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往事如磐

post　by：2009-6-3　5:58:42

不久，文化大革命发展到红卫兵形成了两派对立的群众组织，有各自要捍卫的毛主[xi]革命路线，有各自要拥护、支持的对象和否定、打击的对象。当演讲辩论再也不起作用，于是有了个新名词“文攻武卫”。

武斗开始了。建阳城里的枪炮声震撼着建溪两岸。也传遍了各个公社和哪些偏远的小山村。

学校停课闹革命，工厂罢工闹革命，商店罢市闹革命，机关关门闹革命，农民进城闹革命；今天老区农民进城了，明天“森工联司”打来了。造反派“一·二”封桥，东方红“一·二七”行动，几乎天天都有流血事件，红色恐怖铺天盖地。

我所在的水吉公社属于东方红派，并成立了新建阳毛泽东公社东线指挥部。水吉的造反派成了少数派，县城的造反派组织不甘心东片这块阵地被东方红占领，于是经常在夜里组织武装队伍对水吉发起攻击。

为了躲避枪弹的袭击和伤害，母亲带着我们和大家一样过起了逃难生活。争相寻找安全的地方躲藏起来，每天傍晚带着我和弟弟妹妹扛着被褥包裹，随着医院的大人小孩躲进有着厚厚大门防护的另一家公社保健院内，象难民一样在地板上，过道上，楼梯旁横卧竖躺着，大人再三教代我们要远离门口，远离窗口，躲在枪弹伤害不到的地方。天黑以后，大人们提心吊胆的，连眼睛都不敢闭一下，生怕关紧上了闩的大门突然被造反派砸开冲进来当了俘虏，或者飞进一颗炸弹、手榴弹而“壮烈牺牲”。好不容易捱到天亮，各家又卷起铺盖，悄悄打开大门，先探头探脑左顾右盼一下，见没有异常情况，再呼儿唤女急急的赶回家中。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们都是这样度过的。

哪是一个冬天的早晨，天快黎明的时候，我们大多数人在提心吊胆地紧张了一夜之后，有的刚迷糊过去，有的还沉浸在梦乡。突然一声沉闷的爆炸声和一阵激烈的枪声从远方传来，大家都被惊醒了。哪儿出事了？怎么回事？大家都在胡乱猜测着，直到天亮也没猜出个头绪来，大人们也就顾不了哪么多，匆匆忙忙地赶回家吃饭上班。我们这些孩子等大人一上班就象解开笼头的小马儿。撒开蹄子四处乱跑起来。

一到街上就听许多人在说，公社指挥部门前有一个人被打死了，死者叫方**。我们跑到公社指挥部门口，又好奇又害怕的挤进人群里一看，“啊”吓的我紧紧地闭上了眼睛。只见一个平时我很熟悉的东线指挥部的战士，脸色惨白僵硬地躺在冰冷的泥地上，两眼瞪的大大的，左大腿跟部有一个碗口大小的窟窿，血已经不流了或者是流尽了。整个下半身以及身下的泥地上全是黑红黑红的血迹。围观的人一层又一层，静静的没有一个人说话·······

几天后，东方红公社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主持大会的东方红头头宣布：方××同志是为捍卫毛主[xi]的革命路线而壮烈牺牲的，是革命烈士，他的死比泰山还重。追悼会后方**烈士的灵灵柩就由被抓到的造反派俘虏抬着去安葬。抬棺的八名造反派俘虏中,有一个是我的小学同学章xx。当时我们刚读小学四年级,他在我们班上年龄和个头都是最大的。他和几个大同学一起参加了造反派。由于水吉是由东方红派掌权，他们的斗争往往力不从心，自从哪场流血事件发生之后，他们深自灾难就要降临，每天东躲西藏，以免东方红派的打击和报复，可是不管他们如何躲藏，仍然在一个冬日的晚上被东方红战士分别从热呼呼的被窝中拎了出来，被押着去亲吻死难烈士的脸颊，为他们擦身、换装、守灵、抬棺，沉重的棺柩压得他们稚嫩的身躯东倒西歪，啷啷呛呛。对死难烈士怀有深厚感情，对对立派誓不两立的东方红战士的枪托和棍棒，还时时沉重地落在他们的身上。

送葬的队伍人山人海，刀、枪、剑、戟、锄头、柴刀、棍棒、扁担向森林一样，一面面鲜艳的红旗在寒风中猎猎作响。“为死难烈士报仇”，“死难烈士永垂不朽”，“血债要用血来还”，“死难烈士万岁”，“打倒×××”，“火烧×××”，“炮轰×××”，“血洗×××”······口号声排山倒海，不像是送葬更像是示威游行。

“死难烈士”被安葬在通往浦城、建阳、建瓯三县交叉路口的水吉白桥公路边上靠山一侧。灵柩下葬时，东方红战士肃立鸣枪，呼啸的子弹尖叫着钻入云天。

从此，在这个叫白桥的地方的公路边上，多了一座有着精美碑文的坟墓，碑文是毛主[xi]语录，一边是：“人总是要死的，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另一边是“要奋斗就会有牺牲，··········”语录镌刻在坟前两翼扇形的水泥墙上,还刷上红油漆，刚劲有力，十分醒目,使人看了肃然起敬。后来造反派曾多次派人对这座坟墓进行爆炸毁坏过，而东方红则是炸而再建，毁而重修，越修越精美、越修越高大。

后来“文化大革命发展到两派大联合成立革命委员会的时候，支左部队为了不影响两派的大团结，派士兵把坟墓上的纪念碑给炸了，两侧的碑文和毛主[xi]语录也被厚厚的水泥给覆盖掉了，此后这座坟墓就孤独而凄凉地坐落在哪里了。　

他的妻子在他“献身”的那几天哭得死去活来，几个月之后，就随着喜庆的鞭炮声，欢天喜地的带着他们的孩子改嫁他人了。好在他的坟墓是水泥　覆盖的，不会长草，无人扫墓也无大碍，而他的老母亲，由于独子的惨死，媳妇的改嫁，小孙子也随娘离开了她，好端端的一个家庭就此消失了、毁灭了。悲泣痛哭使老人的双眼也瞎了，她天天睁着那双不见天日的瞎眼，在街头啸叫、悲哭。

后来，我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离开了小镇，就再也没有见到过她。再后来,听人家说，她死了，死的时候媳妇和孙子都没有来，是乡亲们把她安葬的。

多年以后，我从部队退役回来分配在建阳工作，每次回水吉看望母亲返回建阳时，为了搭乘从浦城到建阳的过路班车，（过路车一般不拐进小镇，）我要从小镇上步行约二公里到白桥三叉路口等车。每当我在等车时都会对着这座荒凉的孤坟陷入沉思。

十年动乱期间，虽然我年纪还小，但是我看到和经历的那些情景，常常一幕幕清晰地浮现在眼前，就像昨天发生的事情一样。当年红卫兵和造反派曾经用自己的青春、热血和生命去捍卫的神圣的东西，现在却变得毫无意义。甚至显得哪样的愚昧和可笑，面对如此巨变，我不由得从心里发出深深的叹息！

坟头的方向正对着河对岸的水吉古镇，岁月匆匆，物是人非，我想假若人死后真的有知，躺在里面的方××能理解这一切吗？我似乎又看到了他那双瞪大了的充满着疑问的无神的双眼。

当我记叙这一切的时候，我的心情是难以言说的沉重，因为在我的眼前还浮现出更多的在文革中死去的“死难烈士”的脸庞和情景。当时的“重于泰山”，随着时过境迁，不仅“轻如鸿毛”而且“灰飞烟灭”。

在以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他（她）们的亲属、子女、儿孙都因他们被定性为文革中的"三种人"的缘故，而被打上了终身的烙印。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得以解脱。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