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十二届三中全会以后，国家的进步，社会的发展，早已令一些人坐立不住。处在转型期，许多看法必须颠倒过来。一位在党校任教的朋友曾经告诉我，他现在每次讲课之前，都必须先声明：“以前我讲得不算数，今天重先来。”否则会被学员质疑为自相矛盾。也许应着“乱世出英雄”　，改革开放伊始，就有胆大的人抱着能干则干，干不了就跑的心态，率先冲上前去，一边看着风势，一边大赚一把。有了“第一桶金”，就象吃了定心丸，信心满满，暗自窃喜。政策也在逐步落实，报上开始大力宣扬“个体户”，表彰“万元户”，提倡“先富先光荣”　，效仿的就多了，“头脑灵活”的各显神通，纷纷走上发家致富的路。“政府里的人”也有人冒险去“下海”，“闯荡江湖”。老实人不屑一顾，后来看着别人西装革履，处处摆阔，心里又不平衡。工薪阶层仰人鼻息，无从发财，有不安分的也变着法子干违法的事。目标只有一个，全民朝着发展“钱途”而去。

回想年青时，也曾雄心勃勃，不肯输人，但所有的思想都没有含着金钱的诱惑。如今这想法早已跟不上时代的潮流，内心的防线虽然没有完全溃退，但看到自己满足于现状，变得惰性十足，与世无争，似乎在衰老，又不安起来。过去于困窘中不得不东奔西跑，却时时透出一股锐气，显示生命的活力，那时怕要“死于安乐”。形势在催人向上，我是个不甘寂寞的人，忽然也要趁自己还能干十年、二十年，想出去拼一把，实现自身的价值。照着方格写出字，可以工整美观，却显呆气刻版，妞妮胆小，只有在没有框框的白纸上，可以无拘束地写出花样来，感到“广阔天地，大有作为”。老是呆在学校大集体里，就不能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毕竟校长与教师“大有大的难处，小有小的难处”，谁也怪不了谁。

1990年下半年，我已年过五十周岁，达到“病退”　年龄，这时风湿关节炎旧病又复发了，我想，老是请病假也不是个办法，想要求减轻工作，当半个人头用，又羞于启齿，外表上眼不瞎，耳不聋，又无脸黄肌瘦，更非绝症，“占着毛坑不拉屎”　，别人会有看法，还不如干脆离开学校好。我决定用医院的证明，以“病休”为由，等有人替了我的岗位，我就“自由”了。一个月后我才正式提出申请，要求办理“因病提前退休”。

当然“病退”并非我的目的，我还不到享清福的时候。于是申请书递上去以后，我就开始四处打探，最初是希望有熟人能引进到私有企业去摸索一段，但很快就发现事情不象自己想象的那么简单。他们需要的是熟练的财会人员，懂得做“两套账”，还有营销人员，必须会“吹牛”。虽然我相信只要让我学一阵，掌握决窍，肯定能胜任。但他们不是职业培训班，对人员的要求是，“来之能干，干之能胜”。

这世上凡受制于人的事，都很难如愿。再说吃别人的饭碗，报酬再高，成绩也是别人的。自己创业，即使是个小店的老板，也是当家作主，所有劳累悲喜都归自己，岂不快哉！可资金呢？门路呢？谈何容易。一切复归惘然，教育局也迟迟不肯对我的申请下达批复。

1991年2月，一个偶然的机会，我遇见母校陈校长。他是我中学时代的同学。在一中读书六年时间里，虽然不在同一个班级，彼此都有一定了解，由于我学业优秀，又在1958年“大鸣大放”和“整团”中“出了名”，算得上是当年学校里一个“新闻人物”，许多老师同学都知道我，后来又是届组里头校友联络员。1986年母校七十周年校庆时，陈校长曾经找过我，希望我能帮他，从一位企业家那里募集一笔资金。这位企业家是我初中的同班同学，属于“嗅觉灵敏”那一类，依靠最早开发房地产，很快就从一无所有变为当年赫赫有名的“万元户”，成为许多人，包括当地官员竞相追逐的对象。凭借尚存的一点同学旧情，我经过一番直接了当的游说，果然不负所望，给当年的校庆添加了一点兴奋剂。陈校长因此认为我在校友中，还有一定的影响力，那时他又在筹备七十五周年校庆了，得知我正“闲置在家”，便热情邀请我去母校帮忙。

说起来，在一中读书六年间，我就拥有一群志趣相投，高尚而友爱的校友伙伴。当时每逢放寒暑假，街委会都会组织学生成立“回乡工作队”，搞一些社会活动，过一个愉快的假期生活。这一来，同一街区的校友，虽在不同年段，不同班级就学，却因假期活动，经常在一起，逐渐成为好朋友。有一位高年级的同学，成了我们当然的老大哥。他组织我们成立“野草”篮球队，穿着统一印制的球服，到机关部队去参加比赛。有时又带领我们，三、五成群，骑着自行车到郊外去游览参观。看着奇形怪状的山丘，我们共同追逐山坡；望着一片绿油油的小树林，我们一齐陷入宁静；趟着涓涓的山间溪流，我们竞相戏弄鱼儿。在感受大自然伟大慷慨美的同时，我们每个人心里，对未来都有美好的梦想。

到了傍晚，大家又不约而同聚在家乡那块大青石板上或榕树下，聊天讲故事，交换彼此的见闻。虽然有时我们也淘气，恶作剧，比如会脚穿木屐，故意在夜间噼叭噼叭列队穿过大街小巷，引得好事者出来探头观望。也曾用西瓜皮砸在跟男朋友聊天，而不肯卖票的电影院女售票员脸上，然后迅速“撤离”。但我们的学识，幽默感在同时代的学生中毫不逊色，爱好也十分广泛，音乐、美术、体育，各人都有一技之长。

我们之间的友谊，可以说是从小培养长大，充满着智慧和幻想，我们的友谊还得到各自家长的赞同，连家长们彼此间也常有来往。我们共有九个人，一位同学的母亲便把我们称作一群“狗兄弟”　（在闽南语中“九”与“狗”同音）。后来大家陆陆续续告别了艰辛苦难或纯真浪漫的童年，带着稚气好奇和渴望追求的神态，步入万象丛生的社会。有的肩负美好理想，继续在大学校园里淘沙，有的过早陷入为生存挣扎，而经受人生起伏颠簸。我们这一代也许是不幸的，又是幸运的。我们既象父辈一样埋头耕耘，又象年青一代拼命创业。我们更多的是奉献，不知什么叫享受。然而我们很多人得到人格的完善和升华。

岁月增长，我们的友谊却从未间断，而且变得更为成熟牢靠。每年假期，大家从各地回到家乡，还要相会，照样听“大哥”的话，到大青石板上或榕树下去，而且每年都会去郊外拍几张照片留念，“何必惜分襟”，我们彼此的心永远在一起。重要的还在于通过这群“快乐的狗兄弟”，我认识了一中不同届组的不少校友，他们跟我也都有不同程度的联系。

也许同学校友的情谊默然于心，经久不衰，这份温情不但冲淡我痛苦的回忆，也让我对母校的怀念，始终挥之不弃。经陈校长这么一说，我便跃跃一试，反正那时闲着也是闲着，再说只是帮忙，如有合适的工作，我随时可以离开，便爽快地答应他。不想，却从此把我引到另一块新天地里。

（2）

起初，我在学校里只是帮忙负责整理校友名录，每天伏案查阅学生学籍档案，按年份班级逐一抄写。还好，虽经历“文革”的洗劫，从1937年以来母校的学籍档案基本保存完好，听说“文革”中多亏一位管理人员，机智地把那些档案塞到房顶的天花板里，才幸免于难，否则早被一把火“造反”光了。档案里头有学生花名册、每位学生的学业成绩和基本情况，记录得十分完整。而1916年建校初期以来的几届校友名单，也从档案里保存的，一份解放前旧校刊中找到。唯独因时局动乱，学校搬迁等缘故，缺失了1927—1928年毕业的校友资料。我只好去找几位健在的老校友，通过他们的回忆，逐渐补充了一些。解放前学生流动性大，每个学期都有一大批转学的，复学的，休学的，插班的。为了避免重复或遗漏，要反复核对、校正。经过几个月的忙碌，才最终使二万四千多校友“集合”在一起。有了一份建校以来较完整的《一中校友名录》。

校友们后来看到它都异常兴奋，一边翻阅，一边不停地相互谈论起同班同桌的你我，勾起对往事的种种回忆。有的还从中了解到自己祖辈、父辈或子辈、孙辈的同窗好友，了解到自己的亲属是一中哪一个届组，哪一个班级的校友，有哪些同班同学。外地校友得知后纷纷来函索取。甚至有一位台湾校友，后来在台湾办理工作退休时，因实际出生年份与户籍记录有出入，一时办不了。看到《校友名录》后，便想到要从母校的学籍中，找到有关他出生年份的证明。

我感到十分欣慰，自己种出的果实，大家会这样喜欢它。这也是我第一次有了机会来回报母校的培育之恩，虽然最后一年，母校留给我的是永远的痛，我还是感激她前五年给我的快乐成长。

我在工作中找到乐趣，当时学校里又没有一位专职人员来搞校友工作，校长逐渐把筹办校庆的事交到我身上。一个人要是没有兴趣的做事，会很难奏效，即使鞭子在背后响动，行动仍然十分迟疑，而一旦尝到滋味，有了“甜头”，就没有什么“不敢”的。我开始参与了校友总会的筹建，负责与各地校友间的通信联络，寄发各种有关材料等等，其中尤其以搜集校友的成果资料，筹建《校史馆》最为艰难。

母校向校友征集成果资料的通知，已经寄了一拨又一拨，回馈的却为数不多。我想，一方面是有的校友过于谦虚，另一方面邮寄资料确实麻烦，有些材料可能一时找不到，有些必须去复印，还要包装，要去邮寄，需要有充裕的时间，个人照片也未必有现成的。

我请示校长，希望采取登门征集的办法。福州厦门是省内校友比较集中的地方，特别是大学里头，人才济济，一定会有收获。校长同意我的方案，我便开始出差。

白天大家忙于工作，找人实在不易，我就利用晚上的时间，到校友的住处去“拜访”。校友们都很感动，知道我的来意后，有的像欠债似的，马上翻箱倒柜找资料，嘴里不停地说抱歉。我们当时的口号是“为母校，有名出名，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校友在工作事业中对国家、对社会、对集体作出贡献获得成绩，有了成果，应该向母校汇报，并视为一种义务。这不是为自己出名，是为母校出名，给母校增光添彩，给学生树立榜样，是教育下一代的好教材。还好，老校友中不少人是我以前认识的，或通过我那群“狗兄弟”拉上关系的。大家见面不说客套话，总是大力支持，有的还主动提供不少新情况。从“已知”的又迅速扩大到“未知”的。短短的几天，我已囊袋满盈，收获不少。

这样挨家挨户去征集是挺辛苦的，全靠两条腿，还得不停地爬高楼，何况到后来手里总是提着沉甸甸的资料，有时刚从一幢七楼下来，又得爬另一幢七楼。每天回到旅馆住所已是夜里十二点多，又累又乏。要说我只是个借用的“临时工”，何苦呢！但责任心告诉我，承诺的事一定要想方设法做好，做完美，这就难免要苦了自己。但我心甘情愿，我从工作中得到的愉悦，别人是享受不到的。

我看到了，一中建校七十五年来，人才辈出，在各条战线上都有一大批优秀的学子，其中不乏佼佼者或在单位中挑梁顶柱的。我为母校感到骄傲和兴奋。他们中有我的学兄，我的同班、同届同学，也有年轻的学弟。一些人当年曾因种种原因上不了理想的大学，毕业后只能从事一般的职业。改革开放以来，国家重视人才，有些人就脱颖而出，成为时代的骄子。倒是个别当年被推到重点大学去的，却名不符实无所作为，有负名牌学府的声望。可见如果是一颗明珠，虽被秽物覆盖，只要擦洗，照样能发出光辉；如果是一粒卵石，即使涂上颜料，也终有退色的时候。

更应该庆幸的是我的一些学兄，1956年及以前高中毕业的校友。他们当中一些人论家庭出身，社会关系，按1957年以后的“高考”政治审查标准，恐怕是一辈子也上不了大学。命运使他们逃过一劫，免去一场灾难，现在那些人大多数在工作中都有出色的表现，为国家社会作出贡献，而且品德也十分优秀，是我这次征集资料的重点对象。仅仅一步之差，一个人的未来人生就会完全不同。我为他们感到由衷的高兴。

（3）

在与校友接触中，最令我尴尬的一个问题是，有些校友往往会问我：“你在学校中教什么学科？担任什么职务？”我说平民一个，还是“帮工”的，大家又不相信。我虽不介意，也一点不脸红，我唯一关心的是自己工作的成效，这才是体现我价值的地方。但是后来在公开场合，有热心的要把我介绍给校友，感到有点难说出口。如果我是一个“官”，介绍的人会十分自豪，而且响噹噹地对大家说：“这是母校的××长。”于是大家鼓掌欢迎。可我什么都不是，他又担心我脸上无光，大家对我不热情，影响我开展工作。

也许一般人总喜欢把职位与一个人的能力挂钩，认为官衔越大，本事越强。派来的人职位越高，越体现事情的重要性。我却自嘲说：“做官的不用办事，办事的不做官。重要不重要，就看大家的支持啰！”

世俗上常有人以一个人官职的大小，来衡量他是否是个成功人士,　或以他职位高低，来说明他在人生道路上成就的多寡。其实人生不能只看到表象，没有当官，不等于不会当官；没有财富，不等于就是穷人。一位教师培养了无数学生，这些学生在社会各个阶层为民众服务，他就象是一位将军在带领士兵攻城夺地，一样可歌可泣。一个人在漫长的人生道路上是怎样走过来的，他的为人作事，品德操守，他的追求创业，才是最主要的精神财富。一个普通人虽然没有显赫的战功，没有硕大的成果，没有辉煌的业绩，但他含辛茹苦培养他的子女，让他们继承他的优良传统，这就是对社会作出贡献，也就是他的人生价值。后来也许是我“抛头露脸”的次数多了，校友们逐渐认识我，也习惯了，就不再有这样的“偏见”。

筹办校庆，展示校友的辉煌成果是个重要内容。资金又是另一个大问题，所谓“有钱出钱”，指的是个人经营搞得好，经济收入较宽裕，愿意为教育事业作一点贡献，为母校慷慨解囊捐资助教的事。一方面他们的热心和愿望得以实现和寄托，另一方面母校办学条件得到改善。对学生同样是一个榜样，一种教育，这本身比钱更重要。当时国内经济还在起步当中，一些刚“发”起来的人，也许觉得赚的钱还不够多，即使有点充裕的资金，也想到要去扩大规模，投入再生产，对手中的钱有些吝啬，甚至叫“穷”，没考虑要对公益慈善事业有所贡献。因此许多人都建议说，必须争取海外侨胞的捐助，好象他们更有钱，也更慷慨些，说外地一些学校就是靠这方面发威起来的。

议论一通而已，谁心里都没底，不知道这条路该如何走出去，海外有多少校友，他们在哪里？哪些是“有钱”的人？学校领导更是顾虑重重，一旦走出去，达不到目的要招大家唾骂的。

我把这件事挂在心上，有一次到厦门征集校友资料，找到我的一位“狗兄弟”胡明辉教授，他作为访问学者，到过几个国家，见多识广，我提到这事，他帮我想到法子，建议我发挥这“非官方身份”的作用，组织一个民间校友访港团，自费赴香港联络校友。他这人是说到做到，立马行动，很快就通过一位在香港中旅社当副总裁的校友，为我们办好了赴港手续。

1991年8月，受母校之托，我们一行四人到了香港。那时我另一位“狗兄弟”孙礼元，正派驻香港担任一个国有公司的董事长，他除了热情接待，还把一套刚装修完毕的住房，让给我们使用，使我们在茫茫的大都市中有个“据点”。还有陈荣春校友，当年也在香港新华社任职。依靠他们俩的鼎力支持帮助，给我们提供了有利条件，为我们多方牵线搭桥，联络到不少乡贤、校友，积极争取他们为一中捐资办学。后来能有一座科学楼，就是多亏陈荣春校友出面做港胞曾纪华先生的工作，才得以实现。

在香港，白天我们一般留在住处等待校友来访。一些校友得知消息会立即赶来，有时热情得有点“可怕”，不是请“吃早茶”，就是要请“吃午茶”，有的轮不上，硬要排队，约定“明天”或“后天”，无论怎么劝说都不行。他们说，你们几十年才第一次好不容易来到香港，我们也是几十年才见到母校的亲人，无论如何一定要尽地主之谊。但我们还有一个重要的任务，是要在朋友的引进下，出去拜访知名的乡贤，向他们介绍一中的近况，邀请他们到一中走走看看，关心一中的教育，当然目的很明确，希望他们能对家乡的教育事业有所贡献，尤其对一中的资助。这样的事往往是一波三折，不会热情得“立竿见影”，我们也就无心去享受校友们的好意。

晚上，根据校友提供的线索，我们继续忙着四处打电话，找寻其他校友。通过大家相互转告，仅仅几天的时间，我们联络到七十几位校友，在离开香港的前一天，召开了一次聚会，成立了“一中香港校友联络组”，为以后与母校更好的相互交往建立一个平台。

在港几天，我没有一日专门出去游玩逛街，许多著名的景区胜地，抽不出时间去看一看。按说机会难得，当时又有不少干部借公务外出旅游，或兼而有之。我却是想办一件事，就首先要把它办好，办出成效来，无暇再顾及别的，更不会舍此求私，这种傻劲恐怕一辈子也改不掉了。

虽然这次香港之旅筹集到的资金有限，但沟通了与海外乡贤，校友之间的感情，摸清了海外校友的基本情况，打开了一条通道，为母校后来与海外校友的联络奠定了基础。这是我对母校的一点点贡献，也是我自身的价值体现。

（4）

香港之行在当时全校师生和校友中影响很大，鼓舞了办好校庆的热情，学校认为需要我这样一个人。我也觉得找到用武之地，回来后便到县教育局撤回“提前退休申请书”，同时要求正式调到一中办公室搞校友工作。调动手续很顺利就办成。我再次进入母校，这次的身份已是教师了。

1991年11月8日，螺城一中七十五周年校庆隆重举行，用官场的惯用语叫着，“在各级领导的关心下，在全校师生的共同努力，广大校友的热心参与，和社会各界的支持下，获得圆满成功。”　但我特别要提到的是，新加坡螺城公会的侨胞们。当时在离庆典的时间只剩一个月的时候，我临时决定给新加坡的校友和著名乡贤发去请谏，目的仅仅想借此机会扩大海外影响，让他们了解一中，知道家乡的第一中学正在筹办校庆，为以后的联络打下伏笔，并不抱有太大的期望。想不到他们接到请谏后，竟在最快的时间内召集公会成员通报这件事，并当场委托一人，在庆典当天，千里迢迢送来二十多人的贺仪，完全出我意料之外。海外侨胞对家乡教育的重视和热心支持，由此可见一斑。

此外还要感谢外地和各届组的校友联络员。他们象我一样默默地做了大量艰苦的工作，跑前跑后联系各方校友，提供多种信息，为《校史馆》搜集相关资料，为母校集资办学提供线索。这正是“有力出力”，“众人拾柴火焰高”。有这些人的支持，我的工作才能顺利进行。我仅仅做了该做的，而且都是事前幕后的，到了庆典那一天，自然是学校领导去唱主角，因为来的不光是校友，还有不少嘉宾，包括各级主要领导，各单位和兄弟学校的代表。这些人我都不够份量去招待他们，我只是教师当中普通的一员。可我内心的兴奋，别人恐怕未必能明白。我找到实现自我价值的机会和表现方式，感到十分欣慰，对别人是否赞扬肯定，已无所谓了，我成就了个人一段人生，别无它求。

校庆过后，大家又回到学校日常教学工作程序上去，而诸多善后工作，还是留给我一一来处理。中国人最讲究礼尚往来，凡校庆期间发来贺电、贺信、贺词、诗书画墨宝、礼品、贺仪等等，所有表示祝贺的单位、个人和寄送成果资料的校友，都得逐一答谢，同样不能有任何失礼和出错的地方。对校友的每一个细小的礼节，都会给他们留下难忘的印象，增强他们对母校的感情，为今后的工作铺平道路。

工作中，众多校友是我的服务对象，联络和接待他们，是我工作的主要事项。每期《校友报》一印发，只要有地址，我都会寄到校友们手上，不问他的名望地位如何。外省市难得回乡一趟的校友，视《校友报》如家书一般珍贵，他们接到后大部分回信表示感谢，说是没有一份报纸能如此令他们心醉，梦牵寐挂。有的还索要以前没有看到的《校友报》，对每一期都视若珍宝。这些来信我会一一回复，不敢有丝毫怠慢。遇到新年来临，我还要替学校给校友们寄去“贺年卡”，这些都是一根根丝线，连接着母校与校友的情谊，加深了校友对母校的爱戴和感激。一些外地校友遇见我常常喜欢说，他们那里的学校，没有象我们这样认真用心在做校友工作，这恐怕就是最好的肯定。

平常每年清明或春节，是远方游子回乡扫墓、探亲的时候，我会交代各届组校友联络员，请外地回乡校友顺便到母校来走走，看看母校的变化，这也就成了我最忙碌的季节。应该说较有名望的校友，学校会主动邀请他，或由校友带进来，领导出面会客作陪。有突出贡献、影响较大的校友，事前还要做好安排，挂上迎接的横幅布条，贴上欢迎的标语。一般的校友他们不敢惊动学校，总是悄悄地来，静静地走。其实只要有人告之一声，我总是不论职位高低，福贵贫贱，一概热情接待。校友们能来学校走走，是对母校怀有深情。我求之不得，感激不尽。说明我的工作做得好，除非特殊情况，我也不去惊动领导，因为他们有他们的事要忙。正是通过这样的热络，才显示出一个人工作和人生的价值，对生活也就不会再有不满意的。

校友工作毕竟不象上课那样，天天都有事。学校的主要任务仍是教育教学。所以校庆过后一段时间，遇到上级临时来学校抽调下乡人员去搞义务教育呀！搞计划生育呀！之类的工作，我便成为学校里“多余”的人员，被借调出去。

（5）

转眼到了1995年，学校开始筹备八十周年校庆，我的工作又忙碌起来了。这一次的筹备工作做得早，时间较充裕，我也比较有经验。最令我自豪的是到北京、上海去组建一中校友分会。

起初大家持有疑义，认为北京地面大，范围广，校友十分分散，几乎都在政府机关和科研单位上班，工作比较繁忙，对组织校友会未必感兴趣。但我心里有数，这几年在与校友的联络和接触中，我深信校友不论职位多高，工作多忙，他们对母校的热爱和忠诚，是一往情深永远不会变的。甚至可以说，校友职位越高，成绩越大，对母校的感情越强烈。如果没有这点素质和修养，恐怕他们也不可能有今天的成就和地位。在我的坚持下，我做好了充分的准备，掌握了京沪校友的地址和联系方式，与他们进行沟通，果然他们都十分热情，欢迎我们到那里去，并主动为我们安排好一切。

四月中旬，我和会长两人乘火车，一路风尘仆仆，到达北京。我一放下行李，便打电话通告校友。北京的校友一接到我们的消息，立即相互转告。接下来的几天，不断有校友来住处看望我们，有的从老远的郊区赶来，光乘公共汽车要花两个多小时；有的刚从外地出差回家，听说母校来人了，顾不上休息就跑过来。校友们象对待久盼的亲人，热情招呼，关怀备至，令我感动不已。不少人过去都在与母校的通信中跟我熟识，但知其名不见其人，这次见面都格外高兴。经过大家几次友好协商，一致同意成立“一中北京校友分会”。

会议当天，除掉因公外出，或一时联系不上的，凡知道的校友都出席了。他们当中有厅部级官员，有教授专家，有离退休老干部，有的过去在家乡就是赫赫有名的“县老爷”，后来调到京城，虽成了“小官”，在大家心目中仍是“大人物”，此外也有年轻“北漂”一族的。

北京是个藏龙卧虎的地方，校友中的精英人物也大都在京城。但许多校友虽长期住在北京城，彼此间却不通信息，从未谋面。几十年后突然相会，相貌虽然陌生，心灵却相通，一说出各自的名字，那惊讶、感叹、热烈的场面，使会场几度“大乱”。大家一下就回归到学生时代的顽皮劲，彼此“挖苦”，“揭底”，“喜笑怒骂”　，互相叫着小名。不论他现在职位如何显贵，在同窗面前都“一律平等”，调侃之状如一群天真活泼的“老顽童”。几个人围成一堆，站着就交谈起来，一提到过去的老师，或几位大家当年孰悉的校内“知名”人物、“校花”　等，就有说不完的共同话题，时不时爆出一阵阵欢笑。直到大家都“闹”够了，会议才能正式开始。但会后照样又是一场不间断的欢笑，几位刚才没“发现”到的同窗，又一块侃了起来……

看到这些，我心里有说不出的欣慰。依靠办事的准确性、周密性，我达到了预期的效果。虽然在他们面前我有点委琐，他们对我仍敬重有加，我却自愧难当，不光是因为自己职低位卑，还因为他们大多是我的老前辈、老学兄，和他们比起来自己毫无建树，几十年光阴都在无所作为的瞎忙中度过了。我知道自己的人生有许多缺陷，这次我也只是提供了这种机会，满足了他们热爱母校的愿望，造就了校友间彼此怀念的情景而已。我借着母校的光彩来照亮大家，完成了自己的工作欲望，但也许这就是我的人生价值所在。

我是第一次来到北京的，在我印象中，首都北京是神圣的，俗称“天子的地方”，应该是各方面都比下面强。在中央眼皮底下一定是政通令行，一切按中央的精神办事，十分到位，十分纯正的。可是我发现事情并不是想像的那么美好，有些陋习、风气还是跟地方一样，或则说是地方跟中央一样，也说不定。比如人情关系，同样是工作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好比每天要吃饭穿衣那样正常，没有什么特别，一些“潜规则”也如同地方，没有两样，要想“办事”，都必须“遵守”　，大概这就是“天下乌鸦一个样”　！

在京期间，我又赶快通过电话与上海校友作好联络，定好时间，地点，由他们发出通知。所以我们到达上海的第二天就召集了会议，成立了“一中上海校友分会”。记得我们到达上海时，一位厅级干部的校友，深夜驱车赶到站台来接我们，还非得亲自为我们提拿行李不可。我一个平民百姓，受之有愧，虽然一时让我感到一种被人尊敬的高贵，但我心里明白自己的分量，他是冲着对母校的热爱来的，是在感激母校的培育之恩，同时坚持他为人谦虚的礼节。我不够是这次行动中的联络员，同样是有幸得到母校的泽惠而已。

上海分会的成立，一样令校友们兴奋异常，激动非凡，我就不再细述。

（6）

1996年八十周年校庆开得轰轰烈烈，母校在社会上的威望和影响进一步扩大和提高。我所做的一切有了成果，感到满心高兴，别人是否肯定我的成绩，我无所谓，能实现自我，成就自己的人生，才是最主要的。当然这一切，都应该说是“归功于各级领导的关心和支持”，我仅仅是一名配角。只有主角在场，配角才能起作用。但是有一件十分遗憾的事，又不得不说，这不光是我个人名誉权利受到伤害，更多表露一种腐朽思想，还在一小撮人头脑里，生根作怪，祸害别人。

1995年《曾纪华科学楼》作为八十周年校庆的献礼，开始动工兴建，由谁题写楼名，一时让校长感到为难。我提议请科学家，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卢嘉锡教授题写。我有“渠道”可以通到那里，我的一位同班同学是卢教授的得意门生，后来又接替他任“物构所”所长，同卢教授的关系不同一般，七十五周年校庆时，我曾通过他请卢副委员长为母校题过词。我们俩又是好朋友，当年在学习上是你追我赶，不相上下。他勤奋、诚实，得到大家的器重。他对我同样尊重，每次我到福州出差，只要电话打过去，他总是担心我不方便，不愿让我上门去拜访，而是专车开到旅社看望我。题写楼名一事，经校长同意后，我立即跟黄所长联系。他果然满口答应帮忙。

1996年农历正月初三，我的同学黄所长连夜打电话给我，说卢副委员长回福州过年，初五就要上京开会，时间很紧，叫我赶快去一趟福州。我转告给学校领导，初四一早就跟书记一起赶到福州。在黄所长的带领下，我们拜访了卢副委员长。

卢副委员长住在“物构所”一间老旧的教工宿舍楼里，只是楼下有个卫兵站岗而已。卢副委员长慈祥可亲，十分平易近人。我这人喜欢科学、文学、艺术，对它们有着浓烈的兴趣，也就敢于同即使是著名的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交往。唯独惧怕“政治”，跟那些浑身官气的不会有多少共同语言可讲。而卢副委员长给我的印象，完全是一种学者智者的神态，没有半点为官的架子，八十高龄的他，仍然精神矍铄，十分谦和地声明，只为教育、卫生部门题过字，其它都谢绝了。

当时我带着相机，抢拍了学校领导同卢副委员长交谈的镜头。还请卢副委员长的女儿，为我们包括黄所长和卢副委员长一起拍了两张合影。我的同学拉着我同他单独在卢副委员长家里又合拍了一张。在我潜意识里，这完全是一种礼节和尊重，一个事件的记录，或者说仅仅是例行公事。名人伟人也是人，能同他们合影虽是不易，也极平常，没有什么特殊的意义，更不必大惊小怪。

可是有些人不这样看。有种很奇怪的社会现象，某个人只要被伟人、名人接见过，握了一次手，在一起拍个照，就被“点石成金”，　马上会“鸡犬升天”，受到众人格外看重。其实伟人、名人本身对此并无所谓，他们接见过，握过手，拍个照的人，可多了，哪能一一记住。往往是底下的人为了抬高自己，或为了讨好，采取的一种“拍马屁”行为。因此大家认为这张照片十分珍贵，是学校的荣幸，可以提高学校的知名度，鼓舞广大师生和校友。似乎成了一种资本，可以用来到处炫耀。于是有人羡慕，有人忌妒。

“太阳慷慨地撒发光辉，不想与老鼠结下仇恨。”这句至理名言再次得到验证。在我只想把工作做好，做完美，从没有考虑可能带给自己的影响，不论它是好的，还是坏的。坏的可能对别人有利，想不到好的也会给自己带来祸害。

学校编印八十周年校庆纪念册的时候，负责此事的人认为这张照片难得，可以增加纪念册的分量。可是偏见和等级观念、贵贱标准，束缚了一些人的正常思维。他对我这人就看不惯，认为我资历浅，浑身都是“问题”，声誉也“不佳”，怎么配与一位他认为是高不可攀的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一起合影呢！这岂不是大不敬，有损伟人形象和政府威望！他自己可是做梦都没有这个机会呀！但照片又非采用不可，如何“除掉”我，成了他的一块心病。他不敢公开做这件事，而是待到纪念册要付印时，才临时通过所谓技术处理，把我的影像从那张合影中抹掉，连同黄所长的形象也遭到损害。

此事到庆典前三天，我接到印出的纪念册时才发现。他解释的理由是我非学校领导，只有领导才能代表学校与副委员长合影，这真是可笑至极。但愿他不是出于个人忌恨，却暴露了一种极端腐朽的思想。历来有些人眼里只有领导，为了维护领导的所谓形象和权威，不惜牺牲普通人的利益，甚至用卑鄙的手法粗暴地践踏别人的人格和尊严，侵害别人的权利。道理本来非常简单，别提我为学校办了一件大好事，光是照片所有权属于我，要么你刊登，要么不登，不经我的同意，谁也无权对照片作任何技术处理。

许多知道真像的校友都非常气愤，极力为我鸣不平，鼓动我去控告这种侵犯别人肖像权和名誉权的行为。我知道有些人还一直沉溺在所谓“重政治”的怪圈中，以为在他权力所及的范围内可以为所欲为，毫无法制观念。甚至期望历史倒退，再来一场运动，好把象我这种“不纯”的人打压下去，这种人不是从过去政策的失误中汲取教训，而是满脑子保存那种专制的东西，期待有朝一日还能“大干一场”。这种小把戏，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是惯用的伎俩，一些人可以根据政治需要随意篡改，抹杀别人的形像。想不到在九十年代还有人乐此不疲，且自以为高明万能，实则是块不齿于人类的蠢才而已。时代在变化，人们的觉悟在提高，一切违背社会道德规范的行为，终将会被无情地唾弃。我相信，这件事最后伤害的绝对不是我。生活最垂情的还是善良的人，阴险狡诈的最终会暴露在阳光底下。

纪念册的“照片事件”，曾经又使我受到很大的刺激，再次感到人世间的恐怖，对我的伤害也不可说不大。我那么忘我地在为学校出力奔波，想不到有人躲在背后那么算计我。但不久后我便释然了，因为我十分自信，个别人的抹黑，掩盖不了我在大家面前的形象。广大师生校友心中自有是非，这不是涂掉照片上的影像就能改变的。我不恨个人，而是痛恨专制强权思想不尊重人权，对人们脑子的毒害，是那么深远，那么持久。在民主平等的社会里，应该是不论高低贵贱，人人都享有受尊重的权利。

曾有好心人对我说，你这个人对为官好处的认识还是个盲区，生性不感兴趣，确实是个大傻瓜。在你鼎盛时期，在你尽情为学校效力的同时，为什么不去同时也为自己谋个一官半职？凭你当年接触到的人脉和校友关系，不是没有这种可能的，否则你也不至于受到如此欺凌。这位朋友的好意我领了，但人生的意义不在于此，人活在世上，只要我们尽力，对社会有点贡献，就足矣！一切荣辱都如神马浮云。

（7）

1999年年底，我年满退休。新来的何校长热情邀请我，继续留校筹办八十五周年校庆。但此事后来又一波三折，逢“五”是否要办？引起大家的争议，因为办一次庆典必定要花费不少人力财力，是利大于弊，还是得不赏失，必须领导好好把握，考量各方面的因素。一直到2001年暑假过后，学校才最终定了下来，此时离庆典只剩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好在一些工作我早已不停地做在前头。何校长又十分信任我，几乎是要把筹备校庆的事，全权委托给我。

我有点惶恐，不够我已是轻车熟路，在校友中人缘声誉也不错。外地校友回到母校，校长已换了几任，除了过去的老师，许多人也只认识我了。还因为融洽，工作也进行得比较顺利，除了搞联络组织工作，我在原有搜集到的校友资料基础上，继续扩大搜集范围，充实内容，提高层面，编写一本《一中校友风采》丛书，里面记载了一百五十多位杰出校友的业绩和成果，大大鼓舞了全校师生和广大校友的热情。同时我又亲自编辑出版了几期《校友报》，给八十五周年校庆做宣传和鼓动的工作。校庆过后我又接手编辑出版《八十五周年校庆》纪念册，彰显母校办学成绩。这些刊物，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都比以往出版的，有较大的改进和提高，得到校友的肯定和好评。

2001年11月8日，八十五周年庆典活动搞得有声有色，赴会的有来自全国各地，及美国、英国、新加波、香港等地的校友、嘉宾共计一千七百多人，比以往任何一届要多。香港《文汇报》和《大公报》都先后报道了，一中八十五周年校庆的盛事。称螺城一中是福建一所历史悠久、颇负盛名的一级达标中学。其校友遍布海内外，其中有中科院院士，有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科学家多人，有一大批教授、研究员，当中获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专家，就有五十多位，有全国劳模、英雄人物、有政府高官，还有不少著名的企业家、各行各业的佼佼者。当然，更多的还是在各个岗位默默奉献的莘莘学子，没有他们就没有校友群体，所有名人也都是从这个群体中走出来的。每次的校庆纪念，也只有通过广大校友的热心参与，这样的活动才有意义。

这次校庆，使母校的声誉不但在本地区大放异采，而且传到海外去了。我知道这些令人瞩目的成果能显示出来的后面，有我的一份辛劳，不由得心里感到一种满足和安慰。我看到自己的价值，虽说是在一个小小的范围内，我对自己仍然信心十足，这已不再是停留在口头上字面上，而是有具体的成果可以呈现给人们。我不必在别人面前感到自卑，自怨，自叹，我再一次相信自己有能力来做好我想做的事。

也许我对事情的经过，描述得不够具体，不够生动，但我历来不习惯书写自己的成绩和功劳，我总认为干好工作是分内的事，是应该的，如同一日三餐那样平常，用不着去刻意述说，更不能夸张。再说，一个人只要自己感到充实，活得有意义，对得起良心，无怨无悔，就是实现了自我，成就了人生的价值。也许没有什么可写，正说明我已成熟，失败和挫折较少，不必因此耿耿于怀。

在工作中，我十分庆幸能认识和接触到许许多多热爱母校的校友。他们对我的工作也表示了感谢，但是我无权说出他们的名字来炫耀自己，我清楚自己背靠的是母校巨大的怀抱，离开她，我什么也不是。何况这点小小的成果，比起众多杰出的校友，他们在全国各条战线上脱颖而出，对国家对社会作出贡献，我更是微不足道。

何校长曾多次表彰我的工作态度，我的努力和成绩。但我明白，一个人对待工作，首先就要有一种责任心，其次还要有科学的办事能力。凡事只要用心去做，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虽然我已做了十年校友工作，但是事物总在不断变化，熟悉的东西，过一段时间也会成为生疏。只有执着追求，才有可能获得完满的成果。

我想，每个人都可以在自己的生活中，找到有效的办法来实现个人的人生目标：有的因发挥自己的专长而自豪；有的在小圈子里能超越同伴而高兴；有的在突破个人极限中找到乐处；有的因周围人的羡慕而看到未来；有的从帮助他人中获得赞美；有的从创造成果中享受快乐；有的为实现自己的梦想欣喜若狂；有的在追求目标孜孜不倦等等。总之，只要大家都一起努力，整个社会必定是朝气逢勃，多姿多彩的。

在母校工作这十年，我找到了人生的价值，并努力去实现它，我觉得对得起母校的培养，也对得起自己。学生时代的所谓远大理想和抱负，虽然未能实现，但我尽力了。没有给国家社会增加累赘，也可以说是一种贡献，不能做大的，就做小的，重要的是要把工作做得完美，得到大家的肯定和赞赏。应该歌颂那些遍地可见的野草，它们那样普通谦卑，那样不被人看重。可是在繁花盛开的园里，要是没有绿茵茵的草地，又怎能显得安静宜人，让人赏心悦目。

人生是个大问题，各种人有不同的解释，谁也无法对她下定义，做总结。我通过在母校工作这十年，对人生才有了更多的认识：人生不是体育竞赛，只能有一个“第一”。只要每个人都在努力拼搏，不懈追求，超越了自我，便都是成功者，胜利者。人生原本就包罗万象，每个人都不一样，也不能复制。

人生总是苦乐相间，有成功的时候，也有失败的时候。成功理所当然，否则社会不会发展进步；失败就不可取，必须牢记在心。如果一个人老念叨着成功，讳言失败，就不是个成功者。只有敢于承认失败，面对失败，不怕失败，才是个大无畏者，有希望实现别人做不到，或不敢做的事业，才是个真正的成功者。

有人说，人生就像打牌，你拿了一手好牌，打嬴了不算什么，当你拿到一副不好的牌，能把它打好，才显示出你人生的价值。但人生路上还需要相互搀扶，有人认为，走好自己的人生就可以了，不要去管别人的事。这样也太狭隘了，一个人应该有爱心，不可能不关心社会，不关心他人。这也是人生的一个内涵。

最后我想说一句，一个人不论失去多少，或获得些许，都已是昨天。面对工作和生活，心中时刻想念的应该是明天，如此才是一名成功者的作风。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