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年轻时推崇法制，精通刑法。秦孝公准备重振霸业，在全天下物色人才时，商鞅通过秦孝公的宠臣景监去求见秦孝公。　

商鞅一开始用五帝、三王之道说服秦孝公，秦孝公不感兴趣。了解到秦孝公想趁自己在位时就扬名天下的急于求成的心态后，商鞅就用五霸之道劝说他，于是商鞅得到了重用。商鞅说服秦孝公开始变法，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商鞅变法”。　有学者说，通过变法，秦国的经济得到了很大的发展，权利也更加集中，整个国家走向了暂时的富强，为此后秦统一六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都是不争取的事实。

但商鞅的新法非常严厉。全国百姓每十家成为“什”，每五家成为“伍”，一家有罪，其余九家都要检举，否则十家连坐，还有许多严厉的处罚措施。百姓不敢议论新法，更不敢为非作歹，整个社会表面显得非常安定，但这并非由于百姓道德的提升而是因为慑于新法的严酷。　

严酷的新法不仅让百姓不敢言，一些贵族也认为新法不适合于治理天下，其中包括太子。太子早在变法之初就指责过商鞅：“新法严峻。”商鞅罚不了太子，就惩罚教导太子的两位老师——公子虔被割了鼻子，公孙贾脸上被刺了字。

商鞅不但心肠狠毒，而且娴熟地运用自己的欺骗之术。有一年，商鞅劝说秦孝公攻打魏国。商鞅派人送信给魏公子卬，骗卬说希望能与他相会，一起喝杯酒，订立盟约，然后收兵回营。卬信以为真。但是会盟之后双方正在喝酒时，商鞅的伏兵俘虏了公子卬，趁机打垮了魏军。可见商鞅是个阴险狡诈、背信弃义、为达目地不择手段之人。　

商鞅做秦相十年，得罪了许多人。赵良曾告诫他说：“靠小臣见到秦王，这就不是正道；做秦相不以百姓为主，却大肆修建宫廷，这可不是建功立业的正道；对太子的师傅实行酷刑，用严刑峻法残害人民，会累积怨恨和祸患。如果您还是贪图财富，难以放权，压制百姓，那么秦王一旦去世，您就会遭殃的。您只有劝说秦王，让他重用隐士、遵从礼法、尊重有德之人，您才会安全，否则不久就会大祸临头。”一心贪恋荣华富贵的商鞅哪能听得进赵良的忠言？如果此时的商鞅改弦易辙，急流勇退，或许还有一线生的希望，但他坚持一意孤行。　

公元前338年，秦孝公去世。这是令很多人欢欣的时刻，他们已潜心等待多时了。太子驷继位，为惠文王。公子虔等人终于有了报复的机会，他们告发商君谋反，发吏追捕。商鞅有口难辩，唯有逃亡。

在一个月色初上的黄昏，商鞅逃到了函谷关，关守尚不知咸阳城中的变故。但商鞅万万料想不到的是，他出逃太急，忘了带验证身份的凭证，而每一家店主都告诉他：“我们商鞅大人制定的法律，留宿没有证件的旅客，店主要受连坐之罪！”

商鞅喟然叹曰：“嗟乎，为法之弊，一至此哉！”自己当日颁布连坐令时，又何曾想到以亲身陷此令？“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啊，早知现在，何必当初呢？

商鞅走投无路，只好回到封地，仓促地组织了一支人马，起兵造反，战败而亡。秦惠文王对他的尸体实行了严酷的车裂之刑，诛连了商鞅的九族，杀死他的全家，并告诫世人“莫如商君反者”。

变法本无可非议，但仅靠严酷的法令强制实行，抛弃根本的德治，片面地以法令来治理国家，甚至不惜用苛政来驾御民众，让无辜的生命遭受惨烈的下场，达到急功近利的目的，那就是舍本逐末，有悖于天道了。片面地依靠法律来管人，也只能暂时管得了人身，却管不了人心，暴政与强权只能使人噤声，却不是让百姓从内心感觉到幸福与和谐。这种杀鸡取卵式的让国家暂时的经济发展，必将流弊深远，最终必将因为德政的丧失而承受自己种下的苦果。一些明智的学者认为秦王朝崇尚严法而致的“官逼民反”，最终导致政权的速亡，其实就是商鞅时期种下的祸根。

在历史上，与商鞅类似的人物，还有颠覆“人性善”、宣扬“人性恶”的韩非，也极力主张用法律、势力、威严来处理人性的恶，用严刑的法治来镇压人民才能防止社会动乱，用威势严刑来强迫人民行动；为患国家的仓鼠李斯纵容二世骄奢淫逸、压榨百姓、迫害大臣，对所有人严加监视，用酷刑惩罚他们，他最终惨死于赵高之手。

这几个人都不相信爱心感化的力量，而是信仰权势武力的力量，主张刑罚而不赞成仁爱。他们都是推行法治的急先锋，而忽视了德治，这些历史角色不但咎由自取，不得善终，而且都直接导致了那个朝代的衰落，直致最后走向灭亡。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