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反思意识”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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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多锦

作者的话：所谓鲁迅“反思意识”批判，实际上就是“鲁迅思想”批判，只是从某种方便出发才有了这个题目。这是自鲁迅以来对“鲁迅思想”的第一次认真清理，文章并由此联系社会现实对中国否定“文革”的思维方式和今天改革的思维方式都作了批判。“鲁迅研究”是笔者由自己的“文革研究”辐射出的研究领域之一。多年来，对自己的学术研究，笔者理解为自己的另一种诗写作。

一　从“文革”后的反思说起

我们在反思。

反思是由人们对“文革”发生的渊源的探究开始的。这是十年浩劫的社会压力对我们民族固有潜力的激励。反思，于本质上是对马克思主义、对革命、对历史，特别是对社会主义及其制度的再认识。

……也就在我们对历史的反思中，我们发现中国的近代史、现代史竟是几代思想先驱先后“反思历史”的历史，特别是于“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中崛起的一代激进的思想先驱，他们在中西文化交流这个宏阔、崭新的社会背景下，反思更是深刻、激烈的——为了寻找中国的出路，对于中国贫弱、对于包括辛亥革命在内的历次革命，都在反思中作出自己的再认识，以致于竟形成了“五四”时期的一代“反思意识”。

“五四”时期的“反思意识”对其后的历史的进程影响甚大。

鲁迅在“五四”及“五四”前后形成的“反思意识”是典型地代表了一代“反思意识”的。



我们正在反思，可是不曾反思我们及我们前代人的反思。

只要反思一下我们的反思，就会发现我们今天的反思已形成一种反思定势和反思模式，而只要对“五四”时期的一代“反思意识”有所反思，就会发现我们今天的反思定势和反思模式是和鲁迅那代人的“反思意识”在思想演化的线路上联系在一起的，其中，有很多问题竟是“五四”时期那代“反思意识”于自然历史发展中的一种必然结果。问题是这样的：我们今天反思的定势及其模式的形成是联系着“五四”时的“反思意识”的；“五四”时期一代“反思意识”的典型代表是鲁迅的反思。应当说，只就个人，无论是思想还是文学表现，鲁迅都是特殊的，他并不具有代表性，但其于“反思意识”的本质方面，在“五四”时期，对一代作家和知识的人们来说却又是极具代表性的。要理解这一切，最好先弄清鲁迅的“反思意识”的由来、特点及以鲁迅的反思为代表的那一代“反思意识”在历史自然发展中的演变及作用。

二　鲁迅“反思意识”的基本特点

反思不同于反省。反思是实践检验后的再认识，是动态的历史思考，意在扬弃中开拓，是由己及事的主客观统一运动。它的主体不同于反省的个体单一行为的性质，而是代表着一种普遍性的思维。它是民族的，又是自审的。鲁迅的一切苦闷、呐喊、彷徨和坚定中的思索无不反映着我们这个民族对自己过去历史实践的再认识，所以它是反思的。

鲁迅的反思在反思的实践中形成的是他的“反思意识”。鲁迅的“反思意识”是他的思想、理论、信念，特别是他的创作实践的心理基点。

鲁迅强烈的“反思意识”的形成自有其历史的根据，一是中国近代、现代史严峻的现实及其一系列的社会变化逼使着像鲁迅那样一些仁人志士不断地对历史、对革命和对自己进行反顾、思考，以不断地寻求救国救民的新出路；二是在中西文化的交融中，西方文化也曾给了像鲁迅那样的反思者以反思的新思想、新榜样和新资料，尤其是19世纪，西方有两股思潮带有反思、自审和批评的性质：其一是哲学上的研究重心由本体论转向了人论；其二是民族学、文化人类学的兴起，这两股思潮对鲁迅那样的思想先驱者的影响都是很大的。鲁迅对历史的反思旨在扬弃几千年来中国传统文化结构中的强大滞后力，力图推毁那些抗拒时代前进的文化抗体，其所体现的是鲁迅的反顾、拓新、自审和批判的思想。

从总的方面来讲，鲁迅反思历史、反思社会的反思，到“五四”时期有了两种结果：一是对中国和中国的事情的了解已特别清晰和深刻；二是他认为救中国的只有“思想”和“文化”。即是说中国的问题只能是对人的改造的问题，而人的改造又必须抓住人的民族心理和文化意识。就是说鲁迅反思的结论集中于这样的两点：一是对人、对国民性的改造；二是要再造中国的新文化。这里对文化的理解又常拘于民族心理和意识形态这样的范畴。再明白一点说，那是对于当时中国的贫弱、对于中国近代史上的包括辛亥革命在内的历次革命的得失，鲁迅是只在人的头脑中（“国民的劣根性”），即只在民族心理的构成中和只在文化传统的影响中寻找根源的。早在１９２８年５月，冯雪峰在一篇题为《革命与知识阶级》的文章中对鲁迅的这一点就说得很清楚了，他说“……在艺术上鲁迅抓着了攻击国民性与人间的普遍的‘黑暗的方面’，在文明批评方面，鲁迅不遗余力地攻击传统思想——在‘五四’、‘五卅’期间，知识阶级中以个人论，做工做得最好的是鲁迅；但他没有在创作上暗示出‘国民性’与‘人间黑暗’是和经济制度有关的。……”（见刊于１９２８年９月２５日《无轨列车》创刊号）。

“人论”、“文化论”是鲁迅“反思意识”的基本特点。

究竟鲁迅的这种“人论”、“文化论”的“反思意识”本身曾经历了哪几种不同的发展阶段，它于当时具有怎样的意义？鲁迅那代人那样的“反思意识”在其后的自然历史的客观发展中又怎样规范了自己，又发生了怎样的影响和作用？……关于这些问题，我们几乎还未注意到，这是因为过去多少年来关于鲁迅的研究几乎都是侧重于鲁迅的文学成就、思想发展、革命道路、战斗精神以及生平史实的。

为了说明这些，我们试着考察一下鲁迅的“反思意识”形成的各个阶段。这需要按着时间的线索仔细地进行梳理。

下面我们先看鲁迅于辛亥革命前夕的“反思意识”的形成——那时形成的是一种个性主义的英雄向往式的“人论”的“反思意识”。

三　个性主义英雄向往式的“人论”的“反思意识”

鲁迅的这种个性主义的英雄向往式的“人论”“反思意识”确定于他在日本求学的后期，具体应该是１９０７年。１９０７年是鲁迅青年时期的一个重要分水岭，在那之前，有他的实业救国、科学救国的理想尝试。那是他的痛苦的青春期。自１９０４年以来，有三年时间，他是一直沉浸在痛苦的思索中，用他的话来说是“其亦沉思而已夫，其亦惟沉思而已夫！”（见鲁迅：《摩罗诗力说》）。

那时正是辛亥革命前夕的革命意识大酝酿时期，鲁迅具体思考的是以“反清排满”为主要内容的中国的出路问题，这时他接受了西方近代理性主义文化思想，即进化论、个性主义、人道主义和启蒙思想等，同时也接受了现代非理性主义思想家，如尼采，克尔凯廓尔、叙本华的影响。所有这些的综合便有了他的个性主义的英雄向往式的“人论”的“反思意识”，有了他在一段时间里的思想的归属——“进化论”思想的确立。

表现着鲁迅这时的“反思意识”形成及其内容的是他于１９０７年写成的《人之历史》、《摩罗诗力说》、《文化偏至论》和《科学史教篇》以及稍后的未完稿《破恶声论》等文言论文。

之所以说鲁迅这时确定的“反思意识”是“人论”的，是因为正是这时，鲁迅于反思中贯穿着对“物质主义”的否定，对弥漫于当时的“实学的批判”，开始只顾“主观之内面精神”，“……是故将生存两间，角遂列国是务，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人既发扬踔厉矣，则邦国亦以兴起。”见《文化偏至论》）。当时的鲁迅是把中国的希望寄托在“立人”上。

应当说，鲁迅这时的这种“反思意识”的确立，首先是对中国历史传统的绝望，对现实中的人的绝望。在日留学时，他所见的是一些空喊‘革命’的留日学生的浅薄，以及各派、各人之间的相互攻击。当时，他和同学许寿裳都认为：“‘中华’民族最缺乏的东西是诚和爱——换句话说：便是深中了诈伪无耻和猜疑相贼的毛病。口号只管很好听，标语和宣言只管很好看，书本上只管说得冠冕堂皇，天花乱坠，但按之实际，却完全不是这回事。”(许寿裳：《我所认识的鲁迅》)。于是鲁迅认为中国贫弱的根本问题是中国的民族性问题。这使鲁

迅陷于绝望的同时认识到要改变这一切，非推出自己民族的“新人”不可，这些新人首先是精神英雄——一扫民族病症的那种英雄。于是鲁迅便有了他向往中的精神英雄。

在鲁迅这时所确定的“反思意识”中，因其向往“英雄”，因其“立人”标准的变化而有了一系列的“英雄系谱”。每个时期，他要立的人，都是他所认定的英雄，同时也就有他的相应的批判对象。纵观他当时的几篇文言论文，他所“立”的向往中的英雄可组成这样一个系谱：在《摩罗诗力说》中所立的为“精神界之战士”、“精神界之伟人”；在《科学史教篇》中所立的为“一二士”；在《文化偏至论》中所立的为“明哲之士”、“英哲”；在《破恶声论》中所立的除了“一二士”外，还有“知者”。

之所以说鲁迅这时确定的“反思意识”是“个性主义”的，是因为鲁迅向往中的这些英雄在鲁迅的理想中都应当是这样的：一是这里的英雄都是精神上觉醒了的“个人”，即“任个人而排众数”；二是这些“个人”都是“精神界之战士”，都是“英哲”，即都是具有独立精神人格的人，也就是说这样的“个人”之为英雄，是因于精神，因于独特之个性，在于“掊物质而张灵明”（见《文化偏至论》）。如果把鲁迅向往中的英雄先后排列起来看，就会发现这些英雄越来越是精神的。对这种反思可以用鲁迅自己的这样两句话来概括：“曰非物质，曰重个人”。

这里的问题的意义是在鲁迅的理想中这些英雄的精神、个性专意是在对世界原来所承认的一切价值的彻底否定。所谓“摩罗诗力”，就是西欧启蒙时代的“恶魔派诗人之精神”——“恶魔派”，是指西欧启蒙时代反封建专制压迫的“今日之浪漫主义诗人们”，其始祖为拜伦，他们是“内涵反抗、破坏、挑战之声”，为“独立、自由和人道”而战的“精神界之战士”；到《文化偏至论》，其所谓“明哲之士”、“英哲”已是更具思索性的形象；到《破恶声论》，其所谓“一二士”的英雄形象，在“发国人之内曜”这一点上，又有着比过去的“精神界之战士”、“明哲之士”更英雄的内容。这是鲁迅留学时代所达到的英雄向往的最高形象。这种个性主义的英雄向往中的“反思意识”，是鲁迅在反思了中国的历史，在接受西方文化思想的影响下，针对中国的儒家思想的禁锢及专治制度的专治而确定的一种向往解放、承认“人”的价值的关于中国出路问题的一种思考。这种意识立足于反抗，主张彻底否定旧传统和重估一切价值。是的，中国的确是只有这样的“立志反抗一切”的“恶魔”来破坏一下“平和”才能挽救中国于枯竭与萎谢的。这种反思，在这些意义上无疑是非常革命的。

在这里，我们应当再说及的是：不管我们今天对尼采和他的哲学是怎样评价的，实际上尼采哲学在当时的中西文化交流中对鲁迅的个性主义的英雄向往式的“反思意识”的形成是有着重要影响的。实际上，西方思想文化对这时的鲁迅的影响最主要的有两点：一是启蒙思想和浪漫主义文艺思潮；二是包括尼采的“超人”哲学在内的西方非理性思潮。事实上，如果没有尼采的形响，或许便没有鲁迅于对中国绝望中的“立人”的“反思意识”的确立了。　

不过，很快就看到鲁迅这时的个性主义的英雄向往式的“反思意识”的实践意义只在于改变鲁迅自己，使他能获得重新估价中国传统文化的机会及武器，然而一旦将这种“英雄主义”实践于中国社会，立刻就会感到这是怎样不切实际。鲁迅这段时间的“反思”是以绝望始，以绝望终，中间是热烈向往。事实上这一切很快就被辛亥革命的现实给轰毁了，从此使他的“人论”的反思又转向“人论”的另一个侧面——关于国民性质的“人论”反思。

四　关于国民性质的“人论”的“反思意识”

鲁迅这段“反思意识”在观念上形成的时间，可以说是从由日本回国（１９０９年）起而至后来在新文化运动中发表小说《狂人日记》止（１９１８年）。《狂人日记》的发表标志着他的一种关于国民性质的“人论”的“反思意识”的形成。同时也是对早期的个性主义的英雄向往式的“反思意识”的否定。此后的小说大都反映了这样一种意识，这就有了他的《呐喊》和《彷徨》。

这段反思是在“痛苦经验”中的反思，所谓“经验”，主要是指辛亥革命于光复与失败中的社会现实的经验。所谓“痛苦”，主要是由于那时的辛亥革命的光复与失败的过程使他终于清晰了残酷的社会现实和世人的真面目，由此而至的是他的个性主义的“英雄意识”的破灭。同时还由于自身的婚姻悲剧，使他再次陷入寂寞及绝望中。如果说鲁迅于辛亥革命之前对中国的绝望还只是于内心里的不安的话，那么在辛亥革命失败之后，在旧的一切被推翻而新的秩序又不能建立起来的情况下，鲁迅的绝望已表现于一种行为了。他让自己沉入国民中，回到古代去。这段时间，他个人经历的是从激烈的教员生涯到寂寞的官吏值日——就在这种痛苦的经验中，他重新开始反思自己，终于承认自己“决不是一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于是“再没有青年时候的慷慨激昂的意思了”（见《呐喊·自序》），于是便开始冷静地面对国民的现实。……也就在这个过程中，他开始重新反思中国的历史与革命，从辛亥革命的失败中，他总结出的沉痛教训是：“除了再想法改革之外，也再没有别的出路。”改革什么？“此后最要紧的改革国民性，否则，无论是专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虽换，货色照旧，全不行的。”（《两地书·八》）。

改革国民性，这就是结论。

鲁迅认为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归根结底还是归于“国民劣根性”。

从个性主义的英雄向往式的“人论”反思到关于国民性质的“人论”反思，都是基于鲁迅的

那种“中国的出路在于改变国民的精神”这样的“反思意识”的。前后两种反思都是“人论”的，前后反思的不同反映的只是关于“人论”的正面向往和反面揭示的转变，不同的只是到这时曾在鲁迅那里被强化了的启蒙主义的责任意识，酝酿而成为自觉担负历史重任的使命感，如果说前者是热烈地理想，那么现在已是冷静地正视，前后的反差只是价值的反转，这里的结论还是到人的头脑中去寻找历史事变的根源和中国的出路。鲁迅在自己的反思中是认识到“改革最快的还是火与剑”，但又认为中国人的精神不改变，就难以正确有效地运用“火与剑”。就在这段时间里，所谓反思，主要是清算“旧帐”和在清算中开辟新路——“旧帐”是一笔“国民劣根性”的“旧帐”，新路是在改变“国民劣根性”中开辟新路。这就是问题的实质，这就是问题的全部。

鲁迅所说的“国民”，是与“国人”同义的，是指全国的居民，也就是中国人或中华民族，包括各阶级、阶层，实际上是包括人民大众和统治阶级在内的所有民族成员。鲁迅笔下的“国民性”实际上是民族的性质、品格和品性。这是从历史范畴出发，通过各民族间的品格、品性的比较、分析和研究提出的问题，它和阶级性是相互体现、渗透着的。所谓“国民劣根性”是指中国国民的“痼弊”。对于国民的“痼弊”，鲁迅谈得最多的是中国人的“要面子”和自欺欺人、瞒和骗、官瘾深等级观念以及普遍的奴隶心理、精神上的冷漠与麻木，此外还常笔及中国人的自满自足、盲目排外、墨守祖宗成法、抗拒改革、惯于“将新事物合于自己”的保守与善变、骄与谄、尊家族、尚血统、重门弟、中庸、折衷与偏激、好走极端,散慢,懒惰、拖沓、敷衍和作戏，还有怯弱、卑劣、逆来顺受、巧滑、权变及欺弱怕强等。

这些“痼弊”，既表现于“上等人”身上，也见于“下等人”的作为。

其间，鲁迅反思的结论还包括改变“国民劣根性”的方法——方法还是他的早期的以精神改变精神的方法，具体到当时，他认为“善于改变精神的是，……以为当然要推文艺”（《呐喊·自序》）。曾想“出杂志”，不成。之后又沉入更痛苦的反思。如果从在南京政府任职算起，到《狂人日记》发表（１９１２—１９１８年），有六年的时间，鲁迅自身的作品几乎近于无，直到在新文化运动中，鲁迅才终于以文艺（文学）为武器来实践自己于早年反思中的意愿了。在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大潮里及在其后的一段日子，鲁迅虽然也写过不少杂感、短评（后收录于《热风》、《华盖集》）和散文诗（后集为《野草》）。但这段时间更能形成社会影响和表现他的关于国民性质的“人论”的“反思意识”的还是他的小说创作。这时的小说先后集为《呐喊》和《彷徨》两部小说集。鲁迅，这时一方面是绝望，一方面却又在呐喊，亦可谓战斗，正是从此始，历史树立起来的已是这样一个鲁迅：在绝望、虚无的反思中却又时时为中国的新生而奉献着自己。

《呐喊》和《彷徨》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影响是多方面的，然而其独特性却在于创造了一系列灵魂悲剧，描画出了一个悲剧人物系列，也正是在这一点上集中表现了鲁迅这时的关于国民性质的“人论”的“反思意识”。鲁迅笔下的灵魂悲剧的最大特征在于写出了一代国民的精神的痛苦与悲哀、灵魂的苦难与毁灭，悲剧造成的根源则是国民的劣根性——他的小说通过有价值的灵魂和国民劣根性间的冲突从思想的角度反映社会的矛盾和斗争。这里有悲剧人物自身具有的国民性的“痼弊”与其灵魂中的有价值的因素的冲突（内部冲突），有有价值的灵魂与其周围人身上的“痼弊”的冲突（外部冲突），有的则是外部、内部冲突的交织。这里的灵魂冲突的方式常表现为“灵魂的消磨”——人物所经历的都是极平常的，或者简直近于没有事情的事情。这里揭示出的是一代国民的心理结构，触及到的是民族的集体无意识层次。

在《呐喊》和《彷徨》两部小说集中最可说及的应推《狂人日记》和《阿q正传》。《狂人日记》是鲁迅的第一篇白话小说。林毓生(美)在1987年第2期《读书》上有一篇题为《鲁迅思想的特征》的文章，文章说到小说《狂人日记》时有这样的话：“无论自觉抑或不自觉，中国社会中每一个成员都是‘吃’人的人；中国人并无内在的资源借以产生一项导致仁道社会的思想与精神变革。令人觉得难堪的是，只有当一个人变得‘疯狂’以后，他才能理解到中国社会与文化的真正本质。但正因为《狂人日记》中的主角已经苏醒了，他却被这个社会的‘正常’人指为‘狂人’。如果一个人未曾意识到中国社会与文化的本质并从其影响中解放出来，便无法从中国传统的吃人蛮行中挣脱出来。但当一个人清楚地了解中国社会与文化的本质并意识到从其桎梏中解放出来的必要时——鲁迅的《狂人日记》的内在逻辑却显示——他反而失去了改变中国社会与中国文化的能力。”《狂人日记》表明作者对中国的国民性是绝望的。这一切又都是传统思想、文化的结果，同时也就表明作者是全盘反传统的.《阿q正传》，在鲁迅的小说中一直被认为是最佳作品之一，其力量来自对阿q具体性格的生动描述，林毓生在《鲁迅思想的特征》一文中还说：“阿q的性格呈下列的特征：卑劣、懦弱、狡猾、自大狂和不能正视与承担外界对自己的屈辱，以致当别人侮辱他的时候，他总设法加以解释，使自己觉得那些侮辱不但不是侮辱，反而是对自己有利的——所谓‘精神上的胜利法’，这个办法使他觉得好歹他永是胜利者。这些特征使他在被凌辱时得以残存，并促使他有时主动地去欺凌比他更弱的弱者。”文章说阿q的性格还呈现下述另两个特色：一、他缺乏一个内在的自我；二、对生命本身缺乏感受——他对生命本身的麻木甚至有时显示着一种对于生命之毁灭的享乐。“阿q是一个多半根据自然本能生活着的动物”，“他的无知与他的‘精神上的胜利法’既不能把他从终将毁灭的结局中救出来，也不能激起他对施加在他身上的各项压迫作——用鲁迅值得纪念的名言来说——‘绝望的抗战’(《两地书》)”。

鲁迅在这里对中国的反思都是对中国国民劣根性的反思。这些都说明，到这时，鲁迅对中国的事情已了解得特别明确：中国各种问题的根本原因是中国国民的“劣根性”，要解决中国的问题，非得以“思想”和“文化”来改变国民的“劣根性”不可。越是对国民的“劣根性”了解得清晰和深刻，越是对中国的事情感到绝望；越是感到绝望，越是认为非以“思想”和“文化”来解决中国的问题不可。最后他的绝望几乎是彻底的。林毓生在《鲁迅思想的特征》中所说：“这种彻底的绝望之感很轻易地导使他走向‘虚无主义’。一如在《野草》中一些散文诗所表现的，没有什么是可信赖的，可相信的。”然而还如林毓生在文章中所言，“事实上，他在五四后期的一个写作主题是：在晦黯的虚无主义感受之中，挣扎着保持他献身于中国之新生的信誓，以及对生命意义的追寻。在世界文学中，很少有像鲁迅这样的作家，他一方面认为世界是虚无的，但另一方面却使自己介入意义的追寻并献身于启蒙。”之所以如此，按林毓生的说法是因为鲁迅于心灵深处受着中国宇宙论的影响所致。实际上，影响鲁迅的远比这要复杂得多。

鲁迅这时的小说的启蒙意义主要在于通过对国民劣根性的批判(具体常是对农民意识的批判)所表现出来的全盘、深刻的反传统上，这正是对“五四精神”的坚持。“五四”有两个主题：一个是启蒙，一个是救亡，但从中国现代史的整个过程来看，“五四”运动的主要内容、特征和历史地位则是思想启蒙，即是反封建的精神批判以及由此而起的新文化运动，是民族的大觉醒，思想的大解放，是对几千年的封建宗法社会、封建文化思想和封建伦理观念的一次空前的精神冲击。鲁迅所要改造的“国民劣根性”正是几千年封建统治和封建思想毒化的结果。

这样，鲁迅就从一个重要方面将“五四精神”坚持下来。鲁迅所画出的他“眼里所经过的中国的人生”，也就是“未经改革的古国”和沉默的国民的灵魂（《俄文译本〈阿ｑ正传〉序及著者自叙传略》），都是“取材于病态社会的不幸人们，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南腔北调集·我是怎么做起小说来》）。这一切都在于说明鲁迅在反思中所得出的关于“改革国民性”的结论和历史当时前进的需要在一个层面上是一致的。

实际上，在反思中国历史及其革命的过程中，在谋求中国的出路的不断的思考中，鲁迅是把国民性的问题一直坚持了下去，直到１９３６年３月，在他去世前不久的一封信中，还将中国与日本的“国民性”进行比较、探讨。这就引出另一个问题，在他探讨国民性问题过程中，在“人论”的反思不断推进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鲁迅的“文化论”的“反思意识”体系。

五　“文化论”的“反思意识”体系的形成

……之所以说鲁迅在“人论”反思不断推进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自己的“文化论”的“反思意识”体系，是因为鲁迅的关于国民性的反思过程正是对文化历史传统的思考，而对国民性改造问题又设想为关于新文化的建立的问题。鲁迅的“人论”的反思必然形成一种关于文化“反思意识”的体系。

鲁迅的文化“反思意识”体系应当说是对他的所有反思阶段的“反思意识”的综合，其中有他的关于“人论”的意识，也有他的直接的“文化意识”，鲁迅的“文化论”的“反思意识”体系的形成是历其一生的，而其晚年的反思又起着更重要的作用。这是因为晚年鲁迅的反思在对国民性的思考中常是直接从“文化论”出发的，由于晚年主要是杂文创作，其笔锋可随时投诸文化问题的最深微的地方，重要的是，这时鲁迅在文化反思中常进行一种阶级分析，又加上他人生阅历和斗争经验的丰富，特别是他这时的杂文都是参与着现实的斗争，这就使他这时的反思常是深刻的、尖锐的和辩证的。

应当说１９２６年的“三.一八”事件是鲁迅与小说创作告别的一条分界线。此后虽也完成了回忆性小说集《朝花夕拾》和历史小说集《故事新编》，但与以前的《呐喊》、《彷徨》相比，这两部小说虚构性是很少的。

此后，鲁迅对中国问题的反思发生的变化是从对“国民劣根性”的解剖到终于上升为扬弃几千年来中国传统文化结构中的强大的滞后力，摧毁那些抗拒时代前进的文化抗体的过程。鲁迅这时的思考对象的变化没有再使他的创作出现空白，但却自有他在这时的痛苦和寂寞，而且终于以杂文创作代之于小说创作。鲁迅的杂文是感于时、发于愤的，其直接目的都是为了现实的战斗，其思想和方法都表现出明确的政治倾向，但这一切的背后却又有着他的关于中国问题的“文化反思意识”的确立。

鲁迅这时的反思形式不同于个性主义英雄向往式的“人论”反思时的纯学术型，也不同于关于国民性质的“人论”反思时的纯文学型，而是一种杂论型。鲁迅这时的写作是文化的，目的却还总是寻找“国民劣根性”的形成根源和改造方法。原来“人论”反思和“文化论”反思是紧连着的一个问题。鲁迅的学术型反思常表现于介绍——介绍西方的文化；鲁迅的文学型反思却在于抓典型——文学地塑造典型形象；鲁迅的杂论型反思常在于寻根——寻找国民性的文化传统根源。其实这三种类型的反思是互相渗透着的。只是在某一反思阶段常以某一种类型为主罢了。

贯穿于鲁迅整个反思过程中的反思方法则是文化比较，而所谓文化比较则是指中外文化，特别是中西文化的比较。鲁迅是没有关于中外文化比较的专门论著的，但读《鲁迅全集》，又会感到鲁迅时时做着文化比较的反思，而这种文化比较的反思的宏阔的文化背景又总是

中外文化交流，特别是中西文化交流的现实。

鲁迅以其终生的反思完成了自己的“文化反思意识”体系，而要发现他的“文化反思意识”体系，必须穷其所有涉及“反思意识”的文字，如果这样做了，我们就会发现鲁迅是怎样围绕着关于国民性的形成及其改造问题而完成了一种怎样的“文化反思意识”体系，比如从中国文化和国民性形成的关系的角度，我们就可以由通读《鲁迅全集》而整理出鲁迅的一种“文化反思意识”体系来。……我们可以举出很多属于鲁迅“文化反思意识”体系的文化发现的问题，不管举出多少，我们总感到这里的一切都是围绕着国民性的形成及其改造的问题而进行的。

到此，我们还应当看到贯穿于鲁迅各个反思阶段的另一种近于残酷，但是更伟大的反思——自审性反思，也就在这个过程中，鲁迅经历了他的一系列的心理矛盾。

六　鲁迅的“自审性反思”及反思中的心理矛盾

鲁迅的反思既然是以对国民性的改造为基点，而反思既然是以批评规定着自己的思考过程，那么实际上鲁迅的反思自然首先是以解剖、批评、否定自己为前提的。鲁迅说：“我的确时时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更无情面地解剖我自己。”这个过程是一个自我推陈出新的过程。它对自己来说是残酷的，但所表现出的人格却是伟大的，其作为“自然过程”却又是神圣的。这种思考，在他的个性主义的英雄向往式的“人论”“反思意识”的形成过程中首先是一种痛苦，这是因那时的反思时时都是由中西文化的冲突为引发点而于心理上发起关于中国问题的反思攻势的，他摧毁的是原来的“思想建筑”，立起的是新的英雄造像。每前进一步，心中都滴着因“脱胎换骨”而流出的血，只因对新起的一切的新鲜感和对新发现的欣喜，才使他忍受了那无情的心理摧残；而在他的关于国民性质的“人论”反思意识的形成过程中，却又是寂寞的、绝望的，正因这样，后来他才发现自己原来想象中的个性主义的英雄是怎样不能于中国的现实中出现，才真正开始正视国民的实际，是辛亥革命后的现实使它否定了自己原来的英雄设想，而终于成为“五四”时期的一代思想先驱的代表。

鲁迅于新文化运动中的第一篇小说《狂人日记》，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是应视为自审性反思文学的——小说中的那位“狂人”就宣布自己不但“被人吃”，而且也参与了“吃人”；而在小说《一件小事》中，“我”在“神圣的劳工面前”竟表现出深刻的“原罪”意识。这都是自责或自审。

不过，我们更应看到的则是鲁迅在所有反思过程中的心理矛盾，而所有这些心理矛盾的演化又只能是鲁迅的自审性反思的过程。鲁迅的心理矛盾在不同的反思阶段是不同的，比如在他的“个性主义”的英雄向往式的“人论”反思阶段就有在“反帝排满”和中西文化交融的背景下的那种“革命”和“光复”的矛盾，在关于国民性质的“人论”反思阶段就有“感受绝望”和“献身于中国之新生”的矛盾、就有“对中国传统全盘性排斥”和“对人间事务的具体感却又使他认识，欣赏一些中国传统中的道德价值(如‘念旧’)与文化质素”(林毓生语)的矛盾，就有对“国民劣根性”的无情剖示和对中华民族总体伟大正视的心理矛盾，而所有这些在他的“文化反思意识”体系形成的过程中俱呈一种二难心态：在理性上倾向于现代文明，而在感情上却偏爱民族传统，以民族自尊来维持在帝国主义侵略凌辱下的心理平衡。这实际上正是他的反思中的理性判断和情感态度上的矛盾。这就使他的思想在明晰中常有困惑，绝望中又有希望，决绝中不乏彷徨，而所有这些矛盾的解决又是鲁迅自审反思的功夫。这些矛盾集中在鲁迅的日常心理过程中，则又表现为对传统观念的无意识继承和有意识反抗的矛盾；具体到思想、人格的修养方法，则又见他做为一个思想家在社会改革、文化拓新的疆场可以无畏地驰骋，而做为他家的一位“家子”，在人格上又常以内省为主要手段，以传统道德为主要规范来完善自己，他和朱安的毫无爱情的婚姻过程就表明了这一点——为了奉行“孝悌”，他牺牲了自己的爱情而成全了那样一个“家”。所有这些自审性反思的心理矛盾便造就了鲁迅的特有的心境，这种心境便成了鲁迅的悲凉、孤独和冷峻的精神实质。

要理解鲁迅自审性反思的矛盾及由此造成的特有心态，关键在于认识鲁迅在２０世纪中国历史的大变革、大转折中所处的历史位置。他从旧营垒中来，这就使他既要背叛原有阶级、传统，反戈一击，但又不能完全摆脱精神上与旧营垒的联系。他是一个先觉者，在他身上，战士的“复仇”与战士的“牺牲”构成了一个统一体；他又是一个改革者，同时还是一个历史的过程，“应该和光阴偕逝，逐渐消亡”，“生”与“死”的思考始终纠缠着他的灵魂。然而所有这些又始终未掩盖着他的激进……。这一切的冲突的结果又是他的强烈、自觉

的“历史中间物”的意识，这种意识的流程便是他的躁动不安、孤独与寂寞、悲哀与痛苦…

七　“五四”时期一代思想先驱的“反思意识”的历史辨正

以上我们所谈到的是鲁迅的“反思意识”的形成过程及于当时的意义。问题是鲁迅那一代思想先驱的“反思意识”的实际意义及其在客观历史的自然发展中的作用又是怎样的呢？这是一个更重要的问题。

鲁迅本人的反思过程尽管自有其不同的阶段性，然而最能代表其反思本质特点的还是他在“五四”时期所形成的“反思意识”，其后，尽管也有几多改变，但“人论”、“文化论”的基本形态是定下来了。更重要的是鲁迅的“反思意识”又显明地代表了当时的一代思想先驱对中国问题的思考——“五四”时期的那代思想先驱对中国问题的“人论”和“文化论”的思考，比如陈独秀就认为“吾人之最后觉悟”只能是“伦理的觉悟”（陈独秀：《吾人最后之觉悟》·载《青年杂志》卷６号·１９１６年２月１５日），还如李大钊、郭沫若、胡适、钱玄同等，他们都是在意识领域、在人的头脑中和在文化传统中寻找中国的贫弱和辛亥革命失败的根源的，其最高推及的都只是如何改造国民性和建立中国新文化的问题。那代人当时的思想基础大都有着“进化论”的色彩——一代思想先驱接受“进化论”的时代意向在于使自己相信社会的可变性，他们对社会的希望正寄托于可变的结论中。为了“改变”当时的社会现实，他们首先想到人的改造，而人的改造又必须抓住民族心理的文化意识，所以那代人几乎都是在“五四”启蒙的意义上“人论”、“文化论”地反思中国的历史、革命和出路问题的。那时对于西方文化，有的一拿过来就早是“人论”和“文化论”的，有的是拿过来之后又改造成“人论”和“文化论”的，比如正是“五四”时期，法国柏格森的生命哲学由张东荪介绍到中国，张东荪就以柏格森的直觉主义而认定中国的问题首先是精神改造的问题，接着的问题当然是文化的。

在中国近代史上，鲁迅那代人的前辈——清时的维新派人物，也包括其他一些有识之士，他们反思中国的出路，其中曾有两种潮流：一是洋务派，主张举办企业，以求船坚炮利；二是新学派，即西学派，主张“商战”——他们把近代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归结为“商战”的结果。然而也正是这些人物后来大都转变为“人论”、“文化论”者，例如启蒙旗手严复于甲午战争后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变法图强的论文，其基本点已都在于“欲救当前之弊，其事存乎风俗人情之间”。到了鲁迅这代人，他们是反对维新派的改良政治的，但是当他们经过一系列的关于中国出路的反思尝试之后，又几乎都抱定了更强烈的“人论”、“文化论”的“反思意识”。在这方面的变化，鲁迅是最典型的了。正如前面所谈到的，这期间西方哲学中的像尼采的一些东西对鲁迅和鲁迅同时代的那代先驱们“人论”、“文化论”的形成是都起过这样那样的影响的，同时更重要的是，这本身就是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一种表现——以伦理、道德、人格为追求目标，以“自省”、“内圣”为修养手段的儒家文化，更是儒家发展到后来的“灭人欲、存天理”的理学思想的表现。

“人论”、“文化论”的“反思意识”之所以在“五四”这个历史的突破口而由鲁迅那代思想先驱发展起来，这首先是由于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萌芽和发展，而使历史在呼唤一种新人的出现的结果，在这点上，在一代“思想先驱”的主观意图上，如果只在当时的历史空间上来看，它是在否定以往一切价值和秩序的意义上进行启蒙和表示彻底反封建的。不过，这种意图必须以其相应的经济关系的发展作为依存条件的（社会存在）。然而“五四”之后的历史是不得不以推翻现存秩序和救亡为目的政治、军事行动的历史，由于中国还只能是

一种农业经济社会，其选择的也就只能是农民道路，结果是农民革命和农民战争。这时的农民革命和农民战争，其指导思想最高境界也只达到了一种民粹主义。民粹主义虽然来源不一，也未曾进行过中国式的、系统的理想整合，但在总体倾向上都是道德化的；况且，在大多的情况下，中国的农民革命和农民救亡还真达不到民粹主义的水平，常常只是一般的农民意识——在“革命”口号下，重复历代农民的“造反意识”(在思想深处“打江山，坐江山”的想法是主要的)，在“救亡”的旗帜下常只是民族主义的行为。所有这些都只是强调一种传统人格、节操和道德。鲁迅那代思想先驱的“人论”、“文化论”的“反思意识”一旦和“五四”之后的“农民道路”上的“农民意识”相结合，即是说这种思考模式一旦付诸农民革命和农民战争的社会实践，掌握国民的意识，便只能被纳入以强调道德修养和以人伦规范为目标的轨道，其中的一些原则常常就是旧道德和人伦关系中的所谓节操、品格在新口号、新旗帜下的复活，发展到最后便是重复“灭人欲，存天理”的原则，实际上是自然地归入儒家道德及伦理原则的社会实现的旧路子。

“五四”时期崛起的鲁迅那代思想先驱的“人论”、“文化论”的“反思意识”于“五四”之后的自然历史发展中归宿于儒家思想的事实，当然是鲁迅那代人所最不希望看到的，然而由于中国的历史、国情，鲁迅那代人的“反思意识”在他们之后又的确归入了传统的儒家思想。

这种“人论”、“文化论”的“反思意识”的儒化过程竟一直是“五四”之后的我们的迷惘、困惑乃至灾难的经历——最后竟是“文革”那样的浩劫。

“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出了科学。科学，作为一个抽象的笼统的词语是被接受下来了，可是我们没有注意到科学的本来意义竟也在“五四”之后的历史中也已“人论”、“文化论”地发生了可怕的变化：我们总是想以科学的原理建立关于社会原则的观念，结果科学变成了一种科学主义，把有限的原则化为普遍有效，实则将科学认同为一种道德真理和关于人生价值的问题，在这里竟又体现了传统的中国人的“内省”、“内圣”的自我道德完善的人格修养的追求，结果科学被视为一种永恒的普遍真理。这正好与科学对一切现实理论是批判的本来意义相违背。科学主义在“五四”之后的历史上造成的是科学的危机，这使科学思想也出现了“人论”、“文化论”的儒化过程。

“人论”、“文化论”一旦被纳入儒家的道德、伦理原则的社会实现的轨道，其结果便是使人的意识归属只能是意识的本身，它总不能使人去思考对人的社会存在的客观的改造，总是只在人的头脑中和意识中寻找一切问题的根源和解决办法。这直接关乎到的是“五四”时期提出的民主的命运。同时这个过程又直接联系着我们曾怎样理解、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问题。

……实际上，“五四”之后，我们是一直“人论”、“文化论”地理解、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这种情况主要表现在先是将马克思主义解释成“穷人翻身”、“穷人造反”的理论，一切诉诸于一种道德的义愤，后来(1949年以后)又总是把社会主义实现的希望寄于对人的思想改造上。就这样，我们把一种道德的实现和对人的思想改造当做了我们寻找到的中国的出路。如果单谈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遭遇，我们看到的首先应是“农民道路”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人本思想”的忽视或歪曲。“五四”时期一代思想先驱的“人论”、“文化论”本来就是和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难以吻合的，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的基本点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社会意识”的原理，马克思有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决定着社会生活、政治生活以及一般精神生活的过程。”(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恩格斯有言：“每一历史时期的人的观念和思想……都可以简单地完全由这一时期的生活经济条件以及由其所决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来说明。”(恩格斯：《卡尔·马克思》)。事实就这样明确和明白。　

然而“五四”一代思想先驱的“人论”、“文化论”的“反思意识”实际上却是以下述观点为基础的：用人的社会意识说明人的社会存在，用思想、文化的进程说明历史、时代的进程，用一个时期的政治关系、流行思潮来解释相应的经济生活条件。在这种“意识”的指导下，他们在寻找历史事变或社会问题的根源时竟径直着手探讨和研究思想、文化的形态，一碰到这些都是现实的人的思想行为的事实就停下手来。可是人的思想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关于这一点，总是不去设想。总是只在人的头脑中，即在意识形态中绕圈子，总是不能掘开时代意识的覆土去发现决定该时代意识的历史基石，即物质的社会生产、生活的矛盾构成。　

事实上，像鲁迅和崛起于“五四”时期的一代“思想先驱”，他们从中国传统中走来，他们反传统是在当时中西文化大碰撞、大交融的宏阔历史背景下，在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制约的同时接受西方的人文主义、启蒙思想、进化论及像尼采(包括叔本华)、弗洛伊德等各自学说的影响的同时主要以西方启蒙时期的精神界战士的意志和精神而进行的。“五四”的“人论”、“文化论”的“反思意识”的发展，到“文革”已见诸一种极端，而且走向了“五四”初衷的反面。这就是结果。这是这种“意识”在中国农业社会的现实中贯彻到最后的必然。

在“文革”中，这种意识的极端发展直接表现为“唯意志论”，其中最能哲学地说明这个问题的是“文革”中常使用的“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的一个命题（一句话），这本是一段“毛主[xi]语录”中的一句话(见《论持久战》·1938年5月)，作为一种哲学命题，只能相对成立，而当时却被绝对化起来。这种把人的意志作用绝对化起来的过程可先见诸林彪的“四个第一”(即1960年9月林彪提出的“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活的思想第一”的所谓“指示”；毛泽东在批示中说：“四个第一好，是个创造。”)及“突出政治”(林彪1964年12月9日：《关于当前部队工作的指示》)的提法，最后，是以毛泽东在“文革”中荒谬地提出的“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的“指示”来表明“唯意志论”的推行已达登峰造极，而这一些都尽体现于毛泽东于“文革”所提出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及其实践中。这种理论可分两方面，一方面是意志地“决定”生产，其表现是，先以政治权力决定一种所谓“先进生产关系”（像人民公社，实际上这是最落后的），再让这种所谓“先进的生产关系”来决定生产力的发展(这就有了在所有制方面的“穷过渡”)，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自然关系被完全颠倒了；另一方面是意志地“决定”人，怎样“决定”?实行“思想改造”，怎样改造?斗争(毛泽东说：“中国有八亿人，不斗行吗?斗则进，不斗则退，不斗则垮。”)——此又可分“斗人”和“自斗”，这便又有了所谓“阶级斗争的理论”，这种理论把所谓社会主义社会（毛泽东的所谓社会主义本身就是唯意志的结果）描绘成是“无产阶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种路线的斗争的社会”，问题是，这里的“阶级”都是以人的“思想好坏”来划分的，而“思想好坏”又只以对自己的“态度”来划分，这就把一切都归于个人（所谓“领袖”）好恶上，在实践中又把这种关于阶级斗争的理论绝对化起来，以此作为开展一切工作的唯一动力——这在人与人之间，是不断地开展政治运动以进行阶级斗争，在斗争中不断地进行阶级、路线分析，不断地发现“阶级斗争新动向”，不断地把人一批批打成“阶级敌人”，实行所谓“无产阶级专政”，这就是“斗人”；其“自斗”，即要每个人都要在自己的头脑中展开“两个阶级的斗争”，方法是“触及灵魂”，这就是“文革”中的“要斗私，批修”(转摘自《林彪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八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1967年10月1日)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是要解决人们的世界观问题”(摘自1968年5月16日《解放军报》)的“最高指示”，林彪在“文革”中围绕着这个问题鼓吹的是“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狠斗头脑中‘私’字的一闪念”的号召。所有这一切都要落实在锤炼对领袖的忠心上，可见“文革”所建立的“新文化”是怎样归于极端封建没落的意识。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本质上是把社会主义的实现的希望寄托于对人的“政治思想”的改造上，将所谓道德的实现当做所寻到的中国的唯一出路。这里，道德已是政治化的，政治已是道德化的。事实上，结果是生产的大倒退、大破坏，整个国民经济面临崩溃的边缘，同时是“人”的全面失落，人性的全面扭曲。这种理论在当时被说成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发展，其实是最直接地从根本上对马克思主义的违背，特别是对马克思唯物史观的违背——马克思的哲学应当是以实践的立场去处理“存在第一”和“思维第二”的关系的哲学，是一种以人为主体，以实践为基础的关于现实改造的哲学：物质是实践的对象，思维是实践的一个原素，二者都不能脱离人与人的关系而存在。在马克思看来，人，“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马克思：《资本论·第一版序言》)，“意识的一切形式和产物不是可以用精神的批判来消灭的，也不是可以通过把它们消融在‘自我意识’中或化为‘幽灵’、‘怪影’、‘怪想’等等来消灭的，而只有实际地推翻这一切唯心主义谬论所由产生的现实社会关系，才能把它们消灭；……”(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而“改变现实社会关系”的唯一的途径是改变现存“生活条件”，即改变“社会存在”，“旧思想的解体与旧生活条件的解体是同时进行的”(马克思、恩格斯：《共[chan*]党宣言》)，不解决产生某种思想意识的相应的现实中的物质生产、生活的矛盾，就永远都不能解决要解决的相应的思想意识问题，而要从根本上改变现实“生活条件”却又唯有促进生产力发展这一条路，而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却又唯有让生产关系适应现实生产力的现状及其发展的要求。所有这一切，都意味着一个道理：要改变人的意识、改变人与人的关系，唯有物质地改变人的“社会存在”的实践。马克思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这是说人类的希望只在于以物质为实践对象的实践活动中，而意识的改变永远都是物质条件改变的结果。“文革”——一场“唯意志”的所谓“革命”，由此而有“唯物论”的沦落，这是马克思主义，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遭遇”一个农业社会的必然结果，这种结果在形式上既是“五四”一代思想先驱的“人论”、“文化论”的极端发展，同时又是“五四”一代“思想先驱”的初衷的反面。

这样，“五四”时期崛起的鲁迅那代思想先驱者的“人论”、“文化论”的“反思意识”，

不管曾有着怎样的革命的意义，事实是它一旦贯穿于“五四”之后的自然历史的客观发展，由于中国农业社会的国情实际，便只能形成这样一种哲学：让人的主观意志去决定人（改造人的思想），让被人的意志决定的人去决定人的“社会存在”，说到底还是人的“社会意识”决定人的“社会存在”。

问题就是这样：“五四”时期鲁迅那代思想先驱的“人论”、“文化论”的“反思意识”在其后的自然历史的客观发展中终于由“文革”最后发展、固定成一种唯意识、唯意志地解释历史和改造现实的哲学——而这一切又都于“文革”中发展到极端。“五四”时期的“人论”、“文化论”的“反思意识”在经过历史的沉淀、改造而于“文革”中几乎都曾被歪曲地用来作为那场动乱兴起的理由，比如“文革”中的所谓“立四新”，便很使人们想到“五四”时期提出的建立新文化的问题，就是鲁迅那些人在“神圣的劳工”面前的“原罪意识”(像在小小说《一件小事》中所体现的)也在“文革”中被利用而成了知识分子自我损坏的一种原罪感。然而这一切却又在本质上与“五四”精神正好相悖。历史就这样规定了鲁迅那代思想先驱的“人论”、“文化论”的“反思意识”在其后历史中的命运。

“文革”把一代“人论”、“文化论”的“反思意识”扭曲地推到极端。极端，又意味着将会终结。终结中，同时也便有一种衔接。

八　一种历史意识的“终结”和“衔接”

“文革”后，中国人终于感到中国必须改革，这是“文革”后人们对中国的所谓社会主义制度的反思的结果——

然而，我们想不到的是今天中国的改革应当是对由“文革”最后固定下来的那种“人论”、“文化论”的哲学在实践意义上的“终结”，因为改革所触及的应当是作为人们的基本社会存在的经济关系及由此而来的社会关系，这表明人们已开始不只在头脑中和只在所谓新文化的建立上来寻找中国的出路了。实践是“终结”那代哲学意识的最有力的力量。事实上是我们已看到我们的哲学意识已发生深刻的变化。

　这种“终结”实际上又应是一种衔接——对“五四”时期的鲁迅那代思想先驱的“人论”、“文化论”的“反思意识”的从积极方面的衔接——是去走其未走完的路子。当时鲁迅那代思想先驱的“人论”、“文化论”的“反思意识”的革命性既然是在反封建的启蒙上，那么，如果接下去的话，就应是深入地触及人们的“社会存在”了。实际上，今天改革的问题，说来说去还是如何寻找适合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以及在这种生产关系综合的基础之上建立民主政体的问题，只有这样，才有“五四”时期的鲁迅那代思想先驱的反封建的最后完成和对当时的“反思意识”的革命意义的衔接。

其实，这里的“终结”和“衔接”应是对“五四”那代“人论”、“文化论”的一种“扬弃”——弃其之只在“人”和“文化”之间和只在意识形态领域绕圈子的方法，发扬其之反封建的启蒙的意义。

然而，历史对“五四”一代“人论”、“文化论”的“反思意识”的客观“终结”及“衔接”是一回事，而我们今天在主观上的一些做法却是另一回事。事实上，今天的一些主观行为还是为“文革”所最后固定下来的被扭曲了的“人论”、“文化论”的“思考模式”所束缚——首先，今天我们总是在“人论”、“文化论”地反思“文革”的兴起根源。关于“文革”兴起的根源的思考，我们已经历了“政治性反思”、“文化性反思”及“自审性反思”这样几个反思阶段，这样几个阶段的“反思”恰好重复了“人论”、“文化论”反思的这样一个怪圈子：从人的头脑到“文化”，再从“文化”到人的“头脑”……。就这样，我们还是只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绕圈子：把“文革”的兴起归之于毛泽东晚年的错误（问题是毛既然到晚年，为什么还赖在位子上？实行民主选举，将位子让给后起之秀不就没有没有“晚年的错误”的问题了吗？问题不是“晚年的错误”，而是晚年为什么还要在位子上“犯错误”？这里只是制度的问题），归之于“极左路线”（“极左路线”是一种思潮，后来只是一种说法，其背后是毛的政治作为，毛的政治作为是由其政治需要所决定，而其政治需要又由其政治利益所决定，而决定其政治利益又是在那段历史的社会存在中，而那段历史的基本的社会存在又是“超先进”的生产关系——实际上是最落后的——和还很落后的生产力的矛盾），把“文化大革命”的灾难归之于林彪、“四人帮”的破坏和捣乱（实际上林彪和“四人帮”的事不能混为一谈，林和毛的根本分歧是：林主张尽快结束“文革”而搞经济建设，而毛则主张“继续革命”，说白了就是胡闹下去，很显然，林是对的，毛是极错的，如果按林的主张，“文革”所造成的灾难也许会小些；“四人帮”是一直紧跟毛的，他们对毛的“文革”只是照毛的旨意不断地推进，从来也不会去破坏和捣乱。），归之于一切政治骗子的祸心和野心，归之于一切“坏头头儿”的“私心”（实际上在“文革”中，最大的私心者是毛本人，祸心是在毛那里）和一再由“私心”表现出来的派性（“文革”中所谓派性都是毛从政治需要出发而对群众中的不同阶层利用、挑动的结果），归之于群众不能识别真假马列主义（“文革”本来就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到哪里去识别？识别什么？）而上当受骗，归之于法律的不健全（法律不健全是谁的责任？是毛的，他从来就不相信法律，也不去健全，重要的是即使健全了法律，在现行社会体制下，谁也挡不住毛来发动“文革”，他可以任意妄为，无法无天），或有法不依……，继而又归之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归之于国民的劣根性（传统文化和“国民劣根性”也不是到“文革”时才发作用或影响的），……。所有这一切，不但每一条都是不成立的，而且其总的思考原则都是“人论”和“文化论”：都是只在政治思想、人的头脑中及文化传统中，即只在意识形态中去寻找历史事变的根源。可是，毛泽东为什么恰恰要在晚年出现这样的错误呢?所谓“左倾路线”，无论如何也只是一种思潮，而思潮的背后又是什么呢?说到传统文化的影响和国民的劣根性，为什么恰在这时其之对历史显得特别重要?为什么这一切恰恰都发生于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的中国社会……?所有这一切只在意识形态中寻找历史变动的根源的做法，意味着的是面对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的力量交织起来的历史画面，注意的只是“运动”，而不是注意“什么在运动”，按照这种“思考模式”来思考“文革”兴起根源，只能只是关于思想的、关于文化的，即只能是意识的冲突的过程。这种认识是说一切所谓“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都是由意识决定并于其中发生、发展的。按这种“思考模式”来思考“文革”的兴起根源，是径直观照“文革”及发生了“文革”的那个时代的政治斗争本身，一碰到这些政治斗争是由当时人们的某种思想产生的事实就停留下来。总是只在意识形态中绕圈子，总是不去掘开那个时代的意识形态的覆土从而本质地发现决定那个时代的历史基石——作为当时的基本“社会存在”的物质生产、生活的矛盾。这样，人们所描述的实际上只能是由那个时代的种种感情、幻想、思想方法和世界观，特别是由种种政治倾向及其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交织而成的历史的表象，结果是人们会以为自己当时某种观念和感情就是自己行为的真实动机及最可靠的出发点。

总之，以这种思考模式来思考历史事变的发生，是总以下述观念为基础的：一切历史变动的原因，归根结底都应到变动着的人们的思想中去寻求，并且在一切变动中，最重要的决定全部历史的是政治变动。可是，人的思想究竟是从哪里来的?而政治变动的推动因素又是什么?——关于这一点，总是没人去设想。问题的根本到底在哪里？恩格斯说得很明白，他说：“一切社会变化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该求之于人们头脑之中，也不应该求之于人们对永恒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长的理解之中，而应该求之于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

之中；这些原因，不应求之于哲学，而应求之于各该时代的经济。”(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唯物史观是以一定历史时期的物质经济生活条件来说明一切历史事变和观念，一切政治、哲学和宗教的。”(恩格斯：《论住宅问题》)。“文革”被否定了，我们却还在用由“文革”最后固定下来的“思考模式”在思考“文革”的发生，这是不能寻找到“文革”发生的根本原因的，由此也就不能从根本上防止“文革”那样的灾难再次发生，由此也就不能意识到应怎样从根本上实行改革。

我们在改革。然而，我们的改革的现状是：除了由于大势所趋而使经济关系已缓慢地发生了变化外，今天需要改革的已应是对我们的政治体制的改革。我们的改革的目标应当是双层的：经济的市场化和政治的民主化。唯一保障政治民主实现的是民主的政治体制。民主在中国已是贯穿于整整一个20世纪的课题，“五四”一代思想先驱所做的一切，归根结底是在呼唤民主。然而由于种种原因，直到今天，民主依然是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严肃课题。“五四”一代思想先驱推出了民主的课题，但也使之陷入“人论”、“文化论”的泥沼——只在改造‘人’和改造传统文化上下功夫，即只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绕圈子，结果是使民主不断地夭折。这是永远都不可能实现“民主”的。今天，当由于由经济关系的变革而使市场经济已形成一种雏型的同时，人们对政治民主化的要求也越来越迫切。今天，我们面临的已是“经济关系”和“政治体制”的矛盾。可惜的是，我们的政治改革却总是在“人论”、“文化论”的意识惯性中进行——多年来对国家治理的“家长制”，对官僚腐败，其根源都只到政治本身，到社会观念、文化传统和人的头脑中去寻找，把希望寄托于一次次开会或什么政治学习运动的开展上，寄托于对腐败分子及什么坏人的检举揭发及杀一儆百的惩治中。结果是几乎什么问题都没有实质性的解决。

其实问题很简单：一旦走出只在意识形态领域绕圈子的怪圈，立刻就会发现，今天的社会问题首先根源于体制——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及由此而来的各种体制。改革，唯一的出路，就是走出意识形态的圈子，去改变需要改变的“社会存在”。具体说到今天的实现民主政治的问题，首先应明白的是民主的本质是什么?民主的本质是对权力的制约，即对权力的监督和限制，而唯一能对权力进行制约的是权力，即以权力制约权力。说到底，民主的问题应是怎样才能以权力制约权力的问题，这里的唯一的方法是建立权力制衡机制。事实是，只一个权力中心，就没民主可言；两个权力中心，难以平衡；三个以上权力中心，后果是社会政治的混乱。只有“三点”，才能形成一个既能相互监督制约，又有局面稳定的社会权力制衡结构机制。这样看来，政治民主体制的建立实际上首先是一种权力制衡结构的构成。然而要做到这一切，首要的问题是走出只在意识形态领域绕圈子的怪圈，而去着手改变我们的“社会存在”，终结那种“人论”、“文化论”的社会的改造方法。

我们应当反思我们的反思，我们应当从反思“五四”时期的一代反思做起——最好先从反思鲁迅的反思开始来反思“五四”时期的一代反思……。这一切都是一种历史意识的“终结”，同时又是一种历史意识的衔接。“终结”是一种过程，“衔接”也是一种过程。现在看来，这两种“过程”都正在途中，在一个短时期内是不会完成的。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