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是个人行为，它不该附着于某个圈子的某些人；当他完成一首诗，这首诗就已经有了它自己特定的命运：它要么飘落到河里，被一股萍藻所吞没，要么幸运地找到了一方沃土后生根发芽抽枝。真正优秀的诗总能找到适合它的土壤，尽管它一时半会儿被吹落在沙地里；即使被萍藻裹挟着的诗，萍藻也能在沉默中体认到它的不同；惟有那些经不起时间检验的诗，才会被萍藻所吞噬，或蜕变成它们的同类。

写诗是个人行为，但不意味着诗的内容也围着个人打转，为自己生理构造中简单的情绪起伏去制造那些激素。诗人往何处去，诗就往何处去。诗人有时会在诗中去寻找答案，而诗也会反过来拷问诗人；它会将一段记载的历史串联起来，以不同时期出现的不同类型，让诗人去自我判断。这时，诗人需要听到别人的声音，他需要得到别人的意见，这时写作已不是个人行为，它亟待评论家去点评它作品的价值和存在的不足或缺陷。如果这时有善意或恶意的回声，都会多少影响到他对他自己作品的态度，尽管他会否定这一点，他会说，诗有它自己特定的命运。这是幌子。他要活着看到自己的成功。他希望有更多的善意的批评，他要伪善，善于与人应酬，才能得到这些。

他想要一群人，读者和评论家，但读者在哪里？读者在当代基本也是写作者，他们的作品同样也需要他人的眷顾。于是乎一些有趣的现象便产生：甲明知乙的作品不行或不符合他的审美观，但由于对方的热情或别的用意，也礼尚往来地回以热情。时间一长圈子便形成，责任便形成：你便腾不出时间来忙于自己的写作，你必须挤出一部分时间来“参预”到群体中去。于是最“热情”的人的作品被公认为最出色，谁也没有异议，心存反对的人也将在某一天得到他的褒奖后改变想法：诗坛需要这些人，一些热情的活动家，既然活动家也扮演着诗人的角色，既然诗人们都那么自恋和冷酷，那么剩下的他们——活动家们，就该理应得到更多人的关注，享受保留或剔除天才的特权。这是多么符合逻辑的怪诞事情。

活动家们要组织一群忠实的喽罗，活动家们把持着诗坛的走向、动向和规划。评论家为活动家们所钦定的诗人服务，他们首先接受的不是你的天才，而是你的为人，他们常常把做人第一挂在口边，你愈孤僻，愈不迎合他们，你愈不是人。

我渴望确有才华的敢于毛遂自荐的诗人更多的出现，因为那些人总比干等着被他人收买的人来得强。他们拒绝合作，在诗的内外艰难地跋涉，天马行空、独来独往；他们能成为任何人，能生活在他方，用天赋异秉的眼睛观察着社会，用超群的想象力来营造一个神奇的世界，如兰波和坡那样天才纵横、无可比拟。天才只凭感觉做事，他若赞美你，就是赞美你，他若批评，就是批评，没有别的解释。

我渴望大群的诗人被饿跑，但不要饿死，社会没有喂养诗人的义务。一个连自己也养不活的人被饿跑，跑到现实中去提炼真实的生活素材——如果这群没有想象力的诗人对自己有准确的认识和实在不自信的话，被饿跑是很好的下场。只有真正的天才会留下来，生长在又跑进来的和衣食无忧的一直在此的一批人中间。这中间端坐着能使你的作品收进纸刊和网刊的庸人，他们现在是皇帝。但天才仍旧独来独往。

向何处去？所有的链都可以少掉天才。流水线业已形成。写完诗的人一会儿工夫就得穿上评论家的外衣，客串一下伪道士的身份，对你说：“做人第一，写诗第二”。你一旦也掌握了这套伎俩，就可以在不会评的状态下去干涉诗以外的部分，而且在任何场合下也不会犯错。尽管谁也看不到谁，除了面对文字，我们还能看到什么？！

在这个习惯把生人煮成熟人的诗坛，你能看到的只是一些熟悉人的面孔，熟悉的声音，熟悉的妥协和屈服。我们的风格就是集体的风格，也就是丧失了个人的风格后，形成的风格。

赵阳　于2006-5-15草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