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　女

篮球场那么大一个餐厅里，东南一隅，十几张闲余餐桌围成的不到十平的屋中屋里，一张简易床上蜷缩着一个五十多岁的女人，她就是这个餐厅的承包人，一个普普通通的经商女人——刘若兰。经商路上，为了能赚到钱，她什麽苦都吃过，什麽罪都遭过；经商路上，她经历了太多鲜为人知的磨难。

三十二年前那个冰雪消融的季节，改革开放的的春风吹遍了辽西的山山水，村村寨寨，老百姓都沉浸在分田到户的喜悦之中。马家营子庄西头在乡文化站上班的刘润田家也分了六亩口粮田，家里有地种，老刘又一个月一个秋，跟常年靠土里刨食养家的庄稼人比，那小日子应该没的说了。四个女儿，依次梅、兰、竹、菊，共享一个“若”字，长相一个比一个水灵。老大若梅高中毕业参加高考不第，尽管润田两口子怎么劝，她也不去复读，回家来又无事可做，在家呆了不到一年就嫁出去了。若兰，略显浓重的眼眉下镶嵌着一双炯炯有神的大眼睛，一头长发随风飘飘，楚楚动人。她正在初中三年级读书，学习不错，姐四个当中因为若兰学习最好，所以刘润田两口子把希望都寄托在二姑娘身上。

转年秋季开学，刘若兰顺顺当当上县里读高中去了，这个开朗、活泼、天真的女孩子学习上很快就成了班里乃至整个年级的佼佼者。豆蔻年华，一汪水灵灵的大眼睛，学习又那么好，学生们都羡慕她。与生俱来的聪明和妩媚使刘若兰在周围人暗暗的喝彩声中越发显得独树一帜，鹤立鸡群。如果这个世界上的事都能按人的主观意志发展，刘若兰该顺理成章的考上大学，毕业后找一份随心如意的工作。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客观世界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刘若兰上高中二年级那年，母亲马桂珍不知怎麽得了肝病，刘润田每月那六十元的工资既要给媳妇治病又要供三个孩子上学，家里的生活明显紧张起来。眼看着刘若兰该上高三了，马桂珍病情恶化，还不到五十岁就撒手人寰，扬长而去。

秋季开学了，那个开朗、活泼、天真、漂亮的女孩再也不曾出现在校园里。

两个妹妹都在上学，爸爸又上班，家里连个做饭的人都没有。刘若兰不顾爸爸的劝阻，做出了艰难的抉择——退学！她照顾着两个妹妹，照顾着爸爸，照顾着这个家。闲暇时她也象母亲在世时那样坐在缝纫机旁缝缝补补，一丝不苟。后来她对这缝纫机上的活儿感上了兴趣，开始试着做起了服装。她先给妹妹做，后给爸爸做，再后来给乡亲们做。渐渐地，她成了十里八村小有名气的裁缝。父亲、妹妹都体谅她，为了这个家，若兰做出了太多的牺牲！渐渐地，在这个家里，刘若兰说一不二，成了一家之主，成了这个家的掌门人。

时间过得真快，一晃三年时间过去了，若兰已经是二十三四的大姑娘。她又漂亮，又有文化，不但手巧，又会过日子，谁要是娶这样的媳妇那可是烧了高香了，十里八村惦着她的人可就多了起来。于是来刘家给若兰提媒的人摩肩接踵，络绎不绝，刘家门庭若市，门槛子都快被媒人踏平了。“如果不是家里出现变故，若兰现在大学该毕业了，该工作了，也该成家了。这些年苦了若兰啦，若兰找婆家可得好好挑挑！何况我又是个国家干部，不说门当户对怎么也得差不多少的。”每逢有媒人登门刘润田就这麽想。

一天早晨，刘润田刚走进自己办公室，还没坐稳，工业办老徐就进了屋，在刘润田对面坐下。他掏出两颗大鞍山，顺手递给刘润田一根，“老刘，来一颗吧。”刘润田点燃了香烟，深深地吸了一口。“老刘，我问你个事，你家若兰现在有对象了吗？”徐主任问，“介绍的不少，不是岁数大就是岁数小，再不就是家庭不合适，没有随心的。常听人们说儿子说媳妇说的是一个人，姑娘找婆家找的是一家子，老大出门子时都是桂珍张罗的，现在到若兰这，咳！”刘润田说着说着就伤心了。徐主任忙着说：“别这样，老刘。你要不嫌弃，看我二儿子广成怎么样？如果你觉着行，问问若兰，她要是没意见咱们俩噶亲家得啦！近边的，互相也好有个照应。”照实说老徐家家道不错，广成在拖拉机站开车也不少挣，还有外捞，就是这孩子不大着调，刘润田心里暗想。徐主任好像看透了刘润田的心思，没等老刘开口就说：“其实广成也没别的毛病，就是手脚大点，要是若兰进了门，还真能管住他。”刘润田没再说什麽，晚上下班就跟若兰说了，想不到若兰没有反对，竟然默许了。

一九八六年十月一日，借着国庆节的喜庆，刘若兰出嫁了，嫁给了乡工业办主任的儿子徐广成。两个亲家一个是文化站站长，一个是工业办主任，小两口一个会开拖拉机，一个会开缝纫机，在老百姓眼里没有比这再门当户对的了。第二年端午节过后没几天，若兰生了一个女孩，取名月月，三年后又生一儿子取名阳阳。广成上班，若兰在家伺候两个孩子，徐家的日子红红火火，其乐融融。

还是那句话：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客观世界往往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没过几年，乡拖拉机站黄了，徐广成失去了赖以生存的经济来源。老徐退了休，工资比原来少了许多，又没了灰色收入。他偏偏又得了脑血栓，再也拿不出钱来额外填补儿子，徐广成的日子眼看着就紧吧起来。月月刚上小学，等阳阳再上学，那日子，哼！耗子拉木锨----大头在后边呢！一向钱来张手饭来张口的徐广成哪里想过这些，时不时地还出去撮几把。刘若兰看到这个家的日子渐渐趋向贫困不免有些着急，于是两口子隔三差五的吵起架来。母亲没了，父亲再婚，刘若兰有苦没处诉，只好自己暗暗落泪。刘若兰天生的刚强好胜，不甘心让别人看热闹，挖空心思想把日子过好，可一个女人有多大章程呢。有一天，她突然打起出嫁时家里唯一的陪嫁——那台金蝶缝纫机的主意，这可是妈妈留给她唯一的念想。

徐家位于小镇中心，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使刘若兰突发奇想，一个养家之道酝酿得日趋成熟。择吉日良辰，“若兰成衣铺”的幌子挂在大门外，从此刘若兰开始了没日没夜的劳碌。因为当姑娘时做衣服在十里八村就小有名气，她这个成衣铺一开张，大大小小的活计纷至沓来，不久徐家的日子又恢复了往日的红火。一次偶然机会，刘若兰结识了本乡中学校长，上千件的学生校服被她承揽下来，这是她做服装以来接的第一个大活。为了不失信于客户，她求亲靠友借了一些钱，跑西柳去五爱，进来了上乘的面料，又请来两个裁缝当帮手，加班加点，夜以继日，终于按时把一千套校服交到学校。刘若兰小本经营赚的是辛苦钱，当雪球越滚越大的过程中她发现，那些大庭广众下高谈阔论的官吏们其精神境界一点也不比老百姓高尚，有时甚至比那些街面上雁过拔毛的痞子更龌龊！

不管是辛苦也好，还是心酸也好，经过五年打拼，她的事业有了规模，经济实力也越发雄厚。至于有多少存款，外人谁能知道，反正在当地也算首屈一指的富户了。因为多年与客户交往，她的视野开阔了，路子渐渐宽了起来，一个无形的人际关系网越发根深蒂固。

刘若兰拽着丈夫没日没夜的忙，两个孩子也跟着饥一顿饱一顿，一家人的日常生活极不规律。为了不让孩子受太多的屈，为了能腾出更多的时间挣钱，刘若兰请了一个叫刘艳的小保姆，是她娘家一个远房侄女，才十七岁。当然这个保姆也不只是给看看家做做饭，有时候也跟着他们到学校量量尺寸发发校服什麽的。

在一个家庭里，通常情况下每一个成员的经济收入决定其在这个家庭里的地位。

刘若兰起早贪黑，终日忙碌奔波，为的是一个“钱”字；一个个饭局的应酬，你来我往，为的是一个“钱”字；一次次抛砖引玉、拉纲结网也不过是为了一个“钱”字。她梦寐以求做个强人，却忘记自己是个女人。刘若兰成了家长和霸主，吐个吐沫就是个钉，常因出口伤人导致家庭不睦。徐广成是有些毛病，但她否定一切，无视丈夫多年来默默无闻的付出，无视丈夫的存在，随心所欲，唯我独尊。甚至连一个女人对丈夫最起码的那点给予也被克扣，被忽略。在女人三十如狼四十如虎的岁月里，徐广成却很少品味到她的滋润。有时候是因为忙，有时候是因为累，多数时候是她对徐广成的故意刁难，徐广成一次次的请求被拒绝，男人对女人那种欲望被扼杀在饥渴难耐之中。刘若兰没有觉得自己做得过分，没有意识到后果的严重性，以为这是对一个不着调男人最好的惩罚与控制。她却忘了既然狗急了能跳墙，猫馋了同样会钓鱼的。

刘艳，虽还有些不谙世事，但作为一个久居徐家，对徐家内情略知一二的旁观者，常因姑父被肆虐而愤愤不平。明里暗里，时常劝说姑姑不要对姑父太苛刻，刘艳本来是好心，却时常被姑姑骂得狗血喷头。刘艳通情达理，常为姑父说几句公道话，这使徐广成感激万分。徐广成曾暗地跟刘艳说：“你姑姑如果能像你这样体谅我就好啦！”因为感激，他时不时挤出点零花钱偷偷塞给刘艳。渐渐地，刘艳对徐广成多了一份怜悯和同情，徐广成对刘艳多了一份感激涕零。刘艳和徐广成长时间零距离的接触加深了相互的了解，从起初的姑父侄女演变成了可信赖的好朋友。他们神交已久，心有灵犀，俨然是一对患难的望年之交。

一晃刘艳来徐家也有三四年时间了，从一个一掐一包水的少女出落成一个落落大方的黄花大姑娘，青春涌动，对异性充满了猜测与渴望；性欲长期得不到满足的徐广成，犹如久旱禾田，对身边这个多情的女子早已想入非非。既然他们感情已完全融为一体，不分你我，不在乎老少，不在乎得失，他们也就不在乎什麽伦理与道德了，冲动终于突破了两个人的最后防线。两千年春，刘若兰外出进货去了，得两三天才能回来，两堆干柴终于燃起熊熊烈火。那天，两个孩子上学刚走，刘艳和徐广成心照不宣的第一次搂在一起，一阵疯狂的亲吻，抚摸之后，两个人迫不及待地脱掉衣服，然后……　他们很快进入高[chao]，在男人局促的呼吸声中，刘艳娇滴滴满富磁性的呻吟跌荡起伏，尽情呼唤着异性变本加厉，她开始品味着作为女人的第一次幸福和快感。她醉了，他醉了，他们在曾是刘若兰品尝甜蜜，休养生息的温床上宣泄yu火，尽销魂魄，飘飘欲仙。刘若兰回来后竟毫无警觉，一切照旧。后来的外出量体裁衣，甚至是发货进货忙不过来时刘若兰依然派他们一同前往。一有这样的机会，他们就如出笼之鸟，在来往途中，在完成任务闲暇，搂搂抱抱，如胶似漆。在那个绛紫色的面包车里，在荒山野岭的草丛之中，或在阴翳避日的青纱帐下，他们尽享鱼水之欢。

徐广成不是没想过，一旦东窗事发，这个家就将四分五裂，他就将身败名裂。他不得不考虑该怎样收拾奸情败露后的残局，该怎样对付刘若兰，或者该采取什麽样的手段来息事宁人，或者……

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纸是包不住火的。同居一个屋檐之下，即使一个不经意的眉来眼去，一个侥幸的暗送秋波，都可能露出破绽。可刘若兰毕竟太忙，徐广成与刘艳的暧昧举动一次次躲过了她的视线，没有充分引起她的注意。一些迹象曾使她起过疑心，但她很快又否定了自己，她以为徐广成不敢，她以为刘艳也不敢。她认为，如果他们俩敢做出格的事，他们就会一败涂地，臭名远扬；他们就会因此而无地自容，身败名裂；他们丢不起这个脸。何况广成还有月月、阳阳这一双儿女，徐广成就算再怎么不着调，也不可能不考虑这些。刘若兰十分自信，可她的的确确错误估计了形势。

两千零一年五月节前夕，刘若兰开车去市里办事，本来计划一天才能回来，没想到几件事办得意想不到的顺利，中午与几位合作伙伴进完午餐后买了十几盒绿豆糕就赶往家里。趁着午后有点空给老爹送几盒，给公公送几盒，再让刘艳拿几盒回去，过节了吗，多少就是这麽点意思呗。刘若兰一边开着车一边盘算着。午后两点半钟刘若兰到了自家大门口，她把车停在大门外，从车里抱出几盒绿豆糕就进了院。当她撩开门帘，一脚门里一脚门外时，眼前的一幕使她惊呆了：徐广成正搂着刘艳躺在炕上，刘艳服饰散乱，衣衫不整地偎依在徐广成的怀里。他们似睡非睡，显得很疲倦的样子。见此情景，刘若兰“嗷”的一声窜到炕沿边上，扬起右手拼命地朝徐广成的脸煽去。两个人迷迷糊糊从陶醉中惊醒，匆忙萎缩到炕角。刘若兰窜到炕上朝刘艳奋力扑去，徐广成怎么能让自己的心肝宝贝吃亏，他使劲一扒拉，刘若兰向后趔趄几下就仰面朝天跌落炕下，摔倒在屋地上。刘若兰气急败坏，再次反扑，接下来又是一阵拼命地厮打，刘艳在徐广成的呵护下毫发无损。刘艳无所畏惧，她反客为主，大声说道：“大姑，你消消气。既然已经撕破脸皮了，咱们就好好说说吧。我跟我大姑父好也不是一天半天了，你说咋办吧！”刘若兰该气死了，哪里有功夫听她这些，想冲上去狠狠削这个小老婆一顿，但她已筋疲力尽，眼前突然一黑就栽倒在地上。刘艳没有逃避，也没有丝毫恐惧，好像她只是个旁观者似的。当刘若兰苏醒过来时刘艳正坐在她身边给她喂水，刘若兰有气无力地睁开眼睛看看她，顿时嚎啕大哭起来……

在这个家里，刘若兰就是天，但这个天塌了，从此厄运降临到刘若兰的头上。想回娘家去找那个远方哥哥评理又怕节外生枝；想跟父亲诉诉苦，让老爹给出个主意又怕后妈去四处张扬，幸灾乐祸；想到徐家告状，唯一明理知事的公爹重病在身，早已失去了往日的威严；真是山穷水尽，走投无路了。客户接二连三催货，刘若兰没有心思去打理，只好一推再推。徐广成呆在家里，若无其事；刘艳照常不误地做饭，打扫卫生，俨然成了这个家的主妇；活计做完就一头扎进徐广成的怀里，其气势不亚于传说中阿拉伯人养的那只骆驼；刘若兰感到形势岌岌可危却又无计可施。

几天后，刘若兰终于耗不下去了，她强忍怒火开始跟刘艳谈判：“艳，你在我家这几年没少挨累，我知道。但是拍拍你良心，我亏待过你吗？工资没少给你开一分，平时还给你零花钱，给你做衣服，大姑哪点对不起你呀？你做出这样让我伤心的事。我脾气是不好，是骂过你几回，总以为你是我侄女，不是觉着仗义吗。我不是看不上你大姑父，他拿钱不当钱，大手大脚惯了。现在挣点钱多不容易，我约束他有错吗？再说了，你还不到二十，一朵花刚开，要找也得找个跟自己岁数差不多的。你这样做多亏呀，你图他个啥？你不怕别人笑话吗？你还让我和你爸在村子里抬头吧？”刘艳开口了，她说：“要不是你太霸道，对大姑父太狠，我也陷不进来。既然都这样了，我也豁出去了，啥磕碜不磕碜的。如果他敢说不要我，我就死在你家！”刘若兰想了想说：“艳，你还小，可别做傻事。我给你三万元钱，就算对你的补偿，自己做点事去吧。”“我不要！我也不走！”她突然大声喊起来。刘若兰磨了半天嘴皮子，人家刘艳一点盐精没入，谈判就这样告一段落了。

刘若兰想不惜一切代价把刘艳逐出这个家门，想为两个孩子留住父亲，想让这个她付出太多艰辛的家完整地保持下去。她将再一次与刘艳谈判，如果刘艳不答应，她将采取强硬措施，过节之前必须了断这个令她寝食难安，憋气窝火，丢人现眼的闹心事。

五月初四午后，天越阴越沉，好像得了一场大病似的刘若兰郁闷极了。月月问：“妈，这几天你咋的啦？是不是有病啦？还是跟我爸生气啦？”本来还想瞒下去，可孩子这一问刘若兰挺不住了，她突然抱着月月痛哭起来。痛定思痛，刘若兰擦擦眼泪说：“月月，妈也不想再瞒你了，正好阳阳你们俩都在家，你把你表姐招呼过来，我有话跟她说。”很快，刘艳进屋来一屁股坐在沙发上，若无其事地问：“大姑，啥事啊，你说吧。”刘若兰看见她就气不打一处来，但为了解决问题，她还是强忍着说：“刘艳，你岁数小，不懂事，大姑不怪你。事情已经就这样了，明天过节了，我说话算数，给你三万块钱，你回去再也不用来了。”“你说啥？你想撵我走？我就不走！我也不要钱！”刘艳大声喊着，生怕外人听不见似的。刘若兰再也忍无可忍，上去就跟刘艳支巴起来。她一边往外推一边臭骂：“你个小b*子！我让你不要脸！我让你耍赖！滚！滚！！滚！！！”刘若兰像疯子一样开始拼命了。阳阳吓得哇哇哭起来，倒是月月喊着：“表姐，你快走吧！你别惹我妈生气了！”一对情敌，一个是姑姑，一个是侄女；两个女人，一个往外推，一个往里挣，互相厮打在一起，在窄窄巴巴的屋里滚起屎蛋来。这时徐广成窜进来，他本想把两个人拽开，但实在已经到了难解难分的程度。他狠了狠牙，照着刘若兰屁股就是一脚，这是刘若兰自结婚以来分享到徐广成的第一脚，也是最后一脚。徐广成这一脚踢得太重了，他把多年的积怨全都凝聚在那只大脚一屈一伸的刹那，只听“妈呀”一声，刘若兰趔趄两下，就栽倒在地上。这下子月月可急眼了，哭着窜上去使劲咬住了徐广成大腿，把个徐广成疼得“诶呀！诶呀！”直叫唤。徐广成哪里还管是老婆女儿，一下子把月月打翻在地，然后拽着刘艳就进了西屋。刘若兰娘仨在东屋哭作一团，还没等醒过神来，徐广成一手拎着提包一手拽着刘艳从屋里出来朝外屋门奔去。阳阳一看不好，跑过去就抱住徐广臣的大腿哭着喊到：“爸爸，你别走！你别走！你别走！”徐广成挣脱了儿子，在老婆、女儿、儿子乱作一团的哭声中拽着刘艳奔出大门外，消失在蒙蒙的细雨之中。

若干年后，提起那段伤心的往事，刘若兰说：“如果不是我逼得太紧，广成也许不会离家出走。”

刘若兰娘仨熬过凄惨的黑夜，迎来了孤苦的天明。她以为徐广成不会狠心扔下他们娘仨就这麽一走了之，过不了三五天就会回来。

过节了，还有孩子呢，怎么也得买几斤肉吧。她掏了掏衣兜，仅掏出十几元钱来。因为发出去的服装款还没打回来，大部分钱又都压在库存的布料上，手里实在没有零用钱了。“给那小b*子的钱就算省下了，省着干啥，支出点来花吧！”她心里想，“干脆，我就拉着两个孩子去县里过节得啦！顺便到银行支点钱出来。”刘若兰从柜里翻出银行卡娘仨就上了车，刘若兰边开车边跟孩子说：“没事，用不了几天你爸就回来了。”

刘若兰带着两个孩子很快到了市里，她把车停在银行门口，告诉两个孩子在车里等着，她走进了银行营业室。当她把银行卡插进atm机时，她傻了，卡里仅仅还有一百元钱。她去营业室一查才知道，卡里的十八万元钱已经在两天前被徐广成提走了。看来徐广成这是不能回来了，这才是鸡飞蛋打，人财两空了呢！刘若兰的心彻底凉了，她一下子瘫软在营业室的柜台下。

没到半年功夫，四十二岁的刘若兰原来那一头飘飘的披肩黑发向霜染了一样，全变白了，白得竟然连一点杂质也没有。刘若兰这个悔呀！悔不该自己太粗心，悔不该太拿广成不当回事，悔不该引狼入室……　可这个世界上哪有卖后悔药的呀！刘若兰一边漫不经心的打理着服装生意，一边四处打听徐广成的下落，奔波劳碌一天后一个人孤苦伶仃地躺在炕上，没人疼，没人爱。就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徐广成却一直音信渺茫。

两千零四年夏，刘若兰向凌水市法院提出离婚诉讼。经调查取证，三个月后凌水市法院做出缺席判决，解除了刘若兰与徐广成早已名存实亡的婚姻关系。

惨痛的婚姻失败似乎让刘若兰重新认识了这个世界，重新认识了自己，但她的认识是偏激的，扭曲的。她并没有彻底反省自己，“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徐广成、刘艳成了她心中永远挥之不去的阴影，永远的条件反射。从此，她怀疑一切，不相信任何人，心理出现极大障碍。她总觉得别人瞧不起她，总觉得有人指着她的脊梁骨骂她是弃妇，自卑感时时笼罩在她的心头。客观的说，为了两个孩子，为了辛苦经营起来的服装生意，她不辞辛苦，矢志不渝，这是很值得称谓的。为了孩子接受更好的教育，为了方便经营自己的服装生意，更为了尽早离开那个令她伤心的地方，两千零二年春刘若兰搬到凌水市里。在外人面前忍泪装欢，慷慨大度；对自己苛刻之至，节衣缩食；她承受着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她唯一的信念就是尽快恢复、壮大自己的经济实力。

两千零六年秋，凌水市教育局向社会公开招标四家子中学餐厅经营承包权，刘若兰向凌水市教育局投标，以三十万元中标，承包了四家子中学餐厅，开始了艰难的经营之路。学校餐厅承包给个人经营本身就是个错误，是对学生身心健康极端不负责任的行为。教育局为了缓解新建校舍资金缺口过大造成的经济危机，把学生餐厅发包给个人经营，实质上就是把危机直接转嫁给了承包人，间接强加给了无辜的学生。承包人沉浸于中标喜庆的同时，一种潜在的危机正如影随形靠近了他们，他们却全然不知。况且经营餐厅对刘若兰来说绝对是个外行，对新环境下扯耳朵腮动的人际关系以及潜在的利益冲突一无所知，从签完承包合同那一刻起她就落入了一个无形而且巨大的陷阱，不知不觉中树起了许多敌人。

刘若兰每个月给学校的上缴利润，电费、工人工资以及名目繁多的检查费都要从学生缴纳的伙食费中支出，她要把三十万元投标款挣回来，不得不精打细算，抠抠搜搜，用某些人的话说就叫不开面。她不买学校领导的帐，她认为四家子中学餐厅是她从教育局公开招标中来的。她不买四家子中学老师的帐，她认为没有必要跟这些人低三下四。而在众多人眼里，她就是一块肥肉，是一碟子大酱，谁都想咬一口，戳一筷子。咬不着，戳不着，就骂骂咧咧，意见哄哄，在背地里下绊子。在四家子这个生吧虎眼的地方，她一个外来人，而且还是个女人，这头三脚能踢出去吗？餐厅运行伊始，方方面面的矛盾很快显现出来，她很快成了众矢之的。第一学期短短四个月时间里，她家的狗咬了学生赔款五千元；某教师故意拖延不给自己在九年级就读的儿子交伙食费，她在催要伙食费时与该老师发生冲突被讹诈三千元；某老师就餐时菜盘里无故出现烟蒂她被折腾个发昏；她在校外养的几头快出栏的生猪接连被毒死；硕鼠盗走她的粮食，馋猫又要侵袭她的躯体。她管理经营上漏洞频出，主食品种单一，副食标准过低，这些也必然贻人口实。她，被攻击，被唾骂，被侮辱，被陷害，“大寡妇”的骂名不绝于耳。在不知内情人眼里，她成了十恶不赦的罪人。她，被搞得焦头烂额，心惊肉跳，惶惶不可终日，她投标时做梦也不会想到承包个餐厅竟然这么难。

她怎么会知道，就在这所学校新校舍落成之前，校长把餐厅许给了后勤主任，把商店许给了教导主任，至于利益怎样分割，神仙也不会知道。当刘若兰猝不及防的把三十万元现金摔在教育局招标现场，尘埃落地，一锤子定音的时候，她为后来几年的艰辛埋下了深刻的伏笔。

后勤主任是她当然的顶头上司，即使没有任何牵绊，答对不好想一帆风顺做下去也是不可能的，更何况早已是“未成曲调先有情”了呢。也没见那上司下作之至，见到餐厅里什麽都是好的，冰柜里有肘子、烧鸡什麽的，那是必须瓜分的，就连几角钱一斤的酱油也要分享一些，更不用说大米、白面了。久而久之，刘若兰烦了，但又不敢得罪于他，只好一味地忍让、迁就着，上司越发得寸进尺起来。

刘若兰虽已是快五十岁的人了，只要是稍加修饰，把那一头白发染成橘红色，魅力不减，风韵犹存，简直是大都市女人的气质风格，这免不了让上司垂涎三尺。一次夜深，刘若兰从餐厅二楼下楼，漆黑的楼道里一个高大的黑影挡住她的去路，刘若兰声嘶力竭的喊：“谁！快来人啊——”后勤主任见餐厅工人都从寝室跑出来，支吾几句灰溜溜离开了餐厅。就在这之前不长时间里，刘若兰曾收到她的顶头上司发的二百余条骚扰短信，语言龌龊，常人难于启齿。其中一条短信上说：“你别觉得校长得意你，我没长你那物件，我要是长了，比你会来事！”刘若兰无可奈何，欲哭无泪，欲罢不能。

收伙食费是最令校长头疼的事，虽然餐厅承包给了个人，可人家毕竟每个月交给学校六千元钱上缴利润呢，何况合同上还明确写着：“乙方承包经营，甲方协助管理”的条款呢，学校协助餐厅收缴伙食费是理所应当的。可每逢收伙食费总有为数不少的学生拖着不交，总想占些便宜，他们就去找后勤主任，说几天几天没在餐厅吃饭了，主任明知不是那么回事，却迷着心眼子迎合着学生。有一次他竟然领着二十五个学生去找刘若兰，刘若兰明知其中有诈，可也没办法，只好被强行按每人二十五元退钱，一下子就退出六百多元钱，刘若兰这个苦哇，简直就像哑巴吃黄连一样。

校长因餐厅的烂摊子背了许多黑锅，流言蜚语使这个一向敢杀敢砍的领导者也变得缩手缩脚起来，有时连树叶落下来都怕砸脑袋；后勤主任因没得到餐厅的承包权而居心叵测不作为，餐厅秩序异常混乱。教师每顿午饭两元钱随便吃，许多家住市里通勤的教师早晨在家吃不上饭，午饭一顿顶两顿吃，还吹胡子瞪眼，鸡蛋里找骨头。有这样的老师做榜样，再加上别有用心的人背地怂恿，一些学生更是有恃无恐，扣饭扣菜时有发生。雪白的大碱馒头时常被学生当蓝球撇当足球踢，餐厅地面半拉忽快的满头随处可见。更有甚者将馒头偷出餐厅，扔在厕所里，宿舍楼道里或者扔在操场上。有一天，午后学校突然接到七八年级学生放假的通知，而后勤主任没有及时通知餐厅，餐厅依然做了全数的饭菜。七八年级近二百名住宿生离校了，晚饭时只有九年级三百多学生用餐，可餐厅做的五百人的饭菜被三百人吃个精光，有几个学生还吵吵没吃饱。幸亏副校长及时赶到，否则刘若兰还真不知怎么收场呢。

零八年三月末，刘若兰与后勤主任的矛盾升级到了白热化。

一天午后，一辆盘锦送大米的车来了，因为司机是第一次来，不知学校的规矩，把车开到了餐厅前彩砖铺的甬路上，彩砖被压碎了五六米远。报愁的机会来了！后勤主任给门卫下了“坚决不许放行”的死命令。大米卸完了，卡车被长长的伸缩门堵住了去路。刘若兰找校长校长避而不见，找主任主任一口八个不行。刘若兰说：“你放车走，压坏的路面我修还不行吗！车还要跑几百里路呢。”“你不是不服吗，这回我就好好扎古扎古你！”主任阴阳怪气地说。眼看天快黑了，刘若兰急眼了，她冲到门卫，强行打开学校大门。她死死拖住门卫，送货车才得以逃脱。

在教育局重压之下，清明节前一天校长不得不把餐厅管理权移交给舍务部负责人。与其说是负责人，倒不如说是一位德高望重、办事公道、责任心极强的老教师。他接手后大刀阔斧整顿餐厅秩序，扭转了餐厅动荡不安的局面。校长取缔了后勤主任对餐厅的管理权，这引起了后勤主任以及领导班子一些成员的极为不满，一时间谣言四起，不胫而走。什麽“板娘给校长送了四万元钱啦；什麽校长买个车，拉着情妇满街跑啦；什麽学生吃的都是陈化粮啦等等。”这些污辱不实之词还被发到了贴吧上。其实校长过了四五年后还没能买上车，校长也成了哑巴吃黄连有苦没处诉的主了。

一个单身女人承载着本不该承载的压力，她感到空前无助。她想：“自己要是有个丈夫做主心骨，遇事出出主意，灾难也不至于接踵而至，污言秽语也不至于满天飞。”她迫不及待的寻觅到一个意中人，一个很精明能干的帮手——老杨。老杨白日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全心全意帮她经营餐厅，打点里外；晚上与她同榻而居，给她温存抚慰。餐厅经营渐渐好转，刘若兰佩服老杨之余却没能珍惜来之不易的局面。她依然不承认自己头发长见识短，听不进老杨逆耳忠言，依然刚愎自用，我行我素。尤其是她那张得理不饶人的嘴，不是原配夫妻，谁会忍受她的霸道！随着一个学期的结束，刘若兰与老杨的一段新生活画上了句号，这一别给刘若兰留下了太多的惋惜与不舍。后来刘若兰曾多次或间接或直接，或直白或婉转地邀请老杨打道回府，都被老杨婉言谢绝。

两千零九年，月月大学已经毕业，阳阳也上了高中，刘若兰的负担日益见轻。就在这个时候，销声匿迹八年之久的徐广成回来了。他可能是走投无路，在外边混不下去了的缘故，不得不舔着个厚脸皮从辽东重返故里。据说徐广成是被刘艳炒了鱿鱼，彻底变成一个穷光蛋了。一时间徐家动用了一切可以利用的关系与刘若兰取得联系，上门说情，争取给徐广成一个复婚的机会。刘若兰岂能忘记昔日的伤痛；她岂能忘记，徐广成卷尽家里积蓄出走后，家里极为艰难黑暗落寞之时，徐家那麽多人竟无人问津；她没能答应徐家这个荒唐无耻的请求。徐广成几次来到学校大门外蹲坑守候，刘若兰拒而不见。徐家又搬动刘若兰的姐姐、妹妹从四面八方聚来折磨刘若兰，刘若兰依然没答应。徐家最后把砝码压在了月月、阳阳两个孩子身上。很快，两个孩子就开始给他们这个含辛茹苦的母亲施加压力，软磨硬泡，恩威并施，刘若兰被推到了风口浪尖。身处两难之地，不得已而为之，刘若兰妥协了。但她不是没有条件：一，徐广成必须是以一个工人身份进入餐厅，与工人们同吃同住同劳动，每月二十天付给八百元工资；二，假日不许留宿餐厅，不许进入刘家楼房；三，考验期半年，如果不产生反感，可以考虑复婚。如果改变不了原来印象，产生不了好感，半年期满徐广成即被辞退。徐广成就这样成了刘若兰手下一名工人，每日起早贪黑，勤勤恳恳，用他自己的话说，只要刘若兰肯接受他，他就是给刘若兰当牛做马也甘心情愿。所以他一旦得到机会肯定会尽可能在刘若兰面前好好表现，以求宽大处理，早日转正。

刘若兰不是不想重温旧梦，她从心理极力归劝自己，努力改变自己对徐广成的看法，毕竟徐广成是两个孩子的亲生父亲。可她每当看到徐广成，就想起那个淫雨霏霏的下午，徐广成拽着刘艳奔向大门外，阳阳抱着他大腿哇哇哭的一幕；每当想起那一幕，她就潸然泪下；每当潸然泪下，她就否定了一切。

转眼寒假到了，放假那天刘若兰把工人们打发走之后把徐广成招呼过来，她掏出三千元钱说：“广成，这是你三个半月的工资，收下吧。关于复婚的事就不用想了，各走各的吧。开学你也就不用来了。”刘若兰说这话时心里很不好受，毕竟是一日夫妻百日恩吗！但破镜是不能重圆的，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

一零年，月月要结婚了，按着约定俗成的规矩，婚礼上男女双方的父母都是要到场的。为了不让月月伤心，刘若兰与子女、亲友达成共识，允许了徐广成参加女儿的婚礼。“五.一”那天，徐广成、刘若兰并肩走上了女儿的婚姻殿堂。不管是掩人耳目也好，还是虚情假意也好，表面上绝对是一番没有任何破绽、其乐融融的景象。婚礼结束后，徐广成在亲友们附和声中回到了刘若兰家里，他是想借此机会留下来，刘若兰并没有答应，没几天他就被哄将出去。

一个周一的晚上，餐厅工人们忙乎完活计都到台阶上乘凉，聊天日淡。不知谁说了句话触及了刘若兰的痛处，她突然趴在台阶上呜呜哭起来。人们你一句我一句做开了她的思想工作，这才知道是女儿跟婆婆生气回家了，姑爷儿去接女儿回家时说茬了，姑爷儿竟当着她的面把暖壶摔了。她说：“家里要是有个老爷们，他说什麽也不敢，这不明着就是欺负我家没人吗！”人们劝着，“哪能呢，哪有姑爷欺负老丈母娘的。你这么有钱，他给你溜须还溜不过来呢，你竟瞎寻思呢。”人们一阵七嘴八舌之后，刘若兰渐渐恢复了平静。不巧，第二天切菜时她去推电闸，电闸漏电把她打个跟头，右臂被电得立刻肿起来，她那个哭哇！又后怕又伤心，一连串的不痛快把她哭成了泪人。

不久，她结婚了，与她的第三任丈夫，又是一个非常精明能干的人。

凌水市教育局同时向社会招标了几所学校餐厅，其他几个承包人为什么能与学校领导和教师们和平共处，而刘若兰却是步履维艰呢？其原因不外乎两点：其一、刘若兰总以为她是面对教育局承包的餐厅，不买学校领导、老师的帐。她这种不合时宜的思想意识导致了一个个决策的失误，使之与一个庞大群体关系日趋紧张；其二、她舍不得牺牲自己的经济利益与学校领导、老师建立一种互为利用的人际关系以至于造成后来墙倒众人推的残局。四家子中学自从迁入新校址，也就是刘若兰承包学校餐厅以来，学生伙食费的计算都是学校控制着。一直按着每周学生用餐天数乘以四周乘以每日伙食费标准减去周一早饭与周五晚饭之和的四倍进行计算收缴，这样做是合理的，刘若兰也认可。而其他学校按天算，周一早饭周五晚饭学生虽然没吃也照常收费，这样一来每个学生每月多交了二十四元钱。假设一所学校有五百名住宿生，每月在毫无成本的情况下就多收入了一万二千元，每学年以九个月计算，可多收入十万零八千元。如果承包人拿出一半的数额去打点领导、普惠老师，施舍学生，那将是其乐融融，皆大欢喜了。刘若兰没有得到这笔昧心钱，让她从辛苦赚来的利润中拿出一部分钱去犒赏三军无论如何她也做不到，所以焦灼僵化的势态一直没有得到缓解。

刘若兰中标后与四家子中学签了十年合同交了五年的钱，学校中层干部及普通教师根本不知道来龙去脉，直到一零年暑假开学学校新建了一个小餐厅，教师从学生餐厅分离出去才真相大白。暑假期间，校长多次与刘若兰交涉，要她撤出，至于她投资置办的各种器具，校长的意思是给她折旧计算。因为学校暂时没能力支付现金，打欠条刘若兰又不答应，就这样拖到了开学，餐厅依旧由刘若兰经营。刘若兰知道自己举步维艰的处境，又舍不得放弃，主观上做了很大努力，想尽量挽回一些负面影响，但的的确确已经到了积重难返的地步。好在教师用餐已经分离出去，给她减少了很大的压力。凭心而论，在校方监督下，学生的饭菜质量的确有了很大改进和提高。随着大量出租车接送学生这一营生的兴起，大批原来住宿的七八年级学生退了宿，加之九年级学额锐减，住宿生数量大幅度下降，这直接影响了餐厅的经济收入，有时甚至出现了入不敷出的现象。好在刘若兰实力雄厚，经营的商店又效益可观，她拆东墙补西墙维持着餐厅正常运转。

转眼到了二零一二年秋季开学，学校通知住宿生每人交二百元伙食费，开学第一天学生忙于入班，办住宿，没有人过问为什么伙食费交二百元钱，二百元的数额与往日的伙食费计算方式是不相吻合的。后来才知道，领导班子在下达通知前只查了九月份学生用餐天数，没减除每个周一早饭周五晚饭的钱数，造成了通知失误，而刘若兰捡了便宜却不知内情，或者说捡着便宜卖着乖。九月末的一个午后，也就是公示十月份伙食费前夕，刘若兰到校长室要求调整伙食费，被校长训斥了一顿。最后校长说：“九月份伙食费按天跑了，以后就都按天算吧。”也许是刘若兰没听明白怎么回事，只觉得自己合理的请示没有被答复，离开校长室后站在楼下痛哭了一场。

其实这样一来，就等于每个学生每天涨了一元二角钱伙食费，但这伙食费涨得名不正言不顺，因为校方没有向学生明确公示。从此学生把这个仇记在了刘若兰的头上，收缴十月份伙食费时有半数以上的住宿生拒交，场面十分尴尬。也就是从收缴十月份伙食费开始，学生就餐秩序开始混乱起来，扣饭扣菜，挑眼摸刺，调皮闹事的学生层出不穷，就连十三四岁的小女生也敢于出口不逊，敢于把馒头随便扔到地上，令刘若兰叫苦不迭。

学生暗中与刘若兰叫劲，摁下个葫芦上来个瓢，剧烈的矛盾随时都可能一触即发。在这千钧一发，迫在眉睫之际，刘若兰没有认识到势态的严重性，没有采取相应的预警措施，却忙着在市里建起一个服装厂，胆子大得有时两三天不照餐厅的面。学校代管餐厅工作的舍务部主任看在眼里，急在心上，多次警告刘若兰，刘若兰全然当成了耳旁风。十一月二十三日，那是个星期五的早晨，舍务部代管餐厅的老陆赶到餐厅时发现刘若兰依然不在，一个学生餐桌下面及周围布满了核桃大小的馒头碎屑，这时用餐的学生大部分已经离开了餐厅，他没再追究。午饭开饭时老陆赶到餐厅追查早饭扔馒头的学生，这时刘若兰也从市里赶了回来，主任简单叙述了早晨的情况后开始到餐桌追查学生，查证后对该八年级女学生进行了教育并宣布了给该生减零点五分的处罚决定。这时那学生哭哭啼啼跟在老陆身后认错，刘若兰也追出餐厅替学生说情，老陆心里很不是滋味，把学生违纪处罚通知单交到政教处连饭也没吃就离开了学校。

老陆很清楚，连一个八年级小女生都敢如此不珍惜粮食，迷着心眼子祸害人，如果九年级学生再闹起来，后果将不可收拾，所以减分也不过是杀一儆百而已。谁知到刘若兰却追到政教处死活不让给那个学生减分，她认为给学生减分餐厅也得不到什麽，如果班主任把学生撵出学校，她就将少收一个学生的伙食费。刘若兰说：“扔两个馒头才多少钱，少了一个住宿生少收入多少钱啊。”周一上班，老陆得知那分还没扣，越想越憋闷，他想：“我这是图个啥，管理餐厅又不是我的本职工作，这麽多年我顶着压力，名誉上是为了学校工作，实际维护的是刘若兰的利益，到头来这不是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够人大伯子背兄弟媳妇费力不讨好吗。”他到校长室就跟校长说：“校长，不是我不给你面子，餐厅的事我没法管了，你还是另选高人吧！”然后他就把事情的来龙去脉一五一十的跟校长叙述了一遍。校长一听也气得不行，当即把刘若兰传到校长室，自然是一顿大发雷霆。“既然你自己能管那你就自己管吧，十二月份伙食费你自己收吧！你赚钱学校跟着不省心，人家老陆图个啥，你不但不领情还来左右政教处，你挺了不起啊！”说完校长就给政教主任电话指示：“立即把八年级祸害饭那个学生的分扣掉！”谁知人家刘若兰根本就没把这事放在心上，还以为老陆是小题大做呢。校长冲着刘若兰说：“你把老陆惹了，你自己想法吧！这可不是我校长对不起老陆……”刘若兰试图两句好话收买人心，让老陆消气，老陆并没有答应继续协助她管理餐厅。老陆叹了一口气说：“咳！啥也不说了，我有多少委屈我认了。我不是不给校长面子，也不是不给你面子，宿舍这边也挺不好管的，我实在没有多余的精力帮你了。我有一种不好的预感，你好自为之吧。”他又说：“你放心，我虽然不参与餐厅管理，但我对学校对餐厅还是有感情的，我绝不会做出伤害感情的事。”老陆说完下楼去了宿舍。

说实话，老陆虽然气头上说不管餐厅了，但他还是放心不下，因为在这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敏感地带随时都可能爆发一场不可预知的灾难。所以，就餐厅的管理问题，二十八日上午他跟校长交谈了很长时间。校长说：“你不管谁能管得了哇!她还得找你，教训教训她可以，该帮她还得帮她，帮她就是帮学校吗。”

这天夜里，也就是在隔一天又要公布十二月份伙食费前夕，老陆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

这天晚上熄灯不到半小时，还没到开厕所时间，就有十来个人跑到水房子上厕所，值班领导崔主任听见楼道乱哄哄的就出来询问，二楼在水房子里面等着上厕所的几个女生都说肚子疼，还有两个蹲在地上吐。他到一楼一看比二楼还糟，十几个男生在楼道来回乱窜，乱作一团。这种现状立刻使他警觉起来，虽然不排除有人在起哄，但也不排除确实有学生真的病了，因为近一段时间因天气异常寒冷学生感冒时有发生。当他听说几个学生坏肚子时感觉形势不妙，立刻让舍务老师打开一二楼水房内的四个厕所。崔主任转念一想，不会是食物中毒吧，他立刻给校长打电话汇报，校长连夜打车从市里赶到学校。二十名学生立即被送到镇医院，值班大夫一看这麽多学生半夜三更来看病肯定是出事了，因为只他一个人值班，人手太少，他又怕担责任，就说检查不了。无奈之下，校长让两个老师到药店买了些氟哌酸给学生服下，决定立刻打车把这些学生送到市医院。

如果是食物中毒，刘若兰肯定脱不了干系，校长派人到餐厅楼下招呼几次也没人答应，他拨通了刘若兰的电话大声说：“学生出事了，连拉带吐，肯定是食物中毒！”校长在电话中听到有许多人在说话，还有机器声，就问：“你在哪儿呢！”“我在车间呢。”刘若兰回答，校长并不知道她在市里又开个服装厂，一听就来气了，大声喊道：“都管说人家老陆不管你了，人家早看透了，再管下去非跟你栽进去不可！啥也别说了，你赶快带着钱去市医院门口等着，学生马上就到！”

大夫们给学生做了各项检查后，立即输了液，这时已经到了后半夜。经医院对学生肝功、尿样检查，并未发现异常，守在病房一夜没合眼的校长、主任、老师这才把一颗颗悬着的心放下来。第二天早晨，有六七个个学生住院继续观察，其余十几个学生平安无事回了学校。好事不出名，坏事传千里，令人莫名其妙的是第二天一大早晨市县两级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卫生防疫部门、食品卫生监督部门接到举报都赶到了四家子中学，食品监督和防疫站提走了头一天晚上学生用餐样本并立即送往沈阳权威部门检验。

刘若兰懵了，她不知问题出在哪里，她怀疑可能是学生吃的土豆出了问题。她肠子都该悔青了，她焦虑的等待着检测结果的最后宣判，她做着最坏的打算。她不敢再离开餐厅半步，只能派一双儿女日夜守候在医院，受尽了刁难和非礼。学生在家长的陪护下有恃无恐，身体虽已安然无恙，却迟迟不肯出院，不外乎就是想多遭她几个钱，想多要一些陪护费、误工费之类。在检测结果尚未返回之前的几天里，刘若兰就已经支付了六万元的医药费以及三万元罚款。

令人费解：如果饭菜有问题，几百人吃饭怎么就十几个人中毒？

一周之后，省里的食品检测结果出来了，学生所用食品各项安全指标均不超标，这也就是说学生中毒与饭菜毫无关系。

那么，问题出在哪里？谁也不知到，也许这将永远是个迷了。

刘若兰差点蒙受不白之冤，她所蒙受的经济损失以及餐厅设备投资得到了相关部门全额补偿，她明智地撤出了四家子中学。四家子中学餐厅迅速转制由学校自己经营，学生伙食立即得到改善，困扰学校多年的老大难问题终于画上了句号。

一场“人命关天”的闹剧，各得其所；一举多得的结果令人叫绝，妙！妙！！妙！！！

偌大的餐厅里，东南一隅的屋中屋不见了，那个曾蜷缩在这里的女人解脱了！

2013-1-11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