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厂最大的车间空缺着主任“宝座”，负责人事工作的年轻副厂长力荐我去担当重任，并用了两天时间给我作思想工作，可结果却出乎所料，最终以一个“不”字了结。

他微笑地对我说：“一车间无主任已有好几天了，想来想去，我还是觉得你最合适。通过三年来的锻炼，你已成为我厂比较成熟的企管。一则为了让你的工资跃上高档次；二则，你可以象在家乡作灵魂工程师那样，跟几个车间主任起表率作用，又会作教育工作，相信你会很好地发挥作用。你先考虑两天再答复我。”

起初，我还有一半的可能重返车间，但一个可怕的事实将压住我，一天12个小时的马拉松式泡车间，恢复一年的笔耕又将搁浅，一种痛苦的选择再次考验，我终于战胜了高薪的诱惑，恢复了平静，仍就闭门冥思，操起笔走进清贫的夜里。

职务是升不完的，钱是挣不尽的，最难得的是闲适的人生。虽不提倡消极遁世，但在这世纪末的悲哀中，“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也不能说没有可取之处，以文人自诩的我在受到利害冲突时，不时诵读陶潜，以解包袱。

象我们这类在家乡有铁饭碗短，却不甘心在狭小的井围之中平静地消磨生命，而走向浮躁而热闹的南国阅读黄金屋，将南北中国来一个实地体验，最终用文字记下来，也算为精神文明建设作出贡献。

加入打工文学协会以来，为打工族摇旗呐喊的责任感时时提醒自己。写几篇打工文学作品，挣得一点辛劳的稿酬不是主要目的。“百无一用是书生。”在南方寻梦的打工文人中悲剧一幕幕重演。怎样才能解除类似痛苦，避免相近的遭遇在自己身上结缘呢？

自己在打工前先作了“劳其筋骨，饿其体肤，苦其心志”的准备。辞掉学校铁饭碗，回到反对我打工的父母身边。父亲语重心长地劝我：“好不容易才走出了这穷山沟，在城里找到了好工作，我们二老正准备到城里带孙子，你却跑出去打工受苦，叫我们怎么想得通呢？”母亲也在旁边不高兴地劝我。正好遇家乡秋收。我虽从未干过农活，但凭练过武功的国防身体，却成了家中的主要劳动力。看到金黄的稻谷从田里回到粮仓中，邻居们也夸我：“想不到一个文弱书生还这么肯干，吃苦比我们都强。”听到此话，我已觉得打工的准备够了，父母的劝阻也无能为力了。

后来随着我的报喜，父母一天天更年轻，年逾古稀的父亲戴起老花镜，握起发颤的笔一次次鼓励我。现在听说我加入了党组织，又看到我在报刊上最近发表的打工作品，真是喜出望外。父亲在电视机旁给不识字的母亲念读我的文章，母亲发出会心的微笑。父亲与母亲一起分享儿子在外打工获得成功的喜悦，无疑也无形激发我奋斗不息。刚脱掉国防绿的弟弟看到我的打工作品后，也写出了反映打工生活才两个月的切身体验文章。厂里厂外相识的读者也另眼相看了。这一切使我意识到：文章发表的兴奋远比父母看到初生儿女的喜悦，远比我每月领工资的激动。

记得一位哲人说过：“物质的富有并不肯定就幸福，精神的充实才是真正的幸福。”我可能“中邪”太深，便选择了清淡，而疏远了孔方兄。

19960624夜于广州初稿，2013年1月11日再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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