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桥”古时称为“舟桥”，它用船只做水面桥墩，船船之间（相隔二三米）以木板相连作为桥面，属于临时性桥梁。早期的浮桥是稀奇珍贵之物，周代礼制规定只有天子才能使用，用完以后立即撤除。这就是最早的“过河拆桥”，贵溪人叫“过哩桥就扯板哩”。后来，“过河拆桥”、“过哩桥就扯板哩”引申为得到别人的帮忙不知感恩。

公元前八世纪，距今三千年前的周文王在我国西北渭水对岸的一个部落（今陕西省渭南市合阳县东王乡莘里村）看中了太姒姑娘。因渭水无桥，为了迎娶的方便和隆重，周文王大摆排场，决定在渭水上船船横向相连，成为浮桥。届时周文王亲迎太姒，场面盛大，一路走来吹吹打打场面盛大，好不热闹。这就是世界上最早的一座浮桥。世界上第二座浮桥在希腊，要比我国晚五百多年。

由于浮桥架设简便，成桥迅速，后来基本用于军事运送部队和军火。因此，浮桥又称“战桥”。再后来才改为民用，从而也就有了贵溪浮桥。

北宋时期，贵溪县衙门从信江南岸搬迁到信江北岸（今贵溪大桥东端）。船是当时的主要交通工具，因县衙门坐落地的缘故，潭湾港成了南来北往的船只必经之路。潭湾港潭深水急，经常发生水路交通事故，而潭湾港的交通事故一旦发生，往往是无一生还，所以历来就有贵溪“十不得”之一的“潭湾沉不得”之说。当时的县衙门也好，老百姓也好，都奢想在河面上造一座浮桥，但在古代，举一县之财力造一座浮桥谈何容易。

直到820年前的南宋绍熙三年（公元1192年），贵溪县令李正通为造浮桥募捐到了好多钱，终于在这年的农历六月开工造浮桥。不到100天，贵溪第一座浮桥便竣工了，当时把这座浮桥命名为“上清桥”。浮桥由70艘木船连接而成，整座桥长300米。

第二年，李正通将要卸任离开贵溪，他写了一封信给在湖南为官的著名理学家朱熹，请朱熹为贵溪的浮桥写个记。朱熹非常高兴地答应了，很快就写了一篇600余字的《信州贵溪县上清桥记》，文中写了信江源于何处以及在贵溪的水势，并叙述了贵溪建造浮桥的势在必行和民心所向，还谈到在县令李正通的带领下，贵溪绅士“有以铁为连环巨絙千五百尺以献者，有捐其林竹十余里以献者，州家又以米百斛者佐之……”

过了若干年，贵溪第一座浮桥因年久失修，无人管理而废。由于木制船只在江上的寿命只有四五年，浮桥建成后又需要专人看守，维护修缮费用非常高，常常需要乡绅支持才能勉强维持，所以浮桥被毁后几百年没有重建。因此，河面交通又只有渡船了，渡口就在毁废浮桥的两头，于是将这个渡口命名为“浮桥渡”。

600年后的道光二十年（公元1840年），就是鸦片战争爆发的那年，贵溪县令徐大勋在浮桥渡重建贵溪浮桥，取名“再造桥”。这次贵溪浮桥的再造与第一座浮桥的创建有三处不同，一是河面比600年前宽了约70米，因此“再造桥”较前多用了10只船；二是再造工程自道光2月起，至11月竣工，历时9个多月，比第一次建浮桥多了半年时间；三是这回的《浮桥记》不是一篇，而是三篇，写记的人分别是江西巡抚钱宝琛、贵溪县令徐大勳、贵溪训导（相当于今教育局长）欧阳思善。令徐大勋感慨的是“宋令李君于功成之来年引退，今予亦以蒇事（按：事情已办完）捐官，何古今人之不谋而合也。”600年前的李正通造好浮桥，第二年便离任；如今再造浮桥完工了，第二年徐大勋因病辞官。

民国二十六年（公元1937年），贵溪县长李懋将浮桥从下游的西门外移到中游大南门下的火炉坑与对岸种德桥相连。

1942年6月16日，日军入侵贵溪，烧、杀、抢两月有余，贵溪县城一片废墟，浮桥也被鬼子的飞机炸掉了。同年8月，日寇撤离贵溪。

1944年初，贵溪成立了“贵溪县修建县城浮桥委员会”，余江县教育科长苏醒调回家乡任“贵溪县修建县城浮桥委员会”主任，负责抢修被日寇烧毁的信江浮桥，恢复南北交通，7月通桥。当时，抗日名将黄维在家乡贵溪休养，应邀欣然参加贵溪新修浮桥通桥典礼并剪彩。

1980年，贵溪信江大桥正式通桥使用。10年后，近在咫尺的贵溪浮桥已经完成了历史使命而彻底退出历史舞台。

如今只有中老年的贵溪人还能想起那众多的大木船横着连在一起，上面搁上木板，搭成晃晃悠悠的浮桥，行人和独轮车、平板车在熙熙攘攘的人流中过往；还有那盛夏的傍晚，桥身两侧的船头上栖满了洗澡、游泳、戏水的男孩和小伙子，以及匆匆暮归的乡民，此情此景融在落日余晖的江面绘就了一副富有生活情趣的诗画。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