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写了几首貌似工整的诗，有朋友说是格律诗，我也期望是格律诗，但终究不是格律诗。

与格律我是有过接触的，且一直如一样东西总是搁置在心头，那是因为我与我的外公的一些故事。

我的外公是浙江人，自幼读过书，早年曾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做职员。后来，日本人打进来了，在战乱中，他带着我的舅舅借道越南去了昆明。这一去就是几十年，再也没有回到浙江来过。

与外公的接触大约是1977年，那时我喜欢上写诗，母亲便把这事告诉了他，外公便给我来信。说是要相互作些交流。于是，我们便有了书信交往。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他的去世，前前后后大概有六、七年的光景。

外公的信来得较多，每月有。来信总是附着他的诗，大多是七绝，每一诗句的上方，都用红笔标出平仄。他的字，虽然苍老遒劲，却又很是整洁，即便是是补添上去的那些，体小如米粒，

但笔划清晰，仍不失工丽。外公当时有80岁了，这字还这生了得，我是极佩服的。至于他的诗，我其实也不太看得懂，只觉得很是认真。

我给外公的信，以汇报工作和生活为主，当然也不停地给他去诗，他在看了我给他的那些貌似格律诗后，总有点评。点评中表扬居多，自然是离不开意境、想象、拟人等，批缺的却很少，

只是指出一些格律上的毛病。他，也从不给我改诗，点到为止，让我自己慢慢地琢磨。后来，回想起来，肯定是我的诗内容实在太次，无法点拨，所以只能在格律上给我纠偏了。

到1980年左右中国诗坛新诗盛行，我也写了些寄去，开始还怕他不悦，他来信说，年轻人还是写自由体好，要我多多写练。我便坦然了。

两边家里的人，都知道我们有书信来往，也知道我们是以诗相会，可能还以为我们是两个大诗人呢，其实现在想来，我的诗他是唯一的读者，而他的诗恐怕亦是如此。这一点不象现在，只

要把文字贴在网上，总会有几个人走过路过，进来看看。

我与外公只见过一面，且相聚也就一个多小时，但至今难忘。那是1981年秋天，我成婚之时，双方都有家人在昆明，我便与妻子商定要去云南度蜜月。他知道后很是高兴，来信细问了具体的日程和线路。我们那时候旅行结婚的不多，从浙江去云南这样的远门就更少，我们的线路是先到桂林再到昆明然后折返去贵阳转车到重庆，再坐长江轮经三峡到九江，上完庐山后再从南昌回杭。由于来去大都是火车，这行程是很累的，但即便如此还是直让当时的朋友们羡慕。

到了昆明，我们住在妻子表姐的家里，那里离火车站较近。第二天上午我们两人便去拜见外公，当时舅舅一家人住在昆明郊外，是单位的宿舍，而外公自从外婆去世后，便一个人独居城里，由于路远，舅舅家人也就只能隔一段时间去看他一次。。

外公的住处是在一条小巷里，巷的两边是简陋的民居，颇象旧时杭州中山中路两旁的巷子，当然相比中山中路，它少了点热闹，多了些冷清。他的房子是木结构的，他住在二楼，一架尚宽

的扶梯通上去。这房子的年份不会短，估计至少有六、七十了。

外公见到我们很高兴，他先把我们带到外婆的遗像前，让我们向外婆默哀。然后，从床上的枕头下拿出了两个小红包，说是给我们的新婚贺礼，每个红包里都包着20元钱。20元钱在今天看

来是很微薄的，但在当时已经是很重了。然后，他仔细地询问了我们出来的情况，要我们注意休息。

外公个子不高，有些清瘦，精神尚好。虽然年纪大了，但很干净，有点仙骨的味道。特别是他记忆力很好，我以前信中与他讲的事，他都能说出来，反而是我这个写的人倒记不起来。

外公的生活是清贫的，靠退休金维持生活，住的房子因年旧失修，屋顶已经漏雨，为保证能睡好觉，只好在床的上方平吊着一张油布。我看那油布的一角已挂了下来，便爬上去，细心地将

它重新吊好。现在回想起来，这也是我一生中唯一给外公做的事了。外公房间里的摆设也很简陋，床、桌子、书橱及几只旧箱子。他的饭要到楼下的厨房去做，很是不便。

外公是一个很好学习且有情致的老人，我们看见他的桌子上放着一只小小的半导体收音机和一本英语教材，便问了他。他说是他在学英语，每天要听和读的。他的窗户外是一楼的屋顶，看

出去是一片一片的青瓦，窗口放着一些花草。昆明是一座四季如春的城市，所以那些花草长的很好，正开着星星点点的朵儿。外公说这些草花很容易种，只要给它们浇浇水就可以了。同时他还

一一告诉了我们那些花草的名称，只是这些名称，因年份久了，现在已记不起来。

与外公的相见是愉快的，但与外公的道别，令人心碎。

我们要走时，他从书橱里拿出两套书，一套是《李太白全集》，一套是《杜诗镜鉴》。他说，没有什么好送你，这两套书留做纪念。

他说，让我送送你们。从楼上慢慢走下，我们扶着他。走到门外，我现在都记得很清楚，那时，天已开始下起细雨。我说，外公你不要送了，外公看了我们许久，慢慢地却说道：

你们要再来啊------

听了这句话，我们的眼中当时便湿润了，泪水也就要下来。我们赶紧双双地向他深深鞠了一躬，转身离去。我们知道外公已经84岁高龄，他说这样的话，我们很心酸，纵然还想相见，但因

路途遥远，那实属不易。就算我们有机会三、五年后再来，恐怕也见不到他了。

就这样，怀着复杂的心情，我们走到巷口。忍不住回身时，我们看见外公还站在巷子的深处。这深深地巷子只有他一个人的身影，举着手在细雨中向着我们摇摆着，这景象如今一想起来，

便有许久的沉默。

回到杭州后，妻子便买了一斤七两毛线，编了一件厚厚的毛衣寄给他。他收到后来信说，毛衣穿在身上很暖和，编得真好。

如今。远方的外公已过世多年，他给我的那些信件因几次搬家让我丢失了，我再也看不到他工丽的笔迹了，也看不到他写来的格律诗。而同样，他去世后，我亦陆陆续续地写下的一些文字，很多时间里独自地写下一些诗，这些东西过去有些发表在报刊上，而现在我喜欢把它们挂在网上。但不管如何我再没有办法将它们传递给他了，再也不能在千里之外与他一起对诗来一次共读共批共悟了。

所幸的是，他赠与我的两套书，还在我的书橱里，每当打开它们，在扉页上外公贴上去的一小方红纸，依然十分的醒目，而我,总要忍不住用手去轻轻地抚摸一下，心里在想，这就是纪念啊。

2013年6月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