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好多大学生毕业即失业，要找一个不错的工作单位，如国企、事业编、公务员，就需要有很深的家庭背景，老百姓形象的称之为：拼爹。至于走上工作单位以后混个一官半职，更需要一个高贵的血统。有人曾在网上发布过这样的数据，当今提拔的大小官员有70%是官二代或官三代。这数字准确与否，那得问权威部门。但在日常生活中，就所见所闻，差不多是这个行情。网上时不时爆出：26岁进县委常委；90后小丫头做局长；某财政局招聘干部量体裁衣，虽然组织部门一开始都说程序合法，事后却都爆出这些人有一个好爸、好妈，不过是因为这活做得太离谱太扎眼，才被在网上晒一晒。晒晒只是晒晒，提拔依旧提拔。总之，我们不得不承认，现在已经进入了“血而优则仕”的时代。

既然是客观存在，就应该“不狭隘”“不极端”的加以研究。那么产生“血而优则仕”的根源是什么呢？我以为无外乎以下几点：

第一：是传统文化延续的必然结果。当今许多事情都能从传统文化里找到答案，这次也不例外。先秦时的贵族是家传的，一个职位能做好几代人；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更讲究门阀观念，因为战乱或迁徙，怕这“门”的血统不纯洁，朝廷便写成文字做成档案，所谓“阀阅”者也；隋唐以后，开了科举，好像真的到了“学而优则仕”的圣世，但只要翻翻古籍，看看封妻荫子的典章制度，便会发现子承父业的还是大多数，科举不过是收买笼络乡绅和愚昧读书人的花招。

第二：是人之天性的必然结果。2000多年前，有两位老人为“性本善”和“性本恶”的命题吵得不可开交，并以此成为儒学史上继孔子之后两个高峰。其实性善性恶本身是个伪命题，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但人性天生是自私的却是不争的事实，这也是人之为人的前提条件。自古就没有“用特殊材料制成”的人。三句话不离“黔首”的秦始皇，即使把好多个“黔首”刻在会稽和泰山的石头上，也改变不了他自私的本性。今天的官员思想境界没有也不可能达到“无我”的化境，所以想方设法把权力移交给子孙一点也不奇怪，是情理中的事情，换成哪个人都会这样做。就人性而言，交给子孙总比交给别的人放心。

第三：是现行干部制度的必然结果。现在官员提拔是任命制不是选举制，也就是大官制造小官。这些官员自然是从自己人里提拔官员了。由于官官相护，官官相助，官员的近亲繁殖是没办法改变的事情。

第四;是中国特色的商品经济的必然结果。目前我们的商品经济名称千奇百怪，但核心只有一个：权力和商品的联姻。现在的权力拥有者不但拥有行政资源，而且还拥有经济资源。因为财富的占有，反过来更能巩固权力，因此，权力和财富形成了良性循环。这就对权力拥有者血统的纯洁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市场经济没有让权力走向民间，而是更集中、更垄断。这是新形势下权力生态环境的一个显著特征，也更凸显了“血”的重要性。

由于上述原因，“血而优则仕”的文化在最近一个时期获得了蓬勃的发展，且将继续蓬勃下去。那么这样的文化到底是先进还是落后呢?换言之。是好呢？还是坏呢？笔者以为这是一件好事。

首先，它保证了政权的顺利交接。以血缘为前提条件的权力传承是最稳定的延续，避免了政权更迭带来的社会阵痛。说真的，每次社会动乱，受害的首当其冲的是底层老百姓。社会稳定是老百姓的福音。社会稳定还能保障再生产的重复和扩大，由此人民的富足、国家的强盛也就顺理成章。从民族计，从国家计，从百姓计，更希望政权的一代一代顺利的交接。

其次，减少社会成本。俗话说，三代才能培养出一个贵族，一门手艺的成熟，也需要三代人的努力。做官如同做手艺一样，其中有不少秘方、心得，只有通过父传子、子传孙这样的口口相传，才能丰富、发展，这样就减少了一个摸索的过程。从社会劳动成本来说，是化最小的成本，办最大的事情。同时，官员的人脉资源也有一个积累构建的过程，父子相传的好处是很大程度上减少了这方面成本的投入，减少了社会财富的消耗。由于有着祖辈、父辈积累的经验，做官的技巧会更高，为人民服务的本领会更强，这也是社会之福。琅琊王氏自魏晋到梁陈历经几百年，三品以上的官员有470多名，堪称这方面的典范。即使在我们现实生活中，祖传三代的中医，肯定比刚开张的名气大、生意好。

再次，杜绝了社会动乱之源。“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思维逻辑，曾经煽动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平民推翻了现有政权，而今“血而优则仕”则杜绝了动乱的源头，它让那些血统不优的人不再有觊觎权力的念头。如果真有什么怏怏不快，那只能怪自己没有“生在王侯家”，剩下的就是老老实实地做好本职工作了。

“血而优则仕”既然于己、于人、于国家、于民族有诸多的好处，那么我们就应该理直气壮地宣传，除了行以外，还要知，要让更多的人明白其中的道理。在这方面目前尚有欠缺，做是做了，但说起来不够大方，羞羞答答，更没有形成一套成熟的理论体系。但愿这篇短文能够抛砖引玉。幸甚！幸甚！

2012--6--16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