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的一天，细雨阴沉，但中国科学院院士卓仁禧的心情却十分晴朗。国内外传来的高分子化学领域最新进展带着清新的气息，仿佛一场凉爽的夏雨即将来来临；学院不断出现引人注目的教学科研成果；受他培养以及受他影响的新秀在国内外竞出……

看到自己自幼就有的科学强国之梦和35年之前绘制的医用高分子化学发展蓝图一一变成现实，望着自己办公室外日益优雅洁净的大学校园，卓仁禧的脸上露出淡淡微笑。

做国家之急需

鼓浪屿上有一座大屋，青砖筑墙，斜坡屋顶，在厦门的蓝天下内敛庄重，一如代代相传的卓家家风。

这是卓仁禧的出生地。

卓仁禧出生在一个成功的商人家庭，他在鼓浪屿的万国文化中度过了童年。许多知情者对鼓浪屿的这个家族怀有敬意：不只是因为其家世显赫、曾经家财万贯，而是因为其家风俭朴，人才辈出，卓家的许多人成就卓越，是各个领域的精英。

1953年，卓仁禧从复旦大学毕业，分配到武汉大学教书。当时有机化学是国家重点学科，社会发展急需这方面的人才。于是，1957年至1959年，卓仁禧被派去天津南开大学，跟苏联专家进修有机化学。

除了吃饭睡觉，卓仁禧几乎都跟着苏联专家努力学习。天资加上超人的勤奋，使卓仁禧很快在自己的研究领域崭露头角，回校后不久，他就在科技上有了创新成果。

20世纪70年代，生物医用高分子材料开始成为发达国家的新科技产业。这一年，武汉大学化学系新增高分子化学与物理专业并开始招生，但研究方向尚未确定。卓仁禧考虑到国内外高分子学科研究概况、发展趋势以及国家需求，认为生物医用高分子是高分子学科一个新的重要的科研方向，对今后医学理论和技术的进步和创新能起到重要的支撑作用，就从上个世纪70年代末开始生物医用高分子材料的研究与教学。1984年，卓仁禧到美国耶鲁大学做访问学者，从事生物活性化合物研究。

“要多看书，吸收新知识、新理论，注意了解学科前沿，”他一直这样要求自己和学生。“科学关键是要不断创新，要考虑如何将先进的技术与国家急需结合起来。我很幸运，一直得到党和国家的培养。”回望自己走过的每一个清晰有力的脚印，卓仁禧不无欣慰。他自己也先后两次当选“湖北省劳动模范”，一次“全国劳动模范”。

为水晶棺防雾

1977年，中国自然科学规划会议召开，天文地理生物、数理化等学科专家聚集在一起，规划我国科技发展战略。因为在有机硅化学方面的突出贡献，卓仁禧应邀与会。

“那时候生物医用材料研究在国外刚起步，如果做得快一点，我们很快就会与国外同步。”　卓仁禧胸有成竹地说。此前，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根据国防需要，要求武汉大学研制“光学玻璃防雾剂”。在1972年，这可算是个难题。

在卓仁禧之前，有关单位花费大量人力资金，却怎么都找不到解决问题的答案。他们找到了卓仁禧，将这个难题摆在他面前。据说，卓仁禧当时“略一沉思便接受了这项任务”，并在不久之后出色地完成，并由此被委以另一项重任。

1976年9月，毛泽东主[xi]去世，为了使存放毛主[xi]遗体的水晶棺保持良好的透明度，有关方面找到了他。

“光学玻璃防雾剂”的研制在卓仁禧的主持下很快有了进展。首先，卓仁禧广泛了解“防雾剂”在全国各地的研究情况，寻找别人没有成功的原因。经过调查，卓仁禧得出结论：光学玻璃出现雾点影响透明度，可以认为是玻璃在水的存在下被腐蚀的现象。“如果在玻璃表面能有一层很薄的、透明的疏水膜，可能会达到防雾效果。”他由原因推出这样的假设。当时与卓仁禧一起参加防雾剂研究的同事甑广全教授回忆起那个过程时，记忆清晰如昨。

随后，他们开始设计并合成一种有机硅化合物，用于光学玻璃的表面处理。通过严密的逻辑推理和反复尝试后，卓仁禧的研究小组成功地达到了光学玻璃防雾的目的，并将这种方法广泛地应用于多种光学玻璃器件，能长期保持光学玻璃的晶莹透明。

当然，这种新型的防雾剂首先被精准地应用到毛泽东主[xi]的水晶棺上，长期保持水晶棺的晶莹透明。

这项创新性研究成果，获得了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奖和1983年的国家科技发明奖。

给电视电脑“号脉”

20世纪70年代，电视机技术在中国还不成熟，用于电视广播的录像磁带，有时会使电视屏幕出现像流星一样的“闪”点，影响播放质量。

这个问题，全中国的生产厂家多年探索，却始终不得其解。1975年，一个重要的生产厂家派人来到武汉大学，请学校派专家到厂参与彩色录像磁带粘合剂和助剂的研制。这是一个关乎中国电视产业和影视文化形象的事情。

在20世纪70年代的中国，这是个不寻常的问题。这一重任又落在能战、而且是能胜战的化学家卓仁禧身上。

为了在短时期内高效地完成这一关系国计民生的任务，让国产广播电视的质量迅速完善，卓仁禧与两位同事来到工厂，仔细了解各生产环节和使用的原材料，结论和改进方案很快记录在他们的科研笔记上。“工厂所用的二元共聚物黏结性能不好。应该将二元共聚物进一步进行化学反应，变成略带亲水性的三元共聚物。”同时，他们建议，“加入一种增强无机磁粉和有机三元共聚物黏结并在带基上涂布均匀的有机硅化合物作为助剂。”

厂方采纳此方案后，“闪”点真地从电视屏幕上消失。电视机产业，这个惠及千家万户的产业，因为卓仁禧，在踏步之后得以继续前行。

愉快地看着经自己改进后更加清晰的电视画面，卓仁禧开始寻思着另一件重要的事情，那也是一个前沿、关乎中国计算机前途命运的关键技术之一。“我国计算机的磁带，为什么老是漏码呢？”在解决电视机磁带问题时，卓仁禧常常这样问自己。

卓仁禧很快给出了该问题的解决方案，他的合作研究成果“彩色录像磁带粘合剂和助剂”很快解决了我国计算机磁带漏码问题。1978年的全国科学大会奖给予卓仁禧的奖励，明确地标示出该项成果的重要科学价值和社会意义。

添医学福祉

当人们进行科研是出于情感的原因，那么就不只是关乎科学了，而是进入到心理学、美学、市场营销学的世界。卓仁禧对科学探索的热情驱使他不断前行，他要让自己的发明进入大众社会的生活。

从青年时代起，卓仁禧就一直活跃在本领域的科研前沿。在完成前面那些可圈可点的技术难题后，卓仁禧开始把自己的主要精力，用在了从事生物医用高分子材料这一新领域的研究上。对于当时的中国，这片辽阔疆域上每一区域的形态格局和环境风貌都是蛮荒的。

磁共振成像，20世纪后叶在世界范围内都是一种新的医学影像技术。20世纪90年代，在地处中部地区的武汉大学，卓仁禧以其卓越的远见和胆识已经带领他的研究组追上了这一国际前沿。

卓仁禧新的起点从开展磁共振造影剂的系统研究开始。那时，中国各大医院相继引进磁共振成像设备、进口用于提高诊断准确性的造影剂。但这种造影剂，当时的实际成本只有几十元，而售价是每支针剂2000元，对病人是个沉重的负担。

科学家的良心使卓仁禧不能视而不见。卓仁禧的实验，不仅合成了含dtpa配体、dopa配体、氨基酸配体和高分子配体的钆配合物，而且研制了对器官有靶向性的钆配合物，测试了其物理化学性能和毒性等。

在药物控制释放高分子研究中，在生物活性高分子的基础研究中，卓仁禧系统开展聚磷酸酯、聚氨基酸、和脂肪族聚酯等药物控制释放高分子材料的设计、合成、表征和药物控制释放性能的研究、实验，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

“追逐自己的理想是一件很困难的事，但是我对发明研究的热爱将永不停止。”卓仁禧说。

1993年，中国最早的生物医用高分子材料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在武汉大学成立。卓仁禧理所当然地成为该实验室主任。

在基因治疗成为一种新医疗方法的热门研究课题后，卓仁禧也开始关注病毒载体和非病毒载体的研究。他发现，用病毒作为基因治疗载体好用高分子材料作为载体比起来，用高分子基因载体来做基因治疗的副作用要小得多，于是他把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不久，由卓仁禧设计实验的高效转染dna和低毒的基因载体路径很快成为了当时基因治疗的代表作，并创造了那个时代的生命科学和分子生物学最佳联姻的纪录，它宣告了一个新的高分子医学时代的到来。

1997年，卓仁禧的这一发现对于社会生存和福祉的重大意义得以进一步凸现。同年，卓仁禧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