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1974年2月，终于有了好消息，上面传来新的指示，开始要“回收”“上山下乡”的居民，但第一批的对象是“多子女困难户”。我却因为提早实行“计划生育”，只有两个子女而被排除在外。我十分感慨，又走在前头，不但不受到表扬，还因为少生一个而得不到“回收”。一直熬到五月份，才轮到我们。那时许多人欢欣鼓舞，“弹冠相庆”，说了不少感天谢地的话。我不觉得怎么样，无非在饥饿中尝到一次有饭吃的快乐，过一段时间，人们就会回头去咒骂那灾难般的日子，发现他们所失去的已经无法再挽回了。

六月份，我的工作“转正”也获得解决。又是一次“双喜临门”。亲友同事又都在为我高兴，说我“出运”了，从此会好起来。但愿如此吧！我自己是不这样看的。“转正”不是额外获利，也不是别人的恩赐，倒是由于不当的阻挠，给我增添了不少麻烦，整整拖了两年半的时间，精神上受到无数折磨，经济上也吃亏不少，最后定级还是比同类教师矮一截。问其原由，回答是我曾被“审查”过，又被“下放”过。言下之意，我是属于“回收再利用”，身价自然要低，不能与“正宗原配”相比。真是岂有此理！这本是他们的过错，却还要我“买单”。但是大家都说能“转正”就好。总之，今天比昨天强了就该满足，不管以前损失多少，也不管这当中是怎样的不公平，都该一笔勾销。那就勾销吧！苦泪辛酸都让时光给带走了，我的确感到经过长途跋涉，才到达生命旅途中的一个避风港，该歇息一下，实在是太累了。

那年暑假，我不再天天往外跑，没有烦恼的事在心里挂着，也不因为不顺心而无故糟踏自己的身体，有更多的时间呆在家里看书写字。我争到一个安定而有保障的生活，应该知足了。我甚至还有闲情逸致去花坛摆弄花木。在小小的院子里我养了二十几种花草，那些花卉并不名贵，但看着它们栽活，抽芽，伸枝，开花，心里真有一种说不出的愉悦。几乎每天都有变化，有“新生事物”出现。有时是叶腋间钻出一个小芽来，有时是枝头伸出嫩绿的叶片，也有的花株正含苞欲放，有的跑得快绽出艳丽的花朵，散出一股芳香。每当此时，我便感到赏心悦目，绪事如意，生命重新得到鼓舞。

对一种爱好，我会投入全部热情，很快也就被旁人看出。叔婶和邻居看到我在筛土堆肥，买盆讨花，挑水浇灌，忙得不亦乐乎，几乎都摇着头，认定我是个“不务正业的花花公子”，“没有吸取教训”，跟过去的集邮一样，不是正经活儿。我知道他们在背后议论担忧，因为集邮已使我身败名裂，前途丧失，焉知养花不会如此？在当年这些都是带有十足的“小资产阶级”气味，属于“缺乏无产阶级斗志”的人干的。我淡然一笑，自行有数，我已从中得到益处，他们并不知道。

我不外想利用这小小的花坛，调济以往过于紧张的神经，同时也用来消耗无聊的时光，和过于旺盛的精力，以及我总要盈溢出来的热情，我并没有忘掉生活中最主要的。我更多是在享受花草成长的过程，而不在乎结果。其实这一切假定是一位有地位的人在忙碌，他们一定投去羡慕和赞许的眼光，还要对他说几句恭维话。而我是个因好得祸，刚被“回收”、“转正”的人，那些花草也就随着主人显得不起色。世间凡是与众不同就难免要遭到责难，在中庸和世故者眼里，极好与极差都因为是少数，是异端，注定要得到“多数人”的讥笑和打击。其实一个普通人的爱好，同名人的所谓兴趣追求，不会有太大的差别，虽是条件不同，效果也不一样，但能享受到的愉悦是一样的。快乐应该说无处不在，对所有人都是公平的，就看你想不想拥有它。

我不会“好了伤疤忘了伤”。居安思危，别让得意的神情撕开忧虑的脸庞。我知道，有人还在背后谈论我的过去，有幸灾乐祸的，有作为奇闻逸事流传的，都是贬低和岐视的成分居多，只有个别是钦佩赞叹的。也有好心人不敢轻意在我面前提到我的遭遇，担心让我难堪。

往事的确不堪回首，尤其那段戴着眼镜，脸黄肌瘦，蹲在公路旁叫卖茶水的情景，怪可怜，够狼狈，我自己都不大愿意去想它。但我从来不怕别人知道，这是我一生中最难得的一段经历，它给我的印象特别深，特别丰富。它是那样痛苦，那样残酷。归根结蒂又使我坚强许多，使我领受到生活的各个方面，体会到濒临绝路的人最迫切的需求。它象是战斗中遗留下的疤痕，增添了几分光彩。

我会十分自豪地回味在度过难关时的自信和毅力，象一位船长回头去看船后的暗礁和恶浪一般，勇气倍增了，而不是削弱了。也许在克服困难方面，我确有超越一般人的力量。经过这场苦难的洗劫，在生活面前，我没有变得谨小慎微，圆滑势利，而是更加大无畏。

我也清楚地看到，在通往自己理想的路上，我仅仅是回到八年前的起点。那几年本该是我生命中最辉煌，最具创造性的时期，却全都廉价地消耗在对社会，对人民毫无益处的瞎忙中。我的健康也受到严重摧残，可谓元气大损，力不从心，干不了大事。但对待人生，我从不轻言失败，因为这一切都不是我的错。

从长远意义看，我不会去诅咒过去。人们总是有理智，朝着“向前看”，大多数人不愿纠缠往事。要不，任何一种“落实政策”或“平反昭雪”，都无法弥补人们失去的青春年华，无法愈合心灵的创伤。但愿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政府，对人民也能抱此态度，还给生活本该有的颜色。

（2）

1974年对我来说，确实是个好年头。这一年不光工作“转正”，“上山下乡”“回收”，一一得到解决，美娟也经由一位亲戚的介绍，到离家四十多华里的一间乡下小学当民办教师，每月工资十六元。为此不得不把未满四岁的小儿寄养到岳母家，把小女留在城里交给母亲看管。一家四口分成四处，也够为难的。然而好歹有了一份工作，能得到就是一件十分荣幸的事，更重要的还在于，美娟从此有了一个施展才能的机会，总该高兴高兴！我因此还设宴招待了帮忙的“有功人员”。

大概我果真“出运”了，喜事竟然一宗接着一宗。八月份，县教育局又通知我，下学期到泉州地区“中教班”去接受英语培训。

我原是一名小学教员，恢复工作不久，正当随着国家外交战线上的节节胜利，中学里头也纷纷准备要开设英语课。这之前中学扩容，已有不少小学教师被“提拔”到中学任教，其中数理化、文史地都有人可以胜任，唯独英语少有人能承担，过去被冷落的外语教师，一时象宝贝似地被人到处寻觅着。可是为数不多，“文革”前开设的是俄语课，虽说俄语教师也能教英语，但有的早已改弦易辙，教起别的学科，不愿再回归本专业，有的对英语恐怕也不是太孰悉。不知当时学校领导从哪里得知我曾经自学过英语，能阅读外语刊物，或者竟以为我既然被打成“里通外国”分子，必然懂得英语，故特意要请我去任教。我一时犹豫不决，虽说学过一点，却没有过关，搁了十几年又几乎忘光了。但是一种继续学习的劲头，促使我应承下来。后来边教边学也支撑了两年，内心上还是觉得自己不配教中学英语。

这次县教育局居然要我脱产去学习，虽说是一次业务上的进修，但“政治意义”显然更大。同事们都以羡慕的眼光看着，认为这意味着一次正式的“提拔”，由“小教”晋升为“中教”，一些人是要眼红的。我也感到自己正当福星高照，红运未衰。

9月8日，带着满脸红光我来到地区“中学教师培训班”，再次当起学生，生活中充满了许多乐趣。每天夹着书本轻轻松松地走进教室，除掉自己的用功，无需替别人负有责任。课堂上老先生的提问够人紧张，但这种紧张是自己早就熟悉的。而且摔掉工作担子，不再“点燃腊烛”，而是“添加原料”，还感到有点“天天向上”。另一方面，角色的转换，也让自己有机会可以体会到过去教学中的一些不足。比如课堂上老师的过分严厉，会造成一种不必要的紧张，因此束缚了学生的思维。为了应付老师的提问，学生不得不放弃自由发挥独立思考的机会。

“培训班”的学员，来自地区几个县市的现任中学教师，其中有不少学员比这里的教员还年长。“中教班”的领导就不大管理我们，我们便是独立的自己，可以按各自的兴趣爱好去行事。大家又都在相互尊重，彼此保持一定的距离，过着一种彬彬有礼的绅士生活。

我大概更适于生存在这样的环境里，再不感到孤单和自卑，课余时间常跟大家一起谈笑，跟女学员逗趣，找教员讨论问题，到学校领导家里做客，显得萧洒豁达，不亢不卑。因为这里没有要做人主的人，个人的才能可以得到大胆表现，加上自身又感到一股兴旺的气息，不再有烦恼的时候，心平气和，时光也显得艳丽无比，日子就过得舒心愉快。

在“中教班”学习期间，有一位出远门的朋友，特地赶到学校来找我，希望能陪他去泉州开元寺走走。大概开元寺作为闽南有名的古迹，一向是这里离乡背井的游子，思恋故土的所在。我刚好也想去看看，不够是怀着不同的情感去的。

久违的愿望一旦实现，有时带来的不是满足，而恰恰是失望。朋友涵养有素，不露声色。但从他的沉默中，我已知道他的感受。那时的开元寺既不是往日香火缭绕，诵经不绝，信徒进进出出的佛教场所。也不是熙熙嚷嚷、游客成群的古迹胜地。眼前是一片萧条寂静，大堂上赫然贴着封条，一尊尊佛像仍在“关禁闭”，正如开元寺曾历经改朝换代，兵荒马乱带来的灾难一样，大小佛像也如芸芸众生总有劫数厄运。再看四周，花草还没有长盛，不见有管理的痕迹，草地上到处散落着从各地收集来的，带有“古”标志的石块。寥寥几位来往的行人，象在参观一座遭遇火灾的院落。只在进门处看见有两位信徒正在焚香跪拜，大约在安慰神明不必伤心发愁，要看到来日方长。转了一　圈，我们除了惋惜，再无别的兴趣。

几年前这里曾辟为商场，名曰“古为今用”。这时商店已经搬走，为开店铺搭盖起来的场地也在拆除，开始要从“文革”“破四旧”的废墟中去“复古”。“保护文物”是解放初就提出来，并树了碑，刻上国务院的通令。想不到“文革”一来，需要“破四旧”，正好“有的放矢”，可以显示一下“革命的威力”。待到过后，有人出来说话，又要“复古”了。听说上面已拨出一笔可观的钱，用来整修寺庙，用新的装饰使旧物复活。正门屋顶上两只斗珠的蟠龙已经雕塑完成，完全是二十世纪的产物，唯龙的形象，还能显示“古”的味道和风采而已。

记得小时候跟朋友玩“砖头房子”，大家四处搜寻来破旧的砖块，你一块，我一块，叠了起来，里头还可以生火放烟，围着它欢笑一阵。到了意见不和，有人就把怨气首先撒向“砖头房子”，一脚将它踢翻，俩人再接着扭打起来。过了不久双方和好了，大家觉得“砖头房子”蛮有趣，又一齐开始忙碌着。希望“保护文物”不要变成小孩子的把戏就好。

中华民族的文化的确是悠久古老的，那时花了几万元挖掘出来的一艘古船，就象宝贝似地安放在寺庙里。后来又花了几十万建造一座现代化的楼房，专门来保护它。目的是向大家显示，我们过去曾经是何等繁荣昌盛，如何发达强大。作为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是求之不得，他们可以研究写文章。但是我想，如果不致力于发展现在，而一味陶醉于欣赏过去的“繁荣”、“发达”，恐怕整个民族都将变成“出土文物”，供发达国家来观赏赞叹。

我们的报刊最津津乐道的莫过于考古“突然发现”，哪个朝代我们有哪样的发明是“世界第一”了，“比西方还早某某年”　了　，并为此兴奋自豪，而不想想我们的现代科技已经落后西方多少年。好象我们的民族只是历史舞台上的演员，专门用来赚取别人的称赞和喝彩。没有现代国家的富强昌盛，古物再多有什么用？文化再久远有哪点意义？

只有殷实人家才在自己的客厅上摆上几件古董，显示他的高贵富有，贫困家庭即使手中有钱，也首先想到温饱，再建一个舒适的家，是决不玩什么古物。在“保护文物”的同时，应更注重于发展经济，才令人欣慰。

走出开元寺，朋友凄然地说：“有些东西还是熟悉的，样子也没有变。”这时一辆公交车驶过来，我们来不及讨论就跳上车，找到座位坐下。后面一位老大娘手里抱着孙子也上来，此时座位已满，老大娘只好站着。我看她一手抓车上的吊环，一手抱着孙子挺辛苦，就站起来让出自己的座位。这时一个声音从旁边飘过来：“把方便让给别人！”　这是当年的流行语，可听那口气却令我浑身不自在，不知道他的意思是赞许还是讥笑，我有点后悔不该这样做。其实在我是认为“让座”理所当然，没有什么高尚道德可谈，但显然又和周围的人不合拍。

过去提倡“向雷锋同志学习”，助人为乐是一种美德受到宣传，连佛教提倡“修善积德”，基督教倡议“仁慈博爱”　，也是这个意思。他们从唯心观点来演绎，我们从改造思想入手。那时仿佛这些也被破除，人心却“不古”了，代之而来是汹酒和打架，能在宴席上猜拳行令酒量压倒群芳者，或拳打脚踢把对手打得落花流水者，会被当作时代的英雄，受到众人到处传颂，而“雷锋”却在沉默。

从公共汔车上下来，我象逃脱一个难堪的场所，轻松了许多，然而脑子里始终不能平静，为什么在“保护文物”的同时，不更应该去保护历来受到公认的好品德？没有人民公德，再古再多的文物恐怕也保不住。

（3）

一个学期的学习很快就结束，好景总是不长。1975年2月我返回原来的岗位。此时教育战线上又在高呼“改革”。教育要改革这本是必然的道理，因为社会在变化，科学在日新月异，教育就应该适应新的要求，如生物进化，用进废退，不断完善。可是“教革”喊了十几年，每次运动都在这个问题上做文章，却越改越混乱，越改越无所适从。前一个运动是向“左”的，后一个运动就要偏“右”，其后又是向“左”，再来偏“右”，老是“矫枉过正”。

这样的事往往是明知故犯，一级欺骗一级，一级满足于一级，都心安理得地过去，总是等到上层的方针变了，下面才跟着转，转，转，始终没个定数。可是每次报告，台上都说“教育一年比一年好”，却又每次都把前一次说得一文不值。现实并非如此不断地提高，事情也未必改得更好。只是你心里明白，我心里明白，大家心里都明白，这种虚伪的话也就听得进去。

教育改革应当是在原有基础上进一步革新和提高，如果这种改革只意味着把原来的一切完全推翻，再从头造起，所谓不“破”不“立”，那是吃力不讨好，其后新的东西未必能适应自然的变迁。所谓“旧”，是在“新”的比较下得出，在它发展的过程中也一度代表着先进，其中还包含一些永恒不变的东西，是历代继承和积累的结果。正如水和空气永远是人类生活所必需的一样，绝对谎谬的早经不起时间的考验。把一切都打倒，一时又设有一种能为人们所拥护和掌握的新生事物来代替，势必造成一个时期的混乱和停滞。实践证明，当有轮船的时候，木船依然存在，人们并没有因为有了轮船，而把木船烧掉，在一些地方还唯独木船行得通。

教育改革说是为了消灭“三大差别”，从道理上讲应该受到欢迎，方法上是努力提高“下层”的水平，以缩小跟“上层”的差距。还是削足适履，压“上层”去接近“下层”？看来有人喜欢采用后一种办法。大概这比较容易做到，或只会做这样的工作。正面提高总比较难，需要有耐心有智慧有毅力。而威迫恫吓，惩罚处治，只要靠“专政”就能办到。裁剪枝叶剩下的是一幅上下左右对称而呆版的图案，得不到多姿多彩的自然美。难道这就是“教改”要达到的目标？我百思不得其解。

教育界的混乱不是我们的敌人破坏的结果，而是上层内部意见不一致造成的。这一年教育部长关于“教改”的讲话，还没有传达到地方，中央宣传机构即已发表了攻击的文章。有的地方一个晚上同时传达了两份相互矛盾的文件。教育的混乱明显在一些人身上。“与其咒骂黑暗，不如点起一盏明灯。”那时是咒骂的人比比皆是，点灯的不知在哪里。即便有人点起微弱的灯火，也即刻被咒骂的人吹灭。黑暗中的喊声，调门再高，人群还是不知所向。心中的方向被搅乱，分不出东西南北，前进的步伐只好停下来。尽管外面的世界在不断更新，我们仍在摆过来摆过去，走不出圈子，改不出更好的名堂，反把一些好的传统的东西给破坏了。

直接受害的是学生，他们的懒散行为得到充分发挥，没有学到多少知识，照样一年一年地升上去。一些学生受“不学abc，照样干革命”思潮的影响，不把英语当成一门必读学科。我白白受训一学期，满腔热忱化为乌有。况且，教师再高明也扭转不了看“关系”，靠“后台”得到所谓“推荐”的升学之路，还有那种“缴白卷的英雄”。学生中难得有几个肯认真读书学点知识的。整个社会也没有多少人在重视教育，中央的号令早已失去威望。

唯有刚步入社会的青年在默默忍受一切，想一点将来，这将来也无非是找一分工作。至于创造发明，成名成家象是仙人们的事，凡人不谈这些。一个人的思想一旦沉静下来，往往就会令人发慌，象我这样的中年人，别人眼里更是一粒不会发芽的“豆鼓铺”，有谁还在努力？还想发展？有时打发无聊的办法是到厨房去做一些家庭主妇的工作，柴米油盐，老婆孩子，上养下育，招待应酬，访亲问友……绪多事情必须考虑，没有一刻争得清闲。对未来的希望，变为对物质生活的唯一追求：似乎一个家庭拥有彩电、收录机、沙发等等，便是拥有“幸福”的象征。

社会仅要求你这样活下去，无须有理想，无须有奋斗，我又何必为碌碌无为感到罪过？不是有人戏说“工作积极就意味着脱离群众”吗？大家对现实生活感到不满，你若仍在努力工作，岂不被人当作“另类”？这些成了我当年学习归来，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4）

1975年社会上的“批林批孔”运动，已把国家的政治经济搞得面目全非。动乱，腐败，衰退是在高喊“形势大好”口号下的主要表现，维持现状只是一付空架子。这一切本来并不可怕，解放初国民党留下来的不更是一付烂摊子，但是依靠上下一致努力，依靠群众解放出来的精神力量，很快扭转了局面。可现时各级领导之间的不团结，新旧干部之间的矛盾，分明可见。唯派别斗争越演越烈。“儒法斗争”是新兴名词，所谓“法家派”和“儒家派”，代表着“文革”中掘起的“新派”，和元老的“旧派”，国外称为“激进派”和“温和派”，或“鹰派”与“鸽派”。几乎是任何一个国度里都有这种性格不同的两派。但都不见得一定要一派彻底压倒另一派，才会终结政治舞台上的争斗，即便到了统一的地步，也还要分化。

当年还有一件令人疑惑的，是一讲“好”，什么都“好”，一讲“坏”，一切都是“坏”，连过去说是好的也变成坏，这叫“爱增分明”　。好人有好人的一套标准，坏人有坏人的一种衡量，如戏台上的脸谱，好坏分明一眼可见。红的红得发紫，蓝的蓝得变黑，鲜艳夺目，说明政治上没有灰色地带，即所谓“中间人物”。唯独奇怪的是在世界政治舞台上，在社会主义和帝国主义两个显然对立的阵营外，可以有第三种“不结盟世界”。这个世界既讨好帝国主义，也讨好社会主义，既反对帝国主义，也反对社会主义，他们是没有那么“爱僧分明”，只要有利可图，不讲“阶级斗争”，也根本不相信什么“阶级斗争”　，“路线斗争”　，但他们却是我们争取和团结的对象。我们奉行马列主义，马列主义的中心理论是阶级斗争，在国内显然如此，在国际上好象就行不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　大约是对国内而言。这种内外不一让人费解，难道“原则”也可以随心所欲，凭需要来解释。我不反对在国际上应该承认和争取“第三世界”的力量，奇怪的是在国内何以要如此势不两立。

当时街上的大字报明显又多起来。称为医治社会的“良方”到处都是。也许医院的医生要尽量找寻挖掘病人的病根，全面准确地解剖分析病状，越是彻底越受到病人的欢迎。医治社会的“医生”就不那么幸运，你把社会的病态揭示得越透彻越要遭到迫害。无论谁当权都喜欢恭维，即使社会的症结已有目共睹，他们也还想隐瞒着。

我时而还上街去看看那些大字报，并非关心着其中的一方，不外如看婆媳相斗，泼妇骂街一样有趣。得不到“权”的一派在冠冕堂皇的词汇下大谈“路线斗争”，攻击当权派的胡作非为。掌权派正在享用“权”的甜蜜，害怕又一次“运动”或“革命”。他们不肯当众辩论，只在背后进行镇压。失权派的大字派在群众中颇有市场，大家由于对现实不满，都归咎到地方当权者身上，希望那些人赶快下台另换“清官”。　而当一个人的心里开始袒护起一方来，往往就会受感情的蒙敝，再也不能客观理性地去考虑另一方的处境。所以凡是反对当局的行动，都得到大家的关心和支持，却很少有人去认真分析一番真伪，和该由谁来承担这一切。

大字报的作者也巧妙地避开实质，纠缠现实中的焦点问题，以达到搞臭当权者的目的，好让他们这一派人能重新上台。其实情况颠倒一下，让反对的人当权，让当权的人在野。群众一样要不满，一样对反对者的大字报喝彩。当然，在痛快淋漓数落别人的同时，往往也败坏了自己这一派的形象。

地方上的派性斗争是无聊的，关键在上面是哪一派人掌权。地方的再有理也得服从上面一派人的意志。地方的派别斗争只是上面手中的一、二张牌子，原来就无伤大局，但地方当权者还要大书特书“密切注视阶级斗争新动向”的巨幅标语。大凡有权无理，害怕群众揭发，就来这一套，却越发暴露自己的心虚。其实强权镇压只能对胆小怕事儒弱的人起一点威吓的作用，对负有正义感的人，可能适得其反。

（5）

七月份县里开办“清查资产风学习班”，把一些“有问题”的干部拢进去“审查”。为此掌权派紧张地活动，准备挣扎。失权派加紧行动，准备夺权。一心想钻进官场的，上窜下跳，以为这是个爬上去表演一番的好机会，就是当一名小丑也显得比周围的同伴“高贵”。在台上虽是一付奴才相，到了台下就有许多官架子。所有关心权的人都热呼起来，拼命去追逐这个抢来夺去的球。一些人从生产和工作中抽出时间和精力，全都投到这场争斗中去。街上的大字报只是争斗的一部分，密室里的策划更加频繁，锣鼓声铿铿锵锵地响着，人们在希望那些拙劣的演员早点下台，准备登场的也早已化好妆．只是台上的人并不那么情愿自动退下来。

我那时有着掌权派的朋友，也有着失权派的朋友．他们的对立在加剧。作为朋友，我也许并不希望掌权者就此下台，但从国家的前途看去，我还是希望他们这一派赶快结束．但又深知后来者未必高明，因此我并没有象孩子似，喜欢在开演前跑到台前台后去走动。后来是连观众也不当了，不外是那么个演法，不会有新花样。无论谁掌权，他必然首先为他的一派人服务，也必然遭到另一派人的攻击。当权的或想当权的，那时都只是为着自己一派人的权力在争斗，国家的前途，人民的利益都被他们抛到一边去了。

不出所料，“学习班”还没有见分晓，已经有人在高喊“支持新生事物”。报上开始评“水浒”，要打倒“投降派宋江”。在死人身上作文章，一些人看出个征兆。“学习班”不再那么声势嚇人，差点失权的人复苏过来，伺机反扑。人人都在利用中央的口号为自己辩护。那些盼望出头的人，垂头丧气在寻找退路。群众希望“杀他几个”的场面消失了。其实这种估计本来就不现实。对自己阵营里的蛀虫、败类，无论如何横不下心。当真“杀他几个”，后患无穷。老子教训小子，是唬一下要他“今后不敢”。小子当真不听话，也束手无策。小子的坏脾气，多多少少也是从老子那里学来的，靠自身力量要剜掉身上的痈疽，恐怕不是那么容易。

也许解放初人民从苦难中来到一个新的天地，心里充满着庆幸和感激。那时对干部的“整风”是社会发展和进步的需要，容不得你不改正。七十年代人们对旧社会的观念已模糊抽象，而且如草木枯荣一般，过去的消亡，新生的来临，已不值得奇怪。发展的潮流，促使人民有更高的追求。难怪有特权的拼命以权谋私，进行权钱交易。没有特权的想方设法“走后门”营私。目的都在为改善个人的生活水平。这时提出“整风”很难深入人心。即使换上另一批人，也同样会为过好日子不择手段。根本问题，还在于发展经济，要不，一点点资源，便会成了人人争先要抢夺的目标。

“称为神和称为魔的在争斗，为的是地狱的统治权”。群众仍象一群在荒芜的草原上迷失了方向的羔羊，没有一个既定目标要去，风暴来了，顺着风跑一阵。风停了，他们的脚步跟着慢下来，遇到危险再折个方向，往另一边蹒跚而去，在茫茫的草地上流浪着，过着勉强维持的生活，直到躺倒为止。许多人因此萎糜不振，热情和干劲消失了，产生不出一股创造生产的活力。个人的奋斗更是奢谈，也是盲目的。没有人知道该坚定不移地往哪里去。虽然不时有个无形的声音在高叫，在愤怒地咆哮：“往这里走，这是唯一正确的道路。不许往那里去，那是悬崖峭壁……”可是惊慌失措的人群，已分不清东西南北，在他们眼里随便一个方向都可以是“这里”，也可以是“那里”。他们不知道这声音发自何方，不能相信它是唯一的福音。在忽“左”忽“右”的驱赶中，大家失去了信心和希望，不知道终点在哪里，该前进？还是该回去？眼前急需的是填饱解渴的粮食和水源，并朝待在一个安静而阳光充足的山坡上停下来喘口气，恢复疲惫不堪的身躯。

处在这种情况下，那时我的确很想听听对面那边的无线电台广播，对照一下真伪，但是对方只是尽情在煽动、挑拨，讲些蛊惑人心的话，跟魔鬼唆使一般，毫无道理。听了令人毛骨悚然，十分反感，觉得他们手中更无真理，同样在欺骗，把听众当傻瓜。我因此十分失望，感到这世界没有一个完全光明的处所。

个人可以经历痛苦曲折，国家、教育经不起一再折腾。我期待着为国家，为社会效力。我希望来一场暴风雨，将一切污泥浊水冲刷干净，将枯枝朽木打扫利落，还世界一个崭新的面貌，不死不活最叫人闷得慌。我知道，自己迟早会无声息地老去，只有我的女人和孩子把我记住，而我用痛苦和耻辱换来的感受和体会，却未能告诉给人们，使如我般的人免遭不幸。我如此匆忙跑过人生舞台，如蚂蚁般出现在世上，悄悄地爬，贪婪地觅食，为混口饭而活，这样的活还有什么意义？

也许希望对于困境中的人仅仅是一种力量，对于想贡献的人只是一种鼓舞。如果相信因此就会一切都好起来，也可能走到绝望中去。这一年我在矛盾中生存着，纳闷着，摸索着……

（6）

1975年在我的生活中，还有一件令我伤心的事，那是外祖母的去世。外祖母晚年因白内障导致双目失明，虽经过手术，效果并不明显。那年又不慎跌倒扭伤了腰脊，在床上整整躺了一年零一个月，终于在极度衰弱寂寞中逝去了。

外祖母患病期间，我经常过去探望，可怜她已完全丧失自理的能力。舅父们又忙于赚钱营生，家中没有专人看护。起初还有人轮流陪着，给外祖母送些汤水，时间一久，大家就怠慢了。外祖母经常是一个人孤零零地躺着，只有听觉十分灵敏。每当我走进屋里去，她立刻就从脚步声中听出我来了，像得救似地叫着：“是海儿吗？”她“见”到我是那么地高兴。我看到她却是那样地可怜。两个舅舅不和好，对外祖母的照顾和治疗互相推诿。谁也不愿意在实际行动上做得比另一个多，却在舆论上争着做“孝子”的宣传。外祖母的病就这样被拖延下去，日甚一日地沉重起来。

我知道这里面的原因，有一点是外祖母自己造成的。她对待两位舅舅及他们的子女，多少有些偏心。早先对大舅父过于宠爱，后来大舅父娶的媳妇，外祖母看不顺眼，又转而对二舅父一家特别关照。这一来大舅父就不习惯了，迁怒于二舅父，双方经常为一件小事而吵架，其实都在争“一囗气”。外祖母又总是站在二舅父一边，指摘大舅父的不是，关系因此变得更为紧张。

我想，父母即使是无理的打骂，儿女由此引发的不满，也是暂时和可以原谅的。唯独父母对儿女的偏心，引发的怨恨却是长久和难于消除的，并因此造成兄弟间的不团结。也许是因为爱，做儿女的都想得到父母的重视和肯定，不管儿女年龄多大，他们同样需要父母无私的关怀。如果父母不明智，随意贬低其中一位，而偏袒另一位，后果往往是纠缠不清,　最终还会贻害自已。

得知外祖母去世的噩耗，我并不震惊，这是预料中迟早的事，倒是外祖母可以解脱了。当我带领我的两个孩子赶到外祖母的遗体前去告别时，望着她憔悴的遗容，我不禁失声大哭起来。确实是慈祥的外祖母已不在人间，再也不能同我讲话，问我现在生活怎样？身体好些吗？两位外太孙长高了吗？

我小时候常住在外婆家，外祖父外祖母在几个孙子中，最疼爱我了。外婆家的亲戚邻居每次见到我，都会这么说。我虽不太记得，但仍感到一分浓浓的亲情，而我始终没有做出一件让外祖母感到高兴自豪的事，没有使她在别人面前，因为有我这样的外孙而光彩一点，没有报答她的一恩一情，使她的晚年能幸福一点。我实在是个没用的人，对不起外祖母对我的疼爱。

外祖母是在痛苦和寂寞中逝去的。对活着的人，感情上的债务将永远也还不清。我的悲痛是沉重的，这不仅是对逝去的人，还对我自己。外祖母在世的时候，我总是那样“忙不过来”，没能多尽一份孝心。外祖母去逝的前几天，曾吩咐人告诉我，想喝一碗黄花鱼汤，我却没能及时满足她。这一逝去，她再也得不到了。我的心将永远不得安宁。这无法弥补的过失，令我一辈子在痛心疾首。治丧的时候，我表示愿意多出一倍丧礼费，尽管我并不富裕，亲戚也说不必要，于逝去的人没有一点益处。我仍坚持着，这只有我心里明白。

这时，两位舅父和好了，两家子又亲密得像未曾发生过什么不愉快的事一样。我想，大概是外祖母去世后，一切嫉妒和不满的根源消除了，共同的悲伤和无依靠让他们连结起来，觉得以前是多么幼稚和可笑。所有的矛盾也都在过去暴露了，彼此间再没有什么可争吵的，仅仅在争一个“气”，如今这“气”的根源已不复存在，小时候的美好回忆，唤起他们的骨肉亲情，除了团结和好，再没有别的意义。

我因此想到另一种情况，有些家庭父母健在的时候，兄弟貌合神离，互相做着虚伪的姿态，把主要矛盾掩盖住，高唱“孝顺”、“和睦”。一到父母去世，连系他们的红线一断，兄弟间为瓜分财产闹得不可开交，势不两立，而且很难找到一个解决问题的共同点。

国与家有时有许多的相似处。争斗永远是没有出路的，谁也不能把对方从地球上清除掉，唯有携手团结，求同存异，朝着共同的目标前进，才会有光明的未来。

回顾自己，童年苦于父母的束缚，青年又为前途担忧。结了婚总可以安心，又被“下放”去“上山下乡”。想方设法从困苦中挣扎出来，争到“好运”，1975年却又投到国家社会的命运中去同悲哀，自寻烦恼。然而象希望父母明智，家庭和睦一样，我不能不盼着自己的国家，有一个供人齐心协力去争取美好生活的环境，不能不为国家的混乱感到痛心。我从来不想做一个毫不相干的人，我回到原地，还想继续前进。我从不言败，还要发噜嗦，还想“大鸣大放”，提出自己的看法和见解，这就是我的倔强人生。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