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人们看到位于正蓝旗金莲川草原上的元上都遗址时，就会想到作为北京城市文明发展的见证和实物遗存元大都遗址。在当时的元朝，南有大都，北有上都，共同构成元朝统治中心。这两个都城，构成了我国元代都城系列中最重要的两极。对于蒙古人统治下的元朝，元上都的战略地位更胜于元大都。

元人虞集在《贺丞相墓志铭》中写道：“上都控引西北，东际辽海，南面而临制天下，形势尤重于大都。”元代皇帝始终非常重视上都，一来方便与漠北蒙古宗王联络，二来还可按照蒙古传统习俗举行宴会、祭祀、狩猎活动。每当北方或东方、西方发生紧急情况时，元朝政府就会把大批的军队和物资从南方汉地调往北方。

那么元上都与元大都有着怎样的渊源？当年刘秉忠选址建城时由考虑了那些因素，中国测绘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夔中羽的对北京中轴线的说法，更是让人惊讶，他指出北京城的中轴线因元上都而偏转。

忽必烈为了治理汉地的便捷，选择在燕京建中都（后称大都），但为了不离开上都这一根本，才用上都来确定大都的中轴线，从把上都整体放在了元大都的中轴线上，使大都成为上都的延伸，构成了一个整体，这体现了忽必烈卓越的统治理念，由此可见元朝实行的是形式上的两都制，而实质上是一都制。

当时的元朝皇帝实行两都巡幸制度，从忽必烈开始直到元顺帝，元朝始终实行两都巡幸制度，历任皇帝每年都有半年左右的时间在上都处理国事、消夏、狩猎，接待蒙古宗王和外国史节的朝觐。元朝的十一位皇帝中有六位是在上都登基。元上都虽然始终与元大都并称为两都，但元上都才是元朝的根本，地位和作用去要重于元大都。并且每年四月皇帝来上都，九月秋凉返大都（今北京），故上都与大都共同构成了元朝的两大首都。在当时由元大都前往元上都共有四条道路，既由元大都至元上都驿路，黑谷东路，“禁路”，“孛老站道”四条道路。元代皇帝每年巡幸元上都，大多“东出西还”，既从东道辇路赴元上都，经西道返回元大都。在建都时间上，先有元上都，后有元大都。“大都”含义是以元上都为模式，广而大之，又取“大哉乾元”，故大元帝国的都城称“大都”。元大都是套用了元上都的构思模式，而有所发展，如宫城、皇城、外城作三环相套的城垣，是在元上都三重城垣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元上都和元大都的修建同为刘秉忠，许多迷团都似乎集中在他的身上。是不是皇帝们的龙椅坐歪了，还是元上都的风水观，牵引着元大都的中轴偏移，到底是忽必烈心中的秘密，还是其风水观，这些都已经成为谜团。

元上都是个草原城市，周围保留有大片的草地，湖泊或水池相连，还辟有大面积的猎场和花园。元大都也加以模仿，把太液池圈进了皇城内。元上都皇城的明德门，宫城的御天门，宫城正中心的“丁”字街交会点，宫城后墙的阙式建筑，都在一条子午线上，方向为0度。而后建的元大都，从丽正门向北，进入皇城的崇天门，再经过大明殿，到皇城北墙的厚载门，也是在一条子午线上，方向为0度　，这就能够确定元大都继承了元上都的模式。元上都的大安阁是簇拥在草丛之中，忽必烈为了表示不忘草原，便把元上都特产的莎草带到元大都来，在大明殿前种植，称为“誓俭草”，意为发誓不忘在草原上创业的艰辛，不忘蒙古人来自于草原，想把元大度建成具有草原气息的都城。同时明清两代的北京城，就是在元大都的基础上建成的。就是这个元朝两都的牵引，为几百年后的一篇新闻埋下了伏笔。　《33位皇帝的龙椅坐歪　北京中轴线指向藏玄机》这篇发表在2005年《北京科技报》一篇新闻，在专家当中掀起了波澜。报道指出，中国测绘科学研究所夔中羽研究员在对北京城的中轴线进行研究中发现，从元大都时就确定下来的北京城中轴线并没有和经过该地的子午线重合，而是有2度多的偏角。为此，夔中羽研究员专程来到元上都遗址，通过对元上都遗址的实地测量，测出元大都的中轴线向北延长恰好经过元上都，由此得出了北京城的中轴线是因元上都而偏转的。夔中羽研究员认为，中轴线偏离的事实，乃是元代开国皇帝忽必烈有意为之。由于元代档案残缺不堪，因而在具体的考证和推理方面，科学家和史学家仍在艰难地寻找着答案。专家们做了个统计，历史上把北京作为都城的封建帝王有33位。照此看来，这33位所谓的“真命天子”，也许除了忽必烈等人，怕是都不知道自己的龙椅坐“歪”了。而元上都的兴建早于元大都，多次测量已证实，元上都的中轴线与经过该地的子午线重合。

七百多年前，元世祖忽必烈倾人力、物力，兴建了与北京、罗马、巴黎等国际大都市齐名的元上都。专家们认为：元上都是13-14世纪世界政治文化中心，是东西方文化的交流点，中国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的融合点，蒙元文化的发祥地。在它存在的99年牵动着中国乃至整个世界的脉搏，因而有人形象地称之为“跳动了99年的世界心脏”。　

随着时间的推移，上都变成了“一座拥抱着巨大文明的废墟”，城内保存着大量的遗址和文物。

元上都在中外交往史上的重要影响就是在当时许多外国使臣、传教士、商人、游客等，都曾在元上都受到国元朝皇帝的接见，建立了友好关系。据王恽《中堂记事》记载，中统二年（1261年）发郎国（欧洲）使者曾到上都朝见忽必烈，“献卉服诸物----上嘉其远来，回赐金帛甚渥”。至正二年（1342年），罗马教皇的使者马黎诺里一行到上都，受到元顺帝召见。献一匹良马，传为佳话。早在中统二年，高丽王王植就曾派王子王谌，率高丽参知事等李藏用等18人抵开平。至元十七年（1280年），已登上王位的王谌到上都朝见忽必烈，受到热情款待。至元三十一年（1294年）一月，忽必烈病逝时，高丽王王谌以驸马身份，携王妃忽都鲁揭里迷失（忽必烈之女）前来吊丧。四月，参加了元成宗铁穆耳在上都即位的忽里台，并请求册封公主。不久，元朝封忽都鲁揭里迷失为“安平公主”。庆德四年（1300年），缅国（今缅甸）木连成首领阿散哥遣其弟者苏率91人的使团来中国。元成宗在元上都召见者苏。此后贡使不绝。著名学者马可波罗亦在元朝时来到了中国，并深得大汗器重，在中国为官居住了17年之久。《马可波罗游记》中详细记述了元上都的宫殿、寺院、宫廷礼仪、民俗风情，第一次向世界介绍了元上都，让世界了解中国，它也就此成为了研究元代历史和对外关系的珍贵史料。

早在蒙哥汗时期，开平就设有天文观测所——承应阙。波斯科学家扎马剌丁曾受蒙哥汗委托筹建天文台。至元八年（1271年），元上都回回天文台正式成立（也称北司天文台）。忽必烈令扎马剌丁为提点，为元朝国家任命的第一任天文台台长。扎马剌丁研制了多种大型天文仪器，并制定了“万年历”。曾任北司天文台少监的冯天章及著名科学家郭守敬都受到了扎马剌丁的影响。郭守敬研制的天文仪器——“简仪”，就是直接受了扎马剌丁的启发。郭守敬还曾上奏元世祖忽必烈，请求在全国设立14个监侯官分往27个测验所实测。实测范围“东至高丽，西极滇池，南逾朱牙，北尽铁勒”。至元十七年（1280年），郭守敬利用实测所得的翔实资料，完成了历法的改造，创造了先进的《授时历》，“以其年终，颁行天下”。郭守敬也曾应召到元上都研究开凿运河和铁幡竿渠事宜（铁幡竿渠渠址至今完好）。可见，元代的许多重大科技活动和决策是在元上都进行的，元上都也是当时中外科技交流的中心之一。

主持人，上都城在元末农民起义的战火中毁灭了，而它的遗址则一直保存下来，上都的名字也长久地在草原上留传。这座曾经对世界历史产生过巨大影响的都城，也永远地留在了马可?波罗及许多西方人的记述中。但正蓝旗地区的蒙古人，却仍旧生活在元上都附近，保留着忽必烈遗风遗俗，正是这样，生活在正蓝旗的人们追寻着祖先的故事，记录今日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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