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天的一个的傍晚，我和几个要好的朋友，在黄浦江边一个迎风的台阶上消夏纳凉。其中的一个朋友说：我们今天不聊别的了，就聊聊我们一生当中最高兴的一天吧。

朋友的这个提问，似乎简单的不能再简单了。试想，哪个人的一生当中，没有过最高兴的一天呢？可是要是真的细想起来，真能引起你的震撼、惊秫、刻骨，然后是潸然泪下，转而又是喜极而泣的这么一天，一般的人还真想不起来。

有个朋友说：结婚那一天最高兴，但不震撼。

另一个朋友说：一辈子都是平淡如水，不记得有过最高兴的一天。

这时，坐在我右侧的李博士，缓缓地看着我们大家。这个仪表堂堂，气质儒雅的医学博士，向来以低调、稳重、平和而著称。依他的性格，他是绝不会在睽睽众目之下，袒露他的所谓的最高兴的一天的。

但是，那天是个列外。博士先生不但讲了，而且口若悬河、慷慨激昂。他的这个充斥着曲折、充满着惊险，既跌宕起伏、又震人魂魄的故事，使我不得不违背博士个人的意愿，把它公布于众。

一

我出生在山西南端的一个小镇里，小镇的名儿叫“古镇”。我所说的南端，就是说它紧靠着黄河，河的那头就是河南省了。

可爱的小镇，是个顶顶古老的镇子。有一年，小镇聚集了全世界最顶级的考古学者。他们在这里发现了地球上、迄今最古老的具有三千多万年灵长类的化石。中央电视台说小镇至少有3600多年的文明史，对此我一点也不怀疑。

“文革”那一年我十岁。那一天是我十岁的生日。妈妈也是一时的高兴，上午吃饭时，竟然破列的给我蒸了一个二茬面的小白馍。小白馍有多大的个头？说出来大家可不要见笑，就和现在大饭店里的“黄金小馒头”一般般大。

我手端着小白馍，一会儿在院子里走几下，一会儿又回到屋里，那个高兴劲儿你别说有多美了。哥说让他尝一小口吧。哥咬了一口，笑着走了；姐也咬了一口，也笑着走了。妹妹咬了两大口，还说不过瘾，她还要吃。眼看着本来就不大的小白馍，就要被穷人们瓜分光了。我急忙对妹妹说：好东西要慢慢的吃，吃快了会肚子疼的。一溜烟儿我上学去了。

小白馍静静地躺在我的书包里，好几次我用手触摸到它，真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快乐和幸福。我想等放学了，找个安静的地方，然后再慢慢的享用吧。

放学的铃声终于响了。老师说，让我等一下，有话对我讲。教室里只剩下了我和老师。老师说：

“云白，是这么回事。你这一段先回家停一段时间，过了这一段，说不定你还能来学校读书。”

我明白老师的话，就是说我这一段时间，不能再来学校读书了。因为学校好些个出身不好的学生，已经被勒令退学了。

我问是怎么回事？

老师说：

“是大队来的通知，回家你就知道了。”

我一下子就哭了，跑着往家里赶。

我家的邻居，是个歪歪嘴，此人好占别人的便宜。前几天他家砌院墙，不经我家的同意，就擅自占了我家的一小溜儿宅基地。我爸当然不会同意，勒令他拆除掉了。歪歪嘴便怀恨在心，伺机报复。那天，他跑到大队部，竟然当众造谣说我大爸没有牺牲，而是跑到美国去了，还是个大资本家。

我大爸就是我的亲伯父，是一名烈士。他在攻打山西的临汾城时牺牲了，死的时候已经是一名团长了。那块金黄色“光荣烈属”的牌匾，就挂在我们家的大门口，这在我们当地是家喻户晓的事了。

我把老师对我说的话，告诉了爸。我爸就去找大队主任（文革时期大队主任，相当于现在的书记。）。主任说这事他不管，得去问大队副主任。

大队副主任是歪歪嘴的表哥。他说这是群众反映的，当然得引起重视了。他还举了个列子：说我们公社一个大地主的儿子，以前被公认为烈士。前一段有人揭发他没有死，而是跑到美国去了。后来经过调查，他就是跑到美国去了。什么烈士？都是假的吗。

至于是哪个龟儿子跑到美国调查了一番，那可没有人管。

“文革”就这样：说你是好人，没人信。说你是坏人，那肯定是群起而攻之，恨不能置你死地而后快。

大队副主任给我家下的结论是：群众的揭发，大队也不能不信。我爸和大队副主任吵，吵也不顶用。于是我们家就被暂定为“里通外国”的家庭。我这个小屁孩自然也就不能再上学了。

二

没过几天，我就作为一个小社员，到生产队里头上工去了。因为年龄太小，还没有铁锨的把子高，体力根本不够用，大人们怕吃亏，不愿意和我一起出工。

有一天队长说：

“云白，你去放羊吧。”

“那，那个放羊的怪老头呢？”

“老卞吧，老卞快死球啦，我看过不了几天就不算话了。”

队长说的老卞，是个右派分子，听人说他以前还和苏联专家在一起工作过，是个大知识分子。这个老头儿真怪，除了和羊说话，很少和人交谈。每天羊一回到圈里，他肯定要和羊儿们说一会儿话，那个认真的样子，就好像在交代什么挺重要的事儿呢。然后就钻进他的窑洞里，再也不出来。

每年过年，队里头要杀一只羊，分给几百号社员吃。虽然每家每户只能分到和筷子粗细差不离的羊肉，社员们也是眼巴巴地盼着。大伙儿看好了哪只羊，非要老卞点头不可。要是老卞不答应，谁也别想把这只羊拉走。

天快黑了，雨还是下个不停，我去找老卞要羊鞭儿，准备明天就去放羊。叫了几声，没人答应。推开门，屋里黑洞洞的，什么也看不见。

“大叔！大叔！”我一边叫着，一边看老卞在哪。

过了一会儿，一个沙哑、微弱的声音，从窑洞的深处飘过来：

“谁？是找我吗？”

“大叔，是我！队长叫我来找你，他说你病了，让我以后替你放羊。”

煤油灯点着了，我这才看见了老卞。他戴着眼镜，靠墙坐着，头发乱糟糟的，看着我用手指着门口说：

“羊鞭就在门口挂着”

他这个样子，我真有点害怕。

“孩子，你喜欢读书吗？”

“喜欢！”我轻轻地回答。

“那，我床底下的书，就全归你了。你赶快拿走吧，不然就糟蹋了。”

这是我和右派分子老卞的最后一次见面。

第二天老卞就死了。

三

过去我们在电影里头，常见到的是那种情景：蓝天白云下的草原，草原上有数不清的羊群。阳光明媚，歌声嘹亮。羊儿欢快的吃草，牧羊人的脸上露出了愉快的微笑。实际上根本不是那回事儿。放羊的人很苦，可以说是苦不堪言。

在这一年当中，唯有五六两个月是最好的季节了：不冷也不热，不渴也不燥。过了这两个月，一到了七月份，你看吧，北方的干燥焦热的气温，每天缠着你，几乎片刻不离的你的身。放羊的人，一般都是打早出发，傍晚才回家。每天只要到了上午十点那会，太阳光就拿出它的刀子，戳你的脸扎你的身。你根本无处躲藏，只能光溜溜的任其折磨。渴了，就喝河里的水，饿了，拿出窝窝头咸菜，填饱填饱肚子。

这样一直到了十月的中旬，天气才转凉了。这一个月稍稍好过一些，总算是摆脱了酷暑的煎熬。可好景不长，寒冬接着又随之而来。　

你们没有见过，天上飘着鹅毛大雪，西北风狂呼乱叫的场面。雪花一片片坠入你的眼睛，是你张不开眼。刚开始还觉得好玩，觉得这漫天的雪花是不是能和白面一个滋味，于是我张开大嘴。但很快不敢了，因为这样做的后果，是我更加的寒冷，几乎不能忍受了。

大雪还在飘，草滩变成了白色，我也变成了白人。羊群停止了吃草，它们也害怕起来，紧紧的依偎在我的跟前。脚冻得受不了了，我就试着跺脚，跺脚还不行，我便围着羊群开始小跑步。这个办法不赖，脚很快就有了知觉。

可是问题又来了，跑了一会儿，肚子又开始咕咕的叫了。我从书包里拿出已经冻得像冰块一样的窝窝头，尽管我的牙齿可以和非洲草原上的鬣狗相媲美，但对付硬如铁坚如冰的窝窝头，根本无济于事。我只好撬动两块石头，把窝窝头砸碎，然后再一点一点的送进嘴里，用我嘴里面的热量，融化它，再慢慢地吞咽下肚。要是大雪再不停的话，我就只好赶着羊群回家了。

四

我整整放了五年的羊。十六岁那年，队长又叫我担茅粪，于是我又成了生产队里担茅粪的人。在生产队里担茅粪的人，一般是成份不好，或者是有问题的人。我家是贫农，我爸不在乎这一点。关键是我喜欢担茅粪，因为它是“计件”制的。就是说它每天有一定的数量限制，比如说今天你往五里以外的地里头担茅粪，队长会规定你一天要担够多少茅粪为止。一般我都是提前完成任务，然后找个地方，安安静静的看我的书了。

忘了告诉诸位，放羊的时候，我怀里总是揣着一本老卞送给我的书——《水浒》，刚开始读的时候，我不知道这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因为怪老头老卞，把送给我的所有的书的封面和封皮全都撕掉了。书就像一个扒掉皮的橙子，只能看到果瓤。我想老卞这样做，是为了保护自己吧。当我读了四五遍了，听到有人说什么宋江、李逵，是《水浒》里面的人物，我这才知道我怀里揣的是一件宝贝。

管菜园子的老头姓王，听人说他以前是上海一所知名大学里的教授，因为写了一本挺“反动”的书，被打成了右派。他怎么到了我们这个小镇里，谁也不清楚。

那天我给菜园子送茅粪，无意间看见了教授先生，拿本书在看。我很好奇，便簇了上去。

“大叔，在看书？”

老头儿瞥了我一眼，好像不愿搭理，皮笑肉不笑的来了那么一下，继续看他的书。

“大叔，看什么书呀？”

老头儿没有正面回答我，反而问我：

“喜欢读书吗？”

我说“喜欢！”

“那说说你都读过哪些书？”

“读过《水浒》、《三国演义》、《西游记》和《红楼梦》”

老头儿这才转过身来，正儿八经的看着我：

“是吗？那你可是个了不得的人物了。你的这些书，是从哪里借来的？”

“你认识以前放羊的老卞吗？我的这些书，都是他给我的。”

教授说他知道老卞，只是没有见过面。聊了一会儿，教授对我的态度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他说他要借我的《红楼梦》看，我高兴地答应了。

不知为什么，在教授面前，我显得谦卑，恭雅、甚至是软弱。因为我从来不认为知识分子，都是臭老九。真的，我不说假话。反而我觉得教授身上有一种气场，一种吸引人的力量，使你想不靠近都不行。

因为书的关系，我和教授成了好朋友。隔三差五我就会求教教授，向他求教书里面我看不懂的问题。教授很乐意帮我解惑，甚至是不遗余力的开化我。我把教授当做了我可信赖的长辈，一个能赋予我知识的智者。

有一天，我大胆的问他：

“大叔，你看我只上了小学四年级，我还想读书学习，你能当我的老师吗？”

“孩子，大叔和你相处这么多天了，就等你这句话呢！”

就这样，没有磕头、没有送礼，教授就成了我的老师。

我借到了两套初中的课本，教授一套我一套。因为我白天还要上工担茅粪，所有的学习都只能安排在晚上了。我基本上是自学，就像现在函授这样的模式。我做完了作业题，送给教授批改。教授根据我的学习进度，再安排我的学习计划。文革时期初中的课本，薄薄的就那么几张，我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就把初中的全部课程学完了。

经过测验，我完全合格。教授点了点头，就算是认可了吧。于是我又开始了高中课程的学习。高中的课程多，不可能再刻印了。我又通过各种途径，最终用四毛钱的价钱，买下了两套高中的全部课程。不瞒你们说，由于我初中的基础打得扎实，所以学习高中的课程，一点也不感到吃力。

在教授的指导下，我的学习的技能终于从量变达到了质变。也就是说，我当时学习的能力已经超过了一个高中生的水准。有天教授看完了我的一道数学论证题，他感慨地说：

“要是有那么一天的话，你一定会金榜题名！”

我永远也不会忘记教授的这句话，它就像一股威力强大的力量，注入了我的心田。使我不知疲倦、不耻下问、就像一个冲锋陷阵的士兵，挥刀冲杀而忘我。

五

一九七七年，教授从上海探听回来的消息说：国家要通过考试来选拔大学生。也就是说，上大学要通过考试这种途径，过去那种从工农兵中推荐上大学“走后门”的办法，已经行不通了。

教授特意的来到我家，告诉了这个天大的好消息。这是我们相识几年来后，教授头一次来我家串门。

“好好复习吧，如果不出意外，你会考上的！”他笑着走了，身后撒下了一串儿的快乐。这是多年以来，我第一次看见教授这么的开心呢。

我立刻摩拳擦掌、行动起来。白天担一天茅粪，只有到了晚上，星星出来的时候，我把褥子卷起，悄无声息的趴在床板上。面对命运唯一的一次转折点，我要紧紧地抓住这根救命稻草。小小的煤油灯下，我如饥似渴、不知疲倦的学习。我不知道夜的黑有多长，但我知道这是我人生的最后的机会了——我不能错过。

当然没有这种亲生经历过的人，你是根本不会感到臭哄哄的茅粪和香喷喷的知识，这二者之间的能量是如何转换的。那种强大的无与伦比的动力，那种为了改变命运寻求重生的求生欲，就好比你是一列滚滚行驶中的火车，势不可挡，挡也是白搭。

考试成绩公布出来了。很幸运，我是当年我们那个小县城考得最出众的一位。“一个放过羊、担过茅粪连一天高中也没有上过的农民，竟然也考上了大学？”这在当时成了我们小镇里家喻户晓的头号新闻。

六

许多天过去了，我在等待中煎熬。有一天，大队里另一位考上大学的同乡，他拿到了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十天后，我的大学通知书还没有收到。我的父亲到大队部去询问，终于打听到了我的那份大学录取通知书，被大队副主任截留了：他说我们家，和美国人有勾连，像我们这样的家庭，当然不能上大学。原来邻居怕我上了大学，日后会报复他们，就把我的大学录取通知书，交给了他的那个在县城当教育局副局长的大哥。

我爸当场就和大队副主任干起了仗，两人打得难解难分，以至双方的家族全部出动。这时有人给我爸出主意：去找县人武部部长，因为此人当年就是攻打临汾城时负的伤。

一大早，爸带上我，坐上头一班车，去八十里开外的县城找那位人武部部长。

“谁说的？我撕烂他的嘴巴。团长牺牲了，还遭人诬陷。狗日的胡说八道，简直是放屁！”部长肺都要气炸了，一口气喝了一大杯凉开水。

部长带上我们，去见了新来的领导、老县委书记。他和部长一样，都是当年攻打临汾城时受的伤。

老县委书记看着我，数分钟没有说话，显然他想起了过去、想起了他的团长。当他摸了我的头，我再也控制不住我遭受的委屈、压抑、苦闷、愤慨的情绪了，我纵声大哭起来，长长的眼泪犹如喷薄而出的溪水破眶而出。

“孩子，大叔领你去给他要。他还反了天啦！”

教育局和县委会同在一个大院里，不一会我们就到了教育局。局长和副局长立刻赶了过来。

“你是主管招考的副局长？”老县委书记问。

“是，主任！我是。”

“你有什么证据，证明段云白的伯父，跑到美国去啦？”

“主任，这是群众的反映，我们得引起重视啊！”

“你他妈放屁！团长早就牺牲了，我和书记就是证人！你狗日的太坏了，人家孩子好不容易考上了大学，你凭什么扣留人家的通知书？”部长气得满脸通红，也不知道骂什么难听的话才能解气。

“把通知书拿出来！像你这样的坏心眼，怎么还能留在领导的岗位上？”老书记板着脸，不依不饶的训斥副局长。

我邻居的大哥——一向骄傲自大、目中无人的县教育局的副局长，此时满面通红，一脸的羞愧，他双手捧着我的那份大学录取通知书，递给了老县委书记。

“好家伙！还是上海的夏旦，上海呀！呵呵……”老县委书记乐坏了，不停地拍着我的肩膀。

“上海是个好地方！好地方！我都没有去过。夏旦大学……了不得……孩子你真给我们团长装脸。”部长也是眉开眼笑。

“怎么会是夏旦呢？我没有报这所学校啊！”心里面嘀咕，但嘴上却不敢说出来。

出了县委会的大门，我急忙打开通知书看。才知道不是“夏旦”是“复旦”，老县委书记可能是情急心切看错了，也可能是夏和复两个字差不离，他就那么念了吧。

我拿着大学录取通知书，手抖个不停，只觉的脑门上的血管突突的暴跳不止。我想哭，但我极力的克制住了。这是幸福的时刻，而且这种幸福和快乐，可不是人人都能得到的，我干吗还要想着过去不愉快的事呢？这么一想，我马上就又高兴起来。

一股暖流，真的是一股暖流，从我的脚底板，往上升往上升，很快涌遍了我的全身。陶醉了，真的是醉了，人就像在天上飞一个样。经过了无数的白天和黑夜，熬过了一个个严寒和酷暑，被人歧视被人瞧不起的我，现在终于得到了回报。

我和敬爱的老爸无比快乐的在县城的小街上行走。是的，是无必的快乐，一点没错。有人会问，你干吗老是用“无比”来形容你的快乐呢？难道天底下就再也没有第二种能超过你那时的快乐吗？是的！不能！肯定不能了！天底下的任何一种快乐，都远远不能和我那时的快乐相提并论。

“快看，那个小伙子，考上上海的夏旦啦！”有人大声地嚷嚷，并且尾随其后。我那个可爱的小县城，远离省城，是运城市比较贫困、闭塞的一个县。不要说去上海了，很多的人一辈子连县城也没有到过。

“不是夏旦是复旦！”我看了那人一眼，想纠正他的错。

“管什么这个蛋那个蛋的？只要是吃公家饭，挣国家工资就行！”爸不叫我说。

小小的街道上，一时间挤满了人。大伙儿眼勾勾的望着我们父子俩，那种羡慕甚至是有点嫉妒的眼神，让我好快乐好快乐。

“孩子，抬起头挺起胸膛，让他们看个够吧！”老爸背着手，后脚跟从不着地的走路姿势，此时看起来是特别的滑稽。

坐上了汽车，碰到了认识的人。老爸就喜滋滋地告诉人家：我儿子考上大学啦，是到县城领大学通知书去的。谁也没有见过大学录取通知书，是个什么样，于是大伙儿你也看他也看的。车上的每一个人都看了个够，每个人的表情都是陶醉般的快乐，每个人至少说了两句赞扬我的话。哎呀呀！如要问我当时是什么样的心情，打个比喻吧，那真是要比吃了糖吃了蜜还要甜一百倍呢。

太阳快落山了，我们才到了镇上。下了汽车，我和老爸在镇上那条蚯蚓般的小街上行走，谁晓得那些人是怎么知道的。

“老段！老段！好狗日的，你儿子考上了大学，以后有你狗日的钱花！”我爸咧着大嘴巴，张开满嘴的黄牙：

“球，那还用说哩，不花他钱花谁钱？”

“云白，以后当上了大干部，可不要忘记了我们！”

镇上的人，谁见了谁问。没问的也冲你点头微笑。

穿过了小街，不一会儿就到了我们的生产队了。

“云白回来啦！云白回来啦！”看见我的人，端着碗边跑边喊叫着。大伙儿把我团团围在中间，说了许许多多祝福的话：

“云白，考上了大学，日后吃公家的饭，挣国家的工资，再娶个上海媳妇！云白，你狗日的总算是到了好地方啦！”

“云白，电影里头看见，上海女人个个细皮嫩肉的。领一个回来，叫我们看看。”

大伙儿为我能考上了大学，甜言蜜语的说个不停。

刚一进到院子，老娘就听见了，跑过来问：

“拿到通知书了没有？”

“拿到了！”

我把通知书递给老娘看。老娘拿过通知书，还没有打开看，泪水就出来了。

“快做饭吧，我们饿死啦！”老爸在一旁催。早上为了能赶上头一班车，我们没吃早饭。到了县城，一碗八分钱的饸饹面，老爸还是舍不得吃。你说到这会了，能不饿吗？

妈做饭去了。老爸把一张小八仙桌搬到了院子。他沏好了一壶茶，拿过小茶杯，准备好好地过一下茶瘾。这时，教授进来了。

“王教授，快坐，快坐。”老爸拉过教授坐了下来。

“王教授，今天晚上，你在我家就胡吃一下，明天上午，我正式的宴请你，感谢你这么多年来，对云白的关心栽培。没有你，就没有云白的今天，你是他的恩人，是我们家的恩人！”老爸一口气，把他肚子里的学问全部用上了，而且说的还不赖。

我把通知书给教授看了。教授高兴地笑了。他像孩子一样的快乐，摸摸头发，捏捏耳朵，脸上的笑容就像花开一般。

“云白是全县考得最好的一个。云白悟性好，将来会有出息的。”听了教授的夸奖，我心里别提有多美了。

吃完了饭，我们又开始聊了起来。从菜园子聊到了黄河，从黄河又聊到了他的老家——上海。黄浦江、南京路、城隍庙，教授也不知说了多少遍。人的这种乡情的思念、家的依恋，是谁也割断不了的。

亮月升起来了，银白色的光辉，撒满了我们的院落。不知什么时候，院里来了许多人。

“教授，我的孩子数学不好，你能帮帮他吗？”

“教授，我作文不好，那天你指导指导我吧”

“教授，我是个军人，什么苦我都能吃，就是读书我弄不懂，你就当我的老师吧！”

人们开始请教教授了。似乎是在一天的时间里，那些雾、那些云、那些什么阶级斗争的，就都烟消云散不见了。人们终于幡然醒悟，明白了一个实实在在的大道理：只有知识才能改变命运。

夜深了，教授要回家休息了，人们这才依依不舍得离开。我送教授回家，到了他的家门口，教授对我说：

“我今晚真的是很高兴。大伙儿开始尊敬我了，不再叫我“王老头”或者是“老右”了。这就是知识的力量。你高兴吗？”

“教授，我整整一天都高兴着呢！我觉得今天是我一生当中，最快乐的一天。”

告别了教授，我唱着歌儿一路小跑，回到了家里。他们都睡了。我躺在床上，怎么也睡不着。这时我想起了一首歌曲里的两句歌词：“戴花要戴大红花，骑马要骑千里马。”我就记这两句，于是我不由的开唱起来。不停的反复的唱，声音有多大，我也不知，反正就是太高兴了吧。

老娘过来，推推我：“云白，都半夜了，睡吧！”

我扑哧一下，笑了，说：“妈，我睡。”

过了一会儿，我真的是睡着了……

2012年8月1日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