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关于我的《心迹》，那些年我虽不时地在进行修改。但我并没有想到要去投稿，心里总觉得作品还不成熟，气候也仍不适宜。1982年在一次修改中，我忽然觉得我的作品有点不伦不类，既不是原始的日记，又不像创作的文章。倒象是一个刚被同化的野蛮人，在许多方面显出不协调。再说有不少事情都是回忆的东西，一个人在受煎熬的时候，哪记得写文章？该是痛定思痛，才逐渐去回味总结。不如干脆就改为《回忆录》吧！

看看国外那些政治上的风云人物，一旦退出历史舞台，就闭门写回忆，卖书赚钱。国内不少名人，功成名就之后，也急急地要出本关于自己的书。别人也很想知道他们是怎样走红，有哪些密闻可以披露。大家对名流的生平，乃至生活琐事都倍感有趣。这样的书往往还很畅销，名气越大，卖得越火。也许是因为它真实可信，能给人提供一些真像，一点启迪，甚至一条人生之路，或者至少可以满足一种好奇。

然而，我既不是一位血战沙场的英雄，更不是一位名扬四海的伟人，没有成名成家过，甚至连一枝之长都谈不上。我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我的存在并不为许多人所知。我的回忆对别人也许毫无意义，如果也录成一本书，肯定不会有人愿意去看它。我好象有点不知趣，我自己就知道，回顾过去，尽是失败和过错，还有受辱和被欺。这样的回忆有价值吗？岂不是故意将自己的幼稚、愚蠢和可怜，再度暴露在别人的眼前？

名人与平民之间有一段很长的距离，人们对他们的态度就有十分不同的差别。同是一句话，名人说的，则深信不疑，甚至捧为金科玉律；出自普通人之口，就不被重视。这看法很害得一些来自平凡生活的有益结晶被忽视了。也很害得名人一些片言只语被盲目地崇拜了。其实名人的话也未必是金银玉石，他们也是就事论事，发自一时一地的感想，仅能从一个方面来说明一个或几个问题，不可能“放之四海而皆准”。世俗的偏见，往往使一些人灰心丧气，永远遭到埋没；也使一些幸运儿，名不符实地留传于世。

其实，即使最伟大的人也不可能深知所有人内心的想法，这就需要每个人自己来表白。只要一个人是为社会，而不是为自己；只要他提供的是真实的，而不是虚假的。有这样的各种人的回忆，不单单是一些名人的，这世上的文学不就更加丰富？至少可以提供给作家、政治家、艺术家许许多多真实的素材。让他们了解到自己无从体会到的真情实感，从中发现有用的东西，去进行更有价值的再创作。何况，有经历的人，不一定有感想；有感想的人，也不一定都能记录下来。

我愿意自己来写一写。鲁迅先生在《未有天才之前》一文中说过：“我以为幼稚的人或老大的人如有幼稚的心就说幼稚的话，只为自己要说而说，说完之后，至多到印出之后，自己的事就完了，对于无论打着什么旗子的批评都可以置之不理的！”就让我来说“幼稚的话”吧！只为自己要说而说。

这样想好了，我立马就行动，改写工作进行得还算顺利，也许于写作我已经多多少少有点熟练。应该说历来经验出于成功的较少，常常是在失败之后才总结出来。不久当《一个普通人的回忆》初稿完成时，我觉得这是自己生命的一部分，是不灭的身躯，可以比我的肉体活得更长久。一个人用赤诚的心，花毕生的精力，写下来的真实语言，是永远磨灭不掉的。

说是一个人的回忆，但并不是原始的“老照片”，不是“写真集”，而更象是现代版的“电脑合成”。为了避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文中所有人物、地域我都用了假名，个别情节也是拼凑的，希望不会有人去“对号入座”。

也许这个书名起得不够“刺激”，不能引起别人的阅读欲望。但是正如《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并不是讲述“炼钢”的事一样，我的《一个普通人的回忆》，也不会象名人那样着重在叙述自己过去的一点一滴，或歌颂自己的丰功伟迹。一个普通人的回忆，从经历看，自然平常，否则就不是普通人。但一个人在困境中能坚信未来，为之付出不懈的努力，时时总结来自生活中的感受，我想这就有点不寻常。其实我着重还在借回忆某一事件，来表述自己的看法和对生活的热爱，当中自然有自己与众不同的观点，我相信是对的。因为我这人敢于正视人生，说出真话，我始终不怕献丑，不怕失败，有一种顽强不屈的精神，一股积极向上的力量。这也不是人人都能做到，即使名人也未必都如此。而“新手永远应当凭独创的作品开始他的事业。”

有的人喜欢迷信名人，以为他们都是圣人，认可了他们的一切。其实名人也有好的与不好的两面，一味推崇，凡沾着“名人”二字，便崇拜得五体投地，应该说是一种幼稚和不负责的态度，也是一种缺乏自信的表现。我更愿意自己去分析，自己去判断，而不愿意盲目地跟从。我希望我的书能起到这一点点作用。

（2）

1991年我来到一中工作后，因全身心投入到我所喜爱的事业，只好把稿子暂时搁在一边，无暇再去关照。一直到2002年完全退休后，有了充裕的时间，我才想到该好好审阅一下，看看能不能拿出去发表，完成人生最后一个旅程。可这时离我写成的文稿又是十多年过去，有些观点看法也起了变化，所以我决定“从头越”，几乎是准备要重写一遍。

那时我每天清晨起床后，洗漱，喝茶，打太极拳，接着就是翻开手稿，逐句逐段地阅读，修改。我还把过去的原始日记从头至尾再看一遍，象考古发现那样，仔细挖掘，认真筛选，不放过任何一个有价值的地方，希望能从中再找寻点有用的事件，那怕是几个词句，添加到文章中去。同时我也把这项工作当作心灵的洗礼，既修改文章，又洗炼精神，可以达到修身养性，怡养天年的目的，使自己的退休生活变得充实。我要象和尚天天打坐颂经一样，随着日月推移，希望“功德”自会完善。

修改文章一时成了我过日子的要素。这当中往往还会有新的灵感出现，我就不断地充实，增加新的内容，有时还要整章重写一遍，使文章的语气前后一致。以前每次修改之后，总会觉得不如想象的那么美好。这次是修改前有这种担心，一到审阅完毕，心里就泛起一股暖流，觉得没有白费光阴，感到信心一增再增，甚至想入非非。不知是自己已经呆滞，降低了审阅标准，还是作品真的成功，到了瓜熟蒂落的时候了。在创作修改的整个过程中，我感觉比获得最后成果还令人兴奋，到后来也就不急于把稿子脱手，这样可以时时感到还有事要做，时时享受人生的这种快乐。

通过修改文章，我还感到活得有意义，不再为自己过去的不幸遭遇痛哭流泪，且能留给后人几句刻骨铭心的忠告，给别人树立一个矢志不渝的榜样。我相信，热爱生活的人可以从我的书中发现一些启迪；勇于攀登的人可以从书中获得信心和勇气；我的子孙后代也将从书中找到一点佐证。我感到无比宽慰，无论是对社会，还是对子孙后代，都将是我留在这世上最好的纪念品。我曾想过，我爷爷的爷爷，我的祖辈们，他们到底留给我什么？我从他们那里继承了什么？一些好的品德？还是一些坏的习惯？如果他们当年都能留下片言只语，我今天所能感受到的，就完全不一样了，一定会比从别人的书上得来的要珍贵得多，对祖辈们也不会感到那么陌生，那么遥远抽象。

如果说过去我的理想只是一片飘浮在空中的羽毛，支撑它的仅仅是一阵阵狂风，有时它高高飞扬，有时又突然降落在地。这时我的理想已是一位登山勇士，依靠的是自己的信心和力量。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就有希望达到顶峰。

2004年，我听说国家对作品政治性的审查已宽容许多，拜托一位长期从事文学出版工作的老校友，仔细看完我的作品，他除了提出不少宝贵意见，更是解除了我的种种顾虑，使我最终下决心要让作品走进社会，要为我的书找寻婆家，就象亲生的女儿，长大了，总不能让她老呆在家里。但这同样又是一个艰难的过程。

如何能走进出版社的大门，我又惘然了。当时自己还没有接触网络，以为到出版社去，是发表作品的必由途径。我又不敢贸然把作品寄出去，担心唯一的手稿一旦丢失，岂不要了我的命。后来朋友告诉我，可以请人先把稿子打印出来，这样就放心多了。事情还是不容易，没有名人引荐，只能瞎撞。这样的书，出版社能看上眼吗？我曾找过一位资深老报人，一位老乡，也是老校友，刚从省出版局局长位置退下来。他看过我的作品，一边是对作品称赞加鼓励，一边是对出版的事皱眉头，说他出书也要自掏腰包，因为出版社也讲究“经济效益”，“想出书，拿钱来！”反过来说，只要有钱，出本书已经不再是一件难事。

也许我的思维还跟不上时代，听到“要钱”，一度又感到十分恢心，甚至想放弃努力，继续听天由命，就象将来让别人来处理我的后事一样，留给他们去考虑我作品的去向好了。我享受到的是写作的过程，我得到自信，得到快乐，这就够了，而且如果社会已经到了至善尽美的程度，我的作品不再公诸于世，又有何妨？鲁迅先生说得好：“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就令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待炬火。以后如竟没有炬火，我便是唯一的光。倘若有了炬火，出了太阳，我们自然心悦诚服的消失，不但毫未不平，而且还要随喜赞美这炬火或太阳，因为他照了人类，连我都在内。”

（3）

追梦的脚步并没有停止。2005年,　我结识了一位在大学中文系当教授的热心校友，他介绍我与北京一家文化艺术公司联系，说他们可以帮我出书，而且是正规出版社，有统一书号，费用也不贵，他本人正是通过他们出版了几本书。我便将信将疑按他的指点，把打印的稿子寄一份去。这时我已把书名改为《一个不甘失败的人》。听说名人出书，书名喜欢短而玄，让你摸不着北，你若好奇想看个究竟，那就来买一本吧！我非名人，这一套不适用，还是直率点，至少能吸引一部分对书名感兴趣的人。

对方要求正文前面要有个“序”。一般人都会请名人来为他的书写这篇文章，好帮他造势助威，可以给他的书添加一点色彩，也可以在不读书的人面前增几分身价。可是我不认识名人，不可能有重量级的人物，来为我这无名小卒的书作“序”。我还是愿意保持原有朴实的一面，把我的作品谦卑地献给读者，于是自己写了一个“前言”，想让何海生“死去”，自己作为他的“好友”，从他爱人手里接过书稿，完成他的“遗愿”。为的还是怕书中涉及到的一些事和人，会引起不必要的误会和麻烦。可是写出来后与作者的署名，怎么也配不好，说假话有时真的很难，总会露出马脚，不能自圆其说。我开始羡慕那些善于虚构的人，能做到天衣无缝，合乎情理，的确是高手。

很快，书稿寄出去不到半个月，对方就来电，表示可以出版我的书，且对作品赞赏有加。我很高兴，找到一位知音，能理解我作文的用心。我的文章虽然没有轰轰烈烈的故事，情节也不引人入胜，但给人一种真实感，沧桑感。文章反映的人文思想，观点看法，有独到之处，敢于说出别人不想说，或不便说的话。这点我自己也十分肯定，因为它们都是我从亲身经历中感悟出来的，最无装饰的内心话语。我的文章在那个时期，对社会的认知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有不少可以思考的问题。如果不是我孤陋寡闻，表现一个中学生在1958年“大鸣大放”中的遭遇，及由此引伸的坎坷经历，这样的作品，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伤痕文学”大行其道的时候，好象也没有看到。而愿意穷一生的精力来打造一本书的，更是少之又少。

不久对方就寄来合同，计算出的费用虽没有超出我的意料，但我一时还难于拿出手。这时我的一位同学闻知，表示愿意赞助，他就是我苦寻了几十年的“美国同学”。他和我年龄相仿，初中时并不在一个班级，到了初三，因为都还是少先队员，合编在一个中队，彼此认识了，记得当时他是“小队长”，我是“中队长”，　还有点“上下级”关系。升到高中，又恰巧分在同一个班级，自然更“哥们”。当年同班同学之间年龄相差比较大，我们俩是班上被称为“调皮的小朋友”，坐在教室靠前的座位，后面是“大人”，有个子高的，有年纪大已有妻室的。两个“阵营”壁垒分明，不相往来。1958年“大鸣大放”时，“后面的”同学“成熟”，“觉悟高”，个别“马列主义者”往往喜欢教训“前面的”这些“小资产阶级”。我们因此有点惺惺相惜，更加抱团在一起。

“高考”时我的政治鉴定是“丁类”，只好“名落孙山”。大概他是属于“丙类”，也好不到那里去，而且他还有“海外关系”，尽管他成绩不错，仍然只能去读并不喜欢的地质专业，且是新办的专科学校。　1962年“困难时期”，他却因“海外关系”，有幸获准出国探亲，最后定居在美国，成了我的“美国同学”，但却从此失去联系，没有人再知道他的通讯地址，连一点信息都没有。

虽然彼此各处东西，我心中却无时不牵挂着他。我来一中搞校友工作后，他成了我要努力争取的“海外”对象，便千方百计打听他的下落，到他家乡去寻觅他的通讯地址，还是一无所获。1991年我到了香港，逢人打听，恰巧有一位他的同乡，知道他的弟弟那时正在香港，我便赶紧写一封信，夹上我的照片和一张当时出境时印的名片，请这位校友带给他的弟弟再转交给他。可几年过去，仍是音信全无，我开始有点怀疑，他是不是国家当年有意派出去的“地下工作者”，或叫“卧底”，因而要如此断绝与外界的联系。但我没有恢心，寻找仍在继续。

1995年5月的一天，一位个子不高，十分结实的中年男子，突然来到一中办公室要找我。他上身穿一件条纹t恤，下身着土黄色短裤，脚踏人字拖鞋，只差一顶草帽，就是一位活脱脱的“打石匠”。我正疑惑中，他两眼炯炯有神地打量了我一下，就笑着问：“你知道我是谁吗？”　我摇摇头不知所以。他说出自己的名字后，我吓了一大跳，犹如“天上掉下个林妹妹”，　喜悦之情难于言表，拉着他的手立即狂呼起来，这是我梦寐以求的事，却不经意间在此时突然出现了，正是“梦里寻她千百度，暮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我的“美国同学”　竟然“不请而至”。

原来我在香港托人送去的信和名片，他早就收到，但不知为何不愿联系。这次因他父母年事已高，决意落叶归根，回归故里，才在离开祖国三十几年后，第一次陪同他父母回到家乡。他回来的第二天，就急着按我的名片来母校找我，除此外，其他同学，他一个也不知道。我看他打扮得象个乡下人，心里直嘀咕，想必是当年被批“小资产阶级思想”，还记忆犹新，或者是对出国那年“困难时期”的情景，历历在目，不敢过于“张扬”，一副“艰苦朴素”的模样，殊不知这几年国内的变化已昔非今比了。

此后几年，他经常回国，每次母校的大型校庆活动，他都千里迢迢赶来参加，并慷慨解囊，为母校添点设备。要说在美国，他也只是个领薪酬的“白领”，顶多是个“高级白领”，并非“大款”，其爱国爱乡爱校之心，却胜于我辈。吃了几十年“洋饭”，并没有把他“西化”了，他的“孝心”，“报恩之情”，依然未变，何况当年在学校里还被那位“马列主义者”称为“小资产阶级”呢。我想，是出于他的家庭教育，还是缘于中华民族固有本质，五千年的文化熏陶？这种根深蒂固的遗传不是某一种思想一时就能改变，而且是离开越久思念越是强烈。我在国内受到一辈子的“革命教育”，和他相比，深感不如，自愧品德不高。这也是对当年那些害怕“海外”，恐惧“资本主义”，视为洪水猛兽的人，一个最有力的讽刺。

（4）

有了同学的赞助，我的书终于能顺利印出，这又是同窗友谊促成我的成功。大约三个月后，印好的1000本书除出版社留下几十本他用，其余全部运回我家里。望着七大包书籍堆在地板上，我不知是喜是悲，虽有一种历尽千辛万苦，终于抵达彼岸的喜悦。可是一想到是自费，印好的书还是回到自己手中，又高兴不起来，总觉得这不象是真正意义上的“出书”，不是由出版社接纳，然后向全国发行，更象是一种金钱交易，书本成为纯粹的商品，这远不是我要为之奋斗的目标。何况这一出版，还意味着我也许不能继续努力，使我的作品更加完善，似乎这一生就要走到尽头了，再也品尝不到创作的乐处。

怎么处理这些书本，才能让人看到，我也犯愁了。有热心的朋友开始张罗替我联系书店寄售。书店里的人明确告诉我，这种自费出版的书，已有人托售过，销路都不好。作者没有一定的知名度，就更难了，读者很少光顾。你想，书店里有那么多书，读者不可能一一浏览，总是挑那些“名人”　的，或当今畅销的书看。还有一种是书名沾有色情的书，也最能吸引读者的眼球。其余都被冷落在一旁，除非有人特意介绍，否则会一直躺在那儿。果然，我的书放在书架上几个月，两个书店总共才卖出八本。他们还说，没有任何宣传、介绍、推荐，完全凭读者自己的选择，能卖出这个数，算是不错了。

我想印书的钱既然同学给出了，自己出书本来就不是为了赚钱，只要有人愿意看就行。那就送呗！第一批我先送给过去的同窗好友。他们十分兴奋，毕竟能出书的同学不多。但事后没有任何反映，不说好，也不说不好。我有点忐忑，接着又寄给几位有名望的校友，主要是大学里的文科教授，学者。想不到他们收到后很快就来信，来电，给予不低的评价。一位教授甚至说他花两个晚上，一口气读完我的书，说他已好久没有看到这样真实感人的文字，对书中所写的表示感同身受。这真是对我莫大的奖励。

有内行学者的肯定，我心里踏实多了，便大胆地把书送给学校里过去的同事、退休老师。影响开始在本地一些熟人中蔓延，有人主动向我索讨书本，说是朋友看到，认为不错，希望也能得到一本。有的干脆说他的一本被朋友拿走了，让我再送一本。大家的鼓励，无疑比我卖出那几本书来得值钱多了。

一位退休教师有一次遇见我，动情地说：接到我送的书，一开始不以为然，因为当今自费出书的老头不少。有的是所谓个人诗集，其实毫无新意，纯粹是找些“好词”、“好句”凑成所谓“五言”、“七律”的格式，加一点押韵，注意平仄搭配，就成了诗，内容却不知所云，或是直白的如同在喊政治口号。有的书是写个人传略的，象是放大的候选人简历。自谤式地宣传个人一生的“丰功伟绩”。一本书成了他的功劳簿，里面荣誉、头衔一大堆。正文的前面又是官员、“名人”的题词，占了好几个篇幅，除一帧作者的玉照，往往还配有许多生活照，把一家人全“摄”进去，通通沾了光。看这样的书，等于被迫对他及他们一家人表示“敬意”，对自己却一点益处也没有。也许虽是臭屁，因为是自己的，总觉得还有点香味，难怪有人热衷这样做。

其实出书的目的，不在你个人做过什么，获得哪些成功，而在人生这一过程中你有什么体会，对社会的观察有哪点不同的见解，想通过你的书帮助别人。或者你本身的行为可以对别人有所启迪，有所教育。否则你的书还是放着自己去欣赏吧！抱着这样的偏见，那位退休教师不客气地说，他把我的书同样撂到一旁，不当回事。直到有一天无聊中他把我的书拿过来随意翻翻，看了几页，突然被一段话，就是“招工要有政府的‘证明信’，如同要有一张‘奴隶的解放证书’，没有它，谁也不敢要。”眼前才一亮，这说中了当年的社会现实。便从头看下去，接着又看了一篇，觉得“味道好极了”。这才回过头来，从第一页开始看，看完还意犹未尽，又翻阅几处能发人深思的地方，细细品味。他说那几天觉得又回到了年青时所感受到的，读书带来的乐趣和好处。也有教师说，我这本书他前后看了三遍，但没有说出原由，我也不好意思去追问，只感到心里一阵热呼呼的。

的确，有不少朋友都说，如今象这样真实大胆的书，不知哪里去找。我想，也许是因为我在书中没有说废话，假话，空话，可以说每一字，每一句都是有感而发。读者看惯那些虚假浮躁的文章，想变换一下口味，才喜欢上我这种真情老实，有点傻气粗野的“农家味”罢了。

我很感谢这些老师，但个别人的看法有失偏颇。一个人退休后还想出书，首先应该肯定他对人生有所追求，精神十分可佳。老人出书并非想成为作家、名人，不要求全责备，重在参与，不评好坏。许多人只是为了实现年青时未能达到的愿望，了却一桩心事。到晚年，每个人都会想总结自已的人生，留几条经验教训给后人。过去文化人、名人、有官职的人死后都留有“家训”，是书面的，可以永久留传，甚至成为当今书店里显眼的“畅销书”。我想普通百姓也有“家训”，一代传给一代，　这没有什么不可以。只是平民百姓常常只在口头传递，未能用文字记录下来，几代人传下来，有添有减，可以不断完善补充，也可以被遗弃丢失。如果大家都能来写一写，无论如何，这社会都将变得更加丰富多彩。　

就这样我送出了三百多本，不相干的总不能随意给吧！弄不好，书本会成为“厕所纸”，遭人贱踏。望着一大半书还堆在家里，既占位置又不能发挥书的作用，我又犯愁了。

（5）

2006年秋,母校正准备庆祝建校九十周年。我想乘此机会把剩下的书作为礼物送给母校，也不失一次“壮举”。新上任的校长，听我说是白给的，自然乐得接受，还当面说了不少感谢话。我立马就把几大捆书拉到学校去。可是事后那些书却一直被堆放在墙角原封不动。我知道后，有点着急，书是要让人看的，不是用来当摆设，便婉言提出，能不能把书寄一部分给外地的校友。不料，校长这时才笑着“坦率”地对我说：“何老师，你不是外人，我就直说吧！因为你不是学校的‘名师’，我不好以学校的名义，把书转送给校友，还是你自己去送吧！”

我恍然大悟，自己真是个大傻帽，领导毕竟比我有水平，站得高，看得远。人贱物卑，我一个普通退休教师写出的书，能有什么意义和价值？以学校的大名去送，岂不抬举我了，我也很可能被认为是企图借学校来为自己扬名。呜呼！认命吧！最后我只好将信封上原来印有学校名字的地址，也改为个人家庭地址，再花上一笔邮费，把一部分书寄出去。其余的书，则在校庆之日，我象个街头散发广告的小厮，站在校门口分送给来参加校庆相识的，或不相识的校友。

真想不到，写书难，出书难，连送书也这么难。不是“名人”，做什么都难。怪不得有些人会不惜一切代价，突发奇招，想“炒作”　自己。只要能引起公众的注意，就是作贱自己也值得，只要能达到“扬名于世”的目的，什么手段都敢用。似乎这样一来，离“成功”　就仅一步之遥了，那些人还往往“自信”得让人起鸡皮疙瘩。过去有句话，说是争斗中“成者王，败者寇”　，现在我看现实中，出名者都是“王”，不出名者都成“寇”，人们似乎不愿理性地去看待每个人，每件事，每句话，而热衷于沉迷在名人的光环中，忘了自身的价值，甚至成为可怕的“追星族”。

值得安慰的是，书总算没有白送。据后来不时反馈回来的信息，凡看过我这本书的校友，都表示赞赏。那时在路上我常会遇到一些友好的目光和招呼，我也开始习惯这种恭维，不再那么激动。这也更坚定了我要让《一个不甘失败的人》走出本地，走向全国的想法。

为了我的想法，在孩子们的鼓励下，我买来一部电脑，从“开机”，“关机”　学起，按孩子们给我列出的步骤，一次次操弄，一次次失败了重来。先学会上网看新闻，接着便想开“博客”，把《一个不甘失败的人》传到网上去。

这网络有个好处，几乎是可以不经“审查”，（当然也有个别知名网站“警惕性”高，“政治观念”强，以“文章涉及敏感问题”　为由给予退稿的。）可以不花钱，也没有“送书”的尴尬，喜欢的人会自己找上来，不必有太多的操心。

一开始我把书的内容一下全传上去，结果点击数寥寥无几。有好心网友就提醒我：传那么多干什么？一次传1000至1500字就好，而且要隔三岔五传一次，这样点击率才会高。

我没考虑那么多。后来我试着在几个文学网上同时发表我的作品。网友的提醒开始起作用，点击数节节上升，有的网站一天竟有几百次，一千多，两千多。我已经很满足。网友们的评论也很热情，除了“鼓励、加油”，“快乐地等待着每次的更新”，还希望能看到我更多更好的文章。

有一位在网上发起讨论帖，说“这篇文章，个人感觉挖掘的东西蛮多，希望大家耐心看看。”这无疑是道出我内心的“秘密”。可惜，参与讨论的网友并不多。我想我的文章大概缺乏“大众化”，不够“刺激”，不能吊起众人的胃口。当今上网看文章的恐怕多是年青一代，他们的生活经历不一样，能感受的风格也不尽相同。而老一辈的几乎都是“网盲”，许多人不愿去学电脑，更愿意享受清闲，安度晚年。我“不甘失败”到网上来走一遭，能得到一些年青人的肯定，是我始料不及的，比我同辈人的鼓励，更令我高兴。

有些网友还热情地在评论中留下qq号码，要与我交流。我也很想在网上跟年轻人聊聊。可是我胆怯了，因为不善打字，每找一个字母要在键盘上“搜索”好一阵，改用书写板也常出错，比在纸上写字费劲许多。有一次曾试着与人在网上交谈，结果对方就不耐烦，不断发来催促问号，我紧张得手忙脚乱，等到弄好想上传，只见对方已留下一连串的感叹号走了，我感到十分愧疚。看着外孙子上网时，十个手指头如弹簧般在键盘上跳动，我心里羡慕极了，也感到自己真的是老了，不认输不行呀！机体上的衰退是自然规律，谁也抗拒不了的。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