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有一妇人，初来石门村时，携一女孩，约两三岁，小名小梅，聪明活泼。妇人30出头，脸色红润，针线、地里活，样样能干。人不知其姓名，背后以“野鸽”呼之；“野鸽”性格温柔而坚毅，和气而勤快，与女儿虽是黑户，人缘还好。据说到陕已数年，先在华阴、后到罗浮，后又到渭北墩里一带。墩里有人介绍于石门村一寡男孙氏，过了时间不长，又和另一寡男牛氏过在一起。牛氏原河南人，其父1949年因“历史反革命”带全家逃荒到陕西，此时正被以阶级敌人对待之。牛氏与前妻离婚，留下一男两女，于是让孩子与老父老母住一起，他和“野鸽”母女成一家。其时母女无户口，牛氏也领不上结婚证，名分不正，村人背后常作为饭后谈资，二人并不在乎，却恩爱有加。平常，夫妻看干部脸色去队上砖瓦窑场干活，牛氏烧窑挣工分，“野鸽”做饭挣些零花，日子勉强过得前去。其时为1975年代文革后期，上面抓阶级斗争，动辄清理外来闲杂人员，抓投机倒把和不正当男女关系。村上人多同情者，念其“野鸽”孤儿寡母可怜，生计艰难，就不向上面通报，为其掩护，“野鸽”遂多次躲过劫难，但干部仍坚持原则，终不给落户口矣。

后来，时间一长　，人们知道“野鸽”姓常名瑛，于是关系好者就叫她“常氏”，或常瑛。人们也知道了常氏与牛氏也算得上乡党，原籍也是河南。河南那边丈夫是一双腿残疾的军人，据说脾气暴戾，常氏丢下丈夫和一男孩，毅然决然地背井离乡逃了出来。来陕三十多年，常氏也多次回安徽看过儿子。她带来的小梅，有人说是河南残疾丈夫的，有人说是陕西哪个人的，终无人弄清楚小梅的父亲到底是谁。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常氏和牛氏多次寻访组、村、乡各级政府，要求安户口，分土地，费尽心思，跑断腿，说好话，送人情，乡上一年轻干部懂政策，以常氏事实婚姻为据给安上户口，村上也遂给母女分上责任田。从此，夫妻二人扬眉吐气，省吃俭用，节衣缩食，八十年代年后期，又盖了一拱新房。

日月如梭，光阴似箭。九十年代初，其女小梅转眼出落成大姑娘，招一口吃女婿上门成婚。一年后，小两口生一男孩儿；再过一年，小梅外出打工，眼界增宽，不知什么原因年底回家来与女婿离婚。过后又进京打工，将小男孩留给常氏牛氏抚养。小梅打工期间，据说又恋爱了一个女婿，但终于没见领回家。不久又怀孕在身，半年多以后回家生孩子。过完百日后，又抱着孩子不知去向，村人传言说替城里那位大老板生孩子云云，终不得其详细情况。常氏和牛氏辛苦种地，供孙子念书，小学念完念初中，初中念完已十六七岁，高高的个子，愣头愣脑，学习成绩不好，没考上高中。在家劳动一段时间，受不了太阳晒，不久去北京，找到母亲，也开始了打工生涯。

常氏来陕时三十岁左右，不觉近四十年过去，满头白发，垂垂老矣。六十多岁的身体，尽管多病，还与牛氏常下地劳动，作务果园。时常腰疼腿痛，进大小医院，总是无效。后来小梅接去北京大医院治疗，诊断为严重内风湿心脏病，还有高血压、脑梗等多种疾病。牛氏心不死，仍然遍寻民间中医偏方，却时重时轻。2012年开春，常氏病倒在床，说话行走均困难，牛氏估计妻大限之日将至，问常氏是否叫女儿回家，常氏说：“叫回来。”，遂打电话将女儿孙子一起叫回。小梅至母床前，问常氏：“妈，是否让河南哥哥来看你一眼？”常氏有气无力地说：“叫来。”那河南的儿子千里赶来，见母亲重病在床，并不感伤，就问小梅：“母亲将不久于人世，还积攒有钱没有？”小梅说：“妈攒有什么钱？看病都花完了！”常氏听了，不语，只是流泪，一会儿又昏迷过去，只说梦语。那儿子看此情势，也不愿多待，就回安徽去了。刚走几天，常氏并就病情加重，昏迷而茶水不进。忽一日清醒，对牛氏说：“我去小梅那里不成了，你把自己管好……”就撒手人寰。常氏去后，小梅也再没通知河南哥哥奔丧，只对养父牛氏说：“这回母亲丧事费用，都由我一人承担，不要别人一分一文。”

为常氏送葬那天，村人说，小梅的儿子是他爷他奶管大的，又是小梅的亲生儿，顶盆子应叫这孩子顶。于是小梅的儿子挑着纸幡、低着头，走在孝子队伍的最前面，在前面是他的姑父挑着铭旌，上面写着“大阃范牛常氏瑛享年七十有一”字样。十二口乐人的乐队，唢呐声悲凄苍凉，彼起此伏，其他男孝子——牛氏前妻的儿子孙子，女孝子小梅及牛氏前妻的两个女儿一一跟在后面。

牛氏看着妻子灵柩出门，村人怕其过分悲伤，劝其不必跟灵车去坟地。但灵车刚走，牛氏忽然想起灵车要在村外路口停一下，隐隐感到妻子呼他，就执意要去送她一程。他也年过七旬，已不再是40年前给队上烧窑时身强力壮腿脚灵便了，但还是使劲的迈着步子走出村去……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