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院教授余西云主持翻译的《考古学：发现我们的过去》一书不久前获得“紫禁城杯”全国文化遗产十佳图书奖，为此记者专门采访了他。我们的话题围绕他的学术道路展开。

1983年，余西云考入吉林大学，1987年起，他随著名考古学家、时任故宫博物院院长张忠培攻读硕士学位。导师的为人与学风深深地影响着他。

余西云开始在我校任教是从1990年起，他教《考古学概论》《田野考古方法论》《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也教《文化人类学》，长期指导本科生田野考古实习。“实习在整个考古人才的培养过程中具有关键地位。”余西云说。

1995年起他又跟随张忠培攻读博士学位，一边参加中国早期城址郑州西山遗址的整理和报告编写。6年后他的博士论文《西阴文化：中国文明的滥觞》用令人信服的论证解决了学术界长期悬而未决的陕晋豫地区半坡文化与西阴文化的关系问题，廓清了中原地区仰韶时代诸文化的序列与谱系。特别是开创性地用聚落形态研究方法揭示了私有制度萌芽以及家庭形态和社会组织的相应变化，用考古遗存生动演示了中国文明起源最初阶段的情形。论文对“夷夏之争”的史前版“华夷之争”的论证是文化过程研究的范例，也是对“华人”族群形成的一个阐释。这一时期他的兴趣主要集中在中国文明起源的研究上，并在这个中国学术界的热门课题上取得了一席之地。近年他又参与了国家支撑项目《中华文明探源》，主持其中的子课题“郑州西山仰韶时代城址聚落形态研究”。

随后他开始介入三峡考古，那是2000年秋。他主持了对巴东楠木园等遗址的发掘。该发掘不仅揭示了一种距今7000多年的新考古学文化，也由此进入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由狩猎采集社会向农业社会的转变，可统称为新石器化，是人类与自然关系的一次全面调整，对工业化进程的人类与自然关系的调整有很多启发。新石器化研究是国际考古学界的热门课题，在中国刚刚起步。在巫峡深处楠木园这个小山村中，余西云与国内外一批顶尖学者合作，在2005年顺利完成了反映多学科结合研究成果的《巴东楠木园》发掘报告，其中的石器研究成为对新石器进行研究的最佳范例。在这个平台上也共同培养出了一批优秀硕士研究生，其中李英华因楠木园石器研究而走上了旧石器时代考古的道路，在获得中国科学院与法国巴黎第十大学联合培养的博士学位后回校任教，已成为历史学“70后”科研团队的重要成员之一。

余西云2006年开始转到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田野考古项目，先后主持河南淅川马岭等5个遗址的发掘。他们摸索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发掘方法，引起了学术界的普遍关注。　“从马岭到南白楼，从距今7000年到距今1000多年，我们看到了中国古代亲族组织的延续与变迁，这将是我们下一个阶段的主攻方向。”谈及此事余西云踌躇满志。

在南水北调工程的考古项目中，学生的训练和培养已经成为余西云关注的中心。每年暑假都有一大批从大一本科生到博士研究生不同年级、不同层次的学生来到他的工地上。“马岭位于丹江水库的中间，生活条件极为艰苦。师生们一起生活，一起工作，一起娱乐。我们谈人生，谈理想，谈学科的发展前景。知识的学习可能是次要的，兴趣和信心的培育、能力的培养、意志品质的陶冶才是更重要的。每个在马岭生活过的人都会为自己的这段人生经历感到骄傲。”余西云说。通过这样的培养，高年级本科生往往可以独当一面承担考古发掘任务，硕士研究生一般都有一篇甚至多篇有分量的论文或报告发表。这些既掌握了扎实田野技术又有很强科研能力、既充满自信又懂得沟通与合作的学生，事业的成功应该只是个时间问题。与考古研究成果相比，这批学生是他们在马岭更重要的收获。余西云不无骄傲地说。

在这些田野考古资料积累和相关科研的基础上，余西云开始涉足中国社会发展阶段性研究。中国学术界长期围绕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名实和分界点争论不休。余西云认为这个问题终究是一个考古学课题，只有考古学才具备解决这个问题的实证的、长程的时间观。“现在到了根据中国具体实际来划分中国社会发展阶段的时候了。”余西云将中国社会的发展划分为群落、村落、方国、王国和帝国5个阶段，这是迄今为止根据中国考古学研究成果对中国社会发展阶段所做的最新的、也是最完整和最清晰的表述。

至于翻译的《考古学：发现我们的过去》，余西云说，“它与我有缘，也希望更多中国读者能够从中获益，从而对中国考古的发展有所帮助。出版之后能够得到学界的认可，就像考试及格一样，我不免长舒了一口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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