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母亲走了

母亲走了，永远地走了，家里显得空荡荡的，再也看不见母亲那因为年迈而显得风烛残年的身影，听不见她那因为着急而有些抬高的声音；再也看不见母亲在家里过道中重新练习走路的步履艰难的身影，也听不见轮椅在瓷砖上而滑动发出的细微声响。只有江风一如既往的从母亲生前所在的那个房间挤进来，很强劲地穿过那个留有她无数记忆的餐厅，然后消失在政府大院里；只有母亲的那张彩色遗像依然笑眯眯的在她房间里的五屉柜上望着我们，只有阳台上的那些被她看惯了的花草依然在风中轻轻摇曳。

母亲走了，永远地走了，带走了属于她的那段历史，也带走了那么多我们不甚了解的属于她的故事。虽然身为她的长子，对于在有我们之前的母亲了解甚少，仅仅知道她是天门多宝人，家中四姐妹，外婆虽然是个很要强、很能干的女人，可是一个农村家庭要想抚养四个孩子、而且全是女孩的确很吃力，再加上当时正是抗战时期，兵荒马乱的，日本人在占领武汉以后，已经开始发动了枣（阳）宜（昌）会战，多宝的沦陷不过就是时间问题，于是就把我的二姨和我母亲（母亲在家里排行老三）送到了当时以蒋夫人宋美龄的名义举办的战时儿童保育院。

战时儿童保育会是1937年南京沦陷，武汉一度成为战时的政治中心，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始形成共识的时候成立的，是一些有识之士鉴于在敌人的炮火和屠刀下幸存的无数难童流离失所、饥寒交迫，“虽未死于炮火刺刀之下，也将丧失于饥寒疾病之中”的现状，为抢救民族后代，培育无家可归的难童健康成为抗日建国的力量而于1838年3月在武汉成立的。为了取得国民党政府的支持，邀请蒋介石夫人宋美龄和冯玉祥夫人李德全担任理事长，隶属宋美龄的新生活运动总会妇女指导委员会保育组。

据资料上记载，战时儿童保育会动员和组织了各种宣传活动，广泛号召各界人士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先后在各省及香港、南洋等地成立了分会，和宋美龄1991年所说的那样：“于各战区及沦陷区冒枪林弹雨奋力抢救出孤苦难童将近三万人，送往大后方，向当地政府申请补助部分经费且向海外募捐，先后设四十八所保育院抚养教育。（1）”也和邓颖超1988年所说的一样：“是我国儿童保育事业历史上一大创举，是永放光芒的篇章。（2）”

其中有些细节早就被历史所湮灭了，我在网上找了很久也一无所知，母亲走了以后，在翻看她留下的那些为数不多、已经有些泛黄的书籍的时候，看见了一本内部刊物，那是由直属第七保育院院史编委会、中共四川省南川市委党史研究室合编，湖北省出版局印刷厂1994年出版的《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直属第七保育院（1939.7-1946.6）史料汇编》，看见那本印数只有1000册的小册子，突然有了些怦然心动；在一张1994年武昌举办的保育院55周年、直七院研讨会后的合影中，我一眼就认出了站在前排的二姨，不知为什么居然会眼睛里有了些模糊，喉咙里有了些哽咽：因为我知道我终于找到了属于母亲的最早的痕迹。

二、多宝与宜昌

1938年4月，日军集中了30万军队与我130万国军进行了武汉会战，战斗仅仅只持续了两天，精心布防、重兵把守的马当要塞就落入敌手。蒋介石在武汉大发雷霆，他深知，马当要塞实际是长江门户，由此往西，湖口、九江均无险可守，马当不守，等于长江门户大开，直接威胁武汉的安全。马当之战后，第167师师长薛蔚英因为贻误战机而被枪决，该师番号也被撤销。可是在日军组织严密、步骤清晰、作战坚决、一鼓作气的进攻面前，我国军却显得极为被动，不是孤军作战，就是隔岸观火；不是一触即溃，就是稍作抵抗就宣布撤退；不是调度不当就是没人搭理，于是，到了那一年的9月，母亲的家乡天门多宝就落入敌手。

到了1939年3月，结束了武汉会战的日本侵略者开始向重要交通沿线收缩兵力，国军便收复了已经被沦陷了半年之久的荆沙、枣阳、多宝等多处失地，准备发动冬季攻势。于是，保育院的老师赶到多宝来抢救难童。当时，那里已经集中了二十几个年龄从几岁到十几岁的孩子，其中就有我二姨和我母亲。

有当年的保育生文宗伦回忆说：“由于战事紧张，又处于最前线，鬼子兵随时都会卷土重来，因此，当天就……带着我们向后方转移，步行经沙洋八十余华里，有些人脚被打破，脚都走肿了，第三天早晨在后港乘船过长湖，到沙市已是灯火辉煌的夜晚，船靠便河码头，许多人拿着面包、烧饼等干粮在岸上迎接我们，接着乘轮船到宜昌中转站。”他回忆说：“在宜昌经历了数次敌机的轰炸，危在旦夕，每次老师都带我们去‘租界’躲避空袭。在这里住一星期左右便乘船西上至重庆万寿宫临时保育院，随即又转移至南岸觉灵寺临时保育院。（3）”

我曾经写过一部《宜昌印象》，其中的《宜昌大撤退》记载了宜昌沦陷前，日军从1938年初至1940年6月，对正在承担繁重抢运任务的宜昌城进行了疯狂的、惨无人道的轰炸。其中有1939年2月21日清晨，9架日机轰炸宜昌，环城东路至新街，献福路至北正街一带的民房全被炸毁。3月8日、9日63架日机轰炸宜昌。其中3月8日36架日机4次轮番轰炸，大北门、东正街、璞宝街、二架牌坊、学院街、环城南路、通惠路、中山路等一带大片房屋被炸毁，死伤市民无数。（4）为此，在宜昌督练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冯玉祥，特地在三游洞题记了“是谁杀了我们同胞的父母和兄弟”的石刻。

这也就是说，母亲和二姨第一次到达宜昌，正是遇到了3月8日、9日的日军大轰炸，对于当时的情况，我方的《大公报》报道说：“投弹多枚，我建筑物及平民死伤、被毁颇巨”；日方的《大阪朝日新闻》报道称，日军对“宜昌市街进行了猛爆”，“巨弹像暴雨降落”。而对于一个当时仅仅只有八岁的女孩来说，那种狂轰滥炸、死伤惨重的情景一定会终身难忘。

这也就是说，母亲她们作为保育会收容的难童也成了堪比敦刻尔克的宜昌大撤退其中的一员，而宜昌大撤退是中国抗战史中辉煌的一页历史，是被毛泽东誉为发展中国民族工业不可忘记的四位实业界人士之一的卢作孚抗战中的杰出功绩。由于人多船少，聚集在宜昌的人往往一等就是半个月到一个月还买不到船票，有幸先期挤上船的作家老舍当时如此形容：“好像整个宜昌的人都上了船，连船头烟囱上面还有几十个难童呢。”二姨和母亲应该就在那些难童之中，所以，这次大撤退应该永载史册。

三、战时儿童保育会

至于战时儿童保育工作的目的，有人指出：“首先必须使儿童避免遭难。我们不能让无数量的儿童再遭受敌人的残杀，更不能让成千上万的儿童再被敌人劫走，也不能任孩子们因得不到必须的保育而疾病死亡。其次，要使儿童们能得到适当的生活，冻死饿死的现象，要因为保育工作的开展而结束。……被保育的儿童，要给以良好的教育，培育成今后的新国民。（5）”

对于抗战八年，全国一共建立了36个保育院、收留了29751名难童的工作，有一篇带有明显政治倾向的文章很巧妙的说：“全国保育工作，都在蒋夫人的领导之下，这是保育工作上能有一些成果的最有关系的事情。因为有蒋夫人在上头，有些从政治上来的困难就比较好避免一些。虽然如此，由于政治上的黑暗，加到保育工作上来的困难和阻碍，仍是重重叠叠。保育工作不能有更大的展开，不能有更多的成效，最大的原因是政治的不民主。（6）”

从现存的资料上看：战时的国民政府对战时儿童保育会下拨的津贴十分有限，其经费的来源主要靠全民抗战的宣传动员来征募经费，也有认捐难童保育费用的，例如，蒋介石和宋美龄除了征募以外，还认捐2459名，李德全也认捐511名，身为常务理事的邓颖超只是征募185元，没有认捐难童的保育费用（7）。

根据规定，教养儿童的资格为阵亡将士子女、抗战将士子女、因参加抗战而牺牲的人员子女、做救亡工作人员的子女以及战区的灾童，年龄在15岁以下，母亲和她的二姐应该属于最后一项的范畴；而保育的方式分为三部，三岁以下入婴儿部、六岁以下入幼儿部，六岁以上、十五岁以下入小学部“施以小学教育（8）”。我母亲是1931年7月3日出生，1939年3月离开多宝，辗转到达重庆的时候已有八岁，由此说来，一定是属于小学部，执行的是战时儿童教育实施办法纲要：“（一）保教合一，俾儿童生活与教育打成一片；（二）缩短小学课程，以四年为期，完成六年课程。（9）”

有趣的是，美国的救济机构得知保育会的收留工作以后，通过中缅公路捐来可供两万名儿童各做两套衣服、被难童称为“罗斯福布”的40吨布匹，当然还有多种维他命药丸，对治疗儿童营养不足和夜盲症可以起到很好的作用。尤其是那批布匹，可以给每名保育生发给蓝色军衣两套、蓝色棉衣一套、蓝色棉背心一件，白色夏衣两套，两人合铺的被套半个。

那批布匹1939年秋天辗转运到了贵阳，接收以后剩下的分发和运输却成了老大难问题：“最显著的如：有了联运的办法，没有车辆；有了车辆，又没有汽油；我们曾花费心思买到汽油，但正当陆续起运的时候，308加仑汽油被军事当局查封了；现在好不容易得到了启封，又因得不到汽油车通行证，致布不能继续起运。（10）”国民政府的官僚、军事当局的敲诈勒索从中可见一斑。

不管是因为那批“罗斯福布”使得经费紧张的战时保育会暂时喘了一口气也好，各保育院有了三年被服的保障也罢，反正到了那一年的冬天，进入到直属第七保育院的母亲终于能穿上暖和的新棉衣了，那个时候，她八岁半。

式、直属第七保育院

母亲的一个同乡文宗伦回忆说，重庆南岸觉灵寺仅仅只是个临时保育院，难童到那里经过短暂的停留集中，立即分配到各保育院：“可是，我们多宝来的一群调皮的难童，每次分配时，大些的兄长们就带着躲避分配，待分走后再回来就这样躲过了数批分配，在这里住了几个月，整个暑天都在这里度过。”为什么？他没有说，大概还是因为那二十几个同时从多宝出来的孩子想抱成团、分在一起的想法吧。

于是，除了每天傍晚躲警报、防空袭，母亲她们的生活在那个临时保育院还是比较稳定的，直到1939年的秋天，她们一行人由老师带领，乘车经綦江来到设在南川县田家乡马鞍山（文凤镇）鲜家祠堂里的直属第七保育院，从那张拍摄于1985年的照片上看，那座被长长的围墙围住、有着高大的树木、高大的防火墙和古朴的白墙青瓦的祠堂就是她们的新家。

直七院的院址是首任院长夏一之1939年7月根据“距战区较远”、“距交通线较近者”为原则，选择的川湘公路旁、凤嘴河畔、马鞍山下的鲜家祠堂，请来木工和泥瓦匠整修祠堂，添置门窗，维修厨房和厕所，因陋就简、开始接受难童，于是，母亲和她的二姐，还有她的那些多宝的小老乡就成为了那所保育院迎来的第二批难童。望着那座高大、空旷、陌生的一切，年幼的母亲一定有些忐忑不安，不过好就好在她们是姐妹俩，二姨永远是那种会指挥人、会照顾人，也会很有魅力的那种女性，母亲就一直生活在她姐姐的羽翼之下，这也是一种幸福。

据《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直属第七保育院（1939.7-1946.6）史料汇编》编委会介绍：“生活和教学有条理以后，夏院长每天中午吃饭都要请五六年级学生轮流去两人与她共餐，学做‘小客人’，1940年夏天，她考虑到每个难童的父母在家乡都可能在想着自己的孩子，就派人从南川请来了照相师傅带着照相机来总院，给每一位同学单独照了相，寄回家，以安父母心。”母亲的那张照片我没见过，只是有些好奇：那个时候，正是日军以10万兵力抗击我国军40万军队而发动枣宜之战的时候，也是日军采用虚晃一枪，长途奔袭，夺取三峡咽喉要地宜昌的时候，也是再一次显示了日军的战斗力远胜当时的国军，经此一役，我第五战区主力元气大伤，直到抗战结束都没有得到恢复的时候，母亲的那张照片还能寄到天门多宝吗？

第二任院长是杜彦桐，湖北仙桃人，从小跟随母亲读书、学诗、绘画，成为当地有名的才女。在《沔阳县志》上可以看见，杜彦桐当过教员、在妇联也干过；当过训导主任，也加入过共[chan*]党；参加过爱国学生运动，也曾经被捕过：“1939年2月到重庆任战时儿童保育会文书干事，曾任川二院（在永川临江场）的代理院长，次年8月任四川省南川县直属第七保育院院长。”

从杜彦桐的那张时年约三十五岁的照片上看，那个被直七院的所有保育生尊称为“杜妈妈”的女人显得比实际年龄年轻一些，流行的短发、高高的额头、聪慧的眼神、抿着的嘴唇、扣得整整齐齐的衣领，就是一个典型的女知识分子的形象，我就有了些恍惚，就有些差点将这个令人尊敬的院长与自己的母亲混淆在一起了。母亲肯定也有这样一幅照片，也是在她当上老师、当上校长以后。

五、杜院长

在杜彦桐看来：“数千年历史遗留下的应有痼疾，因8年战争而全部暴露，形成了今日中国的极度混乱局势；经济的破产，政治的黑暗，反映到文化教育上，也完全是一种不合理的现象，学校得不到学习自由，知识水准自然一天天地低落。⑿”这样的言语是不是有些过激？

这位教育学者很可观的指出：“保育生大都出身自佃农、劳工、破落的自耕农、转徒的负贩或者赤贫的抗属、底层公务员的家庭，再就是无家可归的孤儿和莫名身世的街头流浪儿了。”在谈到保育生普遍共同点的正反两面的时候，杜彦桐写道，属于优点部分：有丰富的同情心、有强烈的正义感、有纯洁的真性情；属于缺点部分：狭隘、放纵、粗暴。　

在分析了这些特点产生的原因以后，她强调指出：“今后我们应：第一，打破闭门主义和孤立教育，让儿童亲近接近社会人群，在生活中学习，不使他们感觉自己和有家的孩子有某些不同。第二，发展正常情感，让儿童从‘事’上去认识‘理’，培养安静和平的情绪，并使了解人类的爱，友情的爱，较之封建关系的爱更需要、更伟大。第三，建立民主作风，确立平等自由的民主作风，既不鄙视自己，亦不轻蔑他人，完全以自觉、自动、自治为出发点。（11）”

这位杜妈妈无疑以身作则做得很好。有当时的直七院的老师回忆说：“杜彦桐经常对老师们讲，我们即是严师又是慈母，孩子们既要知识，又要母爱。她以自己的‘身教’带动老师们的爱生行动。她对孩子无微不至的关怀，检查伙食、查床铺，到医务室看望病孩，和孩子们谈心，还请了几个女工照顾幼儿，给孩子洗澡、洗衣、照看孩子们生活。孩子们也很亲她，心里有委屈就跑去向她哭诉。（12）”

杜彦桐也亲自给保育生上国文课，有保育生回忆：“她在上课时要求我们的很严，要大家会读、会背、会默写。”“平时她又对我们非常慈祥，像慈母一样，关心同学们的生活和身体健康。（13）”在她的指导和调教下，直七院的孩子在那么艰苦的环境下可以进行学习，还可以和正常孩子一样玩耍，也能在那个四五百人的保育院里感受到大家庭的温暖，这就是难能可贵的。

所以就能使直七院那些毕业的保育生的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南川前茅，表演的爱国节目大受当地驻军和民众的欢迎；所以，直七院就不会和那些共[chan*]党员任院长的保育院因为过激而被找个理由拆散合并；所以，1942年，宋美龄才会亲笔为直七院题写匾额“南川冠冕”；所以，抗战胜利后，1945年10月10日公布的《国府授勋令》中，杜彦桐也和那些大人物一起被国民政府授予胜利勋章。

任真主编的《我们在抗日烽火中成长》一书中指出：“这些保育院的负责人多是经南方局研究后，再通过保育会常务理事会派到各院去的。”当时任院长的中共党员有直一、二、三、六院，川一、六院和蓉四院，那本书接着说道：“直七院院长杜彦桐也是南方局安排去的，她被当地地下党誉为党外的布尔什维克。”

值得一提的是，杜彦桐与直三院的院长赵郁仙（既赵君陶）相识很早、关系不错，视为至交、过从甚密，而赵君陶是赫赫有名的赵世炎烈士的妹妹，又是不那么有名的李硕勋烈士的老婆，还是赫赫有名的李鹏的妈妈。

六、彭金元

对于直七院，那些黑白照片只是展现了原医务室的所在，向家店的窄窄的川湘公路、以及直七院后面新修的由万盛直通南川的地方铁路，而那幅保育生手绘的地形平面图似乎更能一目了然，于是，我就能看见那个被无数保育生在文章中提到的凤嘴河、雀石崖、长安桥、马鞍山、还有那个分院。在那些站在直七院右前方的长安桥上拍摄的彩色照片上，展现的是在旧址上建成的先锋水泥厂，就有些纳闷：那个被确定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的直属第七保育院旧址究竟还留下了什么？

那些曾经在直七院生活过的保育生对这个地方充满了感激，也充满了崇敬，他们的文章写得都很生动，例如一位现在台湾的保育生就在文章中写道：“七院院址分别在凤嘴河两岸的两座鲜氏祠堂里。风景优美，青青河畔，十里平原一望无际。祠堂前院有一颗皂荚树，我们拾起皂荚当肥皂用。在凤嘴河边沐浴或洗衣被，夏天等衣被干了回院，冬天选晴天去。（14）”

从《战时儿童保育会直属第七保育院教师、员工名录》上可以看出：院长先后只有两位，而教导主任却走马灯似的换了九人；保育员不仅有总务主任，还有庶务（劳动生产）主任；不仅有保育主任，还有卫生主任。当然会有伙食管理、采购、保管，还会有六个炊事员；不仅有木工、灰工，还会有缝纫和饲养员，就是没有后来母亲在宜昌五中任教时职员中配备的电工，因为直七院当时根本没有电。

直七院的每个中队（也就是每一个班）都有一名班主任，从那份《战时儿童保育会直属第七保育院教师、员工名录》中可以得知当时开设的课程有现在小学里依然还有的语文、算术、历史、美术、音乐、地理、体育，还有现在已经没有了的劳作、童子军，而那个所谓的公民课自然就根本不知道讲的是什么。

而在那份《战时儿童保育会直属第七保育院学生名单（按中队整理）》上，我很容易的就在五中队的名单中找到了二姨彭金香（女）的名字，然后一直将十三个中队统统找了一遍，也没有找到母亲的名字。突然想起母亲很久以前告诉过我，她曾经改过名字，就又把那份名单认真的梳理了一遍，就在八中队的名单中找到了彭金元（女）的名字，就像是有心灵感应似的，一下子就知道这就是我的母亲原来的名字。

虽然家里人都知道母亲改过名字，可我在她生前却一直没有问过、她也没有说过自己原来的名字，所以当那个彭金元的名字映入眼帘的时候，不知为什么就有了些百感交集，也有些感到亲切得要命，因为我找到了属于母亲的一个秘密，也似乎可以触摸到属于母亲最深远的一段历史，而我就因为这个名字仿佛看见了那个来自天门多宝的小女孩怯生生的眼神、翘起的羊角辫、明亮的眼睛和如花般充满稚气的容颜；仿佛听见了那个与自己的二姐相依为命、辗转上千里，来到直七院的小丫头在难童们整齐划一的合唱声中有些娇声娇气的声音。

七、从直七院到直六院

悬挂在鲜氏宗祠大门口的牌子上的全称是：“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战将士总会战时儿童保育会直属第七保育院”，而根据那篇《直属第七保育院大事记》里面所说：1939年9月，由重庆万寿宫临时保育院转送过来的难童近200人，是该院接受的最大一批。我二姨和我的母亲就在其中。

《大事记》承认：“建院伊始条件很差，生活较苦。”根据那些回忆文章可以得知，当时缺医少药，一连死了30多个年幼的难童，我母亲侥幸活了下来；当时只有就着盐巴吃稀饭，也没有衣服和营养，我母亲的生命力十分顽强，这一点不仅在直七院，还在她以后的工作和生活、尤其是在晚年与病魔作斗争的时候表现得尤为突出。

《大事记》记载：1939年10月，蒋介石和宋美龄一行从南川到重庆，路过马鞍山下，院长夏一之带领部分师生在川湘公路向家店门前迎送，宋美龄下车对师生讲了几分钟的话，那里面的保育生肯定没有母亲，因为全是大孩子才能参加。

《大事记》记载：1940年8月，夏一之调任贵州桐梓保育院任院长，保育总会派杜彦桐接任直七院院长一职。这是一个历史型的转变，因为不仅是领导成员的调整，也是教学方针、保育方法乃至院风的重大改变。

《大事记》记载：1940年9月，全院难童被编为中国童子军第4134团，新六年级为第一中队，以下各年级分别被一直编到十三中队，直到1946年直七院结束，这种中队的称呼一直未变，我二姨在　五中队，母亲在八中队。这也许就是母亲开始半独立生活的开始。

《大事记》记载：1941年5月，直一院解散，一部分学生100多人合并到直七院来，至此，直七院全院难童达500多人，是人数最多的时期。

《大事记》记载：1941年7月，保育总会决定男女生分院，直七院的女生全部被送到永川松溉镇的直属第六保育院去了。这其中就有我的二姨和母亲

关于这一点，母亲曾经对我说过，不过她说自己读的是女校，没有说明是从直七院分流到直六院的。查了一下地图，从南川到永川之间的距离有一两百公里，对于刚刚满10岁的母亲而言，无疑又是一次长途转移。

最要命的是，直六院的那个共[chan*]党女院长只爱个人打扮，很少关心难童的生活，特别不关心孩子们的读书；由于缺少老师，直六院很少上课，加上还有一个品质很坏的童子军男老师，于是，那些女生就开始倒霉了。有直七院七中队的女生回忆说：“各方面条件都很差，睡觉没有床铺，在地上铺稻草，大家挤在一起睡。天晴把稻草掀起来一看，地上潮湿的水印子象地图一样……（15）”

她写的很细致：“每隔几天要我们到很远很远（大约30里）的一个镇上去搬米，早晨吃了早饭去，不带干粮，要到下午五点多钟才能回家。我们都是才十一二岁的女孩子，要用裤脚背二十几斤米，走30里地，越背越觉得重，又没有老师带领我们，背不动就坐在路边哭。中午饿得没办法，只好摘路边田头的豌豆角或蚕豆角充饥。背米回来有时连热洗脚水也没有，比直七院差多了。白天背米累坏了，夜晚睡得很深，老鼠就来咬脚，甚至有人耳朵被咬破，尖叫声把大家惊醒。”

背米的事情母亲没讲过，也许是背米的过程太过于劳累，因为她可是八中队的小女生，刚刚才十岁，那实在是有些残酷；不过被老鼠咬的情节她倒是讲过好几次，有时候是发感慨：“因为睡得太沉了！”有时候却是一种调侃：“还是要讲卫生，身上没有味道，老鼠就不会咬！”也许就是因为这一点，母亲后来一直保持着一些小资情绪的小洁癖，直到走完所有的人生道路，和我们永别的时候身上都是干干净净的。

八、重返直七院

母亲她们那一些女生在直六院生活了两年多的时间，因为那里的生活和直七院相比反差太大，所以纷纷给杜彦桐写信要求接她们回七院，每到星期天，那些举目无亲的女孩子就走到江边望着过往的船只泪流满面，想着回到那个虽然简陋可是很温暖，虽然有些拥挤可是很和睦的直七院去，因为她们已经把那里当作了自己的家。

那篇《直属第七保育院大事记》记载：1943年8月，保育总会决定撤销直六院，原直七院的女生和另外一些女生又回到了直七院。其中就有我的母亲和她的二姐。

那个七年级的女生在文章中回忆说：“记得我们乘汽车到马鞍山下时，已是天黑了，直七院的老师和男同学们，点燃松油烛的火把来迎接我们，大家高兴地唱呀！跳呀！那天晚上我兴奋得久久不能入睡。”想一想也是的，经历了直六院的那种失落和痛苦，回到直七院的失而复得的那种喜悦自然会溢于言表。

直七院的好表现在那里的踏实、朴素的院风和浓浓的学习进步空气：“在反共高[chao]中直二院继直一院而被迫解散！直七院能存在而又保持进步空气直至1946年夏正常结束，这自然与杜彦桐院长的胆识、魅力和处事策略有关。（16）”

直七院的好表现在杜彦桐坚持保教原则：“㈠以亲爱、陶冶儿童性情；㈡培养儿童正确的人生观，爱国、爱院、爱名誉，自立立人，自助助人，遵礼法、守纪律，必须有独立的信念，必须实行的美德。㈢在生产中养成好习惯，教育儿童整洁、整齐、礼貌、纪律、勤俭、惜物、言行一致。㈣运用教学合一的原则，健全教育内容，实施陶行知先生教、养、做三结合的教学方法，为国家培养人才。（17）”

直七院的好除了教科书改革成三联书店的《抗战建国读本》，图书室里不光只有《建国大纲》、《建国方略》、《总裁言论》，也有了通俗儿童读物、童话、故事、诗歌、小说、抗日连环画册、小学生规范作文、儿童文选：“每到课外时间，小读者们纷至沓来，有借书的，也有在室内阅读的，大家成了图书室的常客。老师们也热情地推荐、介绍、指导。这些书在培育一代新人的工作中，潜移默化，不可估量的。（18）”

直七院的好除了给难童们上课传授书本知识以外，还注意结合劳动进行教育：“首先是很注意培养我们从小自己动手，进行自我服务劳动的教育，培养独立生活的能力。自己洗衣服和洗被子、钉扣子，……打草鞋保证自己一年四季有草鞋穿。……还要教育大孩子照顾幼小的孩子。……培养了小朋友之间的互敬互爱的精神。……院里把我们几百人分成若干小组，有缝纫、洗补、碾米、洗菜、打扫卫生及远去十里的南坪镇（原名叫陈家场）扛粮食……此外，高年级同学还要参加种菜和参加插秧等生产劳动。（19）”

“由于院内条件的限制，他们还充分利用了优美的自然环境开展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到川湘公路上赛跑，龙腾虎跃；到凤嘴河边唱歌，婉转悠扬；到雀石崖上绘画，鸟语花香；到芝麻滩里游泳，浪花飞溅；到长安桥上谈心，意重情深；到马鞍山上观看青山绿水，暮霭相辉，心旷神怡。陶冶了身心，涵养了情操，增长了知识，增强了体质。（20）”

九、艰苦造就的女杰

其实当时正值抗战最艰苦的时候，祖国的半壁河山尽被日寇占领，国军一触即溃、节节败退，如果不是日本人利令智昏的发动了太平洋战争，兵力紧张、不得不在中国收缩防线，鹿死谁手真的还很难说。从1944年，侵华日军为了打通通往越南的陆上南北大通道而先后在6月和11月发起的对长沙、衡阳的进攻，以及对桂林、南宁的占领，一直打到贵州独山这一点就可以看出。

对于日军的逼近，当时的陪都重庆除了感到震惊就是惶惶不可终日，除了敌机轰炸就是物价飞涨、民不聊生，而与重庆不过百里之遥的南川直七院的日子自然也很不好过。加上保育院的生活并不像一些保育生所说的那么充满鸟语花香、欢声笑语，更不是世外桃源，自然也有自己鲜为人知的另外艰难的一面。

有保育生回忆道：“直七院有时大米供应不及，就吃没有磨成粉的包谷或小麦，但是吃了不易消化，结果拉出来的还是小麦，长此下去就有营养不良、甚至贫血现象。……冬天也没有布鞋穿，只能穿草鞋，双脚整天都是冰冷的，只能晚上洗一次热水脚以后上床睡觉。有的脚冻红了，成了冻疮，草鞋也不能穿，寸步难行。夏天睡的高低两层木床，臭虫很多，吸了我们不少血。大家动员起来，用开水烫死臭虫，一次烫洗以后，好一些，过些时又有臭虫，又要烫洗。”

他写的很详细：“当时物质极为缺乏，全院同学都缺乏课本。晚自习别说没有电灯，连煤油罩子灯也没有。能有个桐油灯照明，上晚自习就算好的，但桐油灯照明度弱，还有很浓的黑烟，下晚自习时，每人鼻孔都是黑色的烟。（21）”

母亲从来没有对我们说过她会打草鞋，也没有说在直七院的六年时间里，一直都是穿着草鞋的；不过她对付臭虫很有一套，那年我去北京串联回来，毛衣里满是虱子和臭虫，母亲将衣服统统扔进盆里用开水烫，然后再拿出去暴晒，就无影无踪了；母亲的缝纫技术很不错，飞针引线、又快又好，针线活想必就是在直七院学会的；母亲的编织技术很好，我们俩兄弟的毛衣都是她一针一线织出来的，不知这是不是也是在直七院学会的？多年以前，她还给我织过一件厚厚的毛衣，至今依然还在穿。只是当母亲一路西去以后，在写这篇文章纪念母亲的时候，才真正领会了那首唐诗的真正含义：“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22）”

母亲是个很要强的人，因为直七院教会了她要自尊、自立、自爱和自强，所以才会在很多年以后的上世纪八十年代成为宜昌公认的三位女杰之一；母亲是个职业女性，这一点也是直七院教给她的，能够忍辱负重、努力进取，达到个人事业的高峰，就是用实践来证明了“谁说女子不如男”；母亲是个很文静的女性，会洗衣却不会做饭，看来在直七院从来没有帮过厨，以后也一直在机关食堂吃饭，周六母亲在家最大的能耐就是煮一锅有菜有肉的汤饭。

十、“彦”的来历

那篇《直属第七保育院大事记》记载：1944年2月，五中队毕业，学生分别考入重庆江北董家溪思克职业学校和国立十五、十六中学，其中就有我的二姨彭金香。

那篇《直属第七保育院大事记》记载：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全院师生欢呼，并望早日复原。八中队毕业。其中就有我的母亲。

抗战胜利后，根据有家的回家，升学的升学，参加工作的参加工作的复员原则，母亲在1945年初秋离开了直七院，离开了这所承载了有关她从一个几乎什么都不知道的女童长成为一个含苞欲放的少女的全部过程，而母亲在这块土地上，几乎经历了直七院的成立、成长、巩固、提高和结束的全过程。正是因为有了在直七院打下的良好的学习基础，她才能轻松地考入后来很有些名声的宜都师范，当然那是后话了。

对于母亲而言，直七院的伟大就在于：“从1939年7月到1946年6月底结束，历时七年，一直沿着爱国、民族、进步的道路在发展，在前进，她像慈母一样哺育了五百多个从战火中抢救出来的受难儿童，教给他们大千世界的知识，教他们识别善恶美丑，给他们指引人生的正确航向。（23）”童年时代的启蒙教育，往往奠定一个人一生的人生道路，从母亲的82年的人生道路留下来的点点足迹就可以见证直七院对她的深刻启示，以及对她的思想的形成、文化的传承都留有清晰的烙印，这是不可否认的。

对于母亲而言，她对那个为人正直、大公无私、胸襟宽广、关心难童、爱惜人才，是院长又是妈妈，是严师又是益友的杜彦桐应该比其他的保育生怀有更强烈的感激和眷恋，因为在拿到这本《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直属第七保育院（1939.7-1946.6）史料汇编》、读到了杜彦桐的名字的时候，我就如同醍醐灌顶、恍然大悟了：我就知道了母亲在改名字的时候，就是直接从那个杜妈妈的名字中间取出了一个“彦”字作为自己的新名字，而且绝对是这样的！

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杜彦桐喜欢我母亲，认为那个彭金元不太好听，索性将自己名字中间的那个“彦”字送给了自己的学生，告诉她，彭彦这个名字的含义就是有超强的忍耐力，仔细想想还真是这样的；另一种可能是母亲出于对杜彦桐的崇拜，主动要求将杜妈妈名字中间的那个“彦”字作为自己新的名字的。杜彦桐是一个有知识、受人尊重的新女性，我母亲也是一个“小荷才露尖尖角”的小女生，这两种可能性放在当时都有极大地可能。更为凑巧的是，母亲也和她的杜妈妈一样，一辈子忠诚于教育事业和妇女运动，这一点似乎还有些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总之，在庆祝日本投降、抗战胜利的锣鼓鞭炮声中，在自己一方面归心似箭、另一方面也恋恋不舍的错综复杂的心理之中，14岁的彭彦离开了直七院，离开了杜妈妈，也离开了那些朝夕相处、患难与共的兄弟姐妹。她当然会唱杜彦桐写的那首《毕业歌》：“别矣南川，秋水潺潺，远山苍苍，国家的恩惠，同学的友爱，老师的温情，铭刻在我们心中，永不忘！（24）”

十一、南北东西难得相见齐

母亲告诉过我桐油灯的故事，那是直七院优良学风的熏陶；母亲喜欢看书，空闲的时候总是手不释卷。她看书的时候很专心、也很认真，我当然还记得母亲在当宜昌五中校长的时候，披一件棉袄，读那些《红旗飘飘》、《中国青年》时的背影；母亲能写一手很娟秀、很圆润、很好看的字，而且书写起来行云流水、一气哈成，我还记得母亲就是在当上宜昌妇联主任以后也会动笔写一些讲话稿，印象最深的就是某年的三八妇女节在电台的一次讲话就是她自己三易其稿，可惜已经找不到那张稿件了。

对于自己在直七院打下基础的书法，母亲一直引以为豪，一直对我们强调说明练字必须从小开始，所以，她从小在直七院形成的书法，由于以后的工作都与文字和笔墨有关，自然就写得越来越好，越来越成熟；只是到了我们这一辈，除了继承她喜欢读书、喜欢看报、博览群书、关心国家大事以外，写出来的字就有些差强人意、自愧不如；而到了她的孙辈则更是差劲，写出来的文字简直有些惨不忍睹，好就好在如今都用键盘打字，也就千人一面、可以滥竽充数了。

按照保育会的规定，保育生升入初中就读，可以一次性发给被絮、被套、被单、蚊帐、棉服、衬衣、夏衣、面盆、雨帽、草席、布鞋、线袜、面巾、牙刷、草纸、肥皂，以及书籍、笔墨纸张邮票照相等费用（26），而根据直七院的保育生的回忆：“给我们每人发了一口木箱，还刷过黄光油，里面装了三套单衣，一顶单人蚊帐，旧衣有童军服，蓝布灯笼服一套、棉咔叽大衣一件、衬衣几套，笔两支、墨一块、石砚一方。（27）”

母亲就是提着那口刷过桐油的木箱离开直七院、离开杜彦桐、离开和自己朝夕相处了六年的老师和同学的。来的时候，她还是一个懵懵懂懂的8岁女童，离开的时候已经是一个风韵绰约、亭亭玉立的14岁大姑娘了。她不会是一个人走的，因为当时的保育生有不少都进入了宜都师范就读，所以当她以彭彦的身份离开南川、离开重庆、买舟东来的时候，当她以一名优等生乘船再次来到宜昌的时候，一定也会有一种诗人般的感受“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28）”

岁月如梭，一晃就是68年过去，杜彦桐早走了，母亲的那些保育生的同学大多也走了，现在，连母亲也走了，永远地走了，在另一个世界里，直属第七保育院的老师和同学会不会又重新聚集在一起眉飞色舞、兴致很浓的谈起那已经很久远的历史？或者说一些彼此鲜为人知的小秘密？还是相信的好，那也是一种美好的愿望！

根据简谱，我试唱了一下杜彦桐写的那首《送别歌》，有些忧伤，也有些低沉，还有些伤感。不过在送别母亲的时候，那首歌似乎很符合这样的氛围：“凤嘴河畔草萋萋，十里平原一望齐。昨日之日欢团聚，今日之日叹别离。叹别离，分飞燕燕各分栖，南北东西难得相见齐……”

母亲走了，那个曾经叫彭金元、也曾经叫彭彦的母亲永远地走了；那个曾经“少小离家老大回”、在千里之外的直属第七保育院度过了自己人生极为重要阶段的那个保育女生一路西去了；那个曾经被宜昌五中、宜昌三中的学生亲切的称为“彭校长”、被政府机关大院的人叫做“彭主任”的女能人和我们永别了；那个以顽强的意志、向上的态度、乐观的精神与病魔整整搏斗了10年的母亲撒手人寰了，可是那些布满家里四座阳台上的花草却生命力极强的依然活着，在风中自由自在的摇曳着，舒展着充满生机的绿色枝叶，那是不是也是直七院的最本质的精神呢？（2013-6-30，母亲冥日，头七之夜）

资料来源：

1宋美龄：给台湾保育师生聚会的书面致词

2邓颖超：给战时儿童保育会成立五十周年纪念大会的贺信

3文宗伦：我从日寇铁蹄下被抢救出来

4民国宜昌大事日志

5曹梦君：救救孩子们

6海宁：八年来儿童保育工作的检讨

7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经济委员会捐款名录

8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战将士总会战时儿童保育院简章

9保育会举行第一届院长会议

10战时儿童保育会：工作一年

11杜彦桐：保育生的习性

12谭紫光：红色摇篮——回忆南川直属第七保育院

13姚仲音：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课

14张楚琦：终身难忘的爱国主义教育

15蒋菊芳：直七院是难童们温暖的家

16袁建林：情系直七院

17张行义：“南洲冠冕”

18阮景富：既是慈母，又是良师

19周国治：直七院的劳动教育

20向国灵：红色摇篮育英才

21高永锡：回忆直七院点点滴滴

22孟郊：游子吟

23谭紫光：红色摇篮——回忆南川直属第七保育院

24杜彦桐词、张四维曲：毕业歌

25杜彦桐词、张四维曲：送别歌

26战时儿童保育会：初中一年级保育生服装、文具及杂费资助标准表

27范绪高：老师讲的是革命的哲理

28李白：下江陵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