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很小的时候听过一个故事，大约是父亲讲的吧，觉得很好笑，一直到现在还记忆如新。说的是从前一位长工给地主干活，到年底了，财主耍赖皮不肯给工钱，就出了三道题目，说能答上就给工钱，答不上就不给。第一道题是把一个大坛子装进小坛子里；第二道题是把太阳搬到家里来；第三道题是问财主的头有多重。这位长工挠挠头，一个也答不上，只好悻悻的空手回家了。到家后，他弟弟听说哥哥干了一年活因为回答不上三个问题，一文钱也没拿到，二话没说，扛上锄头揣上菜刀到了财主家。财主洋洋得意的又把这三个题目端出来了。　这弟弟一锄头把大坛子打成碎片，然后装进小坛子里。财主说这样不行，他反问道那你有什么办法，财主只好认输。弟弟又爬上屋顶，打破几片瓦，太阳就照到屋里了。财主说这样不行，他又反问，那你这样弄，财主只好摇摇头认输了。轮到最后一个问题了，他说财主的头是三斤六两，财主说不对。他笑嘻嘻的掏出菜刀，说不相信就割下来称。把个财主吓得连连讨饶，只好付钱走人。

当初觉得这个故事很好笑，佩服那个弟弟有智慧，还有点幽默感。今天当我打算把这个故事讲给孙子听时，忽然犹豫了，觉得这智慧幽默的背后其实是暴力。财主屈服的不全是他的机智，更多的是他手中的锄头和菜刀，人们编出这样的故事，内骨子里还是以暴制暴情结。

当讨不到工钱时，为什么不去找县太爷告状而是相信锄头和菜刀？那是在人们的潜意识里早就有了这样的经验：县太爷是不会帮助穷人的，所谓的王法是很扯淡的。这样的文化今天依然存在，为什么那些讨薪的民工总是选择爬高压线或者堵公司大门而不是到法院起诉。

由于法律的缺失、权贵的横行、以暴易暴的心理，促使了中国侠文化的发达，人们总希望在自己受欺负时身边会出现一位一身正义力大无穷的大侠。《水浒》里许多英雄人物，从法律的角度讲，大多是刑事犯罪分子，但千百年来深受老百姓的喜爱，这实在是一种无奈的悲哀。当然为了这些大侠们更加爱可爱一些，人们常常赋予它们以智慧和幽默，这在审美效果上会更好-----这也算是中国幽默的先天性悲剧吧。这个故事里长工的弟弟已经具备了这样角色的雏形。

把这类幽默智慧的大侠塑造的丰满成功的还是《水浒》，如鲁提辖拳打镇关西那段堪称经典。鲁提辖先要十斤精瘦肉，不带一点肥的，又要十斤肥臊肉，不带一点瘦的，还要十斤寸金软骨，这些都要他自己操刀，真是极尽戏弄之能事。接着三拳打死镇关西的细节更是栩栩如生，历来是语文老师授课的重中之重。这里不妨重温一下那精彩绝伦的场景：“扑的只一拳，正打在鼻子上，打得鲜血迸流，鼻子歪在半边，却似开个油酱铺：咸的、酸的、辣的，一发都滚出来了。-----提起拳头来就眼眶眉梢只一拳，打得眼棱缝裂，乌珠迸出，也似开个彩帛铺的：红的、黑的、绛的，都滚将出来。-----又只一拳，太阳上正着，却似做了一个全堂水陆的道场：磬儿、钹儿、铙儿一齐响。”

形象固然形象；精彩固然精彩；幽默固然幽默；解恨固然解恨，可是在叫好之后在乐过之后，我们想过没有：镇关西尽管作恶多端，但鲁提辖有惩治他处死他的权力吗？对于这血淋淋的杀人镜头千百年来为什么那么多人拍手称快和津津乐道？我们有这份幸灾乐祸的权力吗？

带着诸多的疑惑，我决定不把讨工钱的故事讲给孙子听了，也不打算今后让他看名著《水浒》了，只是默默地在心里祝愿他能生活在一个法律不再扯淡的、只有智慧没有暴力的时代。

2013年7月1日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