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几何时,延年向我喋喋不休地倾吐真情。他说,人世间七十二行买卖,不知何故偏爱上了写作这个行当。白天的农活那么繁重,夜间却守着一盏孤灯,咬文嚼字。隆冬时节,呛人的煤烟熏得鼻孔来血;热天,那些专事捣乱的尖嘴蚊虫,又如芒刺叮得周身怪痒。一篇几百字的小稿,往往要折腾到半夜三更才能收笔。尚且如此倒也罢了,尤为艰难地是要赶在出工之前将稿件塞进邮筒。往返三十多里的上坡下岭,委实不能等闲视之。谈到这里,他的瞳孔里蓦地射出一束光来:“幸好我的那‘半边天’,经常替我上街邮寄,不然,几十年来,我写作中的那份劳苦,完全可以出一部毫不夸张的专集!”
延年就是这么一位甘于笔耕乐于吃苦的农民。注视他的那幅尊容,谁也不会将他与文化人等同起来。然而,他的文章恰恰让山民喜欢。他常说,舞文弄墨的人,单凭说一些冠冕堂皇的假话,玩弄一些言不由衷的文字,那是耻辱,那是悲哀。因此,他的每一篇文章,都是山民的心声。他质朴的文风,始终洋溢着平民的色彩。在我分管宣教的那些时日,切盼他鼎力相助。这天,我兴致勃勃地来到他家,不料他外出未归。顿时,我心里空落落地怅然若失。他的妻果然是一位聪明的女人,忙说:“只要他一回来,我就催他连忙上街找您!我这人苦点累点无关紧要,只要他把稿件写好,我就乐意!这多年来,我不知给他提供了好多素材呢。”我很感激这个贤德的妇人,暗想:一个成功男人的背后,果然站着一个伟大的女性。
几天以后,当我从工作点上回来,延年的那双大手就缠上了我的颈脖。他硬要我去参观一下他在烟草站楼梯间背后租赁的那个小“家”。有趣。我在街上几十年了,竟不知在这里还隐藏着这么一个幽静的角落。阳光从几根且粗且黑的窗枋中透射进来,屋里晃荡着几个“三”字。坑坑洼洼的地面上堆积着红苕洋芋,拥塞着火炉、水桶,萎缩着一个不足两尺来宽的单铺,其间,那套近似出土文物的低桌矮椅,古老得令人拍案叫绝!这时,只听到他在旁边乐呵呵地笑着:“蛮好,蛮清净!寄稿再也不必上坡下岭地去过‘火焰山’了!”自此,他就白天采访,夜间笔耕。这一年,他在这个幽暗潮湿的斗室里,成稿641篇,用稿率接近百分之七十。且有《阳雀进山赛歌忙》等三篇征文获奖。年轻的区长听电台上有音,见报刊上有名,津津乐道,多次在会上颁布政令:除开研究人事之外,其他任何会议,一概欢迎延年光临。由此,他的写作路子更宽了,思想境界更高了,笔力也愈发雄健起来。就在时光的流韵徐徐飞渡的时候,他居然出奇制胜地发射了一颗“卫星”!那篇《土家钟情铸铧人》的千字短文,竟然出人所料地登上了《人民日报》的宝座。至此,溢美之辞滚滚而来,然而,延年依然还是普普通通的农民延年。及至后来他成了市政协委员,也仍是那样质朴无华的耕夫形象。
耕夫就是如此这般地乐此不疲,写着写着,人就老了。晚秋时节,延年又回到了他那个古朴简陋的老家。时而推出千儿八百字的小作,在报刊电台上面向人们吐露高尚的情操,文明的自然。这天,正当我托举一户《寻常人家》的时候,门“嘭”地一响,他汗气腾腾地拥进了我的房间。我问:“又有新作么?”他迅疾将一张誊写得十分清秀的稿件递到我的手里,我展开一看,惊叫道:“写得好清爽哟!”他哈哈笑道:“这是我儿子的手笔!”我喜不自禁地脱口而出:“真是笔耕的农家!”显然,他对我的这番评价感到欣慰,只见他那张朴实的面孔,刹时笑成了灿烂的夕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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