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我8岁，下半年开始读小学，要翻山越岭走三、四公里小路，才到一户马姓农民家去上学，学校是农村三个生产队联办的，教师是当地请的一个老者，书本不正规，教室、桌凳就更不必说了，二十几个孩子，咿咿呀呀，闹两、三个小时就放学了。那时，大人孩子都穿得很简单，全都是穿补了巴的单衣服。冬天没有鞋穿，只有穿“草脚塞（谷草搓好缠在脚上）”、穿“半踏子（草鞋钉铁丁）”“布钉鞋”，学校没有火烤，个个学生都冷得发抖。

“大战钢铁”

1958年8月，中央在北戴河召开会议认为，中国的农业和粮食问题已经基本解决，工作重心应当由农业转到工业上去。大人们根本没有时间管我们的学习，他们忙着搞大跃进、人民公社。外墙上，屋檐下，山坡上，到处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超英赶美！”、“一天等于二十年！”、“社会主义是天堂，没有文化不能上！”的大石灰标语。

所以，全国就大炼钢铁，“以钢为纲”，全民皆钢，地里还有一些粮食没有收完，大人们就抽去大战钢铁了。全民总动员，有的修公里，有的修工厂，有的修水库，有的进矿山，大的工地上可谓是人山人海、热火朝天、轰轰烈烈。为了修高炉，附近的以前砌好的大石头保坎拆掉了，大坟山石拆掉了，大庙子拆了，好的石料都搬去修高炉了，一切服从大战钢铁。他们没有工钱，最多有点饭吃，有的要回家吃饭，有时工地上吃不完的饭，大人们分别提点回来，我们就将就吃。所有家庭都响应政府号召，开始献铁，把自己家里的铁件无偿的拿出来献给国家，劳动工具除外，到大办公共食堂时，就连家里做饭烧水的铁锅也献出来了。

“砍黑山”

1958年9月，全国性的大战钢铁开始了，到处是铁厂，到处挖铁矿，到处建小高炉，为了炼铁，煤碳赶不上，就砍山（砍山林中的大树子），当时叫做“砍黑山”。我们家里，楼上楼下，住满了人，后来听说是七十多人（全是兴晏平寨坝的男、女农民），在庄稼地边砍大树子，在山上木林中砍大树，到处修起烧碳窑，把木料烧成夫炭，运到铁厂作燃料炼铁。仅用了七、八个月时间，我们家周围的大树子和几百亩原始林就被砍光了，至今我还记得有些人的名字，当时还闹了不少笑话。其中被派去督战的工作干部就有肖x　x、袁x　x（已去世）二人。铁厂里有时烧了几炉铁，都不成功，反而把炉子凝起了，反复组织劳力去打，这就叫“打铁娃儿”，有时炉子打烂了，又重建。真是事倍功半，浪费材料，浪费人力。收了的粮食就往铁厂和工地上挑，挑粮的人又要挑铁到指定地点。本地粮食没有了，就组织人到远处去挑，在校的初中生好多都停课去挑粮，大坝中学的学生有些还到古蔺县的农村去挑粮食。

大办“公共食堂”

到了1959年，生产队种庄稼的人所剩无几，庄稼做得很不好，主要劳动力全部炼铁去了，秋收的结果就可想而知了。下半年九月，我们一个大家里，前后十天两个哥哥结了婚，办了酒席（很简单），没有收情，全部余粮就拉空了。1960年，春节过得很艰难，吃稀饭、吃豆渣过年，过了年我们一家16人就分了家，大伯、幺叔和我们分成三家。随即大办公共食堂开始了，各家各户，火停了，锅献了，男女老少就到公共食堂去吃饭，分等级，一人一天一斤、八两、六两、四两不等，标准调低了几次，一天两餐，我记得我们小孩子一天最低吃过3两6钱粮食。１９６１年春，生产队发红苕种，削剩下的有些烂了的红苕，食堂蒸好分给大家吃，我一个人吃了三份，肚子涨痛得受不了，叫喊了半天，差点涨死了。

我的大姐从58年起，还仅有14岁就去挑粮，挑铁，修路，修水库，父亲先是进铁厂，后来又转到磺厂去了，还当了车间主任，入了党，1958年被评为县劳动模范。大伯叫周相林，是个知识分子，身体不好，解放后没有出去干工作，一直在本村当高级社社长、村主任。他能写一手好字，写钢笔字都象写毛笔字一样，工工整整，我亲自看见过他操写的《枕中记》、《玉霞记》，还有他写的文表。他言语不多，在大家庭中最有威信，1960年冬天因肺结核去世了。我的幺叔叫周正凯，与老县长罗少源是大坝晏州中学同学，1951年考起教师，出来工作，名字简化叫周正，一直在水栏、东阳、五星、久庆教书，工作能力很强，能歌善舞，能写会画，毛笔字写得很好，1956至1958年在五星小学当过校长，由于生活太过紧张，工作劳累，得了肝硬化，于1961去春天去世。

1960年1961年，这两年是最艰难的，到处有浮肿病人，经常听到饿死人的消息，死一个人，生产队补助30斤红苕或15斤粮食。我们经常吃不饱，睡不着，流清口水，晚上，有时我们五姊妹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一声就哭起来了，妈妈看到我们哭，就叫我们摸黑去讨青菜来煮着吃。经常收工后，首先就去找野菜，拿到家在瓢锅里煮来吃。我们吃过树皮，滑石（又叫仙米、瓷土）、白善泥（当时叫神仙土）、芭蕉头、玄麻老壳、棕米子、野菜和代食品就更多了。滑石和白善泥吃了拉不出来，我就哭，大人就给我撬，痛苦极了。山上所有能吃的东西，想方设法都要去弄来吃。公共食堂蒸饭开头是用甑子，后来是竹筒筒（分单份），再后来是烧陶的。在食堂吃饭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大家很少说话。我们经常还听说他们到云南葛家沟挑粮要经过大坝上边白坳林，路上常常看到吃生米的人和饿死在路边的人，听说去新坝四榜上挑粮的，在路边上几天都看到饿死的人，我有一个亲戚住在麒麟乡的高坡脑，是长辈，他得了肺结核，饿得受不了，就骗附近的一个小女孩来，给他提了水，然后就把她杀来吃了，几天后公安人员还在家里找到吃剩下的人肉和骨头。六零年，我的幺祖祖夫妇，都八十来岁了，临死时，还叫着要吃饭。据个别老同志回忆，当时古宋县与粮食有关死亡的人数有10%多一点，听说，莲花死得最多。

生产队集体的粮食，就保管在我们家的板楼上，围包装好或大黄桶（木制的）装好，上边由保管员打上灰印（木制的盒子，下面有漏洞，里面装石灰，把石灰图案印在粮食上，以防偷盗），经常来检查，但是，我怀疑，当时的保管员，有时就偷粮食回去吃。办公共食堂期间，白天不准那家烧火做饭，看到那家房子冒烟，要追查你，有粮食的人，只有半夜三更才敢弄来吃。

我们队的公共食堂，是办在一个单身陈姓老者家里，他一个儿子２０来岁，进铁厂就偷盗，被判刑劳改去了。这个人身材高大，形象还不错，就是从小，小偷小摸惯了，据说是他的奶奶从小惯坏了的，后来听说死在劳改队了。陈老者不久也死了，他家的神台上就有两个铜牛样的古董，后来也不知到哪里去了。

“大兵团作战”

那时，突击性的农活，都要拉起两三个生产队的人去干，声势很大，这就叫“大兵团作战”，有时打起火把开夜战（天黑了还要突击干农活）。食堂把饭送到工地上，连读书娃儿放学都要到工地上参加劳动才得饭吃，连赶场买生活用品的人都要喊去劳动两个小时才放你回去，我的母亲到义合赶场在鱼兜坡这个地方就遇到过一次。有一次，我没有读书，我们薅包谷，肚子饿得受不了，我三次问要吃饭了不，都没有人喊放工吃饭，我就一声哭起来，栳起锄头跑了，那是我一生中第一次对领导的反抗。

当时农村集体喂的猪（不准私人喂）、牛越喂越少，越喂越瘦，经常半夜三更死了，人们就整来吃，我有几次就被叫出去吃了。平时很饿，有吃的就饱餐一顿，结果又拉肚子。那时到处都有人偷吃的，生产队粮食被盗了，就挨家挨户搜，有时灶里的灰也要掏出来看。五九年六零年，有人经常来家里搜粮食和东西，我家有几百斤粮食，晚上搬出去藏，还要经常换地方。个人要偷，集体或几个人伙同也要偷，比如：挖红苕，收粮食，背着兼收员或保管员，就把它藏在半路的草堆里、山坡上，黑了又去分。收粮食时，有部分人身上就藏有粮食。生产队开会，很多时候都要斗争偷粮食的社员。我记得一个姓ｘ的木匠，在我们生产队食堂做活，晚上回去住，第二天上班，不久就有人追来，说他偷了生产队的豌豆，把他解过手的粪坑都打转来看。有一个叫王x　x的，解放前又当过几天土匪，就被批斗了好几次，我们小生产队挨批斗过的就有几个，听说有些生产队经常吊、打偷粮食的社员。那时，有的干部凶得不得了，有些人是贼喊作贼。那时，人们干活都是出工不出力，只有收获的事大家积极，一是挖花生，二是挖红苕，因为可以边干边吃，干部管不了，有时包包还能装满回来。

“放卫星”

苏联于1956年发射了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中国人跟着高兴，跟着庆祝欢呼，跟着自豪，而自己干了什么好事，有什么成就，也叫“放卫星”，粮食单产高叫“放卫星”，高炉多出一点铁叫“放卫星”，自己科研搞了一个小成就也叫“放卫星”，当时经常听说“放卫星”。一放卫星，“浮夸风”、“瞎指挥”、“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少种、高产、多收”等牛皮就吹起来了。粮食产量是吹牛吹出来的，说吹牛不纳税，但在当时，吹牛是要纳税的，由农民纳税，粮食产量高，征购的指标必然会提高，征粮食就是交公粮，强制性征收的。

１９６０年，我10岁，我的胸口痛了几个月（现在可能叫胃痛病），我记得没有到正规医院去检查，就在农村找土医生治，怎么也治不好，反复痛，有一个姓陈的老土医说是这病叫“鲤鱼板滩”，差点没把我医死，这场病我掉了不少头发，还脱了一层皮，看来我是万不该死的。病好了以后，我的食量特别大，一顿要吃两头碗多稀饭，当时，我还没有弟弟，只有两个姐姐，两个妹妹，我是独男，一家人精心照顾我，保证我能吃得饱一点。

烧毁书籍与纸币

那时，经常逼人们上交东西，如香炉、古董、大板（银元）、铜钱、毫子、书籍等，我们家是大伯主事，有些不知名的东西都拿去交了。我记得有好多个晚上，我的大伯都在烧东西，单是烧有袁世凯、孙中山头像的纸币，就烧了几个晚上，烧在大沙锅里，票面有十万、几十万、几百万一张的。还有不少大板（银元），圆圆的、亮亮的，还有“乾隆通宝”之类的毛钱（毫子），我记得家里有几十大串，有的拿去交了，有的不知大伯拿去哪儿了。当时我家里的藏书（古书）特别多，有好几大木箱（有的叫滚箱、有的叫挑箱），放在上面是土楼、下面是木板的楼上（防火灾），家里分几次烧了，上交了，其中有古书，经书，《康熙字典》３２本装等，木夹板夹好的经书就有几十部，一九六一年，我大伯去世，背去烧了的书就有几大背兜。

１９６０年下半年，我们就转到桐子小学去读书了，是公办学校，翻大山下大坡才到学校，来回七、八公里，先是李林修老师教我们，这个老师还算好，他调走，同学们舍不得他，好些同学还哭了，换了一个叫吴明刚的老师教我们。六一年下半年，当时有政策规定，五年级以下的学生到了13周岁，就不能再读书了，全部停学，回家参加生产队劳动，我的二姐和二伯家的四姐就从此失学了。那时同学们都饿，我们就在公路边捡粮食或汽车运落的盐巴，有同学在路上偷生胡豆、嫩包谷、生豌豆吃，被生产队抓过，我胆小，怕遭连累，还不敢与这些同学一路。有的同学有时就在半路上躲学，搞东西吃，有的同学经常躲学，几天不到学校。那时读书，就语文、算术两本书，有时还发不齐，本子一学期两三个，纸张很差，黄黄的，用纲笔写字的同学很少，用毛笔、铅笔的多（那时没有元珠笔，更没有签字笔）。当年，很多时候是用水果充饥，读书也背着点去。那时读书，吃穿困难，就是其它方面也够呛，作业基本上在课堂上完成，回家后就是读书来背和预习，没有煤油灯照明，大部分早晚都是借柴火照明读书。

我们桐子村

桐子村座落在石海镇下来塘上对面大坝河谷及右面山上下、石海镇政府后面山上。１９５８年，是泸州专区，古宋县，大坝区，定远乡，１９５８年成立人民公社归大坝公社，１９６１年撤销古宋县，我们又划给叙永县，１９６２年大坝公社又分成了新坝公社、四龙公社、大坝公社，我们是四龙公社桐子村（大地名叫桐子坡，因广产油桐而得名，50年代没有几年，所有油桐树都被土法炼磺的磺烟熏死完了），有十个生产队。６２年春，中央七千人大会后，县里在古宋召开了“万人大会”，宣布取消公共食堂，桐子村又分成桐子和新建两个大队，我家是新建一队，就是天泉洞（袁家洞）对面山梁上，全队不到百人。我的父亲又从中苏磺厂车间主任调回农村当新建大队生产主任。（２００６年，两个村又合并，改作同心村，由大坝乡划归石海镇）。我记得５８年到６２年，我们全村饿死的有十多人，19６０、19６１、19６２三年，生产队妇女很少生育，我们队三年仅生了四个孩子，其中三个未长大成人。我家小妹出生在六零年三月，我母亲坐一个月子，没吃过一个鸡，天天吃牛皮菜。到１９６３年，政策好转，人们有了自留地，可以开生荒（开荒地），我们附近三个生产队，一年就生了３０多个孩子，８０％的育龄妇女都生了。现在我还记得许多人就是19６３年生的。

六二年形势好转

１９６２年，全国形势开始好转，下半年父母开始重视我的读书问题，因为村小没有高年级，就设法转学到兴晏小学去读五、六年级，我在兴晏小学就遇到了郑金铮这个对我一生影响最大的好老师，他当我们的班主任，主要教语文，其它每科他都教得好，体育、音乐特长尤其突出。他是教育部表彰的全国优秀教师，从1958年在仙峰教书起两年后转到兴晏，在兴晏就干了三十多年，直到退休。至今，他还健在，住在古宋，76岁了，还积极参加老年人金秋文艺队的文娱活动，我们很敬重他。

1963年，形势大大好转，下放自留地，社员可以自由开荒增种粮食，到1964年，人们就开始杀猪过年了，我们的日子又好过了。

我的体会是：社会主义是一种全新的社会形态，它的历史才百十来年，没有成功经验可以借鉴，走弯路不可避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经过六十多年几代人的反复而又成功的探索，是付出了沉重代价的。

二〇一一年十一月三十日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