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训（1838～1896），今冠县柳林镇武庄人。他原本没有正式名字，和鲁迅笔下的阿q一样，属于“穷得连名字都没有”的最底层贫民。他在家族同辈兄弟中排行第七，故名武七，武训是清廷为嘉奖他的兴学义举所赐之名。

武训7岁丧父，随母亲乞讨为生，求学不得。从14岁开始，他多次离家到大户人家当佣工，屡屡受欺，辛辛苦苦干完三年，到结帐之时，雇主因其不识字以假帐相欺，谎说三年工钱已支完。武训据理争辩，反被诬为“讹赖”，遭到毒打后，他口吐白沫，在破庙病倒三日，不食不语。

吃尽文盲苦的武训，决心行乞办学，为穷人家的孩子找到求学之路。21岁时，武训开始行乞集资。他手使铜勺，肩背褡袋，烂衣遮体，边走边唱，四处乞讨，其足迹遍及山东、河北、河南、江苏等地。他把乞讨到的较好衣物和饭食设法卖掉换钱，而自己则象苦行僧一样，只吃最粗劣或发霉的食物，甚至菜根、地瓜蒂等。他边吃边唱：“吃杂物，能当饭，省钱修个义学院。”

在行乞的同时，他还拣收破烂、绩麻缠线，边绩麻边唱道：“拾线头，缠线蛋，一心修个义学院；缠线蛋，接线头，修个义学不犯愁。”他还经常给人打短工，并随时编出歌谣唱给主人听。在推磨拉碾时，就学着牲口的叫声唱道：“不用格拉不用套，不用干土垫磨道。”

此外，他还为别人做媒红、当信使，以获谢礼和佣钱；他还象个江湖杂耍艺人一样表演锥刺身、刀破头、扛大鼎、学蝎子爬、给人做马骑等等节目，甚至吃蛇蝎、吞砖瓦，以取赏钱；他将自己的发辫剪掉，只在额角上留一小辫，以兑换金钱和招徕施舍。他一心只为：“我积钱，我买田，修个义学为贫寒。”

功夫不负有心人，武训吃尽世间百苦，光绪十二年（1886），他已置田230亩，积资3800余吊，决定创建义学。光绪十四年（1888），花钱4000余吊，在柳林镇东门外建起第一所义学“崇贤义塾”。他亲自跪请有学问的进士、举人任教，跪求贫寒人家送子上学。当年招生50余名，分蒙班和经班，不收学费，经费都从他置办的学田中支出。

每逢开学时，武训先拜教师，次拜学生。他置宴招待教师，请当地绅士相陪，而自己站立门外，专候磕头进菜，宴罢吃些残渣剩羹即匆匆而去。平时，他常来义塾探视，对勤于教事的塾师，叩跪感谢；对一时懒惰的塾师，跪求警觉。有一次，老师因午觉睡过了头，学生在学堂内打闹，武训径直来到老师的房前，跪下高声唱道：“先生睡觉，学生胡闹，我来跪求，一了百了”。老师十分惭愧，以后再也不敢疏懒。对贪玩、不认真学习的学生，下跪泣劝：“读书不用功，回家无脸见父兄。”在他一片赤诚之心的感召下，整个教学秩序非常良好，大家都严守学规，学有所成者甚众。

光绪十六年（1890），武训资助了证和尚230吊钱，在今属临清市的杨二庄兴办了第二所义学。光绪二十二年（1896），武训又靠行乞的积蓄，并求得临清官绅资助，用资3000吊于临清御史巷办起第三所义学“御史巷义塾”（今临清“武训实验小学”）。武训一心一意兴办义学，为免妻室之累，一生不娶妻、不置家。有人劝他娶妻，他丝毫没动心，唱道：“不娶妻，不生子，修个义学才无私。”其兄长亲友多次求取资助，他都拒绝并唱道：“不顾亲，不顾故，义学我修好几处。”

山东巡抚张曜闻知武训的办学义行，特下示召见，并下令免征义学田钱粮和徭役，捐银200两，同时奏请光绪帝颁以“乐善好施”匾额。清廷授以“义学正”名号，赏穿黄马褂。

武训一生劳苦，对自己又十分节俭，一心只为兴办义学，终于积劳成疾。在病倒的日子，他也不肯占用一间房屋，而是躺在屋檐下。光绪二十二年（1896）四月二十三日，在朗朗读书声中，他含笑病逝于临清御史巷义塾，终年59岁。当时，师生哭声震天，自动送殡者达万人，包括堂邑、馆陶、临清三县全体官绅，都参加了他的葬礼，遵遗嘱葬于柳林崇贤义塾旁。10年后，清廷将其业绩宣付国史馆立传，并为其修墓、建祠、立碑。武训的业绩受到世人的钦敬，许多名家题词，全国出现以武训命名的学校多处，并曾一度将原堂邑县改称武训县。

近代教育家陶行知先生的短诗《武训颂》对他的一生做了高度概括：“朝朝暮暮，快快乐乐。一生到老，四处奔波。为了苦孩，甘为骆驼。与人有益，牛马也做。公无靠背，朋友无多。未受教育，状元盖过。当众跪求，顽石转舵。不置家产，不娶老婆。为著一件大事来，兴学，兴学，兴学。”

作为清朝末年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一个普普通通的乞丐，他是再平凡不过了，但他的义举却惊天泣地。据说，武训30多年间乞讨所得，经营所得，贡献给义学的，相当于清政府年财政收入的八千分之一，相当于当今的800万至1000万元，这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世界教育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事情。在从古至今的中国历史上，以乞丐身份载入正史的，大概只有武训先生了，所以有人称颂他是“千古奇丐”，山东民众尊他为“武圣人”。他被誉为普及教育之先导，私人兴学之表率，中国教育事业的楷模。

与武训几乎是同时代的一个欧洲人，叫菲斯泰洛奇，他出生在当时极为贫穷落后的瑞士。由于优良的教会传统，他从小就懂得如何用真诚、善良的心去无私地爱人们。他一生都在教会孤儿院工作，他与武训一样，都属于下层人，他同样“有一颗伟大的、慈爱的心”。他自述道：“我一直充当一位受冷落的，意志薄弱的初级教师，推著一辆只载著一些基本常识的书籍，空荡荡的独轮车，却意外地投身一项事业，包括创办一所孤儿院，一所教师学院和一所寄宿学校。做这些事情第一年就需要一大笔钱，可是即使是这笔钱的十分之一，我也难以弄到”。这位象乞丐一样的菲斯泰洛奇，在他毕生的努力下，平民教育最终在瑞士得到普及。教育上的成功使得这个贫穷落后的山地小国，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成为欧洲一流的教育超级大国。后来西方称菲斯泰洛奇为“教圣”，把他为献身教育的崇高精神，赞誉为“圣心”、“圣德”。

武训与菲斯泰洛奇相较，丝毫不逊色，他们分别照亮了东西方的教坛。虽然在“文革”中，武训墓被掘，尸骨被焚，武训祠、武训的汉白玉塑像、“义学正”匾额被毁；电影《武训传》也一度被禁，但乌云始终遮挡不住太阳，他的光芒日渐耀眼，无数的心灵正被唤醒。他被收入《世界教育辞典》中，因他没有文化，故称之为“无声教育家”、“平民教育家”。

在当今天这个时代，当我们为武训的义举而感动时，是否仅仅是一时心血来潮；当把大把大把的钞票拿去吃喝玩乐时，是否心里会有着隐隐的不安；当明白自己身为华夏子孙时，是否会为自己的人格汗颜；当看到贫困山区那些失学儿童时，是否会有救助的愿望呢？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