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新年来临，名人要发表贺词，报刊也有社论，告诉人们过去一年的成就，预告新的一年要做哪些事。这一天在学生时代是幸福的。除夕联欢会直开到零时钟声响了，一时鞭炮齐鸣，大家拥到操场跳舞狂欢，庆贺新年诞生，生命开始了新的旅程。人们带着欢喜和期待，倾听新年嘀嗒嘀嗒的脚步声。

1976年的元旦，在不知不觉中到来，看不出有新的迹象，感觉不到有值得庆贺的成果和将要寄托的希望，只知道日历又换了一本，那封面的图案是新的。还有就是到街上走走，看有否在节日放映新的影片，水产店里有否供应新鲜的鱼，百货大楼有否在节日倾销廉价商品。人们没有更多的希望，年岁的增加只意味着衰老，所盼乃是物质上的温饱，奢侈点叫享受。理想，创造随着噼噼啪啪的鞭炮声响过一阵，也就烟消火散，剩下碎纸破壳在微风中四处飘撒。

平静中传来悲哀，1月8日周总理去逝了，中国从此失去一位最英明最能干的管家人。举国哀鸣出自人民肺腑，群众自发表露的悲伤，比起政府体现的悼念要强过十倍。外国报刊对他的评价比起我们官方的赞颂又强过十倍。我猜测他是在困窘中逝去的。报纸上不指名的攻击越来越明显。他的思想和主张受到极大的束缚，他的权力在一点一点地被夺走。如果他不逝去，最好的结局也许是一位有名无实的“元老”。上帝终于安排他的形象，在人民的心目中永远纯洁高大。他还是作为“第二号人物”逝去的。

那些靠“现代化设备”爬上去的好汉们，高高在上傲视周围的一切。然而那“功绩”十分可笑，在众人眼里没有半点羡慕，只有幼稚的小孩和愚蠢的妇人才对他们狂呼，就连还在半山腰艰苦攀登的人也卑视他们。任何时候只有经过艰苦奋斗，经历无数次成功和失败而最终取得胜利的英雄，才值得大家尊敬。唯有象周总理这样的革命者，才是一位政治上名符其实的“登山健将”。

总理去逝后，当时许多人在为中国的前途担忧，“未来”两个字在人民心中不停地盘旋，政治上的动荡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这一年在我的生活里，也不幸被卷进那场一时难于分清是非的运动中。但是，我却表现了一位革命者的热情和坚强的意志，尝到革命者遭遇失败的痛苦和不幸，同时认识了我周围形形色色的人。

那场运动从现在看是荒谬的，甚至是倒退的。但对我仍是一个值得回忆的旅程，比起那些识时务的“俊杰”，其实是得到许多。不动，自然不会有自身的过错，因动而有了主观或客观的失错，并不奇怪。幼稚的没有经验的新生，虽有这样那样的缺点，可贵的是它有一股积极向上的生命力。那些自己不动而嘲笑因动而失败了的人们，才是可悲的，于人类于社会都毫无益处。

我虽是损失不小，从整个潮流中，从人心所向中，证实它是错误的，我仍不后悔。即使我曾经无知地支持过被称为“极左”的东西，我还是比那些“聪明”的人更有体会。我从这一认识过程中坚定了信心：社会向着美好的境界发展，是谁也阻挡不了。我可以坦诚地来谈一谈这一时期我的真正动机，以及我周围那些人的真面目。

1975年我的那位在县革委会任职的同学，被“五不准”在“学习班”里，他曾经在我困难的时候给予我同情和帮助。我这人虽无冯谖为孟尝君设计之才，却有侯生为信陵君杀身祭义之德。知恩必报是人之常情，也是道义上应该做的。我便经常到他家里去，安慰他的两位年迈的双亲。我认为地方上的“清查资产风”往往带有派性的报复。那几年的政治腐败，责任不在基层干部身上，是上面政策不一和领导层的权力争斗造成的。现实就是如此，无论谁置身于那种环境，都免不了要犯错误。

当时对其他人的攻击我尚不明事理，没有发言权，唯独对我同学的诬陷，我有充分的理由和根据来为他辩护。这就难免在学校中同个别人产生舌战，由舌战而动了气，有人就说我是“干部的附庸”，“抱干部大腿想往上爬”。他自称是政治上的“清客”、“逸士”，十分憎恨我的“势利”。其实有的人虽从知识界来，在社会上受到几年世俗的污染，又极少认真读书，早已失掉文人的“高雅”，只是一个“衣衫褴褛的秀才”，表面清贫，又见财就爱；说是疾世，却一心响往官场。这种人是真正害怕权势的，虽对敢于反抗暴政的英雄，也会称赞几句，却不敢合力干去。即使跟着，也排在最后，一者准备走散时逃得快；二者预备追查时，可以说是“受蒙蔽”。然而大家胜利了，他又自吹“早就看准”了；大家失败了，他可以反过来嘲笑别人“傻瓜”，庆幸自己“好幸运”。主子一旦陷入困境，奴才有时也会显得比主人更高明，甚至瞧不起他平日奉承的人主来。跟这样的人交锋，我从心底里动起怒来，我也就在他们当中变得十分孤立，成为攻击的对象。

不久，随着“两报一刊”连续发表的一篇篇社论文章，我敏锐地料到将有一场新的运动。我也希望看到一场暴风雨来打破这沉闷的空气。果然，1976年2月，一场“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开始了。作为一名群众，理所当然对政府发动的运动寄于厚望，以为它将打破一个阵旧的世界，把社会推向新的高度，不敢想象它有时竟是一场倒退。我一方面为同学的“解放”高兴，一方面为自己预见的准确沾沾自喜。不够，我心里也是充满着矛盾，作为一名顺从的国家干部，理应听命当时中央的号令，尤其它又是大家最迷信的人提出来的，谁还敢怀疑。但是现实总令大家摇头，底下一些人的为非作恶，也让大家深受其害。

我曾经劝同学乘此机会，摆脱政治舞台上无聊的争斗，双方的作为，群众看了都恶心。历来“官场如戏场”，这“戏”的含义，演员最清楚，台上的敌人并非真正的敌人，台上的朋友也远非真正的朋友。可是他在喘过一口气后，由惊恐失望转为发泄和报复。我以为自己已是“恩人”，至少是他的患难之交，可以得到他的完全信任，就不甚反对。何况我的话在他的心目中还是轻的，他自有一帮官僚派友，他们更常在一起商讨策划。

后来，我也产生一个想法，何不借助他的关系挤进官场的一角？我以为凭借自己的智慧能力，可以干得比当一名教师更出色。历来那些当官的，就因为他们眼里老盯着官场，一有机会就爬了上去，并非有着特殊的材料。同时另一个更大的目标隐藏在我心里，那就是我的理想，也许在官场上，我将更有机会找到发表我的文章的时候。

我把自己的想法直言不讳地告诉同学。他明确表示不会将我忘记，那时县宣教组正需要几位摇笔杆的人。我决定创造一个供他推荐的理由，同时也出于当时认为是对新生事物的支持和拥护，出于对毛主[xi]的绝对崇拜和听从，包括对党的忠诚，我投进那场一时分不清黑白是非的运动中去，走进动荡的人生。

（2）

我在学校里联络了几位教师，开始着手转抄省里和县里的大字报，张贴在公社门前的墙上。我以为这个行动十分稳妥，因为是转抄，可以不负完全的责任，又能表明自己在积极参加“运动”。

当时农村对这场运动的反映比较滞后，周围的人对我们的举动就很看不惯，冷眼相视。倒不是他们对运动本身有所反对，而是他们不敢抄，我们敢。他们又是多数，我们却是少数。他们习惯于听从和跟随，又都是一群政治上的侯鸟，最容易感知气温的变化，也最知趣，从来不走在前头，只在暗地里放冷箭，把我们的行动说成是为了“出风头”，“想当官”。

也许有一批聪明人对当时的形势确有正确的估计，看透了权力层的明争暗斗，相信他们不会长久。但更多的人只是对政治失去了热情，对政局不抱希望，采取冷漠旁观的态度。

面对这种种岐视和冷笑，我忽然觉得是在真正参加一场需要冲破阻力的“革命”，身上顿时洋溢出一股革命者的激情。为了把“最新消息”尽快告诉人们，我甚至放弃休息，连夜抄写。但领导上并不支持我们。公社里有一位党委领导，听说在1975年曾随政治风势，带头攻击提拔过他的上司，得到另一派人的信任。1976年“运动”一开始，他又“反戈一击”，“负荆请罪”，弥合了跟旧上司的裂痕，居然还当上公社“反击右倾翻案风”　运动办主任。因为这个特殊的原因，他很怕别人出来“革命”。我们几个不经他的同意就动了起来，他便疑心重重，极度敏感，以为我们是冲着他来的，便步步对我们压制，增加我们上课的课时，不供应我们抄写大字报的纸张笔墨。一面又召开一次由他的人组成的“反击右倾翻案风”积极分子大会，故意把我们排挤在外。

也许没有下场，可以不关心其痛痒。既然做了就希望有个结局。我认为自己光明正大，毫无野心，索性就把牌子摊开。六月份公社举办“反击右倾翻案风”学习班。我写了一封给公社党委会的“公开信”，阐明自己的观点看法，对那位党委领导担任“运动办”主任表示质疑。我的大字报一时获得大家的同感和支持，一些不敢公开表态的人投来兴奋的目光。

那位领导却暴跳如雷，利用他合法的“运动办”主任的地位，在教师大会上一面为自己辩解，一面竟然指名道姓对我进行人身攻击。我感到十分惊讶，又写了一张大字报，并找上他本人，当面说明我的不同见解，询问他为何可以对一名普通群众采取这种态度。他大概没料到我敢如此“胆大妄为”，等于把匕首逼到他的咽喉。貌似庞然大物，也露出原形：“别误会，别误会，我是想平日跟你无冤无仇，对你也不错，你为什么要跟我过不去？想不通就在会上说了。”

事后，他恼羞成怒，感到有失尊严，毕竟他是领导，便开始报复，指使个别教师对我围攻，揭我的所谓”　老底“，散布我是个有“严重政治历史问题”的人，没有一点政治资本可谈，只配规规矩矩，不该在政治运动中有所显露。把我的行为说成是“阶级报复”。我又感到诧异，这跟一般民众在市井上的争斗没什么两样，哪象是个共[chan*]党的领导干部？一点政治水准都没有。

可是几位胆小的人动摇了，他们从权衡利害关系去选择自己的言行。“敢怒不敢言”的人也躲开了，有人说我们是“蚍蜉撼树不自量力”。总之，从理论上的是非到现实中的好坏还有一段距离。一些人眼里，有权有势就有理，真正的好坏同公开的是非，是统一不起来的。

后来，那位领导终于抓住我们一些支节上的错误。我的一位“战友”没有和我商量就写了一篇言过其实的大字报，攻击谩骂对方。那位领导抓住时机进行反击，从墙角挖出几点黑暗的东西，大吹大擂，企图掩盖光明的一面。他借口受到迫害，即一张大字报的攻击，竟然通过公社党委会对我们施加压力。

“好心人”开始同情起他来。本来对手的攻击并不足惧，遭到伤害也是原先所愿意的，还因为觉得没有象他那样不讲理而高尚起来。但周围的人开始给我们冷漠、误解，令我感到由衷的悲哀，久久不能平静，这是我所不愿看到的。还有同伴中也有人屈服于压力，帮着从背后拉我的衣襟，才更令人寒心和恢心。

一位跟我一起拉开序幕的人，见势不妙躲开了，在幕后慌忙叫我停下。于是嘘叫声除来自台下的，还有台上的。那台下的倒叫我更加冷静，唯有台上的十分撩乱军心。“战友”跟我吵了一阵之后，一心在等待我的狼狈下场，以证明他劝告的高明，或者等我一败涂地，再出来发一通大慈大悲。事实又替他说了话，一些人撒手不干了，一些人在嘲笑，在更加卑视我，把我看得愚不可及。我成了人们讥讽的对象。

我知道有一种人，胆小如鼠又昏暗无比，活在世上如同掉到魔窟里一般，感到阴森可怕，好象所有人都扼着他的命运，整个世界都险恶恐怖，人人如同魔鬼一般狰狞。从他口中跑出来的都是些阴险诡诈的家伙，个个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干着损人利已的事。听了他的话，简直世上无一是处，到处在互相吞筮，陷害，表面奉承，背地尽是捣鬼，想方设法欲治对方于死地。我痛恨这一切，这种人既不想创造历史，又不敢反对历史，只会在暗地里放流言蜚语，毒害勇士的心灵，拉勇士的衣角，有意无意地把本来就不净的空气搅得更加混浊。

鲁迅先生说过：“战士战死了的时候，苍蝇们所首先发现的是他的缺点和伤痕，嘬着，营营地叫着，自以为倒是不朽的声音，以为它们的完全，远在战士之上。”

我想，战士“未死”之前，苍蝇们还是安静的，一到“战死”，那些“完美的东西”才会鼓起翅膀，以为到了它们大有作为的时候，以为它们比战士更勇猛。蹲在墙角看别人革命的人，正是这样一群“完美的东西”，他们一心在寻找革命者的辫子，一旦相到便立即跳出来，抓住微弱可见的一点，以为他神机妙算，可以装得比革命者还高贵。要是战士复活了，苍蝇们又会变成人形，赶来向他贺喜。原性不改的，又继续飞往别处去找寻那“战死”的人。那时我就看到一大批营营着的苍蝇迎面向我扑来。

我不后悔我做的一切，因为我所做的一切并没有错。我们是在同一个手中有权，有合法地位，有上上下下一大帮派兄弟的领导在较量。而我们却是幼稚的，十分没有经验，不懂得斗争的艺术和策略，不善于团结大多数，不知道做舆论工作，只会凭一股正气进行争斗，企图获得“公理”和“正义”，一点不懂得欺骗和诡诈，这怎能没有失败？我本人更没有具备领袖般的号召力和引人尊敬的品德。我决不是一位好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但是我热情，有一股积极向上，十分旺盛的生命力。我不怕失败，我觉得错了也无所谓，总比不干的好。我了解自己，决不是一个坏人，我为什么要向失败低头？

（3）

家里的人对我在这次运动中的所作所为，极为惊恐，认为我犯了弥天大罪。他们的“好心劝告”，束缚了我的手脚，使我平添了更多的烦恼。

一天夜里我回家已经很晚，见父亲和叔叔正在房里窃窃私语，料到他们在谈论“国家大事”，而且知道他们只能谈谈而已，是不敢有所举动。抱着一种爱护的心理，觉得人民受骗太厉害，希望他们心里清醒一点，便把刚得到的一条“重要新闻”告诉他们。他们先是满足于知道“内部消息”，表现出许多惊讶，待到估计我的话已经讲完，他们的震惊也恢复到常态，便立即悟到这当中的“危险”，不放心地再三交代：“千万不能对外人讲，这是要掉脑袋的。”这话一下使我清醒过来，不再言语，默默回到自己房里，心里懊悔极了。也许父辈认为我心里藏不住话，对我不放心。我更悲哀他们是这样懦弱，虽是小心，却小心到让人看得出来，实际上是要产生相反的结果。我也悲哀自己，无端告诉他们这样一个消息，既得不到讨论，又得不到启发，还要受他们的不信任。

一会儿叔叔到我房里来，后面还跟着父亲，我以为家里出了什么大事。叔叔却忧心忡忡地对我说：“听说你在学校又写大字报了。”父亲紧接着说：“现在两派斗争愈常激烈，你要当心，要吸收过去的教训。”我低下头一言不发，想着两位亲人又要拿话捆绑我。果然叔叔又提起当年的“大鸣大放”，提起“集邮”的事来，证明他过去劝告的正确，我不听话的可悲。父亲大概认为我已“无可救药”，态度有点冷漠，说是因为骨肉亲情才肯相告。

我实在忍不住，到底我怎么了，写一张大字报表明自己的看法，有什么大不了的。其实他们的“好心”，有时会办成坏事。他们老是把我看成一个“罪人”，一个似乎是屡教不改的人。

我憋了一肚子不满，索性躺在床上听收音机，因为是装上耳塞机，叔叔以为我要收听“敌台”　，又惊叫起来：“当心让别人看见。”我哭笑不得。我解释了，他照样搬出“好心”的法宝。我知道，因为是“好心”，就要听从，就得什么都接受。难道他们当惯了奴才，又要把我拉进这阵营，做他们的接班人，使世上多几个奴才，以证明当奴才并不坏？或者是我有贪心怕死的一面，他们才会找上门来要收我做徒弟？我一旦觉悟了，他们又摇头叹气，认为我冥顽不化，在心里预言我的失败。过去我又以许多失败使他们得到印证，这次又在预见我的“后果”，准备与我“划清界线”，说明他们并非“见死不救”。他们的“好心劝告”已越来越少，越来越没有信心，同时也越来越想看到我“不听话”的下场。

我知道，父辈们如此“关心”我的“政治”，还有一个原因是担心我出了事会连累他们，叫他们脸上不好看。要是我真的受到迫害，他们不敢挺身而出为我撑腰，还要埋怨我不该得罪当权者，帮着指责我的不是，逼我低头求饶，以求减轻当权者的“愤怒”。他们会认为自己人可以牺牲，当权者无论如何不可侵犯。以为对当权者最好的策略是讨好、退让。他们不知道，正是这种态度助长了当权者的骄横跋扈。

父辈们只知道永远循规蹈矩，逆来顺受，我却选择了叛逆的路。父辈们也许可以得到“幸福”，我可能要受苦。但如果大家都象父辈们，这世界只有死一般的沉寂。也许“划清界线”倒是件好事，我可以无牵无挂地去做我想做的一切。

我也想过，父辈们的话，在当时的环境下有一定的道理。不能当有勇无谋的匹夫，这于已于人都无益处，白白的牺牲毫无价值。战术要讲究，老一辈的话也不能不听。他们从生活中总结出来的训语，即使是懦夫的忏悔，也该听取。但是路仍要摸索着走下去，不能畏缩不前。失败了自有后来者，如此反复，将走得更远，胜利也就在望，如接棒的结果，最终有人到达。只有大家都停滞不前才毫无希望。

老朽的东西无论怎样足智多谋，最终总要消亡。新生的无论如何幼稚，惨遭挫折，终归要向上，要完善起来。这是自然规律，生命的力量不是任何腐败的东西能压制。我还要走我自己的路，固执我的“固执”。即使须吸取教训，目的也还在于战斗。但是后来，我也渐渐平息了愤懑之心。看到当时一些身居要职的大官在胡作非为，我觉得这不是我应该为之拼命的人。我的心冷了，原先的打算一消而尽。

七月份学校放了暑假，给我一个逃避现实的机会。我又将时间和精力拉到书本和日记上，也许这才是我真正的出路。

（4）

八月份政局更加动荡，“小道消息”满天飞，许多人津津乐道地谈论着，仿佛知道一点“内部消息”，听到一个“没有公开的新闻”，便可以刺激一下神经，象吸一口鸦片，喝一杯浓茶，得到片刻的兴奋。讲的人往往在显示自己消息之灵通，知道一点秘闻将在同伴中高人一等。我不愿去追逐那些“小道消息”，觉得没有多少可信的东西。事情虽是难于料想，上层的内幕确实神秘，但“小道消息”总是带有传话人的偏见，即使真有其事，传来播去，有增有减，也一定走了样。与其听了将信将疑，不如多观察一点现实。谈论是无益的，丝毫不对社会产生作用。还是那些脚踏实地进行搏斗的人，无论站在哪一面，都值得钦佩，那才是有价值的，能分出真伪的人们。

九月九日，传来毛泽东逝世的噩耗，许多人感到震惊和悲痛。我平静地听完广播，不觉得意外。人老了，必然会死的，这是自然规律，谁也逃脱不了。毛泽东是伟大的，他以自己雄伟的气魄和出奇制胜的策略使中国得救，使中国人民摆脱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和束缚，使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不再受到外强的欺侮。世界上没有人能抹掉这一丰功伟绩。然而他也使整个中国陷入一场又一场无休止的政治运动中，没有了安宁和稳定。使中国人民尝到另一种压迫，一种比肉体还痛苦的精神压迫。从“反右”斗争到“文化大革命”，不知有多少优秀的中华儿女蒙冤受屈？有多少无辜的人丧失了做人的基本权利，被埋没了可贵的智慧和才能？他个人的威望高得可怕，至今还不敢对他进行公开的评论。不知何时才能还给人民一个公正的历史的说法。他终于逝去了，一尊巨大的永远手指前方的雕像被搬走了，人们从此可以重新发现和选择更为明智的道路。

十月间“四人帮”被揭露，并且被干净彻底地打倒。举国上下一片欢腾，男女老幼深深透出一口怨气，人们又充满着希望，以为从此将宣告一个可怕时代的结束，后来的人不管是谁，都将开创一个新的时期。

我是10月13日从英国伦敦广播电台，最早收到这个消息的听众之一。第一天我不动声色，开始注意国内电台报纸的动静。第二天我听完后悄悄告诉一位朋友，他吓得不敢往下听，说这是“造谣”，不可信，当心被打成“反革命”。其实用不着大惊小怪，“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只是没料到来得这么快！主[xi]的尸骨还未寒呢！

国内到10月21日才对外正式公布。一时大家都咒骂起“四人帮”来，骂得痛快淋漓。过去大力赞美的人也站出来指责一通，几个人围在一块，开怀大笑，好象他们早就料到“四人帮”的下场。其实不少人是墙上顺风倒的芦苇，从来没有自己既定的目标，也不敢坚持自己相信和尊重的事实。今天宣传一种思想，他们随声附和着，在小圈子里当起“先进”；明天这种思想遭到批判，他们又立即赞同起来，使自己不沦为“落后者”。

“四人帮”如何祸国殃民，如何篡党夺权，且不去论它，单从在位时人们是那样地吹棒，现在又这样地咒骂，实在令人费解。喜欢一个人，可以找出他种种好处，用主[xi]的语录加以肯定。到了不满意时，同样的人，同样的事，又得到相反的解释，照样搬主[xi]的语录来诋毁他的一切。曾经十分显赫的人物，一到下台就被说成是一文不值的废物，还要将他三、四十年前的事拿到现在来攻击，作为他腐败的根据，仿佛他的罪过，都是倒台后才从脚底下挖出来似的，先前是一点也不知道。弄得大家大惑不解，这哪里是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历史在前进，人的思想跟着在变化，过去的反动，后来可以成为革命，也可以再成为反动。评定一个人应以当时当地为依据，翻阅过去是无意义的，等到下台再来痛斥这一切，已是感情用事，哪里还有一点马列主义者的态度，哪里是用一分为二的观点来对人对事？

“四人帮”也诚实可恶，但这种近于做戏的行为，只是政治舞台上一次换场而已，胜者王，败者寇，历来如此。对战败者的无端指骂，跟对战胜者的盲目吹捧，一样叫人恶心，这样的人们最没有希望。也许没有言论的真正自由，就没有个人的观点看法，一些人就永远只能做一名应声虫。

历来凡是一位政治人物下台了，反对者总会群起而攻之。但是在所有被指责的过错中，有一种是政党的宗旨带给他的，作为该党正确理论，在信仰中被灌输进去的，不属于他个人品质上的过错。对此，他本人不应负有责任，而同样是一名牺牲者。另有一种是他个人本质上的沦落腐败，与政党一贯的教育无关，则应由他个人负完全的职责，这是社会共同要摒弃的。反之，一个受到赞扬的政治人物，也要看他的行为是在该政党教育下做出的，或者他本身固有的。前者应引起人们对该政党的崇敬，后者则不必盲目地归到政党的功劳上。

我就爱那浴血奋战而不幸牺牲或被俘的人，虽是我的敌人，也值得钦佩。对“四人帮”我并没有特殊的感情，他们也许是中国的祸根，赶掉他们会有一个好的开端，我为什么不高兴？可是学校里一些人却认为“四人帮”倒台了，我也该倒楣，这虽有点可笑，此时此地却似乎要成为一种现实。一些人是不肯实事求是来评判是非，而喜欢以势压人。符合一时潮流，即使是个笨蛋，也可以成为“英雄”。反之，无论是个怎样的人物，也要被贬为“盗贼”。

（5）

1977年春，一个新学期又开始了，各地揭批“四人帮”运动排山倒海似地进行着。过去响噹噹的“造反”人物纷纷落马，我在县革委会任职的那位同学也被抓了起来。学校里个别不怀好意的人在磨拳擦掌，气势汹汹准备向我开拳。那种人一面受他人的榨取，一面还要去榨取别人。他们不喜欢“和平共处”，总要摸摸别人的底细，遇到弱小的就凌辱，遇到强大的就奉承。

我坦然地等待着，同时收回我全部心神，我深信自己所做的一切光明磊落，不论在何种情况下都以正直为依据。但是那位党委领导却从我们身上捞到好处，凭他多年的政治嗅觉，他的厚脸皮和一贯的两面派手腕，又站到打倒“四人帮”的前列。因为受到我们几位普通教员，在1976年的一张大字报的“攻击”，公然声称他是一位受“四人帮”迫害的好干部。还说他当时是“身在曹营，心在汉”。于是他摔掉“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办”主任的头衔，以敢于同“四人帮”斗争自居，在一派人的拥护下，又要爬上公社副书记的宝座。似乎每一次运动，不论哪一派胜，哪一派输，都给了他一个向上窜的机会，不能不说他的手腕是“高明”的，在官场上他绝对是个精明的“投机商”。

四月间“副书记”在公社教师中，开办揭批“四人帮”“学习班”。他自己闭口不谈1976年当过“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办”主任的感想，却加紧对我们进行迫害，企图以我们的殉葬来陪衬他个人的形象。“学习班”一开始就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去“个别谈话”，当对面发泄他的仇恨，甚至连一些堂皇的词句也不用，十分露骨地表示“他是不可侵犯”　的，说到激动处，竟然粗言野语骂起来：“你妈的，你们以为我是好惹的，老子死了阴魂还要找你算账。”　其凶悍如村野泼妇。也许他错误估计了我本人和当时的形势，以为我可以任其所为，以为他可以一手遮天。

我十分惊讶，这样的人怎么还会在共[chan*]党内步步高升？我其实不怕威吓谩骂，只怕真理，面对这样一个气势汹汹，撕破伪装的“副书记”，我在心里冷笑着，毫不妥协地表明自己的看法，这看法就是有充分理由可以不向他讨饶求情。

“个别谈话”没能达到“副书记”的目的，他又指使“学习班”里一些想“积极表现”的人，对我围攻。惯用的手法就是先把我“搞臭”，挖出我的所谓“老底”，说明我“不是一个干净的人”，接着找些鸡毛蒜皮的事，无限上纲上线，以为可以击中我的要害，靠歪曲事实，欲置我于死地。其实这一套不正是从“四人帮”那里学来的吗？如果打倒一些人仅仅是“换汤不换药”，这样的斗争还有什么意义？

一些人见真老虎总是屁滚尿流，打死老虎却要以武松自居。但是广大群众是通情达理的，大家明白1976年同1977年有着怎样的是非颠倒，这能怪一般跟随的群众吗？何况他们在位时都是共[chan*]党的高官，都说是奉行“毛主[xi]的革命路线”。

如果从孤立的事件看，我坚信自己没有错。我作为一名群众，写大字报提意见，即使在平时也是允许的，是当时宪法所赋于的权利。我在大字报里实事求是，没有乱扣帽子，没有恶言相加，有什么不可以？何况“副书记”当时还是公社“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办”的主任，如果我们不老实，也可以说是在跟“四人帮”一伙作斗争。

但是我实事求是，承认自己在客观上，对当时的运动作了宣传鼓动工作，所谓“推波助澜”，我指的是转抄大字报一事，这一点我可以“讲清楚”。我已准备好接受大家对我的“考验”，没什么大不了的。“文革”中我看那些在台上受“批斗”的人，就一点不替他们惋惜，不象庸人那样无聊地嘲笑他们。我其实隐隐有一点钦佩，只要他在台上还是一条汉子。

我这人向来热情、忠诚、坦白，随时准备为真理献身。在我心中永远只有美的，正义的东西。为了它，我愿意改正错误，愿意负着臭名声；为了它，我可以忘掉那些丑陋的狡诈的害人虫。因为粗暴直率，不懂策略，我成为那些伪君子十分称心的陪衬。我不后悔，因为我十分自信，可以忍受别人对我的不公正。我只在纳闷：怎样才能拨云见日，让人们看到真像？怎样才能使真善美的东西，得到发扬光大？

“副书记”未能在“学习班”里将我整倒，觉得心有不甘，就把我那位“战友”又叫到公社“学习班”继续“讲清楚”，再派一些人在我面前做说客，一方面将“战友”说得不近人情，一方面抚慰我是受别人“利用”，将我说得糊涂透顶，十分幼稚。我开始的确有些动摇，但很快悟到这是所谓“离间计”。可是“战友”被蒙骗，将责任往我身上推，说我上有“挂钩”，下有“串联”，属于“四人帮”一伙，这正是“副书记”所要的。

六月份“副书记”又要将我关进“学习班”。此刻我不得不运动我所有能量：一面找上面的人评理，一面排开事实。最后“副书记”迫于群众的舆论压力，才没敢动我，何况我仅仅是一名普通百姓。

我终于挽救了自己，免去一场灾难，我一点不感到高兴。我仍然平静地尊重我自己，不在别人面前低下头来。我若无其事地谈笑风生，和别人一样混日子。我知道，有的人会象岐视一个“坏蛋”那样，将我作为嘲弄的对象，还因为有人附和而亢奋起来。这种人如果不将他人说得近于愚蠢，就无法支撑他自己在教师中的地位。我默默地忍受着，就让别人把我当作傻瓜吧！

有的人在享受眼前的利益，对于将来，可以拱手相让；有的人为追求未来的理想，对于耻辱，可以满不在乎。我心里无时不在等待那可以畅口高呼，直白心意，可以无所顾忌狂谈的时候。我此时心里另有一个高尚的理想，我在坚持一件别人不知道，也无须让人知道的工作。我的《心迹》已日趋成形，我可以觉得比别人活得更有价值。

（6）

1977年12月，我风湿性关节炎复发，不得不住进医院，寂寞地躺在病床上。那时医生不时来查诊，护士天天要打针，学校领导却迟迟不来探望。同事害怕被“传染”，确切说担心被牵连，或者因为我是个大家不需要的人，不值得来关心。不来也好，探病者固然可以给病人一点安慰，消除病人的寂寞无聊，增强治病的信心，也可能给病人增添麻烦，最实在的还是让病人好好休息。探病者并非人人都关心病人的健康而到医院去，他们各有所求。只有病人的亲属，才被病者的健康驱使着，显出最真切的忧虑和欢慰。病中还得识别形形色色的探病者，而对待他们只能有一种方式，那就是“感谢”。他们不来，我连“感谢”都可以省掉。

意想不到的打击，连我在病中也不能幸免。1977年年底要“调资”，按规定我属“线上”的，可以不受名额限制自然提升一级，学校老师已一致通过。可是公社有关的人操纵“调资”评议小组，给我编织三条“罪状”：一是1958年被开除团籍。二是“清队”中受过审查。三是1976年跟随“四人帮”。决定将我的工资“缓调”一年。尽管县教育局认为三条理由不能成立，应按规定给我“调资”，同时发给表格让我填写。但是有人就是不肯盖章，当时“地方割据”的势力，似乎比“中央集权”还管用。接着连春节职工生活福利费也不发给我。算是让我尝到苦头了。

我在心里发笑，我甚至不愿与之抗争，无非少拿几十元，生活过得差一些，又能怎么样？比这更苦的时候我都熬过来，只要我的病能好起来，我还是有希望的。那些处心积虑经营琐小私利的人，不会有远大理想，他在攻击别人，进行损人利已的活动中，常常失掉了他自己的将来。但是对我精神上的打击，不能说不重。粉碎“四人帮”以后，国家有了希望，人民有了奔头，我正想为之积极工作，想不到有人却如此泼来满头冷水。

我曾一度感到绝望，病情没有好转，人间又如此冷酷，便又想到死。于是我在日记里留下遗嘱：“我没有财产可以分配，两个子女希望都能长大成人，他们的将来应该是幸福的。从我的《心迹》里可以供他们找到一条路子，只要他们没有忘记生活的真实含义，只要他们象我这样不怕失败，努力攀登，我的《心迹》便是一笔有价值的遗产。”

墓碑和墓誌铭我已拟好。正面右上角是我的生卒日期，中间是我的姓名，左下角是爱人和子女的敬献。背后刻上“一个普通人的身躯湮灭了，其精神将在《心迹》里永存。”

我唯一牵挂的是未能将《心迹》写得更好。我这几年的心血全花在它上面，也许因此才不得不早早去见上帝。见上帝并不可怕，无非是被贬到地狱去，遇到的也只是几个小鬼，举着刀的，擎着火的，我可以坦然地任他们去宰割烹烤，比起人间的痛苦，也许还单纯得多。

但我希望别人都能上天堂，从人间的天堂到上帝的天堂。将来的人应该是真诚坦白的，不要无端造出种种欺骗和怀疑，不要再进行激化，使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越来越遥远。

可是，我还是不愿去死，我已经不是一个容易被打倒的人。我在病中坚持学习报刊社论，相信冬天过去就是春天。我看到报上提到“风派”、“捂派”、“溜派”之类的人物，知道上级中央是英明的。虽然现实中要识别这一小撮人，要揭露他们，还很不容易。但群众是有觉悟的，眼睛是明亮的，这种人将越来越行不通，任何国家和社会都容不得政治“投机商”。他们的伎俩已经在几次贩卖中逐渐被人们所识破，他们的面目越来越清晰。政治“投机商”的命运，绝不会比一个“革命者”更长久。

有一句话：“我受伤了，但我没有被杀死，我将躺着，流一会儿血，但我将爬起来继续战斗。”这就是我当时的想法。

现在回忆它，着重还在反映一种心态，在复杂动荡的环境中，人人都变得有点偏激，政治斗争又往往使人走向极端，兄弟朋友都可能失去理智和宽容，成为互相仇视的对手。只有在政通人和的社会里，才能心平气和地坐下来想一想。感到这一切，都是不该发生的。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