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1978年8月，我把《心迹》暂搁一边，又去为改变自己的处境和命运奔波。经过一番艰难的拼搏，我终于调离原来的公社，走出那是非之地。有人先是设置种种障碍，上告我“表现不好”，要求把我“留在原地改造”　；后来又是假惺惺答允，采取缓兵之计；最后则是蛮横刁难阻挠，力图把我捆在那里供人取乐，满足空虚而阴湿的报复心理，同时向部下宣示：谁反对，不服从，谁就不会有好下场。我为此据理力争利用所能找到的人脉，摆平关系，终于直接从县教育局下达了调令。于是有人又放出话来，是故意要把我赶走，并在背后狂笑谩骂，证明我是一个“不受欢迎的人”。也许编几句谎言，可以博得一些人的赞同，却也可能在正直人眼里露出真面目。发私偾，图报复，必置人死地而后快的作为，只是个别人阴暗心理的表现，对社会对他人的影响都十分有限。

我头也不回地走了，觉得无须过分为自己的失败，过错，受欺，感到懊悔伤心。这一切都不是我个人道德品质的不纯，也不是为人行事的不端，更不是灵魂丑陋，心术不正。也许我把许多路给堵死了，使自己的活动范围越来越窄小，却迫使我只能朝自己认定的路，执著地走下去。我同时又象是一个孤儿在忍受不公正的待遇，靠幻想和期待生存着。但我拥有的勇气和信心，别人是估计不到的，我也无须让人知道自己的真正目标。

我来到城关公社一间学校教书，当然遇到的仍是那种要你唯命是从的领导。他用自己过时的思想在指挥别人行动，却把任何违背都说成是异端，哪怕国家的形势和政策正在发生惊人的变化。他还在死抱过去的信条，因为是这些信条让他当上领导，他也最熟悉，最习惯这些陈旧的东西，捧为一成不变的戒律，不敢有丝毫冒犯。而喜欢专制的人又往往要求别人具有好品德，以忍受他的错误行为。因为忌妒心总是存在，他自己不能达到那种高度，便随意猜测别人的优势将会于他不利。

在改革开放之风还没有吹到这块土地的时候，我又感到不适于生存。然而此时我极力回避和妥协，不愿做无关大局的争辩。何况这里许多教师对我非常尊重，我也以成功的教学，博得师生和家长的拥护。他们当中有不少人是民办或代课教师，特别羡慕我有“正式的饭碗”。

我知道此时国家正处在转轨之中，可是在这样一个封闭的小天地里，无论我怎么“朝前看”，也看不出墙体外面去。不够周围一群年青教师，使我感到一股清新的气息。他们大多二十岁出头，没有经历“时刻不忘阶级斗争”　年代，没有感受到恐惧和压抑，没有象我那样被“教导”得规规矩矩，不敢越雷池一步。他们的思想里充满着叛逆，敢于大胆说话，做自己想做的事，这是可喜的新生一代。

当年社会上有一种《少女xx》手抄本，也许是嗅到“改革开放”带来的新鲜空气和土壤，象病菌一样，也想在春天里滋生，很快就在年青人中间传播开来。想不到经济大潮没有涌到本地，“黄潮”却先袭来。也许比之“政治”，这种东西“保险”些。在一些人眼里即使是“道德败坏”，也不致于象“反革命”，有类似抄家灭族的危险。“性开放”比之“言论自由”少一些危害，于是率先冲了出来、这种东西又迎合了一部份人的需求和好奇，最容易被接受。这是不是社会“开放”的一种必然过程或副产品，不得而知。

那时我看到了学校里的几位年青教师，公开或半公开地相互传递着《少女xx》，只瞒着校长一人。他们不象我这“半老头”处处要瞻前顾后，思量后果。因为开会时领导仍在强调大家要“严打”黄色手抄本，杜绝淫秽读物。尤其教师这职业，社会道德标准往往有较高的要求。虽然教师不是清教徒，同样有七情六欲，抵制黄色诱惑，教师并没有特异功能。但是“为人师表”的桂冠，牵涉到对学生的教育，社会自然会有苛刻的期待。不够这几位年青人的“不怕”，也许是社会进步的另一种表现。

有一天，我也“有幸”一睹《少女xx》手抄本的“真容”。听说早在1974年就有了，成了一些性干渴青年的滋润品。现在说它敢于冲破禁区，起了性启蒙教育的作用，当时却是绝对严厉禁止的。在阅看的过程中，确有一种“脑门冲血”，“血压升高”，“勃然腾起”的感觉，但冲动过后就索然无味，甚而有点恶心和自责：不该好奇去看这种东西，降低自己的人格。那种赤luo裸大量反复的性描写，就象在展示公猪配种一样，纯粹为刺激性器官，做精神自慰，是无聊作文者写下的xing*幻想而已，或是受性压抑过度，突然暴发出来的本能呼唤。但更像是一位低级趣味的人，在公共厕所里画一付大大的性器官，满足一下自己的性欲，过一过自己的色情瘾一样。

在一些世界名著里，在高尔基的作品里，也曾看过一些性爱的描写，那是小说中情节的必然发展，主人公情感的延伸，人物性格的必需交代，不是一方强烈占有另一方，享受另一方，完全是一首十分和谐的奏鸣曲，有前奏，有抒情，有高[chao]，有结尾，而且含蓄得让你有想像的空间。你看过之后也会亢奋，会心跳加快，可那种甜蜜沁入你的心肺，让你周身舒畅，久久还在回味，这才是文学。而不是让你到妓院去发泄一下，更不是象一丝不挂在大堂上演示性行为，在众人面前做猥亵动作那样，令人恶心。

性生活本是人类生理和心理上正常的需求，没有它，人类就不能繁衍生息。可几千年的封建统治，男人社会的极端自私，总把女人作为发泄的工具，使这美好的行为，演变成为色情、淫秽、邪恶的东西。又因为强权禁锢，使它成了洪水猛兽，继而突变为堕落，犯罪的行径。随着“开放”带来的新思维，人们的认识逐渐有了变化。正常的性生活是人们情感的调和剂，夫妻和谐共鸣的基础，身体健康的重要因素。在道德范围内，应该允许人们公开去谈论，就象电视上在解读菜谱，传授烹饪技巧，性欲同食欲一样，都是人类生活中的合理需求，不值得大惊小怪。和谐的性爱生活，甚至还是长寿的秘诀，值得去提倡。杜绝色情，应该是从提高人们的道德修养入手，只有崇高的操守，才能有自律的遵守。

（2）

在这间学校，我只呆了一个学期。1979年3月，我又被调到一间完全中学任教，这次不是我个人的请求，是工作上的需要。那里的一位英语教师出国去了，需要一位能教高中英语的教师。我好歹受过培训，无中推有。我只好加倍努力，拼命来做这超出我能力的工作。想不到“福兮祸所倚”，在这里我再一次遭遇挫折。

由于“文革”的耽搁，国家工作人员的工资已多年未调。每月逢到发薪日，本该高兴的事，对一些人来说却象是遇到忌日无异，心里总是酸溜溜的，不是滋味。拿在手中的那可怜的几张钞票，不用数就知道是多少。报酬与工作量极不相称，加上市场上物价飞涨，那几个钱的价值，已“今非昔比”，如何养活一家人，又摆在许多人眼前。我也不例外，可要是有人问我：“一个月多少工资？”，我会毫不迟疑地回答：“四二五”（四十二元五角），好象一点不嫌少。其实喜欢打听别人工资的人，多半是带有瞧不起人的势利眼，对他们可不用装穷。即使他们表示了同情，也不能当真。

好容易盼来一个消息：1979年10月起将再次“调资”。于是教师们喜形于色，大家碰到一块，谈论的中心就是“调资”。前两年曾有过两次“调资”，但范围小，受调人员有限，基本上是有职位的人“承包”了。因为能当个什么“长”或“主任”，自然是“表现好”，调上一级便“理所当然”。后来又一次仅百分二的比例。大家感到简直是“海底捞针”，干脆又给领导，让他先“吃饱”，以后也许不会再想要。其实那根“针”　也早握在领导手里，轮不到大家来“捞”　的。这一次是百分四十的比例，难怪大家都在跷首以待。

直盼到1980年4月，“调资”工作才正式开始。当时学校里在有资格参加“调资”的教师中，按比例可评上十四个名额。我觉得自己教了二十年书，那时又担任着高中毕业班的功课，在“第一线”工作，不久前，还被评为县优秀班主任，承担过一次全公社的公开教学，算得上是教学骨干了吧！论“贡献”应该不比别人差。本人工资又如此之低，还不如一位刚毕业的大专生待遇。对照条件，我以为这次评上准没问题，心里甜滋滋地等待着。

教师们各有各的打算，都在算计着这十四个名额的分配，谁也不肯承认别人比自己强。人人都想拿到手，连那些平日不干工作的人，在钱的面前也都干劲十足。个别人深知自己的劣处，便开始从“手段”、“策略”方面下工夫。互相聚在一块喝酒聊天，彼此吹捧，建立“统一战线”。一些人的脚步明显勤快起来，“串门”的次数多了，找领导“谈心”的时间长了。他们的脸上出现了笑容，可见一切都进行得十分顺利。

而我却一头扎在工作里，因为毕业班有好多事要做，我的时间全花在学生身上。那时我每星期要跑许多路，到每位学生家里去访问，做些毕业前的思想教育工作，无暇顾及到“调资”的事，只是耐心等待着。我甚至天真地认为“四人帮”下台后，应该不会再冤枉好人，不会再让老实人吃亏了。

开始为“调资”比“贡献”的那个晚上，每个人在会上都大言不惭地宣扬自己，象路边摆摊的江湖汉子，毫不脸红地当众夸下海口，把鸡毛蒜皮的事加于扩大升华，便成为了不起的“贡献”。有的从“盘古开天地”讲起，连参加少先队也是一段光荣史。这一来，一个晚上只能二、三个人发言，为此连续开了几个夜晚的会，每晚都到十二点多才收场，搞得大家无精打彩，哪有心思去考虑教学。

我不想浪费自己和别人的时间，只是简单讲了一些工作情况，都是大家有目共睹的。我好象还在表现一种谦虚。殊不知，领导让你说，你不说，跟领导不叫你说，你偏说，一样是个傻。　

大家“贡献”摆完后，便是分组讨论，以唱票方式提出“调资”侯选人名单。结果那些串通好的人提出的人选，彼此十分相似，都是圈子里的人，即使那人工作糟透，也毫不脸红地把他推出，有的更是等价交换，你给我一票，我才还你一票，根本不是对照条件，在择优评选。

我大吃一惊，不得不找校长交谈。他不冷不热，似在考虑我的意见，又象在想他的心事。我感到一种孤单，平时拼命工作，从没想到该为自己着力，我以为学校领导自会替我考虑，就象我全心全意为学生着想，替他们负责一样。然而校长却在关键时刻不痛不痒，而是相信所谓“多数”，看来他根本就没有深入去了解每位老师的实际工作表现，不敢公正行事，只图省事。他在会上说得是一回事，做得又是另一回事，或者校长本身有难言之处。

我感到失望至极，同时发觉自己又书生气十足，过分相信上级的所谓“调资”政策，以为别人也象自己那样能公正待人。我再次尝到天真幼稚的苦头，印证了理论与现实的不一致，这早已是造成我许多悲剧的原因，我仍没有吸取足够的教训。我这人不会抽烟喝酒，不善跟大伙一起玩乐，别人都视我为一个“孤僻”的人，在同事中就没有几个“知己”，没有“基本群众”，以这样的人际关系，我的票数还能多吗？看来“落选”是必然的结果。

公布“调资”当选人名单的晚上，会议室鸦雀无声，刺眼的灯光把一张张紧绷的脸彻底暴露无遗，一个个呆若木鸡，只有耳朵迅速澎胀，敏锐准确地捕捉每一个信息，活象一群在法庭上等待判决的犯人。校长却故意又讲了一套“调资”大道理，读几份“风格高”的材料，要大家发扬“共产主义风格，互让互爱”。看来这只是裁缝师手中的戏服，专做给别人穿的。好容易等到校长翻开笔记本，随着一个个名字跳出来，简直不敢相信这是“调资”名单。上面有六位学校领导组人员，三位刚毕业的“工农兵学员”，他们都是这次学校“调资组”的成员，只有一位是普通老教师，校长本人已连续调过两次，这次居然还想要。学校领导组成员除一位长期病休外，全都榜上有名，占百分九十的比例。这无疑又是在愚弄群众。

第二天，整个学校炸翻了锅。教师们三、五成堆，公开在学校走廊上，宿舍里高声评论，有的甚至在课堂上对学生流露出对这次“调资”的不满。两位老教师不懂关系学，社交能力差，只会逢人诉苦，呼吁别人为他们主持公道。有的说，工作二、三十年了，至今仍是“三五”牌（大学本科毕业时的工资，月薪五十五元五角）；有的威胁说，工资这么低，养不活老婆孩子，叫我怎么安心工作。年轻人为了每月能增加几元工资，更是不惜撕破脸皮，互相攻讦。

那些没有资格参评的教师，站在一旁说笑话：“这是抢工资，不是评工资。”有人开始站出来揭发一些人暗中搞串联拉票，违反“调资”规定。可吱吱叫的是老鼠，大猫照样大摇大摆，自行其事。校长就解释说：“我知道大家有意见，这不是我一个人决定的，是‘调资组’一致通过的。榜上的人都获得半数以上的票，难道大多数人的意见错了吗？”　，“学校领导组成员可不可以占那么多，上面没有明确规定，有些同志既是领导也是教师，他作为教师参评有何不可？”十足的强词夺理。现实历来是有权说话就有理，当领导的想凭职权谋点私利，以免“过期作废”，教师们能奈何？

可见当年生活的艰难，一级工资不外六、七元钱，却牵动了所有人的心。如今相差几十、几百的工资，大家也还能平静接受，因为每个人可以各显神通，另辟谋财之路，不像当年所有生活来源，仅靠工资的收入。看来唯有国家经济发达了，人民生活水平才有希望得到改善，要不，大河无水，小河奈何！

“调资”工作开始时说得非常动听，希望通过这次“调资”能调动大家的积极性，鼓励先进。最后的实际情况是：调上的认为理所当然，甚至认为还远远不够，并不因此感激、卖力；调不上的情绪低落，满腹委曲，同事间的关系变得紧张，不安定的因素反而增多。

我“调资”落空，不但经济上吃亏，还蒙受耻笑。人们可是称赞那些善于巧取豪夺，靠拉关系获利的“能人”，最瞧不起“呆头呆脑”，只会干活的“笨蛋”。尤其是那些刚步入社会，自命不凡的年青教师，更是把我当成“傻瓜”一个，不屑与我交谈。这才最刺痛人的心，比每月少拿几元工资更可悲。我只要一坐到办公桌前，望着一大堆学生作业，想着不公平的报酬和周围的白眼，就怎么也提不起劲来细细批改。何况人们看重的并不是工作好坏，而是一个人上上下下，前前后后的关系如何，按这样的标准来衡量他是否是个“能人”。

我想，当初制定“调资”政策的人，未免象我一样天真。殊不知经过“文革”的“磨练”，人心全变了，一些人学会了争权夺利，拉帮结派，首先考虑的是他自己及一帮人的利益，什么“发扬共产主义风格”、“互让互爱”，通通见鬼去。

“调资”结果的打击，让我一度感到心力绞瘁，万念具恢，怀疑人间还有公道。可是本性难移，工作中，我改不了一丝不苟，追求完美的习惯。道德上更是不敢辜负学生和家长的期望。对我来说，做人的准则是，可以委屈自己，不能对不起别人，尤其是我的学生。那年期末，我担任的班级照样取得优异的成绩。暑假我还被县教师进修学校调去，参加全县“中考”英语科的评卷工作。而且自此年年评卷工作都有我的参与，有时还负责命题和对英语教师的考评事项。我工资虽评不上，但在全县英语教师中，却享有更高的声望。

许多时候一个人的能力与他的工资就是这样不成比例的，社会本身还没有达到一种公平合理的水准。有些人拼命干活，却工资低微；有些人逍遥自在，却拥有丰厚报酬。当然，一个人工资的多寡，并不表明他人生的成功与失败。但愿这次“调资”是我走出人生峡谷途中，最后的一次绊脚吧，　所幸我又迅速爬起来了。

（3）

1983年6月，县教育局发出通知说，凡是“文革”中到中学里任教，本人没有大专文凭的原小学编制教师，必须经过考试，择优录取，才能转为中学编制的教师，其余将下放到小学任教。当时被点到名的对象，感到一种耻辱，有的人表示抗议，不肯报名参加考试；有的惋惜自己的业务，只好忍气吞声；也有的贪图中学名声，在积极地准备。旁观者对这些人有点幸灾乐祸，好似他们都是些盗名窃誉之徒。

我劫数难逃，也在应考者之列。说实在的，当初名曰“教育事业发展的需要”，动员我到中学教英语时，正是领导焦头烂额四处找不到人的时候。十二年来经过自己刻苦学习，钻研，并未辜负这一重任。待到中学里头教师过剩，其中就有我培养出来的学生，却要拿这些人开刀。本来当教师就是培养人的园丁，“点燃自己，照亮别人”，“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后浪推前浪”，无可厚非，作为阶梯，心甘情愿。可是用一个“没有大专文凭”为由，要将这些人撵到小学去，我觉得有点奇怪，当初明知这些人是“没有大专文凭”，为什么还让他们去教中学？现在不但没有“光荣”的份儿，还落得个滥竽充数之嫌，大家当然受不了。

回想自己何曾害怕过考试，但年龄大了，记忆力就不如前。平常教学讲究的是教学方法，对没有涉及到的知识，遗忘自然就快，比起当学生专事学习、记忆知识，有很大不同。领导不肯深入课堂认真听课，了解每位教师的实际教学能力，看其是否胜任称职，而采用这种简单省事的，所谓“一刀切”的考试办法，恐怕谈不上是“为了提高教学质量”。

历来一些人办事喜欢跟“风”，那时盛行考试，这固然是检验学识水平的一种手段，但绝不是唯一的办法。对象不同，考查的方式方法不应该都是一样。有人就喜欢条条框框，所谓有章可循好办事，做什么都不肯从实际效果出发，而愿意划一条线，于是“线”上的幸运，“线”下的倒霉。如此而已。

八月份大家忍辱负重，蒙羞受屈，参加了一场考试。之后，一些人果然被“淘汰”到小学去。我虽是“考上”留任，却已经有点自卑，这是个讲学历的年代，拥有大学文凭自然吃香，即使工作中一文不值，他还是比别人神气，他的工资就比别人高，还有资格充当“第三梯队”。　如今大家都知道我原来是没有大专学历的教师，往后还能继续在中学教书吗？

社会上有些人总愿意找一些自己比别人“优越”的条件，来看轻对方。比如出身呀！家庭背景呀！学历更是其中之一。他们常以自己先天的“硬件”设备，来蔑视别人后天的“软件”创造。他们不愿去看一个人的实际工作能力，生怕失去自己的“优势”　。他们更愿意讲究一些浮华的外表，企图对别人的长处视而不见，不想让别人加入自以为是属于他们的圈子。我好象觉得有人正在背后冷眼含笑，认定我也是一个好慕虚荣的人。

好的是通过一场考试，多少也能看出一点优劣，能留下来的该不会是孬种。同年9月，我就又被调到规模设备更完善的第三中学任教，算是对我的又一次肯定吧！

到了一个新的工作单位，我都会想起“人是喜欢第一印象”　这句名言。一开始就竞竞业业，守规蹈纪，认真做好自己的每一项工作，很少跟还不太熟悉的同事接触，希望这“第一印象”能给自己带来好的评价。而有些人却不一样，尤其是年青人，到一个地方先忙着“走街串巷”　，四处“搞好关系”，“联络感情”，然后再去考虑工作上的份量。他们说这是“新形势下的新要求”　，我的“死脑筋”就是跟不上。

学生却喜欢我，因为我在他们当中的时间，要比别的老师多得多。学生也更愿意来找我，每逢星期天，家里可以说是“高朋满座”。这些城里的孩子见多识广，无所不谈。他们也显得更大胆，更开放，不像农村的学生，在老师面前总是那么拘谨约束，对老师抱有一种敬畏感。

从这些学生身上，我看到了改革开放以来，社会进步的一面。我想，只有每个人的个性都能得到充分发挥，每个人的权利都能得到尊重，整个社会就一定具有更强的生命力和创造力，国家经济的发展、腾飞就不是问题。

（4）

1984年初，我在三中还没有站稳脚跟，上面又一次发来通知，说是除了由国家统一分配的大中专毕业生外，凡是历年从社会上招聘来的人员，所谓“以工代干”者，一律得通过“转干”考试，才能成为“国家干部”，否则只有“职工”的待遇。我尽管已工作了二十五年，原来同那些毕业生还有这样的区别，我可从来没想到。

幸亏又一次考“合格”了，不够这次考试很容易，有些地方所谓试卷几乎是半公开的，监考也不严格，作弊随处可见，听说只要你去参加，一般都能“合格”，所谓考试仅仅是一种形式，一种要命的走过场的形式而已。

虽是“转干”了，但显然又要比那些“明媒正娶”的逊色多了。此时还需要有一份“计生证明”，说明你没有违反“计划生育”。我说当年我们是在国家规定之前，自觉采取计划生育，医生没有给我们开“证明”，我们也没想到要“证明”。如今最小的儿子快初中毕业，我上哪儿打“证明”去。可主办人员说：“手续不完整，就不能办理‘转干’。”　看似严密的条条框框，却差点使人窒息。后来多亏校长出面为我“担保”，才获得批准，否则“只有职工待遇”。人生中象这样“有趣”的事还真不少，以后也不知道还要再遇到多少？　

经过这两次折腾，我觉得自己在中学里头总比别人矮半截。但是两次考试也是两次学习，学生时代的雄风又鼓起来了，我决心争口气。听说成人高校开始招生，在职的可以报考自己教学对应的学科。我因此借了一套文科复习教材，决定再一次向大学冲刺。想不到惹起不少议论，好象我又在沽名钓誉。都说就算我考上，还得坐两三年板凳，结果仅仅是一张大专文凭，能用上几年？可别人不知道，我还有个目的，为了我写回忆录有个好的结局，实现我多年的夙愿，圆我大学的梦。这时我已把《心迹》改名为《一个普通人的回忆》，我不但要用笔来写，还要用自身的行动来写。我要留给子孙和别人一个榜样，证明自己有能力，不是说大话。

学习本身也是一种乐趣，我很快就发现，许多知识对我并不陌生。尽管学生时代报考的是理科，地理历史早被放到一边。但当年高中阶段的学习是全面的，没有所谓文理分科，基础也比较扎实。翻开课本，许多知识很快就明白过来，只差记忆的问题，不象现今的一些中学生，畸形发展，对不参加“高考”的学科知识，象是“闻所未闻”。

1985年6月，我正式申请报考成人高校英语专业，招生名额直接分配到县里，是我到市里争取来的。可忽然又说，上面规定考生年龄不得超过四十岁，我已是四十五岁的人，不能报考。我真不明白，报上一边在表扬外国人六、七十岁还上大学，一边又有这样的限制。难道中国人不如外国人？我找他们申辩了几次。县教育局最后干脆以“教师缺乏”，“资金不足”为由，拒绝了所有人的申请。他们说还有一条路：参加大专自学考试。我心凉了，与其花几年时间去应付考试，还不如来撰写我的《一个普通人的回忆》。

我感叹自己生不逢时，总是与大学无缘。学生时代本来一帆风顺，临到毕业，偏偏遇上“大鸣大放”和“整团”，我却“政治不合格”，被剥夺了上大学的权利。好容易恢复了团籍，准备再报考大学，又惹恼人事股长，成了“不安心工作”的人，被贬到“边疆”教书，失去考大学的机会。后来落实了政策，政治上再“严重”的人也翻了身，却来个看“文凭”，想去争取个“文凭”，又“超龄”不允许。这辈子早不是，晚不是，老是不顺利。我的命可真苦呀！回头想想，大概这种不幸的概率跟中大奖一样，不是人人都能遇上的，我算够“幸运”　的，但也不必“欣喜过度”　，不要把它放在心上就是。至于个人，算得了什么，将来还不都是一堆“粪土”。想通了，什么事都好办，没有噜嗦，没有感想，我开始糊涂起来了。古人说这十分“难得”，是人生一大“进步”。

因为“糊涂”，在学校中我开始受人尊敬。一方面我可以称得上是“老教师”，另一方面该是“成熟了”，不管闲事，不得罪别人，可以独善其身。学校召开第一届“教师代表大会”时，教研组里的人竟一致推选我为大家的代表，享有“民意发言权”，可以名正言顺在会上对学校的工作说三道四。可真正到了这地步，我却谨慎起来，或者说糊涂起来，不愿再去得罪领导。只要别人没意见，我也行得通。明知不妥，也自动放弃“神圣的职责”。

大概年青时总自以为是，对领导的作为不以为然。那时认为自己不被重视，是因为还没有“出名”，为了能有一席之地，就格外看重自己，常常与领导“对着干”。结果是麻烦不断，苦恼丛生。现在是春风得意，事事顺心，然而却糊涂起来了。我不知道这是进步了，还是倒退了，是真“糊涂”了，还是假“糊涂”了。

（5）

我这一生，没有什么大本事，唯一的本领是教书。随着年龄增大，教学经验倒是有一把。我在三中全体教师大会上，曾做过一次教学经验之谈。我认为课堂是神圣的，是教师授业解惑的场所，一定要保证这四十五分的效益。课前教师就得花几倍的时间去准备，能否达到预期的目的，还要看教师的临场发挥，和授课技巧。

首先，教师在自己脑海里就要强化课堂四十五分钟意识，课前两分钟一定要出现在教室门口。两分钟的“寂静期”可以造成一种“静”的压力，抑制学生下课时过于奔放的情绪。好比打太极拳要先“垂肩含胸”，“意守丹田”。只有“静”的开始，接下去才能专注地进行。

一堂课四十五分钟，不能多，也不能少，安排教学内容就要恰到好处。正如一顿饭，菜少吃不饱，菜多又浪费。内容要先易后难，对新的知识点，采用先认识，后介绍，再巩固的原则。先认识，有印象；后介绍，有的放矢；再巩固，就不会忘记。涉及将来要学的知识，不妨采用说书人的办法：“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调一调学生的胃口，刺激一下他们的求知欲。

课堂上板书和擦黑板也要讲究，东写一点，西抄一段，学生看得眼花潦乱，教师也要不停地擦，费劲又费时。能全面设计，条条分明，擦掉之前再提醒一次，印象就更佳。擦黑板的同时还可以布置学生读课文或做练习，不至于浪费时间又“冷场”。对四十五分钟要十分吝啬，不谈与教学无关的事。科学安排，环环相扣，往往是下课铃响，讲课也结束了。这要凭一点经验，看教师的功力。如厨师下盐，抓一把就往锅里撒，不称不量，却能不咸不淡。讲得过快、过精，留下大半时间让学生“自习”，便是淡了。讲得多而杂，或慢条斯理，下课铃响，还兴犹未尽，便是咸了。准时上课，准时下课，不占用学生的休息时间，会更受到学生的欢迎和尊敬。

其次，要视讲台如戏台，讲究语言生动有趣，如妙语连珠，抓住学生的听觉。要变换自己的声调和表情，或高亢激昂，或低吟抒情，或嘎然中断，使“无声胜有声”。课堂同舞台一样要追求一种艺术效果。教师当然不必象演员那样靠表演来传情达意。但一踏上讲台就要进入自己的角色，使出浑身解数来感染学生，使每一堂课都象舞台演出那样精采。适当的表情动作，可以使讲课维妙维肖，把学生的注意力最大限度地吸引过来。给学生留下难忘的印象，甚至是终身的回味。

在市场经济大潮下，商品讲究竞争。课堂上教师和学生同样可以竞争，不要老是教师唱独脚戏。提问学生，检查效果，让学生发问，这是竞争的对立面。一堂课没有师生双边活动，就象市场上光有人叫卖，没有人买东西一样冷清。学生可以提出疑问，请求解答，也可以表示疑义，就象顾客有权对商品进行比较、挑剔一样。那种教师说一不二的家长式教学作风，往往束缚了自己的手脚，使教师只能象蜡烛一样永远是消耗自己，不想再去增添原料，不愿更新改造自己的思路。

如果学生敢于在课堂上，提出一个奇怪的问题来为难教师，应该高兴有一位敢于独立思考的学生。即使是故意捣乱，也可以引到正路来，这样的学生最有希望买你的“货色”。问题是敢于提问的学生太少，或根本不会问，不知如何问。因此要强调学生课外预习，把难疑问题记下来。要是学生能问倒老师，说明班上学生肯动脑筋，教师不要怕出丑，如此才能促使教师本身自强不息，更新知识。要有一种担心学生反驳的“危机感”，才会推出最佳的教学方案来。学生老是沉默，或回答“明白了”，不见得是件好事。

在知识大道上，遇到平坦的路段，应放心让学生自己走去，鼓励他们大胆朝前闯，不要老牵着手，甚至抱着走，只在十字路口，才给予启发和指点。要想方设法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让他们自己从观察、分析、比较中去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只有学生与教师双方的“竞争”，教育才有希望。

我的发言获得众人的喝采，讲稿后来以《如何上好一堂课》为标题，在《螺城教育》刊物上发表过。

我第一次有了一种成就感。有的人认为教师自身能力的高低，可以决定学生质量的好坏。我觉得不一定，高水平教师有时会认为某些知识很简单，可能不耐烦，也可能找不到好方法来传授。能力差的，只要肯学习，“将心比心”，有时倒能更好地引导学生通往知识大道。还有一些人看教师的好坏，总喜欢以他获得多少荣誉，得过什么奖项，培养的学生有多出色等等来衡量。其实，了解内情的人知道，那些表面的东西不可靠。教师的真正本事，就应该体现在他的日常课堂教学艺术上。

（6）

有了一点成绩，我发现自己喜欢夸口了，尤其在年青教师面前要来点倚老卖老，随意批评别人的不是。这种靠压低别人，抬高自己的伎俩，在聪明人面前是不屑一顾的。人们对你的评价，不在你的自吹自擂，而在你对别人的一言一行。当然这并非我的本意，仅仅为了“混日子”，就象狐狸为了逃避，放出臭屁一样，在一些浅薄势利的人面前，也不能太小看自己。纵观那些所谓“成功人士”，常常是周围人们的盲目崇拜，迫使他“高贵”起来，不幸的是，他也就真把自己当回事了。

我有自知之明。记得当年在城关任教时，县进修学校的人员常到学校来，请几位老师写一些教材分析之类的文章，然后以县进修学校的名义，印发给全县教师作为参考资料。当时我就充当过这样的角色。事实并非我的分析写作能力比别人强，而是那些“老爷们”不愿到各地去走走看看，从中发现优秀者，更喜欢“就地取材”。我不外“近水楼台先得月”。待到我后来调到乡下，就再没有人来找我了。推及其余，那些在大都会、大城市工作的人，就更有“出风头”的机会。这是生活中的常理，不足为怪。重要的是“当事者”要头脑清醒。

1986年开始，教育部门要在全县中小学教师中推广评定职称的制度，说是以后将按教师工作能力的大小和成果多寡，来决定教师工资的高低，而不是单纯看“文凭”。这条政策对我这种没有“大专”　学历的人来说，无疑是个好消息。可第一次评定，基本上还是按原有的工资等级高低，来套职称级别。工资高的自然评为“高级”职称，工资低的教学能力再强，也甭想评上“高级”。明显还有“黑猫”，“白猫”之分，而不是看它能否“逮老鼠”，不够因为这样，也少掉一些争夺战。

我没有“大专”文凭，本来工资又低，要想评为“中学一级教师”都有困难。虽然对照条件我已完全符合，可是一个人的教学能力和成绩，无法用秤称出几斤几两，也无法用尺量出几丈几寸，全看领导对你的印象和你在学校中的地位，可以说你成绩大，也可以说别人比你强。那时学校里又有一位刚调入的年轻领导，才走出校门不久，也想评为“中学一级教师”，可上面按比例下达的名额是有限的，我又遇上“对手”了。

学校初评时我没有排上队，自然是要让“领导先上”。后来是那位领导工作年限太短不符合条件，被上面刷掉了。大概一个人的“成绩”可以吹，从个人简历上算出的工作年限却难于作假。正好我有一位初中同学的儿子，在县人事局搞这次职称评定工作。他看了我的材料，对照我各方面的条件，认为符合“中学一级教师”评定标准，才把我提上来，学校其它领导也都同意。虽然我不是“假货”　、“水货”，　要靠“走后门”，但如果没人“提携”，可能就没有这次机会。显然，在这个凡事离不开人情关系的社会里，光有“成绩”还不行。

社会上，我没有亲朋好友在当官可以助我一臂之力，几次化险为夷都靠过去的同学帮忙。看来几年“窗前勤苦读”得来的成绩，虽然未能上大学，但留给别人的印象，却在人生道路上派上用场。职称评定后，我的工资因此大大地增加了，跟当年高中同届的一些大学本科毕业生，站在同一起跑线上，我没有什么可遗憾了！　

到了1988年，第三中学收回“文革”期间被占用的校舍，准备搬迁。乘此机会，县教育局决定作为“教师聘任制”的试点，对原有三中教师进行考评、筛选，挑选部分教学能力强的教师应聘。我有幸又一次被看中，因此能进入县城里工作，每天不用骑车上班，可以有大半时间在家里搞“自留地”，修改我的《一个普通人的回忆》。

那些年在工作中，我可以说是“步步高升”：从小学到中学，从初级中学到完全中学，从离家远的学校到离家近的学校，从普通中学到重点中学。我一路顺风走过来，越来越称心，越来越受人尊敬，这是我成功的一面。我靠的是自己的信心和勇气，以及对工作的热诚。我克服了许多陌生，才使脚下的路越来越宽畅，最终走过坎坷，走出变幻莫测的人生峡谷，来到一个广袤的天地，充分享受着大自然慷慨赐予的阳光、空气和绿色的草地。不再磕磕碰碰，满脸血污，不用提心吊胆，瞻前顾后，我还有什么不满意的？

两个子女也先后进入高等学校学习，虽说不是名牌大学，总算有了出路。有的认为当教师的，善于辅导，子女在学校学习一般都会比较好。其实我的职责是教好我的学生，子女自有他们的老师，我回家都比较累，往往不愿再接触到教学的事，我不能白天教书，晚上还得教，也许是一种文化氛围，子女学习都比较自觉。我不能算是一位好爸爸，但我尽了做父母的职责，将来的路要靠他们自己去闯，去奋斗。父母也早已精疲力尽，该松口气了。别人开始羡慕我：“好福气呀！”大概是指做人的基本任务完成了，人生还何所求呢？中国人总喜欢说“知足常乐”呗！

我这一生，经历过不少曲折，屡屡遭遇挫败，但终于走出坎坷，应该归功于无论我走到哪里，都有一颗责任心，都能以自己的工作能力和成效，来获得周围人的赞赏和认同。也许娇嫩的草木总要开出惹人喜爱的花朵，才能弥补自身的缺陷。在学校读书自不必说，走进社会，在街道工作，到水库工地劳动，去渠道指挥部当干部，我样样不落人。就是下到农村种田，我也尽力去熟悉各种农活，不失一个农民的身份。当了小学教师，虽说不是“科班”出身，教学上仍然是出色的。有幸进入中学任教，没有“大专”文凭，我在业务上还是充当“骨干”。大概这就是我被认为“骄傲自大”　，喜欢“逞能好强”的“缺点”吧！但也是成功的动力，不过现在我已知道该如何“戒骄戒躁”　了。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