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姐打来电话说,父亲不行了。我知道“不行”的意思,我除了心里难受,并没有惊讶。父亲有肺气肿,是个老哮喘,不能根治。天冷时,发作更厉害,躺在床上六七年了。每年冬天,父亲都担心自己捱不过去。
当天中午,我赶到老家时,父亲已躺在冰棺里,瘦削的面颊上,还透出些许红润,就像刚睡着一般。前来帮忙的邻居说,别看你爸脸瘦,洗澡时,他身上的肉可不少。他在床上躺了这么多年,浑身上下竟没有一块褥疮。我知道,那全是母亲精心服侍的功劳。
母亲说,仔细回想,父亲走前是有预兆的。
那天夜里和早上,父亲的情绪显得有点异常。半夜时分,父亲出现幻觉,不断自言自语:“你们不要拉我,我自己会去杨庄。”杨庄就在我们村子南面,那里有一家殡仪馆。父亲生前多次戏称,“人最后都要去杨庄的”。
一早醒来,他就对母亲说,这一次,真的撑不过今年冬天了。母亲没在意,类似的话父亲以前也说过。他让母亲扶他坐到家门口的长凳上,喝了一碗鲫鱼汤。就在母亲收拾碗筷、转身去厨房的间隙,父亲倒在了地上。
后来母亲说,父亲坐在大门口时,两眼直勾勾望着门外那条大路。突然,他喊母亲:“你快来看啊,那不是我们家孩子回来了吗?”母亲望去,却什么也没有。父亲有些着急:“你看,站在那里的不就是吗?”
我们姐弟五个,分散在各地,有各自的家庭和工作。父亲走时,竟没一人陪伴在他身旁。“养儿防老”的古训,在父亲身上未能应验。而父亲,在生命大门即将关闭的时刻,却将无尽的想念和牵挂,留给了不在身边的孩子们。
我家姐弟五人,出了三个大学生,这在十多年前贫困的农村地区绝不多见。我们的学费,全靠父亲微薄的工资支撑,再加上母亲辛劳持家,他们硬是让孩子念完了书。父亲病躺在床后,有人对他说:“你让孩子读书、出去工作,现在却没人照顾你,后悔了吧?”父亲说:“后悔什么?我巴不得孩子都有出息,在家守着我算个什么?”
在父亲心目中,子女读书上学离开农村,就算是有出息了。父亲工作了一辈子,没有多少物质上的积攒,但在乡人面前,父亲一直以“子女读书有出息”为荣。
父亲希望我们常回老家,但我们总是说“太忙,没时间”。即便节假日回家,也是行色匆匆,很少在家过夜,更别说坐下来陪父亲说话了。
但父亲从没因此责怪我们,他总在为子女们着想。
好几次,因为天冷,呼吸紧迫,父亲差点就捱不过去,但他一直不愿打电话告诉我们。他对母亲说,孩子们把工作做好,家庭照顾好,比什么都重要。
我每次离开家门,总不敢回头直视父亲的眼神。在他那日渐浑浊的双眸里,分明蓄满了失落和期盼,令人心酸难禁!
二
父亲向来节俭,生前就屡屡嘱咐,他死后,丧事从简,不要铺张。在我们子女印象中,父亲的节俭似嫌过头。
一双凉鞋穿了五六年,鞋底鞋面都坏了,全是他自己用扁平的烙铁,在灶膛里烧红后修补的。父亲开玩笑说,这样的鞋子才防滑;家中的洗澡巾,是将一块白色老布剪裁后,用手工缝制的,擦在皮肤上,感觉糙糙的疼。父亲说,这种洗澡巾结实耐用,还比肥皂好使,能够擦掉身上的污垢。
至于父亲袜子、内衣、衬衫上的大小重叠的补丁,自然不计其数。现在想起来我才明白,如果没有父亲当年的节俭,也就没有儿女们的今天了。
父亲四十多岁才“晚年得子”,我是家里惟一的男孩,父亲自然寄予了更多希望。但我生性淘气,有时还不听话,常惹父亲生气。一次,我贪玩没有完成作业,老师告状。父亲气极了,拿起一把菜刀,说要砍我。我吓坏了,因此乖巧了好长时间。
直到我结婚生女,父亲还将这事作为儿时笑话,讲给我妻子听,妻也常以此事寻我开心。可妻哪里知道,父亲讲这个故事时,是带着怎样的快乐心情?后来长大了,我动辄就和父亲发生争吵,有时生气倔犟起来,好久也不和父亲说一句话。
我家院子里有一棵柿子树,每年秋天都挂满金黄色的柿子。记得柿子树第一年结果,也是父亲哮喘病初始之时。那时,我在县城工作。一天中午,父亲骑了几十里地的自行车来到县城,只为送十几只柿子给我:“你爱吃的柿子,家里刚结的,尝尝看,甜得很。”
父亲说这话时的画面,让我终生难忘:他扶着自行车龙头,不停地抚压着胸前大口喘气,“呼哧呼哧”的喘息间,夹杂着咳嗽。但他满脸沟壑纵横的皱纹里,却漫溢着满足的笑意。
那天,父亲没留在我宿舍吃饭,甚至连水也没喝一口,板凳也没碰一下,说是不给我添麻烦。送完柿子后,父亲又马上骑车回家。
那十几只柿子,我一个也没吃,一直放到腐烂。只要看到它们,想起自己以前的倔犟和不知事,我就感觉到异常的愧疚和心疼。一来一去,那可是上百里的路程,我那身患哮喘的父亲!
从此,我不吃柿子。家人问原因,我只说吃了肚子疼。一直没人知道,这是因我那难以感恩的父亲!
在我心中,父亲是令人敬服的。
私塾都没念完的他,却写得一手好看的毛笔字。以前每年过春节,家里的春联都是父亲自己写的,我则在一旁研墨铺纸。看着父亲在红纸上笔走龙蛇的气势,煞是羡慕。后来,父亲写不动了,只好买来现成的春联,但看上去总感觉缺少点什么。
父亲年轻时识字不多,后来在工作中不断自学,再后来竟然能写文章、作报告了。他还在国家级的《工人日报》上,发表过好几篇文章。父亲喜欢阅读,直到去世前,父亲还订阅了老家的一份报纸。
三
在父亲去世前的一个月,我回了趟老家,父亲让我给他拍了张免冠寸照,说是老干部办证用的。我洗好了照片,一直放在皮包里,几乎忘了这件事。直到接到父亲去世的噩耗,我才想起照片的事情。看着照片上白发稀疏的父亲,我泪流难禁。这不是我的粗心,而是一直以来,自己对父亲的关心不够。
父亲去世时正值八十一岁,按照老家的风俗,儿子要到万姓人家讨饭,父亲在那边才能安生。父亲是一名中共党员,我知道他从不信这一套,但我还是去了。
我给万姓人家的主人行下跪礼,终于讨到了一碗生米。我做这事时,态度是非常虔诚和认真的。我不做给别人看,而是为寻找一个慰籍自己的理由。
父亲生前,我没有很好地尽到一个做儿子的责任和义务,现在只能通过某种固定的仪式,在自己的心灵深处,给父亲安排最后的归宿了!
父亲一九四六年参加革命工作,那年才18岁,和国民党反动军队打过游击,九死一生的故事实在太多。也许如此,父亲生前说起死亡,既不避讳也很坦然。他曾多次对我说:“我死之后,你把我的骨灰撒在长江里就可以了。”
但是,我没有遵从父亲的吩咐。他的骨灰,被埋在了老家门口的空地上,还竖了块石碑。这样,每年清明时节,我们就能在丝丝飘洒的细雨中,记挂起父亲盼望子女回家的眼神。父亲,你能够理解子女的做法吗?
解放后,父亲担任老家所在乡的乡队长。上世纪50年代,乡属村级机构组建,但村干部奇缺,父亲主动请愿下放,到老家村里担任首任村支部书记,连续做了10多个年头,乡人尊称为“老书记”。后来,乡里兴办实业,又将父亲调任乡砖瓦厂厂长。
父亲说,原来他的下属都当了官,如果他不从乡队长的位置上下来,也能有个一官半职。但父亲从不后悔,他说:“这也是党员应有的觉悟。”
父亲生前曾有一个要求,希望死后村里给他开一个追悼会。我找到村里,但父亲的愿望没能实现。因为给去世的乡村干部开追悼会的做法,早被取消了。
这是在父亲离开一周年时,我写下的文字,今年已三周年了。这些文字就作为一篇迟来的祭文,算弥补了父亲心愿未遂的缺憾吧。我想,父亲应该是喜欢的,因为,他一直爱看我写的文章。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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