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邮政巷一瞥

在宜昌，没有人不知道邮政巷的。从红星路市信访局旁边钻进去，从沿江大道101号钻出来，横穿那条车水马龙的大道，就可以进入绿树成荫、绿草如毯的滨江公园，拾级而下，就可以看见那条看过瞿塘峡的红叶、婉拒巫山神女的挽留、在灯影峡来了一个漂亮的转身、冲出了南津关的束缚，从而浩浩荡荡、一泻千里的万里长江，也可以望见江南那座金字塔般的磨基山。

邮政巷不长，而且很窄，最窄处也就容得下两人并肩，所以就很有情趣，就很适合情侣徜徉。那种刚刚认识的少男少女如果在那里并肩，自然就会有一些很自然的摩肩擦踵，那个时候男孩子如果趁机牵女孩子的手，多半是不会拒绝吧？于是就可以开始正式接触。国人叫谈恋爱，韩国人叫交往，宜昌人叫玩朋友，由此看来还是宜昌人言简意赅，一语道破天机。

当然那条有些狭长、有些弯曲的邮政巷似乎更适合那些热恋中的红男绿女在那里并肩，除了在最窄处可以让小伙子用穿着t恤的胳膊去有意无意的触碰姑娘那裸露在吊带裙外的粉肩，还可以很随意的将她的小手握在自己的手里，向世人宣布：这个女人是属于我的。偶尔身后会传来一串清脆的自行车铃声、或者是轰鸣着的摩托车马达声，小巷太窄，红男绿女就必须将身体紧贴在那爬满青藤的高高的围墙上才能避让，好在车过以后，小巷里安静极了，前后都看不见人，不抓紧时间来一个销魂的接吻更待何时？

如今是商业社会，上班族都很忙，不是匆匆穿过那条幽幽的邮政巷去职场奋斗，就是边走边打电话向对方约定饭局的地点和时间，那些西服革履、提着公文包的不用猜就是到市政府上班的公务员，那些一身职业套裙的女孩子可能是附近某家饭馆、酒楼和宾馆的侍应生；也许那个头发梳得油光水滑、皮鞋擦得锃亮的家伙不过就是一个某某品牌保健品的推销员而已，而那个与你擦身而过、其貌不扬、甚至有些丑陋的可能就是某某政府部门的大主任！

家有儿女的男女都很忙，难得有个周末，当然得在晚上和自己的老婆嘿咻一番，谁都会有七情六欲，更况且如今的女人对男女之间的那点事的兴趣很浓；休息日当然想睡个早床，最好睡到自然醒，可是没门，精神倍好的儿女们会吵着闹着要大人带着到江边去玩，这样的事情多半是那些想躲避烟熏火燎、或者根本不善厨艺的男人去完成的。孩子们穿过邮政巷的时候多半是兴高采烈、健步如飞的，可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时候，邮政巷还没有进行翻修，也没有铺那种防滑地砖，路面还是那些早已破损的青石板，我儿子走到那里的时候，总是小心翼翼的绕过那些排水沟的青石板上大大小小的窟窿，还会奶声奶气的提醒我：“爸爸，洞！”

那些退了休的老年人从邮政巷穿过就显得从容多了，到了“最美不过夕阳红”的时候，最充裕的当然就是时间。那些匆匆忙忙的老婆婆多半是赶着去接自己的孙儿孙女，或者就是去滨江公园跳广场舞，即使不能表现出《荷塘夜色》的轻盈飘渺，也可以将《最炫民族风》跳得似乎是东北大秧歌；那些老头则悠闲得多，端一杯茶、带一个小凳，去江边打斗地主、找人咵天，或者扯着嗓子唱一曲：“穿林海、跨雪原……”

所以，我们也就可以跟着那条幽幽的邮政巷来一次穿越了。

二、历史的邮政巷

那条邮政巷看似就是一条极为普通的巷子，却凝聚和浓缩了宜昌百年的沧桑历史。

我在《宜昌印象》里写到：1876年，英国人用洋枪顶着满清的太阳穴，强迫签订了《烟台条约》，宜昌就成了长江首先对外开放的四个口岸之一；开埠的第二年宜昌海关成立，旧址也就是现在的市政府所在地。虽然隶属中国海关，可是连中国海关都为外国人掌管，宜昌自然更是如此。1878年，也就是开埠的第三年，宜昌港开来了第一艘轮船，是英商立德乐“彝陵”号汽船。从《宜昌邮政史》可以知道，宜昌海关1883年3月就成立了拨驷达局（英语post的音译，也就是邮局）。1897年2月，宜昌海关邮局改名为宜昌大清邮局，仍在宜昌海关内办公。直到1912年6月，宜昌邮局才迁出了宜昌海关，在滨江路海关上首（也就是如今宜昌沿江大道101号）新建的一栋两层楼房里开始办公和营业。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的宜昌邮局的局长是德国人，那栋楼房是向英商隆茂洋行租赁的，每月租金关银200两。这也就是说，宜昌邮局不仅由外国人掌管，还得用关税来承担租房的费用，瞧瞧人家老外多会算账。更要命的是，不仅是所有的邮件、也包括所有的电报、甚至包括各级衙门的往来公文都是通过邮局来传递的，所以，无论是政治、军事、经济、社会和所有数据尽在别人的手里。甲午战争战败以后，李鸿章到日本进行赔偿谈判，和国内朝廷往来的电讯联络就是经过英国人转给日本人的，而译电密码本来就是日本人编排的，这也就是说，人家东洋鬼子在谈判以前就把我们的底牌摸得一清二楚了，而李鸿章的卖国求荣、一味退让也是历史的真实。

宜昌邮局自成立以来一直寄人篱下，租房营业办公，这一租就是整整26年。期间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我国与德国绝交，正式自办邮政，但由于北洋政府腐败无能，依然仰仗洋人的鼻息，邮局局长一职从上到下仍由外国人担任。直至民国十八年(公元1929年)，蒋介石巩固了自己的地位，开始雄心勃勃的开始发号施令以后，邮局才开始由中国人当局长。

到了1917年，宜昌商埠局（相当于现在的城建委）开始修建路宽17米、砖渣泥结路面的通惠路（解放路）和一马路、二马路；到1919年又先后修筑了泥结路面的中山路、怀远路（红星路）、隆中路（隆康路）、福绥路、云集路等道路，这些都是商埠区；同时在怀远路和福绥路之间还修建了同春里、中宪里、强华里等为洋人和中国买办的住宅区。

只是很遗憾，我费了很大的劲也没有找到关于邮政巷修建的历史，只是有人在有关资料里肯定地指出，这条小巷至少已经有百年历史了，算算宜昌邮局搬到当时滨江路的时间，似乎也差不多。一边是海关、一边是邮局，从两者中间穿过就可以走到怀远路，也许就和鲁迅先生说的那样：世上原本是没有路的，走的人多了就有了路。《宜昌文史资料》解释邮电巷是这样说的：“解放前这里也是一条很主要的水巷子，过滨江路有一水码头，走石级踏步就可以直接下河挑水，枯水季节有水跳板。”这就是最好的注解：在没有自来水也没有供水点之前，所有人吃水都得从长江里挑起来，邮电巷就是一条水巷子。后来即使有了自来水，邮政巷靠怀远路的那一头的巷口、也就是靠市信访局的围墙的那边曾经就有一个卖水点，我见过，我老爸就在那里为自己家里挑过水，在我的印象中，那个点生意一直很不错的。

直到1938年3月，宜昌邮局在福绥路新建了一栋西式二层邮政大楼，才真正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局房。新邮局的楼房是由上海一卢姓工程师负责设计的，宜昌沦陷期间曾经被用作日军政务班驻地，抗战胜利和解放以后，长期都是邮政局和后来的邮电局的所在地。改革开放以后，虽说是年年都在喊精简机构、压缩编制，可是就和税务分成国税、地税一样，邮政和电信也一分为二了。只是随着互联网的发展、网络通讯的方便快捷、伊妹儿和扣扣的普及、各家快递公司的崛起，邮政就离大家的视线越来越远，甚至不知道邮政局又搬家了，那个从邮政巷迁移到福绥路的邮政局早就成了邮政局下面的一个分支机构了。

当然，这都是后话了。

三、历史的穿越

只不过，那条幽幽的邮政巷当然会因为当年邮政局的存在而变得有名，闭上眼睛就能看见当年长江里有几声汽笛，于是从重庆和武汉分别开来的轮船缓缓靠岸了，就有那些头上扎着头巾、肩上背着敞口背篓的挑夫将那些大大小小的邮件从趸船上扛到邮政局来。不多时，就会有一些身穿制服、脚蹬草鞋、行程匆匆的邮递员背着邮包从邮政巷穿过，他们负责从西坝到大公桥全城的投递工作，规定风雨无阻、城区内必须当天送到。

至于小巷两边那些因为同样有了上百年历史、经历了百年风雨而有些发黑的青石院墙建于何时，缘何建立，已无史料可以考证。不过这些石头默默地见证过宜昌邮局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也见证过世事变迁、人间沧桑。当然见证过当时掌管宜昌邮局的海关税务司伍德罗夫、邮局总办安温等高鼻梁凹眼睛的洋人局长，耀武扬威地穿过这条小巷去上班；也见证了1897年只用了10天就走完了宜昌到重庆的905公里步班邮路的那名邮递员；见证了1922年，宜昌邮局52号邮划行至崆岭峡的时候不幸翻覆，所装邮件流失，邮划老三淹死，全局凄凉；也见证了1926年宜昌邮局工人大罢工，宜昌邮局从此开始为中国人自己掌管。

因为小巷幽幽，又没有汽车废气和噪音的干扰，石头围墙上的爬山虎长得蓬蓬勃勃，生机勃勃，阳光从叶片中透过来，就有了一点清凉的绿色；藤蔓卷曲着在歇山顶似的墙头跳舞，就像戏曲演员手里捏成的兰花指，于是，时间开始穿越，就能看见川军和北伐军在这里开始激烈的巷战，也能看见驻宜昌的夏斗寅叛变革命以前，宜昌的那些进步青年穿过这条小巷趁夜乘船逃往武汉；当然能看见那些喝醉了的日本兵唱着“君之代”从这里到平和里去找慰安妇；也会看见浩浩荡荡的解放军战士从这里乘船到五峰去完成剿匪任务。

天知道有多少名人走过邮政巷。可以肯定的是，当过天官的王篆和工部尚书刘一儒肯定没走过，他们所在的朝代还没有这条小巷呢；曾经在宜昌力挽狂澜的吴佩孚和那个被称为“傻儿师长”的樊哈儿不知走过没有？到宜昌做过地下工作的赵一曼和民族实业家张剑秋也不知走过没有？可是我敢肯定，自从市委市政府搬到红星路以后，那些曾经当过这座城市的市领导一定走过。如果在小巷碰见了，罗清泉会对人微笑，孙志刚很严肃，王振有似乎记不住人、李佑才会目不斜视，后来的那些领导出入都坐车，当然也就不经过那条小巷了。

光阴荏苒，历史变迁。尽管那座老邮局早已搬走，但位于滨江路这栋开设邮局长达26年的邮政楼，连同旁边的这条邮政巷，却不仅奇迹般的躲过了日机的大肆轰炸，也躲过了战争的枪林弹雨；不仅躲过了红色风暴的冲击，也躲过了城市拆迁的野蛮，就这样默默无闻的存在下来了。于是，邮政巷这个极为普通的小巷就被宜昌人口口相传，并被正式命名为城市地名，2006年，宜昌文物局将位于沿江大道101号的邮政大楼列入城区近代建筑保护名录，并于当年底按照历史文物建筑“修旧如旧”的原则，组织了相应的修葺。

四、我的邮政巷

邮政巷和我有着很长久的因缘。不过在我上中心小学（现在的红星路小学）的时候，这条幽静的小巷在我心里没留下什么影响。我不过就是跟着当时的同班同学田亚平到市委大院里给我养的那些蚕采桑叶，那个时候，大院的后面有两颗高大的桑树，我和他轮流像猴子似灵活的爬上去，采下的桑叶一人一半，树上那么多的桑泡果可以让我们大快朵颐，还可以装一些带回去给弟弟吃，可是书包会被那些桑泡果染成紫色，会被老妈痛打一顿。那个时候，田亚平的爸爸是市委书记，我老爸从右派被平反以后在市政府办公室工作。文革的时候，我才知道田亚平的爸爸就是把原来担任法院院长的我爸爸打倒的那场斗争的组织者和领导者。

后来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因为老爸当上了工业局书记、交通局书记、政法委书记、副市长，我们就搬进了现在的市政府大院。上世纪八十年代，当时的市政府大门还是开在红星路，我们就得带着儿子穿过邮政巷到江边去看船，回来依然穿过那条小巷，走到原来的市委三会议室前面的时候，老婆松开了手，年幼的儿子就摇摇摆摆的开始自己走路了。现在邮政巷还在，那座记载了无数历史瞬间的会议室变成了停车场，只是那棵当年的樟树也还在，枝繁叶茂、长势喜人。

再后来，政府大门转了一个向，改到沿江大道上去了。于是经过邮政巷的机会就更多了：上班下班、乘车出行、走亲访友、一个人散步都会从那条小巷里穿过。来来往往觉得很平常，某一日想到应该写一篇文章纪念这条走过无数次的小巷的时候，才发现这条极为普通、毫不起眼的小巷承载了我大半的历史。春天的时候，经过这里到江边陪着儿子放风筝；夏天的时候，穿过小巷的时候会有清凉的江风迎面拂来，秋天的时候，我们会走过小巷到江边看片片落叶，冬天的时候，小巷的路面铺了一层薄雪，踩在上面留下自己的脚印会感到心旷神怡。

再后来，我的小家搬离住了多年的政府大院，可是我依然经常会从邮政巷穿过。我得去看望自己的父母，尽做儿子的一份责任；我得去给老人祝寿，祝他们健康长寿；我得去和父母吃团年饭，从他们的手里接过压岁钱；我也得给老人买点东西，钱不是问题，心意才很重要。当然，我也不得不心情沉重地经过这条小巷，去向自己的母亲做最后的告别，那一瞬间，才撕心裂肺的感觉到，最爱我的那个人走了；我不得不肩负重任的越来越频繁的从那条小巷穿过，老爷子在医院里颐养天年，家里的那四个阳台上的花花草草还得经常去浇浇水。虽然对花卉管理一窍不通，可是每每看见有花朵绽放，还是会欣喜万分，那也是一种成功。

如果要到邮政巷去欣赏，最好是春暖花开、阳光灿烂的时节，很容易就碰见几个本地的、外地的，还有国外的摄友，带着单反相机，从巷头一直拍到巷尾，巷口“邮政巷”三个隶书字古朴隽永，小巷窄若一线，岁月流转，在石墙上留下了风化的印记：碧绿的爬山虎覆盖墙头，漫步在青砖路上，一种历史的厚重感扑面而来。无论是那座老邮局楼还是墙壁斑驳残破的围墙，都是摄友们极好的素材；儿童嬉戏、老人散步，都是这条小巷常有的风景。偶尔还会碰上影楼带来拍婚纱照的，路人就会驻足观看。摄影助手说一句道歉的话：“对不起，可以通过了。”回答也是彬彬有礼的：“没事，请继续。”谁都想多看看新郎倌的伟岸和新姑娘的妩媚。

如果要到邮政巷去怀旧，最好是雨季去，小雨不停地下着，整个宜昌城都笼罩在雨雾中，空气中就有了潮湿的味道，那些水珠就会从高高的屋檐下、围墙的藤蔓上嘀嘀哒哒地溅落在地上，就可以看见这条小巷曾经的繁华虽然早已散去，可是时间却被那被风雨弄得斑驳的墙皮包裹着藏在那些厚重的青石夹缝里面。藤萝蔓娑，掩映不住小巷清幽；风声雨声，正是发幽古之情的时候，就有了些剪不断、理还乱的愁绪，如果再出现一个穿着海派旗袍、撑一把小伞的女子，恍惚之间，就会走进陈逸飞的油画、戴望舒的雨巷。

一旦走进这条幽静的小巷，肯定就会忘却现代的浮躁、席卷的风尚，就可以从邮政巷两边的大青石墙面上感受到厚重的历史感，那些围墙高高的，因为年代已久已经有了风化的印迹，左边的墙缝里长着几棵野草，右边的高墙上趴着浓密的爬山虎；曾经是青石板路面的小巷现在已经被换上了地砖，走过去的时候会因为小巷的狭窄和幽静有了些回音，令人不由得又想起那些曾经从这里经过的身影，就不由得想起一位网友的话：有一些人活在记忆里，刻骨铭心；另一些人活在身边，却很遥远。默默的感受心里那份惆怅的时候，思念就像清风如影随行。我的感受是要想认识一个地方、了解一个地方，就和结识一个人一样，仅仅只是认识是远远不够的，至少应该了解，就和走过邮政巷一样，需要经常的、不懈的认真体会的。（2013-10-8）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