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公姓姬名旦（约公元前1100年），亦称叔旦，周文王姬昌第四子，周武王之弟。因其封地在周（今陕西岐山北），故称周公或周公旦。

周文王还在时，周公就很孝和仁爱，曾两次辅助武王伐纣，安定社会，建立典章制度。一次，武王有疾，群臣忧惧，卜求先王救助。“周公于是乃自以为质，设三坛，周公北面立，戴璧秉圭，告于太王、王季、文王。”愿以自身替武王之身，且称曰：“旦巧能，多才多艺，能事鬼神。”

武王驾崩后，因成王年幼，商的残余势力和周内部的反叛势力又相互勾结，在此危难之时，周公不避艰辛挺身而出，担当起“摄行政当国”的重任，并无微不至地关怀年幼的成王。有一次，成王病得厉害，周公很焦急，就剪了自己的指甲沉到大河里，对河神祈祷说：“今成王还不懂事，有什么错都是我的。如果要死，就让我死吧。”成王果然病好了。

在关键时刻，周公并没把自己的生命看成是第一重要的，而是为整个社稷着想，宁愿舍弃自己的性命，确保君王的安康

当成王长大，国家转危为安，走上顺利发展的时候，周公毅然让出王位，回归臣的位置。但是，他并没有因退位而放手不管，为了让年轻的周王明白以仁德治天下的道理，让百姓安居、让江山稳固，他不断向新君成王提出告诫：不要贪图安逸享乐；作为人君要知道民间的隐情疾苦；不许放纵“观、逸、游、猎”等奢侈的行为与欲望；同时遇到矛盾要深自省察，要有仁慈的心，切戒暴怒、滥杀无辜与乱罚无罪，及时化解民间的冤屈。

周公在辅佐成王时，他的庶兄管叔、蔡叔因怀抱野心，图谋不轨，但忌惮周公，于是，在成王面前进谗言，在列国间散布流言，说周公欺侮幼主，有反叛之心，意欲夺取王位。久而久之，成王起疑。周公为避祸辞去相位，避居东国。后来有一日，天降大雨，雷电击开金匮，成王见了册文，发现在自己生病时周公的祷辞，为周公忠心为国的品质感动得流下眼泪。此时，成王终于辨明忠奸，诛杀了管叔、蔡叔，并立即派人将周公迎回来。

周公面对恶言谗语，没有为自己辩解，只是悄然回避。常言道；人善人欺天不欺。神目如电，周公一心为公的大德被上天看的一清二楚，他的赤胆忠心终得上天相助，奸佞得以诛灭。这即是乾坤无私，善恶必报，上天的威力所在。

周公回周以后，重归相位，他并未因所受冤屈而耿耿于怀，而是依然为王朝操劳。为了国家的稳定和百姓安居乐业，他选贤任能、披肝沥胆，惟恐失去天下贤人，洗一次头时，曾多次握着尚未梳理的头发；吃一顿饭时，亦数次吐出口中食物，迫不及待的去接待贤士。这就是　“握发吐哺”典故的由来。曹操也曾赞叹：“周公吐哺，天下归心”。

在周公辅政期间，他反复强调“天命　，认为“天命”是否转移，怎样才能保住“天命”，取决于有没有“德”，桀纣失掉天命是因为失“德”，周人要保住“天命”则必须有“德”，因此周公在教导周人时就多讲“明德”。天子作为天的代理人，虽具有无上的权威，但并非无条件的，他必须有“德”，否则天命就要转移，因此天子决不可以为所欲为，是应当受约束的。而保天命的条件之一是“保民”，要顺民意，民心所向即是天命所归。他的《康诰》、《酒诰》、《梓材》作为对被征服地区的政治方略，贯穿的一个基本思想是安定殷民，不给殷民虐杀的形象，处罚也是慎重，依法从事。对待俘虏也是宽厚仁慈，以攻心为主，恩威并施，有德者，可以在王廷作官。他的一整套措施，深得人心，在他的辅佐下，天下终得大治。周公的“敬德保民”、“明德配天”、“明德慎刑”、“有孝有德”、“力农无逸”等的政治思想，也成为后世儒家政治思想的直接来源。

周公老了，退位之后，就把主要精力用于制礼作乐。他制定和推行了一套维护君臣宗法和上下等级的典章制度。其中最重要的是嫡长子继承制和贵贱等级制。在殷商时，君位的继承多半是兄终弟及，传位不定。周公确立的嫡长子继承制，即以血缘为纽带，规定周天子的王位由长子继承。同时把其他庶子分封为诸侯卿大夫。他们与天子的关系是地方与中央、小宗与大宗的关系。周公还制定了一系列严格的君臣、父子、兄弟、亲疏、尊卑、贵贱的礼仪制度，以调整中央和地方、王侯与臣民的关系，加强中央政权的统治。他的整套礼乐制度，也孔子一生所追求的有秩序的社会。

周公在病终前，叮嘱成王：“一定要把我葬在洛邑，以表示我至死也不能离开成王”。他始终想到的都是国家的安危、社稷的利益。强大的周王朝能延续800年的基业，这与周公之德治是密切相关的。

周公为历代统治者树立了从政者以仁德治天下、勤奋敬业、公而忘私的表率，是为政者的典范。在历史的大潮中，我们看到了：任何一个朝代的兴衰都决定于统治者是否仁德。只有德治才能使国家昌盛，暴力则只能导致短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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