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自西安西去120公里，就到了扶风法门寺。从山门上宋徽宗以瘦金体御书的“皇帝佛国”，就可看出法门寺的皇家道场地位。

走进法门寺，我就感觉到这不是一个佛法的世界。法门寺的调子与三秦大地太不相衬了，虽然经幡飘飘，香烟袅袅，但空气太郁闷，节奏太低迷，人群太嘈杂，眼光太势利。佛家的本性是清净，可是摩肩继踵、人头攒动的法门寺却让人心生烦闷，难以亲近。走近大雄宝殿，正面相迎的镀金大佛像，金光熠熠，怡然自得，左右是两尊稍小的金塑佛像，神情严肃，冷眼旁观。这些佛像面前，置一张长长的木质香案，香案上的金银器皿盛着各式贡品，油灯长明，表烟氤氲，似乎真能把信徒的灵魂漾到九霄云外了。在这里，佛像倒是随处可见，千姿百态，有高达数丈的，也有小不盈尺的；有举止安详的，有嘻嘻哈哈的，也有横眉怒目的；更多的是镀金的，也不乏石塑彩绘的。让人讶异的是，每一尊佛像前都明晃晃地摆个功德箱，佛像上更明码标价，待人供养，而且多是上百万的天价，如此大行其道地圈钱叫价，我的心里不由流过一丝悲凉，取而代之的是一场持久的郁闷。

这里太郁闷了，还是去看看地宫的真源。未进法门，我已注目到这座迥出尘表的十三级宝塔。这座宝塔才是法门寺的蕴藏，宝塔下的地宫才是法门寺的感召。但地宫里除了金碧辉煌外已经无物可看，一些重要文物都已转移到博物馆展厅里。地宫的惊人发现并不让我意外，在文化艺术大爆发的唐朝，对其蕴藏之盛目瞪口呆，是大惊小怪的。我不是史学家，我看不懂出土的金银器、瓷器有多么精工细琢，也看不懂千古女皇武则天的绣裙是有多么精美珍贵，更看不懂双轮十二环锡杖是等级最高的。置身此间昏暗的珍宝藏室，似乎得到一种超越宗教的力量加持。时间的魅力不能通过一张插图来看，需要驰骋自己的思维，去迎合历史的感召。记忆都应该是昏暗的，也只有昏暗才适合引发记忆。一千多年前的地宫应该也是这般昏暗，我仿佛看到一个个唐皇遣来的僧侣使者们，毕恭毕敬，俯首帖耳，我看不见他们的脸，只有金器佛像、锡杖袈裟在金光灿灿，他们为佛骨外塑上金棺银椁，设好香舆幢盖，献上贡品香花，又毕恭毕敬、俯首帖耳地将佛骨迎到长安街上。在昏暗中，我细细梳理着法门寺的来龙去脉，却并没有得到多少憬悟和愉悦。

（二）

据专家考证，法门寺始建于北魏499年前后，太武帝的灭佛阴霾已经过去半个世纪了，此时的北朝正在孝文帝的余威下，如火如荼地焕发着杂糅胡汉的雄风，法门寺选择在这个时期矗立，隐然融入了一种强健的生命力。法门寺初名“阿育王寺”，本已颇具规模，但还是笼上了北周武帝的灭佛阴霾，寺遭毁坏，仅有两个佛堂遗存，但依旧薪火相传，在隋朝多有修建，但还不显气象，直到唐皇李渊改寺名作“法门寺”后，方得以昌，逐渐形成二十四院的格局，及至宋末犹存，明时更得扩建。法门寺是名符其实的皇家道场，帝王踪迹俯拾皆是，而这一切的荣耀都源自于一枚释迦牟尼佛的指骨舍利。相传释迦牟尼佛灭度之后，崇信佛法的阿育王将佛骨舍利分为四万八千份，驱使鬼神在南赡部洲各地筑塔瘗藏，中国有十七塔，法门寺为第四处。

佛教在东汉时就已传入中国，但其真正大盛是在南北朝时期，那是一个政局无限混乱、文化无限璀璨的年代。佛教之所以大盛，除了当政的少数民族君主为抑制中国本土道教之外，更在于佛教本身直指人心地透析了生命难题。所以从南北朝开始，佛事很盛，拥有佛骨舍利的法门寺自也荣宠无比。

历史上关于佛骨有“九启六迎”之说，都说佛骨是吉祥之物，“三十年一开，开则岁丰人和”，最早迎佛骨来供奉的是唐高宗，仪式庄严而盛大，但他并没有将佛骨迎入京都长安，而是供之于东都洛阳。原来佛教是“夷狄之教”，佛祖是“异国之神”，佛经可以入都城，但在京都供养异国之神的尸骨就难免有诡惑凶秽之嫌，圣明如隋文帝、唐太宗，也只是指使地方官去启塔供奉而已，所以佛骨舍利一直瘗贮在长安城西的扶风寺塔中。但唐朝毕竟是心胸如海、气韵高华的，除了唐朝，再也没有哪朝君主能再启迎佛骨。打破这个条框的是一代女皇武则天，她为佛骨舍利造金棺银椁，雕镂穷奇，迎入长安宫中供养，直到第二年她驾崩了，还没把舍利送还，过了两年，才由中宗下发入塔。此后，肃宗、德宗、宪宗、懿宗都启迎过佛骨，但随着政局逐渐混乱，唐朝走向末期，佛骨舍利也渐渐被世人遗忘了。

谈到佛骨，自然无法绕开一个人，那个执掌着大唐文脉的韩愈。唐宪宗欲奉迎佛骨于凤翔，此事轰动长安城，刑部侍郎韩愈却感到深深的忧患，于是写下了《论佛骨表》，痛陈佛骨之弊以劝谏皇帝，列举春秋以前，先王无佛而寿长，后汉以降，诸朝奉佛而祚短。他崇儒抑佛的言说自不敢苟同，但文中有一段对长安信徒的描述惹人深思。皇帝好佛，必然带动整个社会好佛的风气，但其中总有一些既善良又虔诚的信徒，他们没有读过太多佛经，也并不懂得多少佛理，他们以为只要信仰供奉佛祖就会得到保佑，于是就有倾家荡产来供施的，有焚烧头顶和手指来表达诚心的，也有砍掉胳臂、割肉来奉献佛陀的，这并非韩愈为增强说理而夸大其词。

唐人苏鄂根据亲身经历记载了唐懿宗年间的迎佛骨事件：长安百姓“肋行膝步，啮指截发，不可胜数”，“又有僧以艾复顶，谓之炼顶，头发痛作，即掉其首呼叫，街坊少年擒之，不令动摇，而痛不可忍，乃号哭坠于道上，头顶焦灿，举止窘迫，凡见者无不大晒焉”（《杜阳杂编》）。这般惨烈，原以为只存在惩罚恶人的地狱，岂知在佛法昌盛、一片祥和的长安城里，也有这样走火入魔的疯狂。显然，佛教在中国的演绎进入了一个迷信的误区。

佛教传到中国，其演绎一直很怪，而且兴废依赖于政治。一些政治领袖普遍认为建造佛寺就是功德无量，以至于南北朝时佛寺大兴，杜牧诗中的“南朝四百八十寺”就够我们咋舌的了，再试想下北朝，北魏末年佛寺竟多达三万余座，这是何等兴盛！但是这就是佛法兴盛了吗？寺庙越建越多，越建越大，越建越富有，可是离佛法也就越远了。佛法教人舍弃贪欲，可是佛寺的荣华却助长了人民的贪欲，于是人民不事生产了，出家为僧的人越来越多了，僧侣越来越良莠不齐了，这就促成了统治者的灭佛阴霾。第一个灭佛的，是统一了北方十六国的北魏太武帝拓跋焘。不仅是因为他崇道抑佛，更因为社会的发展已经到了非灭不可的地步了。佛寺的兴盛成了聚财之所，国家的大部分财产都积累在佛寺中，再者，人民纷纷出家，不事生产，大大降低了社会生产力，所以太武帝灭佛经过了深沉的政治考虑，灭佛不仅收回了寺庙中的财产，使国库充盈，还将僧侣遣回原籍耕作，提高社会劳动生产力，试想如果没有这次对国库的补血，哪能为刚打完统一战的北魏带来休养生息的资本，又怎能吞吐出孝文帝汉化改革的雄风气魄。只是这一场法难，对佛法的伤害太大了。幸好远近沙门，闻讯早遁，保存了不少佛像经卷，才不致使佛家蕴藏全盘失佚。此后北周武帝、唐武宗都发起过灭佛运动，因三人庙号带“武”，史称“三武灭佛”。五代的周世宗也打击过佛寺，当时后周财政困难，他下令毁天下佛寺之铜像以铸钱。他的理由鞭辟入里，佛家视肉身为虚妄，即使佛祖肉身尚在，也愿意毁身救人，更何况是铜像这样的假身。历代更不乏一些农民起义军、地方军阀，在缺少粮饷的时候，总会想到打劫寺庙。显然，佛教在中国的演绎进入了一个聚敛的误区。

佛教在中国的演绎，至少存在这两大误区，迷信和聚敛。供奉佛寺，看似是对佛法的极大荣耀，实则却是对佛法的极大伤害。尤其是聚敛丰富的佛寺，既为修行者提供了无时无刻的诱惑，更埋下了被政局觊觎的隐忧。

这些朦胧芜杂的印象，跨度那么大的时间，梳理起来，就像从低平的渭水，一下子攀到耸入云霄的华岳，尽管结果很累很郁闷，却让我感知到了时间的厚度和深度，文化的浓缩和超越。

（三）

佛骨舍利，并没有安放在博物馆里，而为它在三秦大地上竖起了一座高达148米的合十舍利塔。舍利塔的结构像菱形几何，浑没有中国佛教建筑的特色，也许他们想睥睨出这种世界性。瞻仰舍利，得走完塔前长达1.2公里的佛光大道，大道两边分塑着观音、文殊、普贤等十尊菩萨的铜铸鎏金佛像。它们太气派了，气派得让人透不过气。怀着探试又了然于胸的心情，我观摩了每一尊塑像，果然都有个硕大的功德箱，而且还明码标价，真是让人无所适从。走向舍利塔，却一步比一步艰难。那一声声佛号，迂缓地回荡着，却只能感觉到空虚。铜炉中香火旺盛，袅袅升腾，映着妖异的光芒，这分明是欲望的火焰。我现在开始羡慕那些信徒了，见到蒲团就虔诚地叩拜，见到佛像就烧香点烛，口中还喃喃地念着佛偈，他们心里只有虔诚。我也很羡慕那些游客，他们不拜佛，不烧香，只拍拍相片证明曾经来过就好了，他们心里只有淡然。佛光大道上，能五体投地磕长头的忠实信徒几不可见了，随着现代化的脚步，人民越来越聪明了，迷信也日渐稀少了，可虔诚也渐渐淡化了。显然，佛教在中国的演绎日渐衰微。

佛寺，原是为修持者提供清静修行的处所，可世人对佛寺的供奉与吹捧，大大减弱了佛教人才的定力和创造力。他们缺乏凄凉的心境，缺乏瘦弱的身影，没法为衰微的佛学注入昂扬的生命力。至高明的艺术往往掌握在凄凉者的手中，所以六十七岁的法显出发了，玄奘循着前人的尸骨，战胜了高山沙漠，鉴真无视大海的惊涛骇浪六次东渡。

佛法，总是掌握在虔诚者的心里。可日渐聪明的人们，已经没有朝圣的庄严，佛号钟声已经唤不起内心的礼忏。他们不再虔诚敬畏，开始利用佛教作为谋利的手段，和尚成为了一种职业，他们又把佛寺修得气势恢宏，金碧辉煌，再通过各种暗示到处圈钱。佛学人才无法为佛法重塑生命力，拯救不了世人，世人却自以为功德无量地对佛寺尽情供养与吹捧，无意中又进一步荼毒佛学人才。就在这样的恶性循环中，佛教的演绎陷入不可知的命运。

终于见到佛骨舍利了。获瞻神物时，我并没有多大激动，因为跟另一件物事相比，佛骨舍利就不至于那么荣耀了。在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摇摇欲坠的时候，数千年的文明也面临着存亡未卜的命运，中华大地人心惶惶，都失去了这片土地的存在感。就在这时，甲骨文被破读了，神话中的夏商周被证实了，中华信史的前页又刷新了。看到远古祖先的辉煌，就仿佛在一片亡国阴霾中，忽然金光灿灿，烈烈扬扬，当时的中华儿女俨然有了远古的生命力，更加坚信自己有主宰这片土地的资格与能力。于是，那个萎靡的时代，就被注入了汤武革命的正义雄风，商王十三迁与自然社会抗争的昂扬气象，像诗、周礼那样醇厚的文学脉搏。

而佛骨舍利的出现，是在1981年，那时的佛教因近代战火和新中国十年浩劫而萎靡不振，佛骨舍利选择在这时现世，俨然寄托着一种历史使命。当时的轰动无疑是沸沸扬扬的，优秀学者纷纷参与了文物鉴定。神奇的是，此后佛教居然真的呈现出一派兴旺气象，象征“五方五佛”的东方灵山大佛建成了，许多古代名寺、石窟纷纷划入重修保护项目。可是值得深思的是，佛寺的兴盛，却并未众星捧月般地沉淀出几位佛法深湛的大师来。佛骨舍利的历史使命，还远没有完成。如今的这种佛教气氛让佛骨舍利更加郁闷了，时代在呼吁大师，佛教在呼吁整治。

带着深深的郁闷，我离开了法门寺，望着它的身影渐行渐远，我想起了韩愈。他因为谏迎佛骨，被远谪潮州，我相信他离开长安时，也曾这样郁闷地望着长安城渐行渐远。这样一个落魄衰疲的老人，孤苦伶仃地上路，又被大雪封阻在蓝关，我感到一种无助的凄凉。“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这不仅仅是韩愈前路茫茫的写照，更应该是这千年佛法叩问无门的郁闷。

二零一三年五月十九日写成。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