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99年本科生扩招以来，大学生就像单细胞分裂一样不可遏制地膨胀，大学生失业率飙升不断充斥着大众的眼球。且不论教育质量如何，物不再“稀”难免“贵”不出底气来。大学生一下子从抢不到手的“香饽饽”泛滥成“灾”，现在连个五星级酒店服务员都得是本科出身。我就不明白了，你点个菜谱还就非得用上学了微积分和线性代数的本科生了么？！你家白菜吃的是营养、服务、排场，难道吃的还是知识、素质？！知识、素质这些东西是你吃了就能补得么？

德克斯特?罗伯特在《商业周刊》撰文指出，中国2013年超过25%的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这其中包括为了拿到毕业证不得不签署《就业协议书》、无奈“被就业”的同学，当然也包括凭着中华民族庞大的“裙带”关系、高高兴兴坐上“就业直通车”的幸运儿，我们且不论数据的真实性，照数字来看，今年毕业的学生中每四个就有一个失业，每个寝室就有一个待业。而现在，研究生也开始扩招了，我们实在不敢断言未来会怎样。

不论如何，就业始终是一个民生问题，而大学生就业更是一个十分典型的问题！我们含辛茹苦地用最富饶的土壤、花大笔大笔纳税人的钱培养祖国的花朵长大，却又要将他们连根拔起，弃之不顾。这无论在社会、家长、大学生本人都是残酷而不得已的事！

而失业，难道是当代才有么？中国本土才有？

荆楚日暮，难度乌篷。屈原能做九歌、离骚而楚怀王不用，遂流放，郢都城破后抱石投江　。

李广马上功夫赫赫有名，可惜不是生在楚汉相争的时候，汉初对匈奴求和，他有才而无用武之地，武帝时候终于大规模开战，他又多次迷路延误军机，始终不得封侯。　

唐代的时候李贺号称鬼才，可惜科举的时候却因为以父名晋肃，不肯举进士，出不了仕，当不了官早早地就死了　。

田园居士陶渊明更是“不为五斗米折腰”，辞官归田，种起了时令田蔬，照他　“采菊东南下，悠然见南山”的诗句，看着还惬意。至于此中“真意”，只怕只有他本人方能体会了。

而失业率在这样一个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国家也是有的，它是社会发展、信息不对称、结构不平衡的客观存在的结果。自古以来就有“冯唐易老、李广难封”之说，指的是汉朝冯唐身历三朝,年轻时遇到文帝喜欢老成持重的，不赏识他，年稍长而景帝又喜欢年轻的，到武帝时,举为贤良,但年事已高不能为官　。于是为了顾上那张薄面，古往今来多少人就开始找借口了。咦，还真巧，居然都找的同一个借口——认为自己是千里马，怪只怪伯乐不常有。时事不顺、命途多舛，人才市场职位供不应求，所以才导致了无数人“怀才不遇”的悲惨命运。世界各地连番交替、轮流播放着现实版的《悲惨世界》，连陶潜如此文艺好青年也找不着饭碗了！

别说，高考填志愿那会儿我还真是这么认为的，然而“一个巴掌拍不响”，我们当代大学生是否也该反思一下呢？究竟是我们“怀才不遇”,还是从学校到社会过渡的“水土不服”呢？！

社会上关于应试教育培养与社会结构需求、“通才”与“专才”、培养目的与方式众说纷纭。然而，无论当代讨论如何炙热，享受当下教育的人当下都在社会的基层奋斗，等到四五十年后他们走向了社会结构链的中上层，不断积累社会资源能选择社会前进方向的时候，我们方能看出当下教育的恰当与否。如果恰当，自然万福。如若不当，只能由后代来为他们的失策埋单。

讲了这么多，想说的只是，怀才不遇似乎是中国自古以来许多读书人共同的“命运”，不是怀才不遇，就是遇而也不得志。这真的仅仅是没有伯乐吗？仅仅是“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吗？还是另有其因呢？

事实上，不论是才华横溢的领导，还是碌碌无为的领导，对于人才的需求都是必然的。才华横溢者惜才爱才，必能用才；碌碌无为者自己无才，必须用才。这里面就有几个很值得商榷的读书人自己的问题。

一个关键的问题是，有才的人是否与领导气质相符，是否和他是一类的人的问题。“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是亘古不变的道理。一些人之所以没有得到重用，一些所谓的有才人成为闲人，根本的原因多在于他们不知领导的口味，不懂领导的心思，不是和领导一类的人，或没有成为领导想要的人。古之怀才不遇的人大多是如此，不是一副臭脾气，就是一身臭毛病，不是自我清高，就是恃才傲物，瞧不起人，还想让别人用他，岂不是自相矛盾？他们瞧不起领导，瞧不起周围的人，甚至和他利益最直接的人，在他们眼里，唯我独尊，唯我独大。这样的人，就算遇到一个人英明大度的领导，一个能够容忍他，用他的领导，把他放到一个重要位置，加以重用。他也走不远。为什么？因为他自以为和谁都不是一类的，和谁都走不到一起，那又有谁会和他走到一起，他瞧不起别人，别人难道会瞧得起他吗？别人难道会乖乖听他的领导吗？唯使些见不得人的阴招把他收拾了为快。所以，这种人要么是穷困潦倒一生，要么是被别人收拾了，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这其中的例子很多，李白是一例，遇到了较为开明的唐玄宗，虽有重用，但终不能适应周围的环境，终究因看不起高力士之类的人而闯下祸端。号称“凤雏”的庞统也不例外，在孙权那里一副桀骜不驯的样子，被孙权斥之不用。后来算到走运，遇到了刘备，但秉性不改啊，打心眼里里自以为老子天下第一。当县令是如此，陪刘备取西川丢性命也有一部分不服诸葛亮，和诸葛亮争功急进有关。再说那些流放的苏东坡之流、纪晓岚之辈，无一不是因为这个原因。更有说不清的不知名的人，他们被埋没，被黄沙掩体，成为历史的笑柄，成为看不见的荒冢，无一不是如此。

这不是历史的玩笑，也不是偶然的因素，这和中国长久以来的文人文化有关。在中国长久的历史长河里，对读书有一种超乎寻常的看法，有“万物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为证。读书人，这三个字的重量可见一斑。这一点从其他的方面也能找到充分的证据，例如对老师的重视，对先生的尊重程度，我们叫“一日为师，终生为父”，老师的位置与父亲的位置一样重，这是多么大的尊重，这是对读书的尊重。这一点可以说是正面的东西，可以看成是对知识的尊重，也是讲得过去的。但这一点在时间的演变中慢慢发酵了，于是读书人慢慢觉得自己很牛叉，但所有人都对他敬畏有加的时候，他自己就醉了，忘了自己是谁了，自鸣得意了，于是就形成了一系列的臭毛病。他们不以贡献为荣，而以占据多少知识自居；不以追求真理为荣，而以自我卖弄为傲，洋洋得意，不可一世。于是乎，有了一些被叫做美谈的名堂，例如刘备三顾茅庐求诸葛亮出山相助，诸葛亮还要左躲右藏，佯装午休，自提身价。见了之后，又装作不知道，别人请教了，又说自己不懂天下大事，只是一个读书人，只是一个躬耕陇田之上的种田人。等刘备求了几次之后，他便拿出早已备好的地图，就天下大势滔滔不绝地发表高见，勾起了刘备的兴趣。完了之后怎么着，来了一句“将军请回”。这不是玩人吗？如果不想出山，又何必多次一举勾起别人的兴趣呢？如果想出山又何必这个样子呢？人说司马昭想夺曹家天下的时候叫做“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我看比司马昭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应该是诸葛亮，叫做“诸葛亮之心，刘备自懂”。刘备不是傻子，他明白了诸葛亮的意思，于是再三拜谒，诸葛亮作勉强之状答应了。这就是一出三顾茅庐的好戏，还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的美谈，成为读书人自卖身价的经典。你说这个诸葛亮有多么虚伪，明明是做了很久了准备，时刻关注天下大势，时刻想着出山，时刻想着建功立业，当别人来找他的时候，他偏偏还在装，还在演戏，等戏演够了才肯出来，佯装一副不情愿的样子。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中国读书人的那么一些虚伪的不成样子的心理，于是他们才把这个故事奉为美谈。殊不知一个人的身价不是这样卖出来的，而是要靠自己的本事证明的，更是一个实现的过程，叫做自我价值的实现。这也是读书人臭毛病的一部分，一个点。

事实上，在这一点上，司马懿就比诸葛亮好多了。人家没有那么沽名钓誉，没有那么虚伪。司马懿摆明了就是想攫取更大的利益，就是想获得重用，于是他在曹操赤壁之败后投奔，并忍受了曹氏多少年的压抑，终究还是能够忍辱负重一展抱负的。

可惜的是，中国的读书人务实的太少，大多都是这种务虚的，更多的是沽名钓誉的。陶渊明也是一例，做官做不下去了，实在不合群了，于是乎他辞官归隐，临走了还叫嚣“不为五斗米折腰”，看似一副气节，高傲不得了，说什么“池鱼思故渊，倦鸟恋旧林”。后来归隐了，归隐了自然应该告一段落了，这样才好啊。不做官就是图个清静嘛，既然清净了就不要再扯犊子了，这样才是正当的逻辑。但是这家伙依然不消停，估计回家了一段时间，耕种了许久，实在太累了，也太耐不住这寂寞了。不甘心了，但又不能说自己后悔了，不然面子往哪里放啊，不能辱没了斯文，丢了读书人的脸啊。没办法，不好还必须说很好，这家伙就写了《桃花源记》，把归隐的生活写的如诗如画，这就是典型的“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既然归隐这么爽，当初又何必出来做官呢？不是出来找虐吗？自己难圆其说。但文人们觉着这很过瘾，于是特别崇拜他。事实上，他这种“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的心理，也正是切中了那些落魄读书人的心理，难怪那么多响应的粉丝，一点都不足为怪。

但在现实中，这种文人臭毛病就显得格格不入了。中国读书人自古从小都被灌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伟大理想，多么光荣而骄傲啊，这颗种子种在内心里，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成长，在心里膨胀。但痛苦的是，他们不能说出来，而且还要装得十分清高，让别人他求他，给他机会，给他平台，帮他实现理想和抱负。这是多么可笑的事啊，多么畸形的思维。这一点在现在依然随处可见。很多人读了不少的书，但是一身臭毛病，不能适应社会环境，不能和他人相处，看不起人。于是他们空怀抱负，空读那么多年的书，却一点成就也做不出来，成了书的囚犯，被束缚着动弹不得。于是这其中的一部分人就进了高校，凭借着一种长久以来社会赋予教师的地位，他们获得仅有的心理上的虚荣和自以为是的感觉。这种为人师的人从一开始就继续传递着他们不切实际的思想和畸形的思维方式，感染学生一身的臭毛病。他们于学生、家长和社会来说，不是贡献，不是功劳，而是祸害，也是罪过。因为他们的毒害，使这些臭毛病生生不息，使这些病毒繁衍不绝，一代又一代毒害国人，误了国人。

这些酸腐的读书人教出来的学生，有一部分就很好地继承了他们的基因，带着这些读书人的臭毛病，固执而片面、自恃不凡的端着知识分子的空架子融入社会，撞得头破血流，身处福中不知福，身边资源丰富却不知低头汲取，反而活活饿死在富足的食物堆里，夭折的结局成全了世人的可惜与唏嘘。这就是很好的明证，也是现实的经典。

这其中一点和中国读书人自古一流的另一个弊病密不可分，那就是做教条的学问，做一些寻章摘句的学问，他们美其名曰“治经典”，美其名曰“传承传统文化”，但就是不干实事。《三国演义》舌战群儒中有一段很有意思的对白，东吴酸儒严酸问孔明治何经典，孔明曰：“寻章摘句，世之腐儒也，何能兴邦立事？且古耕莘伊尹，钓渭子牙，张良、陈平之流。邓禹、耿弇之辈，皆有匡扶宇宙之才，未审其生平治何经典。岂亦效书生，区区于笔砚之间，数黑论黄，舞文弄墨而已乎？”这一段可谓是对这些腐儒很好的回击。这些垃圾的腐儒没有学会古人好的做法，净学些没用的东西来卖弄。

说到这里，不能不讲讲孔先生了。看看这些后世的子孙是否学得他老人家的一星半点真东西。孔先生是有学问的人，而且也是心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大理想的人，但孔先生这人不得志。初在鲁国时，不被重用，被当权贵族所排斥，不得已，为求抱负实现之路，孔先生率弟子周游列国十七年之久，历经千难万苦，多少坎坷。虽理想抱负未曾实现，时时碰壁，处处受阻。但孔先生不屈不挠啊，并没有因此而气馁，虽在列国失败，但回到鲁国后，他著书立书，为后代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成为对中国乃至亚洲和世界影响深远的思想，对人类思想库做出卓越贡献。但这些不肖子孙不学好，偏偏寻章摘句，引经据典，以为自己得了真传。事实上，都是一些教条的假道士，孔先生这种坚忍不拔的精神，这种为理想上下求索的精神，没有一个学到的，更没有一个人得真传的，可悲乎？

苏轼对孔先生的这种精神有较为准确的理解，他在《晁错论》中曾写道“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昔禹之治水，凿龙门，决大河，而放之海。方其功之未成也，盖亦有溃冒冲突可畏之患，惟能前知其当然，事至不惧而徐为之图，是以得至于成功。”他虽有很深的理解，但绝不是一个坚定的实践者，作为宋代的一个文人，早已被数百年来读书人的臭毛病给同化了。在因王安石变法事件被贬之后，他一蹶不振，放逐于江湖之间，游乐山水，享受生活，寄情文章，就说明他已没有了坚忍不拔之志，自己已经放弃了自己，以致后来他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成就了，唯有“东波肉”流于后人，成为舌头上的美谈。

自从拜读了胡适先生的《赠与今年的大学毕业生》，我才发现大学生本应该这样，才算是不枉费中华儒家文化的千秋，孔子老先生也可含笑九泉了。

一、寻一两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胡适先生说“如果你有了一个真有趣的问题天天逗你去想他，天天引诱你去解决他，天天对你挑衅笑你无可奈他——这时候，你就会同恋爱一个女子发了疯一样，坐也坐不下，睡也睡不安，没工夫也得偷出工夫去陪她，没钱也得节衣节食去巴结她。没有书，你自会变卖家私去买书；没有仪器，你自会典押衣服去置办仪器；没有师友，你自会不远千里去寻师访友”，这就是求知欲的魅力。不竭的求知欲就像安在人灵魂身处的永动机，总在灵魂身处骚动着，鞭策着你向前，向“爱智慧”，向永恒的真理不竭地涌动。为了那永恒的未知的光，哪怕历经千辛万苦，只要能稍稍靠近一点就会酣畅淋漓，而这种渴求并不因为有所靠近而削弱，反而愈演愈烈，像飓风、像暴雨，非要将你吞噬不可。

所以，爱因斯坦才会在千百次失败的试验后，才发明了第一盏电灯。所以，哥伦布才会在千百次海浪飓风、劫后余生后，成为第一个站上哥伦比亚大陆的人。

“试想伽利略（galileo）和牛顿（newton）有多少藏书？有多少仪器？他们不过是有问题而已。有了问题而后，他们自会造出仪器来解答他们的问题。没有问题的人们，关在图书馆里也不会用书，锁在试验室里也不会有什么发现。”

中国人讲随遇而安，好似超然处世对外界不闻不问、不言不语，就可以求个安逸了。表面上是省事了，实际上却是对自己人生的极大的不负责任。当然，这并不是鼓励大家要计较得失，玩那些勾心斗角、名利场上的争斗游戏。世间一切都是力量，花开是生命的勃发，阳光是热能的传递。有的人声音洪亮，有的人声音暗哑；有的人说话竹筒倒豆子噼里啪啦，有的人“之乎者也”慢条斯理；有的人高兴时说话像唱歌，郁闷时候爱理不理。都是能量。只有真正地关心身边的世界，从周边的环境中吸取正能量，才能转换为自身精神能量，进而改善环境，形成自我与环境和谐发展的良性循环。

二、有点业余爱好。

“离开学校之后，大家总得寻个吃饭的职业。可是你寻得的职业未必就是你所学的，或者未必是你所心喜的，或者是你所学而实在和你的性情不相近的。在这种状况之下，工作就往往成了苦工，就不感觉兴趣了。为糊口而作那种非“性之所近而力之所能勉”的工作，就很难保持求知的兴趣和生活的理想主义。

往往一个人的业余活动比他的职业还更重要，因为一个人的前程往往全靠他怎样用他的闲暇时间。他用他的闲暇来打麻将，他就成个赌徒；你用你的闲暇来做社会服务，你也许成个社会改革者；或者你用你的闲暇去研究历史，你也许成个史学家。你的闲暇往往定你的终身。”

古人有云“不为无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不一定是要看到了意义才去做。机会向来给有准备的人。战国时期纵横家的代表人物，张仪和苏秦，便是怀才不遇的典型。张仪是魏国人，穷困潦倒，颇不得志，奉派到楚国游说，楚王不理他，楚国的令尹（宰相）留他对在家里做客。有一次，令尹家里遗失了名贵的壁玉，令尹门下怀疑是张仪偷的，把他抓起来打得半死。张仪死也不承认，后来被释放回家。　张仪回到家中，妻子悲叹说：“你若不是一心读书游说，哪会受到这种屈辱？”张仪却乐观地反问妻子：“你看我舌头还在不在？”妻子笑着说：“舌头还在。”张仪说：“这样就够了。”　果然留得舌头，不怕不出头。后来，张仪就凭着三寸不烂之舌，以“连横”策略游走各国，帮助秦国统一天下。　

培养业余兴趣，一方面可以招揽未知的机会，“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可以无形地拉近与人的距离，另一方面利用股市“不要把所有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的风险分散原理，抵御生活的苦难。

有报道称，失去了老伴的老头普遍比失去了老伴的老太太走的早，老太太多半可以长命。归因有三：一、生活方面，老头对老太太依赖程度大；二、老头男性情感内敛、难以倾诉，长期抑郁不利于身心健康，老太太情感脆弱、容易流泪，情绪释放及时；三、女性精力更容易分散，比如打打牌、聊聊天、跳跳舞、带带小孙子就有了新的情感寄托，而男性相对困难。

在多元化盛行的现代化信息时代，多元化的兴趣爱好丰富了我们的内心世界，也将衡量我们个人成就的价值标准变得多元化，利于我们成为更加健全、健康的人。

三、有点信心。

对组织有点信心。这世上，最痛苦的是没有组织的人。人，毕竟是一种社会、群居动物。

对人性有点信心。巍巍中华，上到花甲之龄、下到三岁小儿都能背诵《三字经》首句“人之初性本善”，然而荀子非要弄个“人性本恶”来抬抬竹杠。凡是都是辩证统一的，人性善与恶的两个属性向来是相对立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世界上永远不存在没有对立面的存在，不管人性多邪恶那也是不可消除、忽视的一部分，然而不管人性多邪恶在生命的本质面前，它必然诚恳而真诚流露。

执笔至此，正是雅安地震的第四个夜晚，无数灾难的信息铺天盖地地笼罩着中华大地，我们看到了生命面前人性的本质，也被无言地感动。尽管看过太多的黑暗，我们始终笑着原谅。原谅，是必要的，绝望中的希望才更可贵，然而强大自己也是必要的。

一个人一生总要经历几次心灵的阵痛，才会懂得。然而，一次懂得，必将受益一生。谁说生命从无公平可言？

对自己有点信心。小事跟随判断，大事跟随心跳。古老的遗传基因会向你显示它的本能，潜意识向躲在门后的人，不动声色地左右着你的左右。

外界繁华，请始终坚持你觉得正确事情。曾经和一个人聊天，他说“有些事，不做永远不知道。只有尝试了，不管成功与否，只有做了才知道。”他说“我宁愿被淹死，也不会望洋兴叹的”。

人和人啊，也许只是细微的差别就会收获天壤的差别。也许，你尝试，不一定会收获。但是不努力，你一定不会有收获。

年轻人，没有什么输不起。输了什么，只要不输了希望都可以重头来过。错了，不怕，改了就好。你是你自己最后的堡垒，相信自己，只有坚固了后方，才能自我成全。

四、自我反省精神。

在这个全民素质逐步提高的时代，我们也正经历着从农村熟人社会到城市陌生人大都会的转型，为了整体的和谐，人们对你身边略微过度的行为大多选择理性或者回避，却很少正面指责。此时，自知之明就很重要了。《论语》有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无独有偶，西方世界里的马斯洛动机与人格》所说的成长性需求，宗旨便是自我提升，成为更好的人。

忘了哪位诗人说：出发得太远，以至于忘了为什么出发。只有知道从哪里来，才能知道将要到哪里去。

也许，不是世界倾斜了，而是我们站歪了。究竟是“怀才不遇”还是“水土不服”，放下那死要面子的德行试一试，答案就会出现。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