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和她的房子并排紧贴着，她和她是亲姐妹。在江南农村,兄弟比邻的很多，姐妹相邻者稀甚少,但她们因为爱上了同村的青年，所以建房时要求了相邻的宅基地，于是便住在了一起。人们曰，这是对恩爱姐妹。

但十五年前她们开始有了矛盾，那年做姐姐的家里再翻建房，无意中房子造得比妹妹家高了20公分。就是这无意中的20公分，于是姐妹间有了隔阂。妹妹家一赌气，便在两家房子中间垒起了一堵墙，并码满了墙砖，扎实坚固，大有老死不相往来的味道。

时光又过了两年，妹妹家也开始建房，建着建着眼看着那房子又比姐姐家的跑高了30公分。因为妹妹家的房子在姐姐家的东边，这下好了，按当地人说法，是遮挡了风水。于是，姐姐一家人跑来劝阻，未果，只好跑到村里，跑到镇里反映，说妹妹家房子超高，是违章建筑。

那年,她们姐妹所在的农村正在大力查处违章,于是镇里呼噜噜地下来了七、八个人。他们爬到房顶上，拉着皮尺上上下下弄了两个来回。

镇里的人讲，确确实实超高了一点点，于是要求建房暂停。

这下妹妹家的人火大了，农村里的人在造房上是相当讲究，这造好快的房子，停在那里，村子里的人便有话说了。说是要冲了风水，说是要冲了今后的财运，说是子女也要消停了。这如何得了。于是，有天晚上虎背熊腰的妹夫再也按捺不住了，他绕过中间的围墙，冲进妹妹家里，对着瘦骨嶙峋的姐夫大打出手。一阵乒乒啪啪后，姐夫横倒在地上。

在医院里，姐夫作了有生以来的第一次全面检查，报告单上写着，肋骨折了三根，轻微脑震荡，而且，牙还掉了两颗。于是便在医院里住了二十几天，花费了四万余元医药费。

这嫡亲的两家，出了这样的事，仇便往深里去了。姐姐一家找村里，要求村长作主，村长摇着头说没有办法。姐姐一家又到镇里求解决，镇里的综治办王主任几次给他们两家调解，但是两家还是针尖对麦芒，互不相让，且把那以往的陈年旧账纠缠没完。王主任也没辙了，他也没有更好的办法，于是也只好打起了太极。那天，他与姐姐家说：这样的事，我们也断不了了，要么你们再想想想其他办法吧，要么再等等看，要么，要么的像在做多项选择，这让姐姐家无论如何也听不懂。

无奈、辗转、郁闷、纠集之后，姐姐家终于跨出具有历史意义的一步。一纸诉状把妹妹家告上了当地法院，在亲情与利益之间，她们选择了后者，同时意想用法律来赢得自己的利益，保护自己。

但这年头,再简单的事，一上法院就复杂了，这是姐姐家开始没有料到的。首先是时间，这需要漫长的等待，要有耐心。其次是结果，期间亦有许多的变数。果然，这诉状一到了法院，姐姐家开始等，等到的却是法院先通知了双方，说考虑到双方是姐妹，还是先进行调解为好。于是，在一个年轻法官主持下，调解来调解去，几次下来，时间就过了大半年，但姐妹之间始终在赔偿金数额上不能达成一致，姐姐家坚持要12万，妹妹家只答应6万。姐姐家说，这要包括医疗费，护理费，营养费，收入损失等等。妹妹家急了，叫到，你算得嘎全面，那我家的房子损失该谁承担(此时房子已经被削低30公分)。这一下法官也有些气馁，说道，好好好，你们还是等着开庭吧。

于是法庭又开始了开庭前的一系列准备。结果，这样一来，直到了第三年案子才有眉目，法院终于判了，据说是考虑到家庭矛盾，易解不易结，给了妹夫判一缓一，并承担医药费6万元。

判决书一下，姐姐家大呼不服，主要是赔偿金额与自己预算的差距不小。于是她们便认为妹妹家托了关系，法官屁股坐歪了，判得轻了。

之后，心有不甘的姐姐家又找到镇里综治办主任，她说，原来这法院也是靠不住的啊。

主任说“你可以上诉的啊，法院的大门永远是敞开。”

但姐姐家开始犹豫不决。要不要上诉呢？时间在犹豫中走得飞快，一直2008年的秋天，姐姐家才决定了行动的方向，她们放弃了上诉，而是采取了另一条途径——上访。

上访的诉求对象也发生了华丽转身，目标不再是妹妹家，而是地方法院，上访理由是法官屁股坐歪了，这应该说是一个质的变化，矛盾的双方一下子从亲情中跳出，演变成了个人与国家机器的较量。

她能如愿吗？

从08年开始，姐姐家的上访之路拉开大幕。

她跑到市里，未果。

她跑到省里，未果。

于是，一不做二不休，她跑到了祖国的心脏——北京。这对于一个农村妇女来说，简直不可思议。当她第一次小心翼翼地将上访材料递到接待人员手上，一颗虔诚的心蹦蹦乱跳。那接待她的人，接过材料后，就往身后一放。姐姐家后来回忆到此事说，当时有点害怕，连要说什么话都想不起来，只是看着那人，将自己的材料往身后的材料堆一放，担心的是，千万不要等她一出门，她那簿薄的材料就再也找不到了。

从北京回来，姐姐家就开始期待，三个月过去了，一点消息也没有又过了一个月，终于，镇综治办主任打来了电话，说是要给她一个答复。他叽里咕噜说了一大通，最后说“大姐，你是越跑越远了，累不累啊？”当然，综治办主任的答复，姐姐家是不会满意的。

于是一年又一年，连续三年里她一共去了北京13次，那个有些面熟的接待员问她“你为啥不去法院上诉？要到北京来。”

姐姐家的回答也很干脆“我不相信法院，我相信中央政府！”

这个相信政府的姐姐家，绝对一根筋到底，第四年她竟然去了北京8次。

在她接二连三的上访过程中，有两个人的情况需要交代一下。一个是她的丈夫，自从被妹夫打以后，一直没有工作，不是他不愿意工作，而是他的身体吃不消。他经常就是拿一张小椅子坐在门口，看来来往往的人，在真有点百无聊赖。另一个人，就是镇上的综治办主任，他与姐姐家的关系日益复杂，凡是姐姐家去一次北京，他肯定要与姐姐家联系一次，他把他说过又说的话，继续着，写过的情况反馈，继续着。他不知道，这样的工作还要继续多少年。他与姐姐家已经建立了一种非常特殊的关系，每次看到姐姐家，他就叫她，大姐啊，大姐，很是热情。但每次遇到敏感时期，他就要特别关注姐姐家，一有风吹草动他就要向上报告。

我见到姐姐家是今年的三月，那天她到镇里来，找综治办主任。我推门进去后，立马看到一个头发花白且有点乱的女人坐在里面，她穿着一件深色的上衣，身边放着一个旧皮包。镇综治办主任正在和她聊天，我走的时候，她才看了我一眼，眼睛非常专注，好像是在猜测，这是一个什么人？

镇综治办主任后来对我讲，找她来是因为她的事情有了解决的可能。地方上的领导，感到她这样下去对整个地区的形象有影响，而且，她家里确实因为这件事，生活已经非常困难。

再后来，听说，相关的政府几个部门又开了个协调会。大家认为，这户人家也是蛮可怜的，于是，商量着这个部门出个三万，那个单位出个五万，七七八八加起来大约有个不小的数字。于是叫了姐姐家，大家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的劝说了半天，姐姐家终于屈服了，在事先拟好的调解协议书上签了字。

再后来，这对姐妹所在的村子，遇到了城市化的步伐，姐姐与妹妹两家人的房子都在征迁范围。她们两家便早早的签好了拆迁协议。没几天后，她们便不辞而别，各奔东西。我想这对亲姐妹恐怕今生是不愿意再相见了。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