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文人多失意，如屈原，陶潜、李白，杜甫、陆游、辛弃疾、李清照、曹雪芹等等。他们都有很高的志向，都希望有一番作为，为社稷做一番贡献，为朝廷出一份力。可是他们总不得志，反到在他们无意的方面大放异彩，构成了中国古代文学史的一道令丽风景。究竟为何文人越是失意越能取得高水平的文学成就，不是拙文要讨论的，拙文的目的，是想通过对文人失意原因的探讨，从中得到某种启发，避免或减少失意悲剧重蹈覆辙。

一、失意文人

1、屈原

屈原，名平，“原”是他的字，公元前３４０年出生于楚国一个贵族家庭。主张实施变革，任用贤能，富国强民，完成统一全中国的大业。但变法刚开始，就遭到以子兰为首的楚国贵族集团的仇恨和排挤，他们在楚怀王面前造谣中伤，昏庸的怀王，误信谗言，把屈原降职为“三闾大夫”（管理皇族事务，主持宗庙祭祀的闲职）。屈原虽然降职了，对楚国的命运仍十分关注。当秦国为了破坏六国联盟，派特使张仪来楚国游说时，屈原冒死进宫劝说怀王不要上当。当怀王轻信秦国，要去与秦王会盟时，屈原流着泪进行劝阻，但都遭到子兰一伙的阻拦。后来怀王被秦国软禁，死在咸阳。屈原悲痛之余，希望刚即位的顷襄王能变法强国，洗雪楚国的奇耻大辱！但顷襄王比怀王还要昏庸，亲秦派依然得势，他们唆使顷襄王把屈原赶出朝廷，放逐汉北。秦国攻破楚国郢都后，楚国濒临灭亡，屈原悲痛之余，投汨罗江而死。

2、陶潜

陶渊明（约365年—427年），字元亮，号五柳先生，世称靖节先生，入刘宋后改名潜。东晋末期南朝宋初期诗人、文学家、辞赋家、散文家。东晋浔阳柴桑（今江西省九江市）人。陶渊明少年时期有“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杂诗》的大志，孝武帝太元十八年（393年），他怀着“大济苍生”的愿望，任江州祭酒。当时门阀制度森严，他出身庶族，受人轻视，感到“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晋书?陶潜传》。他辞职回家后，州里又来召他做主簿，他也辞谢了。安帝隆安四年（400年），他到荆州，投入桓玄门下做属吏。这时，桓玄正控制着长江中上游，窥伺着篡夺东晋政权的时机，他当然不肯与桓玄同流，做这个野心家的心腹。隆安五年冬天，他因丧母辞职回家。元兴元年（402年）他离家投入刘裕幕下任镇军参军。但是入幕不久，看到刘裕为了剪除异己，杀害了讨伐桓玄有功的刁逵全家和无罪的王愉父子，并且凭着私情，把众人认为应该杀的桓玄心腹人物王谥任为录尚书事领扬州刺史这样的重要的官职。这些黑暗现象，使他感到失望。紧接着就辞职隐居，于义熙元年（405年）转入建威将军、江州刺史刘敬宣部任建威参军。三月，他奉命赴建康替刘敬宣上表辞职。刘敬宣离职后，他也随着去职了。同年秋，叔父陶逵介绍他任彭泽县令，到任八十一天，碰到浔阳郡督邮，属吏说：“当束带迎之。”他叹道：“我岂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遂授印去职。陶渊明十三年的仕宦生活，自辞彭泽县令结束。这十三年，是他为实现“大济苍生”的理想抱负而不断尝试、不断失望、终至绝望的十三年。最后赋《归去来兮辞》，表明与上层统治阶级决裂，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决心。　

3、李白

李白（７０１－７６２），字太白，号青莲居士。祖籍陇西成纪（今甘肃省天水县附近）。出生在中亚的碎叶城（今吉尔吉斯斯坦境内）一个商人的家庭里。天宝元年（７４２），唐玄宗召见李白，并让他当了翰林供奉，专门在宫廷里写作诗文。李白本以为他那治理天下的宏伟意愿很快可以实现，但腐败的朝政使他逐渐清醒地认识到，皇帝根本没有认真听取过他的治国之策，只把他作为“帮闲”文人对待罢了。那些达官显贵更是把他当作眼中钉，处处与他作梗。李白极为失望，就主动要求离开朝廷，又开始了漫游和创作生涯，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万古传颂的诗篇。李白晚年因参加永王李璘的幕府，蒙冤入狱，流放途中遇赦返回。宝应元年（７６２）中秋，便一病不起，在瑟瑟寒风中，一代诗仙凄凉地离开了人间。

4、杜甫

杜甫（７１２－７７０），字子美，世称杜少陵，诞生在河南巩县城外瑶湾村。他毕生酷爱诗歌创作，被后人誉为自有诗人以来最伟大的“诗圣”。　杜甫年轻时就抱有“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治世雄心。２０岁那年，杜甫南游江浙，饱览名胜，凭吊遗迹，观赏壮丽的江山，增长了实际知识，为以后文学创作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和生活基础。杜甫虽有治世的雄心和博学的才干，但他的仕途却很不得志。他想通过科举考试，得到一个官职，一直未能如愿。他出入权贵门下，希望得到引荐，结果也处处碰壁，生活逐渐陷入困境,过着“卖药都市，寄食朋友”的生活。杜甫的晚年，生活越来越艰难，身体越来越衰弱，但他始终没有放弃自己的诗歌创作，相反，越是贫病交困，诗作越多。在成都，他一度被任命为工部员外郎，在此期间，以惊人的毅力写了四百三十多首诗，占了他全部诗作的十分之二。在他生命弥留之际，他还僵卧在破船上写出了长诗《风疾舟中伏枕书怀》，念念不忘国家的灾难。这首诗写出不久，这位被后人誉为“诗圣”的大诗人就在湘江上游的一只破船上去世了。

5、陆游

陆游（１１２５－１２１０），字务观，号放翁，浙江山阴(今绍兴)人。他的幼年正是民族矛盾尖锐、国势危迫的战乱时期，父亲陆宰是一个具有爱国思想的知识分子，言传身教，使陆游从小就树立了忧国忧民的思想和杀敌报国的壮志。为了效力国家，陆游和其他封建社会的知识分子一样，也走上了科举的道路。２９岁时，他赴京（临安）考试，名列奸相秦桧孙子秦埙之上，因此受到秦桧的排挤。直到秦桧死后，陆游方被起用。因他主战抗金，一直遭到朝中主和派的排挤，但他一有机会就上书朝廷，提出许多抗敌救国的策略和政治措施。一些权臣讨厌他，给他加上一些罪名，罢了他的官。

7、辛弃疾

辛弃疾（１１４０－１２０７），别号稼轩，山东济南人。出生时，家乡已被金兵占领，北方人民的深重灾难在他童年生活中留下深深的印记。青年时代，词人就积极投身军事斗争，他集结两千余人起义，投奔抗金将领耿京部下，抗击敌人。在他率众投归南宋途中，辛弃疾亲自带领五十轻骑长驱直入金营，生擒叛徒张安国，立下卓著的功勋。回归南宋后，他历任湖北、江西、浙东等地安抚使，但朝廷没有再让他到抗金的前线。他一生反对和议、盼望早日恢复中原的主张，也未能为南宋小朝廷所采纳，而且两次被弹劾革职。

8、李清照

李清照（１０８４－约１１５１），以她的独特艺术魅力，跻身于这繁星之群。宋钦宗靖康二年（１１２７），李清照与丈夫为逃避战乱来到江南，不久丈夫病故，词人辗转于杭州、越州（今绍兴）、金华一带，在孤苦生活中度过了晚年。但她一直关心国家大事，也从未停止过文学创作。

二、文人失意

文人是社会中的一个特殊群体，他们以其渊深广博的学识、光彩照人的文章，既不同于沉浮官场的官吏，也不同于浪迹江湖的侠士，既不同于驰骋疆场的军人，也不同于拼搏商场的商人。官吏、侠士、军人、商人等社会群体，虽然也都有失意的时候，他们的失意虽然也都值得人们去深思，但是文人的失意除了值得令人深思外，在深思的过程中，还会让人产生凄美的感受。文人的失意和其他社会群体一样，都有个人的原因和社会的原因，但是触及文人失意的个人原因会更令人惋惜，分析社会原因则更令人切齿。

1、个人原因

在文人身上，既有通晓大义，刚正不阿，出污泥而不染等光芒四射的优秀品质，又有清高自负、恃才傲物、政治上幼稚等难以理喻的致命弱点。其优秀品质自然会为流芳百世，但由其致命弱点所导致的一幕墓悲剧，却又令人禁不住扼腕叹息。

⑴文人多自负。不管是什么性格的文人，内项型也好，外向型也罢，进取入世型也好，保守出世型也罢，豁达浪漫型也好，谨慎现实型也罢，与人打交道时，在其潜意识里都会问“你知道莎士比亚是谁吗？”不管你是权倾超堂的宰相王侯，还是威振一方的封疆大吏，不管你是皇亲国戚，还是奸佞小人，其内心都会打上这么一个问号。由于这种潜意识的作祟，与人打交道时，难免表现出轻蔑，甚至不屑一顾。而人都是讲脸面的，而且社会地位越高的人会越讲脸面。所以，文人多半会得罪人，得罪权贵。

三国时的文人祢衡才华横溢，“目所一见，辄诵于口，耳所瞥闻，不忘于心；一览蔡邕碑文，书出不差一字；揽笔直赋鹦鹉，文成略无加点。”但祢衡“尚气刚傲”，到哪里都不受欢迎。孔融把他推荐给曹操，祢衡竟然辱骂曹操，曹操十分愤怒，对孔融说：“祢衡竖子，孤杀之，犹雀鼠耳；顾此人素有虚名，远近将谓孤不能容之。”于是把祢衡“转送”给刘表，刘表对祢衡待以上宾之礼。祢衡对刘表赞不绝口，却贬低刘表的左右手，从而激起公愤。为了把祢衡清除出去，众人对刘表说：“衡称将军之仁，西伯不过也，唯以为不能断，终不济者，必由此也。”意思是说刘表虽有周文王的仁者之心，但遇大事没有决断力，将来肯定不能成功。这句话其实祢衡并没有说过，刘表一听，勃然大怒，他知道江夏太守黄祖性急，便把祢衡介绍给他。黄祖开始也善待祢衡，后来祢衡狂性发作，当众侮辱黄祖，黄祖一气之下，就把祢衡杀了。

⑵文人爱撒娇。就象美丽的女子穿上一件光鲜的衣服，戴上一枚珍贵的首饰，或者改换一头新颖的发型时那样，难免会在男人面前撒娇一番。也许是因为文人潜质里有一种女人情素，也许是因为文人得意的机会不多，也许是因为文人心情压抑的时间远远多于轻松的时间，偶然遇到一回好事便会象女人一样在男人面前撒起娇来，而并不去留意当时男人在想什么，是什么心情。

柳永，在考进士之前已经是名满天下了，是宋代绝对的词坛大师，可以想象得到，那个时候的柳永是何等的得意。也许正因为他得意，于考进士前作毫无顾忌地填了一首《鹤冲天》的小词：“黄金榜上，偶失龙头望。明代暂遗贤，如何向？未遂风云便，争不恣游狂荡，何须论得丧。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烟花巷陌，依约丹青屏障。幸有意中人，堪寻访。且恁偎红倚翠，风流事、平生畅。青春都一晌。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不料想，这首词传到了宋仁宗的耳朵里，以致在柳永考进士临发榜时，宋仁宗勾掉了他的名字，说：“且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

⑶文人总相轻。因为大家都久有凌云之志，且经十年寒窗都怀揣满腹经纶，所以都希望一展自己的抱负和才华。但是自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文人不能再象先秦时期那样自由自在，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你北方的赵国不要我，我可以去那放的楚国，你东方的齐国不要我，我可以去西方的秦国。大一统的形成，只能在一个皇帝的帐下孝命，一个槽里栓不得两头叫驴，一坐山头容不得两只老虎，于是便有了曹丕的“文人相轻”之说。

曹丕以文人相轻说事，可他的所作所为正应了自己所指。曹丕也算是建安时期的一个大文人，他和当时另一位很有影响的文人他的弟弟曹植之间，就是典型的文人轻的一个案例。曹丕因为自己的才气比不过弟弟，就逼着弟弟于七步之内写出一首象样的诗来，不然就取弟弟性命。他是皇帝，曹植虽然无奈，却确有真实才能，灵机一动，便就事论事脱口吟出一首千古绝唱来：“煮豆持作羹，漉菽以为汁。萁在釜下燃，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2、社会原因

文人身边总是伴随三种人，一是小人，二是政客，三是皇帝。文人的最大愿望就是有朝一日挤身超堂，直接为皇帝服务。皇帝是国家的象征，为皇帝服务，就是为国家办事。但是，并不是所有的文人都能实现这个的愿望，因小人会挡道，政客会阻拦。即便经过千难险阻到了皇帝的身边，仍会时常遭遇小人和政客的明枪暗箭。

⑴正气成了文人的包袱。所谓小人，就是拿不到台面上的没有知识的政客。所谓政客，就是官场上的有知识的小人。小人和政客的共同点是，为了追逐利益（权利），可以置立场、原则和做人的底线于不顾，哪怕是伤天害理之事，为人所不耻的手段，都可以做得出来。文人既不同于小人，也有别与政客，文人有鲜明的立场和做人的原则，处世光明磊落，虽然希望获得权力，但绝不以出卖自己的良知换取权力。因为小人和政客做起事来无所顾忌，可以为所欲为，而文人总是把很多的紧箍咒套到自己的头上，总是缩手缩脚，所以在相互间的较量中，总是演绎出一场场文人挥泪泣血，小人、政客幸灾乐祸的悲壮场面。

嵇康，魏晋时期名士，才华出众，刚直不阿，品行高尚，慕神仙自然。其家居贫，锻铁维持生计。《魏书》载，他的《与山涛书》是流传很广的名篇。他平生只崇尚阮籍、山涛二人，交往不多，但有很大的社会影响力。最后为了帮助遭到诬陷的朋友吕安而遇害，刑前太学生三千人请为师，在刑场上，他镇定自若，抬头视日影尚早，索琴抚《广陵散》一曲，从容就义，留下了雅音自此绝矣的千古憾事。害死嵇康的钟会，魏国司马氏的亲信，受封东武亭侯的爵位，虽然也以才华出众闻名，但他心胸狭隘，刻薄自负，表面崇尚道学，实际上主张严刑峻法。就因为曾经拜访嵇康，没有受到热情款待而嫉恨嵇康。史书记载他向司马昭进谗言说嵇康帮助乱党，诋毁汤武孔子，加上嵇康不愿意出来做官僚，不愿为司马氏集团所用，所以导致司马昭杀害嵇康。

⑵正义成了文人的羁绊。有志向的文人谋的是远虑，是大多数人的共同利益，而那些小人和政客谋的都是眼前利益，是很少一部分人的既得利益。单纯从逻辑的角度看，大多数人应当支持文人的所作所为，反对小人的所做为。但是，事实往往并不如此。人多虽然势众，但往往是一盘散沙。小人和政客虽然为数虽然甚少，但在他们的既得利益受到威胁时，便会很快地聚集在一起，形成合力，而且还会采取阴险毒辣、威逼利诱等手段，腐蚀、拉拢、分化大多数人中的意志不坚定者为他们服务，于是使力量对比发生有利于小人、政客，不利于文人的变化，以至于最终导致文人的失败，小人、政客的得志。以贾谊和邓通为例

贾谊的《过秦论》、《谏铸钱疏》、《论积贮疏》、《治安策》等，为文景之治立下了汉马功劳，并为大汉王朝的长治久安影响深远。直到景帝刘启时，晁错以贾谊之见，提出了“削藩”政策。面对吴楚七国之乱，证明了贾谊对诸侯王的分析之正确；到了汉武帝刘彻时，主父偃又以贾谊“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主张，提出了“推恩令”，即将诸侯王的封地分置给子弟，以削弱诸侯王的实力。贾谊提出不允私人铸钱、由中央统一铸钱的主张，结束了国家货币与经济的混乱局面。汉武帝还抛弃了被贾谊批评的，引以为耻辱的汉室与匈奴的和亲政策，坚决对匈奴以武取之，并最终以胜利。汉文帝十分赏识其才，欲提拔他做公卿，但因其主张损害了诸多功臣显贵的既得利益，遭到重重阻拦而终难如愿。等没想到的是，更大的阻力还有来自文帝身边的一个宠臣佞悻邓通。邓通何许人也？刘恒一夜有梦欲上天，正在力不从心之时，梦见一“黄头郎”推他一把，他便飘然而上……一天他偶见一个使船的年轻人头戴黄帽，很像梦中推他的“黄头郎”，就把他召在了身边随侍左右。这个船工胸无点墨，却善于阿谀媚上，讨得文帝的心欢。要让贾谊和这样的不类小人为伍同侍文帝，邓通自是没有什么，可贾谊岂能迁就了自己。于是，当着文帝的面贾谊多次讥讽于邓。邓通当面不说，却怀恨在心，关键时候向文帝吹风点火，使文帝渐疏贾谊。朝堂之上有他得罪的重臣，大殿之侧有邓通这样的小人进谗作祟，贾谊的才干与抱负不但不能得以施展，连他自己的命运也被掌握在了别人的股掌，煌煌大汉朝廷中没有了他的立足之地，终至纠结郁闷而死，死时年仅，三十余岁。

⑶皇帝作为终极裁判往往偏向小人和政客。作为终极裁判的皇帝，主观上当然会站在忠贞的文人一边，会呵斥小人和政客，问题在于文人与小人、政客的脸上都没有刻字，而辨别非此即彼是需要能耐的，皇帝稍有疏忽，就会是非不分，颠倒黑白，把文人错当小人、政客，把小人、政客错当文人。文人生性耿介正直，没有九曲回肠，讲起话来总是刺耳伤人；小人、政客恰恰相反，善于琢磨皇帝心思，善于迎奉拍马，讲起话来总是娓娓动听。这就常常造成皇帝疏远文人而向小人、政客一方倾斜，导致文人的悲哀和和小人、政客的得意。

屈原曾是熊槐（后来的楚怀王）的侍读（含有帝王老师的意思），很受熊槐的尊崇，在熊槐没有继承王位前，屈原和熊槐的关系，既是君臣，又是师生和朋友，所以熊槐继承王位后，屈原便当上了左徒（相当于副宰相），这时屈原只有二十九岁。年纪轻轻便得高位，使一些人嫉妒之心徒然生起，如上官大夫，令尹子椒，怀王宠妃郑袖，公子子兰等，这些都是楚怀王身边的亲信，他们常进谗言，在楚怀王面前说屈原的坏话。后来，屈原提出“造为宪令”的变法主张，主要内容是联齐抗秦，削减贵族特权和实力，加强集权，充实国库，此举一出，更是摸了老虎屁股，捅了蚂蜂窝，立即遭至上官大夫等一伙人的竭力反对，他们必欲置屈原于死地而后快。再后来，又从秦国来了一位专事破坏联齐抗秦的纵横家张仪，和上官大夫一伙人一拍即合，共同挤兑屈原。在内外夹击之下，楚怀王对屈原的信任终于动摇，屈原连同他的“造为宪令”的变法主张终于被抛弃，于万般无奈之下，屈原只能怀揣一颗赤诚之心投江自尽。

三、几点拙见

在今天，文人仍然是社会的一个独特的群体，他们和古代的文人一样，有很高的志向，希望于国家于社会有一番作为，他们仍然有古代文人那种通晓大义，刚正不阿，出污泥而不染等光芒四射的优秀品质。人类在进步，社会在发展，毋庸置疑，和古代文人相比，他们的生活环境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古代社会是家天下的专制集权社会，而今却是民主渐趋浓厚和完善的社会，这是今天和古代社会最大的区别。但是，这并不是说今天的社会已经是陶潜所描绘的桃花园。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方面看，由人的本性的本性所决定，真善美和假恶丑的矛盾与对立仍然存在。所以，总结古代文人失意的原因，吸取他们失意的教训，于文人自身和社会，都应是有益处的。

1、文人要深刻反省自身

文人所长是有目共赌的，但是文人的缺陷也是很明显的，如前所述的自负、撒娇、相轻等等，古代的文人如此，今天文人也多有这些毛病。何以自负、何以撒娇、何以相轻？根源无非是自己多读了几本书，比别人知道的东西多那么一点点。但是，书本上东西是从哪里来的？是文人写的，这没错，但其决大部分是其他人活动的结果，文人做的不过一小部分而已，没有其他人的所作所为，仅有文人的作为，社会历史不可能如此丰富多彩。社会历史是所有人的社会历史，绝不仅仅是文人的社会历史。山外青山楼外楼，一山更比一山高。你书的得多，知道的东西，见识也多，但是还有比比读书更多，知道的更多，见识更多的人。所以自负、撒娇、相轻都是没有道理。

但是，需要指出的是，自负、撒娇、相轻并不是所谓文人的通病，并不是文人每一个文人的身上都带有这些毛病。历史上那些实现自身抱负的文人就没有这些毛病，逐诸葛亮、魏征、张居正、王阳明、曾国藩等等，他们或者立功，或者立言、或者立德，或者三者兼而有之。自负、撒娇、相轻直所以毛病，不仅仅是让染感觉不舒服，更在于它们是文人失意的原因，正入前面所述，祢衡因自负而遭杀身之祸，柳永撒娇而丢进士贵冠，曹丕发明“相轻”这个词语，自己却虐待手足同跑而留千古骂名。

2、文人要深刻反思人的本性

人的本性，和其他一切生命体一样，都可以用两个字来概括，即“为我”，也就是人的言、行、情绪、感情等等，都是为了自身的生存、发展、快乐和幸福。古人所谓“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指的就是人的本性。人的本性不是一个道德概念，无善恶对错可言。所谓道德，就是一个人在为我的过程中表现出来的言、行、情绪、感情等等是否有利于或有损于他人的生存、发展、快乐和幸福。有利于他人的生存、发展、快乐和幸福，就是有道德的人，反之有损于他人的生存、发展、快乐和幸福，就是无道德的人。人的本性必然引发人的双重属性，几自然数性和社会属性。所谓人的自然属性，就是排他性，就是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而对其他个体怀有排斥倾向的心理。比如人的征服欲、占有欲、嫉妒心等，都属于人的自然属性。所谓社会性，就是依赖性，就是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对其他个体怀有依赖倾向的心理。比如人的亲情、爱心、恻隐之心等，都属于人的社会属性。人的这两种属性都根源于自身生存和发展的需求，所不同的是，人的自然属性是天生的，与生俱来，或者说是通过一代一代的遗传积淀下来的；而人的社会属性则是后天的，是通过后天的学习逐渐形成的，人在后天的实践过程中感受到，要生存和发展，仅仅依靠自身的力量是不够的，因此需要亲近他人，献出爱心，需要与他人相互协作。但是，这并不是说，在人出生后有一段时间不具有社会属性。人从母体中降生时，就已经感受到了亲情，爱心，因此在其潜意思里就已孕育了社会属性。

反思人的本性和双重属性，有利于认识官场、商场和社会发生的各种现象。一方面，既然人的自然属性是于生具来的，是一种客观存在，那么官场、商场和社会发生的各种假恶丑的现象就是必然的，就没必要因此而大惊小怪，就应该进一步认识、分析和研究这些现象，从中找出规律性和必然性，以便更好的加以应对，尽可能避免自身或社会悲剧的发生，而不应是长声段叹，悲观失望，无所作为。另一方面，既然人的社会属性是后天形成，是可以提升和改善的，作为一个具有社会责任感的文人，就应该发挥自己所长，积极投入到社会活动中去，为提高社会教育水平，扩大社会教育阵地而努力，而不应该是漠不关心，等闲视之或徘徊观望。

3、文人要全面看待社会现象

人人皆有理想。文人因为有学识，是社会中的优秀群体，怀有“兼济天下”的抱负，更是理所当然的事。但是，虽然当今社会是民主社会，比起集权社会有很大进步，并不一定能够满足所有文人的抱负。社会制度仅仅为社会的发展提供保障，优越的社会制度促进社会发展，每落的社会制度阻碍社会的发展，却不能替代社会自身的发展。民主社会虽然有利于社会的发展，但从现阶段的情况来看，民主制度还没有进化到能够舍弃滋生假恶丑现象的官场、商场等场所的程度，还没有提升到能够满足每一个社会成员都实现自己的理想和包袱的程度，这就需要包括文人在内的每一个社会成员在不能“兼济天下”的时候，要怀有“独善其身”的情怀。

官场是管理国家事务的场所，同时也是权力争斗的场所。商场是商品交换的场所，同时也是利益争斗的场所。社会是人们学习、工作和生活的场所，同时也是人们荣誉争斗的场所。官场中人都想获取更多更大的权力，商场中人都想获取更高更多的利益，社会上的人们都想争取到更高更多的荣誉，这些都是人性使然，都是无可厚非的。问题在于采取什么样的方式、方法和手段获取权力、利益和荣誉，社会是否已经制定一套完善的防止、制止和打击采取不正当的方式、方法和手段获取权力、利益和荣誉，管理者是否遵循已经确立的制度防止、制止和打击采取不正当的方式、方法和手段获取权力、利益和荣誉的行为。凡是有抱负的人们和文人，无论“达”还是“穷”，都应在这些方面思考问题，或者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而不是一出现问题就满腹牢*或骂娘。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