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经历1976年这场运动，我觉得自己被人误解得太多了。我要如何剖白，才能表露自己的真诚？我还能做些什么？才能释放我的热情，拯救我自己，我不停地思考着。记日纪，写回忆虽是美好的，那都是属于自己的，只有通过创作，才是实在的东西，可以更完美地呈献给大家。

自从1964年走过人生岔道口，一个新的理想就开始萌芽，并一直滞留在我脑海里，在我的心里，它不时躁动着，要伸长出来，我也无时不想把它变为现实。一位作家说过：“人民在受苦，难道我不应该去为他们说话吗？”　他说得真好，我每天梦里都在找这样一位有责任感的作家。可是难呀！我不知道到哪儿找去，即令我找到，也不知道他能否明白我的心。于是我大胆地想，还是自己动手写吧！况且我要写的全是真的，而写真话，写一颗赤诚的心，应该不会很难吧！

可是生活不能安定的时候，我只能为生存奔波。心想，等生活有了保障再来努力吧！后来又被疾病拖累了，风湿性关节炎时而发作，疼痛难熬，一个时期怀疑引起心脏病变，对活下去的念头更加强烈，便想什么都不干，治好身子再说。

那些年点燃在心里的希望，没有因不幸的遭遇而破灭，这时更不能因疾病而退却。我为此作了种种努力，请教名医，试服偏方，象相信上帝那样，虔诚地吞吃药物，把大碗大碗的草药毫不迟疑地送进胃里，可疗效甚微。我又坚持锻炼，做气功疗法，靠着书本，按照说明和图解，一招一式地学，硬是把二十四式太极拳学会了。一段时间我每天早上醒来，先躺着做“床上八段锦”　，然后到场子上打“太极拳”；晚上再打一次，上床又做“八段锦”。大家都说贵在坚持，这点对我不可怕，完全取决于我的意志。我不是为长寿来保养身体，我更强烈的愿望，是为我的理想恢复精力和体力，期待有一天我的健康能承担这一重任。

1975年风湿病有了好转，我开始拼全力去学习我需要的东西。这时神经官能症却来了，经常失眠，有时整夜睡不着。我的脑力又给摧毁了，不能持久看书写字，昏昏沉沉，支撑不住深入的思考。作文只能匆促而过，企图一气呵成，没有一个完整清晰的构思，想到写到，杂乱无章。刚开头又近于要刹尾，心想再拉一点，则成了拖泥带水自相矛盾，除了通篇不满的词句，没有一点实在的内容。我又象犯了过错，遭遇挫折那样，垂头丧气，毫无把握。我不得不停下来，再次把宝贵的时间，花在健身怯病上面去。

其次，我也不敢指望能在当时的刊物上发表一点文字。一个时期文坛上崇尚什么，只要看当时那些搬笔弄墨的人是啥样的，便可知其一二。“文革”中我曾认识一位“文艺工作者”。他大讲特讲“高举”、“突出”，强调文章要有“思想性”，“政治性”，就是不讲现实性和人民性，象赶时髦似地研究“当前的需要”。如此产生的作品，作为一个时代的装饰品也许可以，要想有深远的意义，恐怕就不是这类人写得出来。

有一天，我在那位“文艺工作者”的桌案上，看到他刚写完的一首诗，我想他并不怕别人看见，就大胆地读下去。题曰“盐工颂”，令人感到又大又俗，凡作诗便要”颂”　，也许是那个时代的一个特色，好大喜功，不管大事小事，企图包罗万象，面面具到，从盐工的过去写到现在，又从现在推到未来，似乎如此才觉完美。我感到就象小孩穿大人衣裳一样可笑。为了不落入”俗套”　，显示诗歌的一点”新”和”奇”，　他竟生造不少词汇，什么”朝勃”，“　竞发”　，真觉别扭。我知道他对所写的生活一点不熟悉，硬要“颂”　，只能堆砌词句，作文字游戏。

我正看着，他回来了，客气地要我提点意见。我坦率说出自己的看法。他虽点头称是，并不一定同意我的观点，因为他认定的标准同我想的不一样。当然，任何人都可以作文，可以自我陶醉欣赏。鲁迅先生说过：回看他早期的作品，就觉得如看小时候光着屁股的照片一样，虽是可笑却是自然现象。但是我看这位“文艺工作者”并不认为他的作品是“光着屁股的照片”　，好象已是一张穿着西装的标准像。因为他不喜欢说真话，象鹦鹉学舌重复着报上的宣传，为写文章而写文章，只能给人一种忸怩造作的感觉，而不是情感的流露，更不是现实的写照。他曾经自吹：“不用到现场，就能把一个事件写得绘声绘色。”如此踌躇满志，怎么会想到去揭露黑暗，激励人们创造未来？我恐怕是永远也比不上。

还有一些所谓“作家”，硬要把自己打扮成“人类进步的导师”，把一些还没有经过社会检验的话当作真理，硬生生要塞给读者，忘了他自己也不过是人类中的一员。可是他们的文章在那时却能得到发表，可以成为一名“文人”“作家”。我就大大不如，那种公式化的文学创作，我既无能也不感兴趣，除非我也去说假话，但说假话是写不出感人的作品，我只好把理想一直埋在心里，埋在我的日记里。

（2）

1976年“四人帮”倒台后，套在中国人民精神上的枷锁终于脱落。一时间人们有了第二次解放的感觉，认为将会重新获得适于生长的气候和土壤，至少也会有一段“真空期”。我的健康状况此时也大有起色，这正是开创事业的大好时机。我立即从地底下把我的“反革命”——一大捆日记本——重新请出来。

当那些“反革命”摆在我的桌上，我顿时感到无限的欣慰和喜悦，象一个守财奴望着金灿灿的元宝，激动不已。可惜这次“隐藏”的时间太久，日记本已经潮湿发霉，上面有些字迹也模糊不清，有的受蛀虫严重咬伤，本子散了架，成为一堆堆纸片。我只好一页一页地收拾，一本一本地接着看。这里面有记述，有感想，有反思，有评击，但要想从中理出个头绪，选取有意义的东西整理归类，进行创作，的确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

如果说当初记日记不是创作，这时的整理却经历着创作的艰辛，比重新构思去写一部小说还费事。

有时，我会感到十分遥远，一位朋友曾劝告说：“现在已经不是搞文学创作的年龄了。再说，我们的制度也还不允许自由发表，特别是有损领导者利益的文章。”年龄大，我不怕，可以用苦工来弥补。至于能不能发表，确实是个打击，但那时考虑这样的问题为时过早，我倘不知道要写的文章是啥样。只要我的文章能有一点与众不同的风格，只要它是独特的，有一定的社会意义的，我就不必为何时发表而操心了。

问题是怎么个写法，我的日记似乎都没有一个共同的中心，我记下它们的时候，也未曾想过要为一个主题服务。而是心里想到什么就写什么，想到很多就多写一点，一时想不出就三言两语了事。1968年在“文革”的“逍遥日子”里虽整理过一次，也仅仅是按时间顺序，选取一些较有意义的事排列下来，这算不得创作。我也考虑过几个题目，如“理想与现实”，“家庭和教育”，以及“政治杂感”，“个人奋斗”等等，我的日记里有不少这方面的内容。可是我怕力不从心，做不好这种需要精雕细刻的工作，我还是希望停留在日记这种体裁上。

我翻阅了鲁迅先生的《马上日记》及《马上支日记》等几篇文章，看看鲁迅先生是怎样创作和发表他的日记。鲁迅说，“写日记的人成了名人，死后便有人把他的日记印出，大家看了也格外有趣，而且因为他没有‘摆空架子’，有着‘真面目’，这是日记的‘正宗嫡派’。也有以日记为‘著述’的，‘志在立言’，‘意存褒贬’，‘欲人知而畏人知的’，虽然不象日记的正派，却不妨‘模仿着试试’。”

我想，自己不是名人，将来也不会是。如果想发表“正宗嫡派”的日记，恐怕不会“有人愿意把它印出。”若说是以日记为“著述”，我又不敢“志在立言，意存褒贬”。我不外是想以自身作蓝本，以日记为载体，把我的遭遇和感想告诉人们。我所以要写，不是希望别人都象我这样。我仅仅想提供生活中无数模特的一个，让人们品评议论，能从中找到一点值得参考的，不论是正面还是反面，都算是我的目的。后来我想，只能用剪辑一部记录片的手法，把历来的日记裁剪移接，使之成为有中心主题，又有系列连接的文章。

我开始了“剪辑”。首先我得把需要的材料一段一段地抄在纸上，然后裁剪成许多字条，分门别类放在一起，从中去掉一些雷同的。再把内容主题相似的写到一块，并假定在某一日，或相联的几天中发生。于是我感到一种“失真”，感到“合并”太勉强，不如原来的日记，虽是短短几句，却干脆利索地说了一件事，一点即时的感想，可以完全看出我那时刻的真实情感。是“野生的天然产物”，完全的“原生态”。同时“合并”在语句上也失掉了原有天真可笑的模样，失去了野性，使原来有强烈情感的字句没有了锋芒，就象用大人的手笔去描拟孩子的字体一样，生硬而呆板。虽然这样可以显得我有足够的修养，可以省掉一些累赘，却毕竟不是我当时的情绪，看不到我本来的真面目。比如我小时候是剃光头的，现在看去很可笑，便说那时是理小分头的，使自己显得帅气，却不符合“历史事实”。

也许要创作就免不了会“失真”，要顾及文章的层次，结构和逻辑，有些事得补充说明，穿插叙述，让人明白，还要把自己打扮一番，就象要穿上衣服，免得暴露无遗，不够雅观。人们并不完全了解我的过去，也许我可以大胆地来说点“假话”，而保持身躯和灵魂不变。但过分的装饰，又会令人作恶。光溜溜的身躯是实实在在的东西，那上面有优美，也有暇疵，看的人没有不信任的，一穿上衣裳，就可以有种种猜测，显得神秘，也值得怀疑。我几乎要对这样的“剪辑”感到失望。

但我还是按原来的计划写下去，因为除此外我没有别的路子。两个月后，我写出第一章，这开头的工作实在艰难，经过多次重写，不断修改增删，靠一锤一锤反复敲打，才有了一个形体。我感到它已经不是过去那样零乱，每一篇都有一个中心，可以拆得开，也可以合得来。我逐渐有了信心，步子也迈得更快了。

那些时候，我几乎将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花在这上面。我避开了一切挑衅和刺激，尽量敷衍着忍受着现实生活中的不公正，把最难忍的委屈咽下去。我每天奔走于学校和家庭之间，做一个跟时间赛跑的人。该上课的时候，我骑上车花上半小时赶到学校去。下了课，又赶紧奔回来。到了家一放下自行车就伏到桌面去，一直写到支持不住才停下。每天路上来回骑车的时间，正好成了我锻炼和休息的时候。学校当局对此十分不满，校长婉言批评，同事背后舆论，说我“工作散慢”，“家庭观念强”。我无心理会，我不能让他们知道自己正在从事的工作，这会比“表现不好”的评语更令人担心。

经过五个多月紧张的拼搏，1977年4月，我的“剪辑”工作基本完成，我把这部日记体的文章题名为《心迹》。虽然我感到还很不理想，它无论如何受到我水平和能力的限制，不能把我的意图完全表达出来。但是我相信这绝不是最后的一次，我只是提做了初坯，今后还要反复修改，多次重写，只要一次能比一次好，我就有希望。一时我也想不出有更好的写法，没有一个能修改得更完美的计划。我的脑力已明显消耗了，可以说是精疲力尽，只好暂停下来。而此时所谓“揭批查学习班”也将开办，我不得不去面对另一场更可怕的搏斗。

（3）

1978年春，文学战线出现了可喜的苗头，人们敢于公开评论时政，敢于说出心里话。我感到《心迹》有了希望，它同国家的命运竟有如此的相关。过去我担心日记本落在别人手里，一些人会断章取义，无限上纲，从“帽子工厂”飞出无数臆造的东西套在我头上，还有“钢铁工厂”的打击，后果不堪设想。那些人害怕别人说真话，因为一说真话，就免不了要对他们不满，要揭穿他们的伪装。现在一再提倡实事求是，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这样就有希望了。我所写的东西，不但不怕别人知道，还想拿去发表呢！

同时我意识到时间对我来说，已经不多了，我也知道自己在这世上十分孤单，死后不会有多少人来给我送葬，那墓头的花圈将是极少的。我因此一定要将《心迹》写好，作为敬献给自己的花圈。

我开始抓紧将《心迹》，再作一次较大幅度的修改和重写。这次我可以不受原始日记的束缚，不再做筛选剪辑材料的工作，专心从写成的材料中去组织构思，把繁多的章目合并缩小，再作补充和扩写，使内容更加丰富饱满，主题更为集中明朗。还是用五个月的时间，我又写了二十几万字。当时每写完一篇，心里就泛起一次美好的遐想，信心跟着一次次增强，希望的火花越燃越亮。不够有时候我也很怕回过头去看看写完的东西，我知道一定还可以发现许多不足之处。我也不希望在写作时让别人说我不行，或自己感到没有希望。这会严重挫伤我的写作热情，影响我的思路，对进一步创作失去信心。

后来我的工作，可以告一段落，我又急于想知道，自己的努力是否成功，我的《心迹》能有一点别人喜欢的东西吗？因此我又多么希望有人能看看我的稿子，给我提出意见或批评，给我建议，帮我修改，使我的作品能进一步完善起来。

我决定让我的《心迹》走出去“经风雨，见世面”。可是一位朋友还没有开始看，就先给我一大堆“鼓励”，其实我猜他的意思是不相信我会成功。后来他勉强看了几篇，道是“写得真实，有情感”，却不想把它看完。另一位朋友直率地说：“从文学观点看，只能算是习作；从内容来说，比你的遭遇更惨的多得是。为此花那么大力气，恐怕不值得。”我知道，我已经得到第一批读者的否定。

对写作，我是有过怀疑，能行吗？1976年内弟要参加“招生推荐”，当时岳母要我帮内弟写一篇“心得体会”，和一篇“批判文章”。我给他指点了一番。可是送到公社去，主管的人说，那两篇写得很糟，内弟因此没有被推荐去上大学。岳母就很怪我无能。我自己也感到沮丧，连这样的作文都不行，还奢谈什么文学创作？我所写的还会有人愿意看吗？不外又是下等人的秽物，跟我的人身一样，要受到无爱，受到岐视和耻笑。

再说，我所写的会不会十分幼稚，十分拙劣，没有一点价值，仅仅是自己珍惜的玩物而已，对别人毫无意义。记得有一次，一位学生拿了他写的一首诗让我看。这是他即景有感写出的作品，包含着他内心的感受和喜悦，我相信他是经过再三思虑才写出来的。从他的眼神里，我知道他感到多么满意。我不得不称赞一声“好”，以他的程度和水平来衡量是不错的。可是我说不出具体的好来，那确实不是一篇成熟的作品。文章好比是一粒成熟的果实,　开头如果皮,　鲜活艳丽会招人喜爱；内容如果肉，香甜可口能让人欲罢不能；结尾如果核，饱满坚实才可延育未来。我因此想到自己的《心迹》，不也十分满意地盼望着？说不定跟这位学生一样，只因为水平如此，用自己的尺度衡量，以为不错，一旦拿给别人鉴定，只会落得同样的下场。所谓“意义”，“价值”只是对自己而言。我心里很懊丧，担心一切努力都是徒劳的，白费时间和精力，历来支撑自己的所谓“将来”，也显得十分可笑。

同时，我也意识到，对自己提出更高的要求，这样检讨一下是必要的。如果因此恢心丧气，放弃努力，半途而废，将是十分危险的。比起成熟的作品，我的文章无疑要看出很大的距离。可是不该过早去考虑自己的成果，能到怎样的水准，就到怎样。我的朋友也不外是那种，对不成名作者的作品，所持有的怀疑态度。他们并没有深入我文章中的主题，看不到我作品中寄托的思想，和我个人为理想奋斗的意义，更不用说去考虑我的作品对社会有何用处。他们只是注意文章的所谓技巧和表达能力，还有情节如何。我知道这方面会让他们失望的。

（4）

后来有一位老同学对我的《心迹》作了较认真的阅读，甚至还在他认为精彩处划下红线，表明他颇有同感。于是我得到一种嘉奖，我的《心迹》能给人力量了，我同时说出了别人想说的话，我的努力终归没有白费。

忽然，我又着急起来，国家好象已开始允许人们畅所欲言，如果我不能争取尽早发表我的作品，而让别人的文章说尽我的观点看法，我的《心迹》又要变得毫无意义了，就象一项科研成果被别人抢先公布一样，同样的努力得不到同样的声誉。但这仅仅是瞬间的担忧，我清楚自己作品的尺度，不能企望在不久的将来就能发表。而且只要冒出这样的念头来，我便放松了努力，缩短了目标，最多只能成为流行一时的摆设而已。

我决心继续努力，不间断地学习，隔一年或两年修改一次，就象一棵盆景要年年修剪，时时呵护一样，直到它成形定制的一天。而且勤能补拙，别人三易其稿，我九易、十易还不肯罢休，直到我认为十分满意为止，才算我的作品已走到尽头。我知道，不管我修改多少次，每次都能发现不妥之处，有时是一个字，有时是一个词，也有时是整句整段的增删。但每经过一次改动，我心里就有一种说不出的愉悦。

后来通过朋友的关系，我又让一位在报刊编辑部工作的人看了我《心迹》的一部分。他认为文章格调太低沉，埋怨数苦得多，感想多。认为我应该写一写周围同情和支持的人，才能让人看出这世界是光明的。

我想，对创作一部小说来说，对作品应起的社会责任来说，他讲得一点不错。也许他没能理解我寄托的意思，也许我的文字没有把自己的意图表达清楚。我所以要写，不完全是为了数苦，我的遭遇在全国数百万不幸的人中算不得什么。有的惨遭涂炭的程度胜我百倍千倍，我不过是极普通的社会一员，只是我要叫出自己的声音。我反复强调只想提供一些真实的情况，表明自己在逆境中的信心和勇气，并不懈努力去实现自己的理想和追求，以及对社会的期盼和呼吁。这就不是人人都想办到。

我总结了经历过的一切，认为有自己的过错，也有当时社会的弊端。我的努力并没有靠别人来支持。事实上，在冷酷的现实生活里，在极“左”思潮横行的年代里，敢于公开执言，表示同情和支持的人并不多。许多人只是背地里议论着，替不幸的人惋惜，不平。但是这有什么用呢？当年并不存在有一种议论的监督。后来倒好，许多作品写到“右派分子”时，就会有人暗中帮助，打抱不平，还有伟大的爱情伴随着，甚至把“右派分子”描写成一位当时就受人尊敬的英雄。我不敢相信这是事实，即使有，也是凤毛麟角，并非普遍现象，否则，悲剧就不该发生。有许许多多的生活，本身并不完美，为什么一定要自欺欺人？这跟阿ｑ自以为“被儿子打了”，有什么两样。我知道“作品应源于生活，高于生活”，但为了一个美好的愿望去编造，把典型的事例，作为普遍存在的法则，去表现生活，我恐怕还做不到。我也不明白为什么写文章要遵循一个“规律”，或叫“模式”。我这样出示生活中也许是粗俗不完美的东西，却是真实存在的，反而成为是不合情理的。

我历次身陷困境，主要靠得还是自己解救自己。我一次次失败，我一次次努力，始终热情向上，毫不气馁。在整个过程中，我会埋怨数苦，就象不论谁受到鞭打，都会叫，会哭，也会有绝望的时候。我写《心迹》不光是为了诉说心中的不平和怨恨，还为了拯救我自己，为了逃避世俗的污染侵蚀。我也想尽自己一份微薄的力量，去纠正一点社会上的偏见。

我知道自己的作品有许多的不完善。我的文章不是一串串珍珠，但肯定是一堆混有宝玉的沙石，只要细心挑选，就可以找到有价值的东西。或者如一片荒芜的山坡，虽杂草丛生，很不美观，仍可以找到几株药草，医治那些正需要它的人，还因为这原始的景象，而让人们看到大自然的勃勃生机。

我的“感想”是多了，我认为那些都是肺腑之言，是生活的结晶，也是我文章中的那“几株药草”，绝非无病呻吟，没有遭遇同样不幸的人，恐怕很难写出来。那些哲理性的话语，更象是小品剧或相声中的所谓“包袱”，是最出彩的部分。我也注意到，许多“感想”是当年日记的摘抄，处在过分激动情绪下写出来的，有点偏激，刻薄，不留情面，可能无端伤及他人。词句上刺眼扎手的东西多了些，显得不礼貌，容易引起别人的反感。在修改中，我会注意把它磨平。

也有人说，为什么我的《心迹》总是纪录过错和失败，没有成功和荣誉？首先我是一个极普通的人，自然没有辉煌的成就和业绩。其次我认为对一个社会人来说，有一点成绩是应该的，极为平常，唯有过错和失败是不可原谅的。其实如果一个人老是念叨他的成绩和功劳，他的动机就很令人怀疑。只有时刻不忘教训的人，才能清醒地看到自己的未来，才能对社会有所建树和推动。

（5）

不少朋友看过我的作品后，都力挽我将它创作成小说，甚至替我设计了这篇小说的层次，对一些情节提供描写构思，建议我为了使人物形象完整高大，具有代表性，不妨虚构，把别人的东西写上去。我十分感谢他的一片好意，这也许是不错的。我可以把自己写得十分高尚，把缺点错误栽到别人身上，可以对憎恨的人或事痛快淋漓地批驳。

优秀的小说，能鼓舞人们去创造美好的生活，揭示人生的美与丑，善与恶。但是，我个人总存有“偏见”。认为小说是那么完美，那么富有戏剧性，可以看到许多“巧遇”，虽然也可能是生活中所有的，必竟属于典型，不是普遍的。人们又喜欢种种“巧遇”，以致极力去创作它，却让真正的“巧遇”失去生活中存在的意义，成为不现实的东西。

那些缺乏生活经历的青年，常常喜欢逃避现实，去追求书中的生活情节，幻想过文艺作品中的生活，这就不见的是一件好事。象“文革”期间发表的那些所谓“三突出”的小说，反映的事件大同小异，只能是几个被推崇的小镜头。一提到“阶级斗争”，几乎就是“四类分子”不甘心失败，搞复辟报复。现实中就算有过这种事，所占的分量就如书上写的那么多吗？一些人又用书上提供的“典型”去认识生活，结果是无辜地伤害了许多人。所谓“中间的”，生活中大量存在的平凡事，却不能被选作创作的主题。而作品中描写的优秀人物总是“高、大、全”，极端的公式化、脸谱化。

我很不愿意去看它们，深知那是人为的塑造，是作者汲取各方创作出来的所谓“楷模”，甚至是臆造的怪物。尤如拾取百鸟之羽装扮成一只美妙而奇异的鸟类，尽管十分精彩，“引人入胜”，却是世间不存在，十分偏激的东西。我还是宁愿自己多观察生活，虽然也会受骗，但不是生活本身的过错，是我自己的幼稚和轻信。

此外为了改编成小说，我得象“整容”那样，在我的作品中去掉一些，再“人造”一点。按小说的要求来写，而不是提供生活中一个原始的模样，虽然它可以是许多美的侧面的组合，但这样的“美女”容貌表现在我身上，我会感到脸红，它违背我的本旨。为了能得到发表，我还必须去研究别人需要什么，怎么样才能让编辑看上眼，不得不说一些违心的话。这样做，恐怕很难，也不会快活，或者说我还没有能力去做到这一点吧！　

有一次钊人意味深长地对我说：“把它留到二十一世纪再说”。我想这话不错，我的作品仍十分幼稚，应该让它生长几年，几十年，力臻真善美，直到瓜熟蒂落，如此才能为天下善良的普通人争口气。只有打动自己的作品，才能打动别人。我希望我的作品能象一件古董，年代越久，越有价值。因此只有真实的东西，才有保存的意义。

我觉得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写真实的可贵，越来越需要富有哲理的语言。人们对文学欣赏品味的提高，已经不再满足那些看后，可以痛快一时的作品，不相信那些脱离现实的虚构，虽然它可能十分巧妙和富有创造性。人们对一部作品评论最多的还是它的真实性，客观性。人们会因为看穿其中的一些虚假而否定它的全部，觉得读这样的书等于浪费时间。作者的一切努力也就白费了。称为“美”的东西，过了几年往往又会被人重新认识，唯有源于生活的真实才最长久。当然，我指得是有影响的社会作品，不包括娱乐性的供人欢笑消遣的作品。

真实的东西，本身就具有极强的说服力。一个饥肠沽漉的人，只能老实说“饿了！”无须多加形容。如果已近绝望，一句“我想吃！”该是表达了多大的欲望。只有经历磨难的人，才懂得说真话的分量。我听过一位农村妇女介绍她的模范事迹。她不识字，也就不用写讲稿，一口气说了两个多钟头，井井有条，生动感人，连她的内心活动都让人“看”得清清楚楚。我想这是她确实做了一些事，真正有所体会，照着生活原来的面目，客观地描述，并没有刻意追求“重点突出”“因果关系”“合乎逻辑”，没有凭空塑造，窃取别人的形象，但是她成功了。唯一不足的倒是她想说些客套话，时髦话，有意无意夹进几句生硬的书本语言。不知那些是“辅导者”特意为她设计的“创作”，还是在她看来，这些华丽的词句，可以显示她多少懂得一些“文化”。结果是反显得别扭不和谐。要是她用日常说惯的家乡语言讲出来，可能还会更生动。

事物本身有它的完整性，有它内在的联系和感人之处，就看你是不是善于去发掘。我很庆幸，如果人生没有挫折，恐怕就写不出好文章，这是上天赐予我的财富，我要好好珍惜。有些话，有些感想，包括我一些观点看法，我的评论，在现在来看，也许并无特别之处。而当年我在日记上写下它们，可是冒极大的风险，不是一般人愿意这样去想，这样去做。如今我也不是要做“事后诸葛”　，我只想证明自己活得真实。

可以说，我的文章处处是真情，没有“伪劣假冒”，我愿意保留原来的面目，如此才能打动别人和我自己的心。任何时候好人都有缺点，坏人也有其长处，绝不会是纯粹的好，绝然的坏。只有真实地提供好的与不好的，人们才会更愿意学习那好的，并从不好的一面吸取教训。如果总想把自己的人物写得十分高大完美，由作者来塑造一个供人学习的楷模，这无异于在愚弄和欺骗读者，对读者采取不信任的态度。不应该总是由作者来指导读者，应该提供一个机会，让双方共同来评价书中的人物。

鲁迅先生说：“我们能够大叫，是黄莺，便黄莺般叫，是鸱鹄，便鸱鹄般叫。我们不必学那才从私窝子里跨出脚，便说‘中国道德第一’的声音。”就让我叫出自己的声音吧！不管这声音多难听！我愿意踏出一条路来，给如我般水平的人做个榜样，让那些也想将心里的话告诉人们的人，有信心和勇气来从事更多的创作，只要写得人多了，世界文学就丰富了。因此尽管我有种种犹豫，我的笔从没有停下来，我牢记住一句话；“拼命去争取成功，但不要期望一定会成功。”

在忧患中获得新生，尝到创作人生的甜味，我做了一件对得起社会，对得起自己的事，我感到欣慰。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