就在家里尽量多做些事，支援美娟“做生意”。替她煮花生，再让小女送到街上去。有时小女提不动，我就亲自去送，小儿哭着要跟上，三人只好结伴向大街走去。这时我仿佛觉得人们在用奇异的眼神看着我们，我便不屈地昂起头来，在苦涩中显露高傲，正视这真正的人生。

小儿也会为这种贫困感到“自豪”。那时他不得不穿着姐姐退下来的旧衣裳，邻居小朋友便笑话他，可他却理直气壮地对他们说：“这件衣服只有我才有，可惜你们还没有呢！”他一点不为自己“男扮女装”感到难为情。这种“自豪”恐怕也只有穷苦人家的孩子才会有吧！

小儿喜欢听大人讲故事，然后会把听到的故事，张冠李戴，牛头不对马嘴地凑在一块，加上自己的想象发挥，绘声绘色，熬有介事地再讲给别人听，时不时还配上剧烈的动作，让听讲的人笑得“肠子打结”，他仍一点不慌，继续神乎其神说得天花乱坠。只有她姐姐不相信，说弟弟眼睛一眨，瞎话就编出来，不时揭穿他的故事。可他毫不在意，照样编着讲着，让大家久久还记得他那天真又可爱的模样。

来到街上。美娟正寂寞地蹲在街旁叫卖，看见我们，象是得到极大的鼓舞，我想她心里一定感到一种说不出的幸福。患难中最需要相互间的支持。一家人同时站在大街上叫卖，恐怕也是一种难得的快乐。此时我想每个人都可以在生活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乐园，不要把那些生活穷困，灾难深重的人看得过于悲怆，就连在路边行乞的人，也并非没有幸福的时光。

美娟告诉我，前几天小儿竟独自一人跑到大街上。当他找到妈妈时，又蹦又跳，嘴里不停地欢呼他的胜利，这是他来到这世界上，第一次独自走出家门去找妈妈，他能不高兴吗？可我们都吓得要命，多危险呀！小儿毕竟还不满三岁。平日里只要我和美娟拿上手提包，帽子，或穿上外衣，鞋子，他料到我们要上街，便闹着非要我们带他出去，有时只得瞒着，可他好象时刻都在注意我们的一举一动，稍有象征，便紧紧跟随，使我们无法脱身。这一次他竟然独自行动了。

到了星期一，我必须回学校上课。美娟照样一大早就出去，照看小儿的任务只得落在小女身上。她总是懂事地点着头，小声“嗯”一声表示同意，可语调嘶哑，眼角边似乎还噙着泪花。有时小儿哭了，我只好等他不注意时悄悄溜出去。而小女却叫起来，声音有点凄厉，尽管她答应过，可看到爸爸离开，妈妈又不在，她能不感到孤单害怕吗？她才刚刚五岁。结果小儿也哭了，此时我怎能忍心走开，只得回来哄骗他们。最后实在没办法，也只好由他们去哭了。

我想只要不出危险不生病，苦是一种锻炼，对孩子的将来有益。我不为此感到悲伤，看到别人的孩子穿着漂亮的衣裳在嬉笑，我一点不羡慕，只有无所忧虑的人才会满足这种幸福。我认为人的一生，不在童年的遭遇，童年是短暂的，孩子也是无所烦恼的，决定的是成年之后，走进社会面对是一条怎样的人生之路。我关心的是孩子们的翅膀长得硬不硬，能不能高飞翱翔，冲破云层去异国他乡闯荡觅食，倘若只知道在原地打转，再肥胖也只是一只庸鸟。

后来孩子们习惯了，知道爸爸要去上班，赚钱买米，也就不再哭闹了。这时小儿还会跑过来，跟我挥手再见。一旦他不来送行，我得主动去找他“再见”，觉得不这样心里有点不踏实，一挥手一再见，上路就心安多了。

有一次他突然吵着要我带他去学校，说是姐姐去了好几次，他还一次也没去过。他见我在收拾行装，也把他的衣服装在一个小提包里。那天晚上他特别警惕，天不亮就醒来，见我还躺在床上才又睡过去。最后一次小儿醒来，见我已不在床上，一骨碌爬起来，一声没吭，抓起他的“行李”就奔下楼来。这次怎么哄骗都不行了，美娟后来说让他去见见“世面”吧！我只好带上他。这下他可乐坏了，在“广阔天地”里，又蹦又跳。

到了学校，老师们见他天真活泼的样子，都喜欢逗他玩。有一位故意对他说：“你叫我一声爷爷，我肚子会疼的。”小儿果真叫了，那位老师捂着肚子“唉哟唉哟”叫着，一副痛苦的模样。小儿乐了，叫得越起劲，老师也乐了，觉得他真可爱。可是后来其他人也这样逗他。小儿照样叫着。有人就认为这孩子“傻”，还好心劝导他不要“上当受骗”。

我不以为然，也不愿去“开导”或阻止他。我知道有些人特别看重一个人精神上的“尊严”，常教育自己的孩子不要在称谓上受别人的侮辱，以为这是人格所在。他们自豪自己的孩子绝不上这个当，骂人技巧也很高明。他们认为巧言善辩是孩子最大的“聪明”。我对孩子的关心不在这里，我相信这不是他的“傻”，是不理解，以后自然会明白。我更关心的是孩子道德品质的成长和智慧能力的培养。我不因为这样生孩子的气。其实这正暴露了“大人”开玩笑的庸俗。他们再也找不到别的方法来跟孩子逗趣。

我因此想到广大农村多少有天才的孩子，因为长辈不善教育而得不到培养，最终让他们的天才自行熄灭。社会还没有一种发现“天才”和培养“天才”的义务，何况连“天才”二字都不能讲，又何况拿孩子当玩具来取乐。我希望自己的孩子将来不要象这些大人们。

（5）

居民“上山下乡”政策的失败，造成许多“黑”人“黑”户在城里到处游荡。这些人络驿不绝地扣打当年负责“上山下乡”事务的“四个面向办公室”　的大门，愤怒围追县革委会要人，要求把户籍迁回城里，给予办理购粮证，重新当个居民户。但是那些当官的，办事的，根本不予理会，也许他们也做不了主。拿人民的利益为自己请功有人干，一到谈“回收”，是纠正工作过错，等于打自己的嘴巴，就谁也不愿做了。

有一天我到“四向办”去，也想反映一下自己的困难情况。一位年轻干部摆出一付官架子，对人不屑一顾。我站在一旁也冷冷地看他怎样对愁眉苦脸的群众高声斥责，无理拒绝。所用措词当然堂皇：“上山下乡是毛主[xi]的指示，是消灭三大差别的重要措施，是伟大的战略部署……”对别人可以满口革命，高调猛唱。被生活迫得走投无路的居民，只能低声下气苦苦哀求。他们怎么敢说这不是“毛主[xi]的指示”，不是“伟大的战略部署”？他们象一群被人欺侮惯了的乞丐，还在等待恩赐。我觉得自己也是一副狼狈相，在那位年青人眼里同样是“下等人”，对待“下等人”的态度就是傲慢。我知道没有什么道理可讲，这不仅仅是个权欲熏心的小官僚，支撑他的是当时整个的现实。

人们说干部办事看“关系”，看“后台”。为了被“回收”，我也随着大家做种种拉“关系”的努力，走访所有亲友熟人，希望找到一位通向“四向办”主任的人，借他的“关系”来解决问题。我还不得不跟“四向办”那些人敷衍着，见面赶快热情打招呼。回应往往是冷淡和轻蔑的。但我并不要他们的热情，我深知自己对他们的招呼全是出于个人目的，而非对他们的尊敬。权力在那些人手里，为了被“回收”，不得不这样，即使一百次冷遇，也还要做下去。尽管这显得有点下贱，但绝不是他的高贵，而是我为生存权利拼搏的决心。对方的傲慢淫威只能叫我更加瞧不起他，丝毫未能使我感到一丝害怕。

生活迫得我要到处奔走，每个星期天，整个假期都在东听西探，希望上级有“新的指示”，希望出个“清官”来为民伸冤。有时得到一鳞半爪“好消息”，大家奔走相告，彼此欣喜一番。可是随着希望破灭，得来的是更加深沉的忧虑。

一些迷信的人，只好把希望寄托在神明身上，期待有朝一日会出现奇迹。他们上山求神拜佛，抽签卜卦，恳求上苍解脱苦难的人们。有人夜里梦见桌上有一粒梨，便说是神仙在喻示大家，“桌梨”——“倒来”，闽南话的意思就是“回来”，于是冥冥中得到一丝安慰和希望。这样的事会迅速传开，连美娟也听信了一些谣传。我虽觉得纯属迷信，有许多可笑的地方，但我不愿予以驳明，宁愿让她信其有，时时充满希望，保佑眼下并非出自神明恩赐的安宁，不愿她的精神遭到折磨。生活原本如此，许多时候当我的能力无法改变困境，当我感到危险就在眼前，也曾经在心里默默地祷告，祈求上帝的拯救，那是谁也不知道，连美娟也不晓得我在恳求上帝的帮助。往往许多时候总能平安无事，度过难关。虽然我不祷告也会这样，我还是情愿在精神上愚弄我自己，甚至依赖它忍受着生活中的种种不公。

精神上的充实和自信，我会看得比物质上的拥有和满足还重要。在那样困苦的年月里，我仍不忘享受一点娱乐生活。除了经常带孩子去附近解放军的“团部”、“机场”看公映的免费电影。那时影院正在上演一部朝鲜故事片《卖花姑娘》。也许是当年大家看“样板戏”看腻了，都想换换口味，听说电影院火爆的场面令人难于置信，有个地方公开放映这部影片，拥挤的场面，竟然导致踩死人。都说故事感人至深，主人公悲惨可怜，“整个影院都在哭”。于是我带领全家也去看，这一看几乎花掉美娟一天劳动得来的辛苦钱，我还是不心疼。

可是电影却让我失望。我不认为值得去为那位姑娘伤心落泪，我自己的境遇就够苦的，从未想到应该痛哭流泪，还去同情别人干什么？也许温饱的人掉几滴眼泪，表明自己有所谓“阶级感情”，其实顶多是有同情心而已。我却认为是意志薄弱的表现。真正的无产者不一定要流泪，真正的人生也无须那样悲哀。从发展的意义说，不应停留在憎恨过去，而更应该着眼于创造未来。一个人在困境中最需要的还是力量，是精神上的鼓舞，而不仅仅是“同情”。

“精神”上的享受，可以靠幻想来获得，但不能填饱肚子。“物质”才是最实在的东西。1974年除夕，当安逸的人们停止工作，在自家门前杀鸡宰鸭，热气腾腾准备迎接新春到来的时候。我还在路上孤独寂寞地迎着北风，为“上山下乡”“回收”和工作“转正”而奔走。家里是冷冷清清，乡下已经一点食物也不肯配给。城里没有“居民证”，买不到任何食物，一切都是凭票证供应的，黑市上“高价”的食品又买不起。美娟十分过意不去，总不能让孩子去看别人家热闹，在大年初一还吃地瓜粥。

是呀！一年一度的春节，自古以来就是人们欢庆过去，期待未来的一个美好的节日，可那时我真的害怕过这样的佳节。国家没有好景象，民间哪有欢乐声。相比之下，自己会显得更猥琐。我也不认为过年过节一定要吃一顿好饭，然而不这样就在世俗面前显得不景气。再穷也要在过年时摆一点门面，预示来年有好年景。我想，本来就没有好年头，何必去强装。至于新的一年，当然也希望着，希望只存在于我的努力。

我决计先去做一次“为了吃”的努力，找到一位学生家长，他是食品公司的经理，有权批“条子”买二斤“平价”肉。去了两趟才找着，不料他却打起官腔：“今天不批条子！”我明白是不愿意的托词，二话没说就往回走，一点不感到沮丧，也不以为受到挫折。这种“走后门”的事不是我的心愿，更不是我的特长，只因为事前他答应得十分明朗，我才有勇气找上门，不想他竟打起官腔，真是官有二口。

我深知自己没有一样东西可以拿到社会上去交换，需要的时候只能低声下气向别人乞讨方便，希望自然渺茫，况且内心早已不满自己这种违背意愿的行为，却无可奈何，在别人的社交词令和圆滑手腕中感到不好受。而一旦别人帮了忙，还得赶紧表示感谢，付出一定犒劳。要是他以后不时在我面前提起他的“功德”，说是靠他的情面才能得到，我心里更要惴惴不安，不知这人情债何时能还清。如此也好，我可以一身轻松，不用“负债”　了。

回到家，邻居房里正在喝酒行令，一片欢笑之声，还大言不逊夸赞自己的“好能耐”：“水产、食品、供销，这些部门我通通走得到，要什么有什么。一元钱可以当两元用，别人是两元才有一元用……”，“人家买东西要张着嘴在那里排队等半天，我这里有人会亲自送过来。”这的确是真实的表白，一点也不夸张。小人得势，便讥笑正直的人是傻瓜。这家的人在商业部门工作，手里握有别人需要的物资，以物换物，可以通行无阻高人一等。这也不奇怪，有的人利用手中的职权为他人打开方便之门，物资、招工，只要他的一张条子，样样行得通。于是受恩者的报答源源而来，手表、收录机、布匹、金条、直至女人的身躯都奉献给这位时代的权势者。社会主义国度内，仍然有这样明显的两个天下，你能奈何？

想起旧社会曾经是地主、资本家在炫耀一切，穷人怒视着，无能为力，因为支撑那些人的是人剥削人的社会。如今剥削人的社会早已被推翻，经济上的公开榨取似乎看不见，但是“特权”的扩大，使一些人有了权利，就可以在物质上得到优先。他们利用手中权柄为自己谋取私利，借国家集体提供的便利巧取豪夺，损公肥私。没有特权的人不满着，一样无能为力，因为支撑那些人的乃是这个还拥有特权的国家机器。

过去人们崇尚道德品质，对德高望重的人投去尊敬的眼光，对不劳而获的渣滓表示卑夷。反映人们有善美恶丑的的道德感情。那时到处是一副势利的嘴脸，一些人不是根据做人的标准来行事，而是看对方的地位和身份来决定自己的态度。对有“权”有“后台”的人谦恭可鞠，笑脸相迎，对普通百姓立即“变脸”，傲慢起来。一些人在官场上滚着爬着，有特权的使用手中的权柄，大特权暗地里使着，小特权沾沾自喜地用着，没有特权的羡慕着、不满着。社会就这样被分为不同的等级。

还有一种人，口上虽然极端反对特权，反对“走后门”。嫉妒那些善于“走后门”的钻营者，心里却无时不想“走后门”营私，一有机会就自己也从“后门”跳进去，以获得私利而满足。更有甚者，尾随当官的，拾取他们的余啖，借当官的权势去榨取别人的钱财，做权势的衙人。为此他会到处拉关系结党营私，靠拢有地位的当权者。当他看准一个能使他得利的人，就不顾一切为对方服务跑腿，奔走于官场和百姓之间，替当权者捞取利益，也为自己吸点外快。这种人往往在众人面前会摆出一副有“能量”有“后台”的架势，象江湖骗子，到处吹捧自己的“本领”，还大讲“义气”，装扮自己。老实人在走投无路时往往买了他的“膏药”，把他当成“救星”，结果吃了大亏。在我为“转正”，“回收”奔走的日子里，就碰到过这种人，并受过他的骗，这是个随着特权的出现，应运而生的附属品。

生活中的困难、挫折，人人都可能遇到，有时它可以使一个人变得成熟，从此振作起来改变自己的命运，成为走向成功的动力。相反，如果因此仇恨一切，决心向整个社会挑战，就可能走向犯罪。我庆幸自己在困境中始终向着美好的世界靠拢，没有被邪恶的念头所诱惑。但我也不是一只驯服的山羊，只会在圈里伸长脖子，死死等待主人的恩赐，以为自己一整天没有走出圈门，该会得到奖赏。我更多的时侯，是依靠自身的努力，在为自己的生存权利而斗争，并锲而不舍，也许有许多努力是空费时间和精力，是无用的，但也可以从中培养了我的意志和能力，于将来又是有用的，“功不唐捐”　，我一点也不后悔，这就是我的拼搏人生。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