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垃圾”,现代汉语字典的注解是“脏土或扔掉的破烂东西”,但现实生活中,扔掉的东西却并非全是破烂。
我所居住的北环路小区,老清洁工总是喜欢嚷嚷,他的言行不由引起我的兴趣。每个清晨傍晚,我总看到他手中的铜铃不时发出悦耳的声响, 随着声响过后,小巷里便涌出一群手提清洁桶的婆娘,偶尔又是一阵争吵。他嗓门挺大:“生活垃圾必须晾干,这是上级规定”。婆娘们也不示弱:“我如期缴交卫生管理费,你必须运走”,这样的对阵已经有好几回了。婆娘们早知道他的上级只不过是居委会或环卫所。
观察发现,他并非对片区所有的人群嚷嚷,他只选择特定的对象。李嫂的夫君镇守一方,只要她一打开防盗门,他便笑容可掬地主动迎过去,接过清洁桶,欣然倒掉,接着便在铁板车上一阵挑挑捡捡。张婶的老公传承祖上的锄头,在电器化的今天,她的三餐做饭乃在燃煤,每当张婶闪着腰身提着清洁桶向他走去时,他便条件反射似地板起面孔,唠唠叨叨,不是嫌垃圾湿,就是怪量多。时间一长,张婶自感很无奈。
他的挑挑捡捡有时似乎也过于仔细,我曾经看到在一个清洁桶里他就摆弄了好长一段时间,每一个小盒,每一个塑料袋,甚至每一个夹层都不肯轻易放过,尤其是对花篮之类的东西更感兴趣,尽管花篮体积大,在他装载垃圾的铁板车上占据了好大的空间。
敬上一根“牡丹”烟后,老清洁工终于向我露了底:公车拥有者们的清洁桶里价值多,桶里装着的时常有礼品盒、易拉罐之类,那是可回收的东西。特别是大节过后,有时还有意想不到的发现。不然,“上级”发的那几百块工资叫我怎么维持生计,我有什么理由生他们的气?工薪族们他也考究过一番,简直连一张破纸也不肯往清洁桶里丢,好在他们的生活垃圾不多,那些人族群大,得罪不起。让我来气的还是那些婆娘,垃圾量多又湿,只是煤灰烂叶,又笨重,又粘糊,其他的就不好意思多说了,偶尔看到倒进厢里的有用东西有时还想拿回去,怎不叫我生气。管这一片区好几年了,什么样人家什么样的垃圾,他心里有数。
我知道北环路小区是近年发展的新区,大多是外乡移民,也有当地“土著”,那停靠在路边巷口的几部“公”车,足以说明那里不乏有“人民公仆”,那尚未装修的单层楼房,也在向世人诉说着那里还有人家正处于自给自足。我不由想起:十七世纪欧洲移民的大量涌入,在给美洲新大陆带去先进的西方文明的同时,也让古老的印地安人进入某种窘境。
老清洁工当然也有他充足的理由,他曾经对我讲:“上级”每月能给他近五百元的收入,不得不崇拜;公车拥有者们收入高,其夫人们也大方阔气,垃圾桶里时常能给他带点“灰色收入”,值得敬重;至于那些燃煤的婆娘们,他的身份定位已低到清洁工,就顾不得那么多了。张婶也曾经对我讲:“燃煤免得有煤灰,要是在乡下,那就好办多了”。
我仔细琢磨着老清洁工与张婶各自的话,渐渐地悟出了一个道理:生活垃圾其内质与社会地位尤其是经济收入成正比。公车拥有者们的基础好,垃圾档次也高,但资源利用率却远不如一般温饱者。我不由想起上个世纪帝国主义列强在对殖民地进行大肆掠夺在大饱眼福口福的同时,也曾经留下一堆“鸡骨头”。其实张婶她家也想“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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