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媒体上有三组新闻颇引人注目，差不多都成了热点：一是西部某地农村妇女怀孕7个月被强制引产；一是有专家建议退休年龄逐步过渡到65周岁；一是北大周校长高调为母亲祝寿，大力提倡孝道。这三点看似风马牛不相及，仔细揣摩则发现其中存在内在的逻辑关联。

引产是计划生育的极端措施之一，计划生育作为国策的出现发轫于上世纪80年代初，盛行于90年代及以后。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国策呢？那是上世纪50年代，刚刚经历了战争的创伤，人口大量减少，又值百废待兴，工农业生产需要大量的劳动力，于是国家提倡多生多育，“人多热气高，干劲大”。当时不打紧，可到了上世纪70、80年代，这茬人进入了生育高峰，人口急剧膨胀，于是国家赶紧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小孩”，并强制执行，便是神圣的国策了。其实不管是鼓励多生，还是强制少生，都是违背人口自然规律的，剩下能做的就是手忙脚乱的左右矫正了。根据钟摆原理，再过几年该是又鼓励多生了，就这么折腾吧。

说到鼓励多生，不能不提到两个人，一个是晋武帝，一个是越王勾践。西晋泰始9年，武帝下诏：“制女年17父母不嫁者，使长吏配之”<《晋书》卷3>。勾践3年<公元前494年>，越王“令壮者无娶老妇，令老者无娶壮妇；女子17不嫁，其父母有罪；丈夫20不娶，其父母有罪”<《越语》上>。大凡战争以后，政府就会鼓励百姓多制造一些人出来的。大约古时候乱世多，治世少，所以只见到号召多生的，没见到过节制的。然而由于我们躬逢5000年来最长的盛世，控制人口的殊荣就落在了我们身上。这样的光环虽然好看，但因此而带来的人口老龄化的问题却是实实在在的痛楚，一对夫妇头顶上有几对老人已是不争的事实。

好在专家学者们有着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智慧，最近想出延长退休的高招，这真是一举数得的好事情。国家可以多收5年的劳保，又可以少付5年的退休金，一转一折就是10年；老人们多干了5年，又为国家多创造5年的财富，三公消费可以更宽松了；子女们可以少照顾5年，权当送去单位托老的。

然而延长退休，又引发了一些人的牢骚，主要是普通工人和公务员之间的不平衡。那些工人老大哥们认为这是手握权力的干部不肯放权，自己赖在位子上不下来，还拿别人垫背，真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并由此而引发出另一个问题，即退休金的双轨制，因为现在公务员的退休金是普通工人的2--3倍。这个话题的横空出世，可能是当初那些以“帝王师”身份出现的专家学者们没有料到的，因为至今还没有一个什么家什么者就此作正面回应，有点沉默是金的涵养。

不过在此我奉劝一下那些自认为吃亏的工人同志们，虽然你们的退休金和国家干部相比是少点，但回头看看农村里没有或者很少很少少得可怜的农民兄弟姐妹比，应该知足了。唐朝诗人王梵志说“他人骑大马，我独跨驴子。回顾担柴汉，心下较些子”。时下也有“慢慢拖。一年2万多”的民谚。

笔者常年生活在农村，对农村老人的生活状况还是有点发言权的。他们不管60、70　，都还要在田间劳作。或许有些大人们不高兴了，“他们不是进入养老覆盖范围了吗”？虽然目前农村养老金发放覆盖率很高，总在90%以上吧，但那一年几百元甚至几十元又能做什么呢？除了能说明进入覆盖以外，真的于事无补。某地每个60周岁以上的老人每月有3元的养老金，有红本本为证，想想还会忍俊不住。湖南有位五保老人叫付达信，因为每年600元的养老金不够维持基本生存，在3年没吃过肉之后，决意去坐牢，以求“牢有所养”。说退休金是双轨制是不准确的，应该是三轨，乃至四轨吧，如果那些分文不拿的农民老人不被忘记的话。

正当人们对三轨、四轨中的老人的养老发愁的时候，北大周校长为我们指出了一条明路。专家就是专家，教授就是教授，校长就是校长，有着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智慧。周校长这次大张旗鼓为老母亲过生日，从传统文化的精髓---孝道中找到了治世良方。何为孝？夫子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只要有了孝子，不但活着的时候衣食无忧，就是到了九泉以下，还能吃穿不愁，这样的老人还有什么可说呢？更何况“不孝”的罪名哪个也不愿意承担的，这事情办得真漂亮，实在是铁板钉钉的活儿。

周校长这次不仅仅是“帝王师”的角色，简直是“为王先驱”了，就在周校长从湖北老家祝寿凯旋不久，中国老龄委赶紧说：养老问题不能全部依靠社会，家庭要承担主要责任。前有专家，后有政府，还有什么好说的呢？30年前的广告牌子上经常看到“计划生育好，政府来养老”，20年前修改为“计划生育好，政府帮养老”，现在该写成“计划生育好，家庭要养老”。

计划生育还是要搞的，该引的产一个也不能少<交足钱的除外>，延长退休年龄会选择性执行的，渐渐过渡为全民共识，养老的几轨制一时半刻也不会废除，但养老最后还是落实在家庭，此乃“九九归一”。

2012--8--23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