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深秋，梁漱溟之父——梁巨川，在他六十岁生日前，在北京积水潭投水身亡，死前老人遗言：“这个世界会好吗？”

《金刚经》言：一切有所法，如梦幻泡影，如雾亦如电，夜作如是观。三千大千世界，所见皆为“幻想”。

滚滚红尘，“贪嗔痴”让许多人执著、专注，无非汲汲以功名，碌碌于钱财。无论残忍或甜蜜；苍凉或美丽；春风得意或困顿穷厄……世界不会因你感能好，也非你所感而坏。“烟火人间”充满爱恨情仇，一如弘一法师悟道：悲欣交集！

每个公民都有责任自觉遵守和维护公共秩序，良好的社会是靠公民的自我管理并非靠外力约束。但“中国式过马路”视红绿灯不见，视交警不见。仅北京市从5月6日至今已开违法罚单2万张，而这也只是对带头和不服管理的处罚。从中我们看到公民的素质多么需要提高。

假期靠拼凑，休假看领导脸色。勤劳变成过劳，拼搏变成拼命。喝奶喝劣质奶，吃姜吃毒姜，连饮水都不安全……培养不出健康的国人，谈何健康的中国？

——不要一听见“东亚病夫”就义愤填膺，真干起来，又丑陋又无耻。本来就恶俗，还装什么伟岸和文明。

自省和自强才是应该埋头干的，与其让别人扇耳光不如痛下决心鼓起勇气先自己扇自己几个耳光。知耻方为勇！

城市要有文化，城市文化完全被破坏后，高楼大厦只能制造背景式城市和标志性建筑。现代化城市形成的千城一面只会让城市失去自身的价值。

2012年获得“建筑学诺贝尔奖”之称的普利兹克奖，现任中国美术学院建筑艺术学院院长，充满文人气息和家国情怀的建筑师王澍研究南宋行在即临时首都杭州御街最宽　16米，最窄2米，皇帝到最窄的地方只能大轿换小轿，但朝廷从没有感觉麻烦利用中央集权强行大拆大建。正是这种把首都放在风景里，让城市不破坏风景的政治适应，才让马克·波罗把杭州称为“世界上最美”的城市。

王澍认为　“我们现在过度自信，自上而下地制造城市，但这样的城市不能成功再现一千年前杭州的景象。”现在超大规模的城市已经积重难返，只有中小城市还有希望，还可以尊重历史文化和普通人的生活，建设文化城市。——只有崇敬自然，学习自然，承认自然高于人的智慧，要以自然之道为价值观设计中国城市，才可能让城市具有文化价值，否则历史之美很难实现。

太史公《史记·货殖列传》言：“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午休时，不忍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

人无信不立，国无信则衰。古代有商鞅立木，一诺千金，讲诚信的典故不胜枚举。但近些年“诚信”却有所缺失，假烟假酒假食品……层出不穷花样翻新。商人诚信，社会诚信本不该缺失。诚信是一个国家，一个社会赖以良好运转的润滑剂。在我们正追求“中国梦”的时代，更应该知礼节讲诚信。

可是，现在政府该管的没管好，导致劣质奶粉、假羊肉、毒姜……屡屡突破民众承受的底线，让消费信心无处安放。一些公权部门，尸位素餐者寻租逐利，正是他们的“胡作非为”大大制约了社会的发展，成为诸多乱象的根源。

全国有2.3亿农民工，以及千千万万的北漂、蚁族……。失业，欠薪，没有安全感，生存焦虑，面对现实诸多问题，光靠喊一声：“劳动最光荣”、“体面劳动”未免显得哗众取宠，矫情虚伪，不如将人权最基本的保障做好，提供应有的权益保护，少一些廉价同情的作秀才好。

农民讲道理，政府讲法制；农民讲法制，政府讲政治。还应该补一句：人民讲个理，政府就是不谈实际。

满嘴实事求是，但遇到事情就避重就轻，想尽一切办法剥夺侵占人民利益，这是贴红标签的最惯用的伎俩。

查酒驾，遇到“权高、位高、收入高”的三高情况，基本不敢查或者查了也白查。

在中国许多城市，政府部门车辆大都有特殊的车牌。“有时也认不出领导的车，查到了，一般领导一个电话，我们这边就给撤销。”多数基层交警对此都“习以为常”。“除非是严重违规，否则，豪车我们一般也都不挡。这些人大部分关系都比较深，甚至比公务车更难对付。我们拦下来还会被质问姓名和警号，有时我们的人身安全都会受到威胁。”

2013年1月19日郑州市郑东区，一名女司机驾驶无牌照宝马z4跑车违规被查时，拒绝下车和出示证件，并将交警杨焕增顶在引擎盖上疾驰1公里以上，被逼停后，该司机家人到场后更是频频阻扰执法。

公车、豪车、特牌车所以敢酒后驾车，是根深蒂固的特权思想作祟，要改变这种现状，必须建立严密的审查和监督制度，加大法律惩治。

法国著名思想家孟德斯鸠说：“一条永恒的经验是，掌权者都倾向于滥用权力，他会一直如此行事，直到受到限制。”正是权力的魅力才导致社会的乱象，怪象。权力与利益犹如“狼狈为奸”，一旦贪婪的欲望如溃坝的洪水，便肆意肆虐。

2013.5.24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