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儒林外史》对八股科举制的批判

科举制度在中国历史上承负着整合传统社会生活并维系社会内部的文化生态平衡的功能。它对传统中国的政治、文化、思想、教育、经济与社会生活的运行起到了枢纽与调节作用。这种体制使历代统治者可以不断从平民阶层中补充新鲜血液，吸纳在智识能力上更具有竞争力的优秀分子。除了少数贱民之外，任何个人，都可以通过自己的攻读生活，通过科举制度提供的“金榜题名”的相对平等机会，进入统治精英阶级。而统治阶级中的部分成员则在同一社会循环中又不断流动出政治领域。这使中国传统社会的精英层始终处于不断吐故纳新的过程之中。这样，一千多年以来，以科举为核心的教育制度与精英选拔制度，既是维系社会精英与政治精英相互依存关系的纽带，也是维系社会各阶层对君主、儒家意识形态和国家权威效忠的基础。

然而，众所周知的是，科举制度在发展的过程中，社会文化价值越来越一统化，这必会导致社会文化缺乏活力与生气，久而久之，中国士大夫知识分子的思维方式、群体心理，也就蜕变为牵文拘义、循轨蹈矩、重守成而轻创新的积习。这就使中国士人们把丰富的历史文化简单的理解为“十六字心传，五百年道统，圣人之学不外乎是”的僵化教条。这种陈腐保守的思想观念，可以说正是科举制所造成的文化思维定势的必然结果。而《儒林外史》正是对已经绵延了几千年的科举制度进行的深刻反思。

在清初文坛上，吴敬梓以冷峻的笔墨为封建科举制度敲响了丧钟。从此，科举制度下封建文人的种种心相开始曝露。全书的故事情节虽没有一个主干，可是有一个中心贯穿其间，那就是反对科举制度和封建礼教的毒害，讽刺因热衷功名富贵而造成的极端虚伪、恶劣的社会风习。这样的思想内容，在当时无疑是有其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教育意义的。

《儒林外史》对八股科举考制的批判，主要表现为：

一、科举考试制度造成的病态价值取向，对封建士子身心的摧残和毒害，以范进中举的故事为例：“范进中举”这个片断选自《儒林外史》的第三回“周学道校士拔真才，胡屠户行凶查捷报”它向我们展示了封建科举制度下知识分子的病态人生。

我发现范进身上具有性格的闪光点：他能以冷静的现实态度对待人生。中举前，面对无米下锅的窘况，便抱鸡去卖。且“一步一踱的，东张西望”，丝毫也没有难为情之态；他的性格宽厚老实，中举前曾抱尝岳丈胡屠户的羞辱谩骂；中举后不计前嫌仍赠银十两；在科举考试中，他连考三十年，终在55岁而中举，这种百折不回矢志不移的“奋斗”精神不也是一种性格亮点吗？

鲁迅先生指出：“悲剧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小说正是因为通过描述人物性格亮点湮灭过程，突出人生悲剧的社会意义，显示出极高的美学意蕴。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物赖以生存的那种残酷的非人的生活环境才是造成人物性格亮点湮灭的真正根源。这种残酷的非人的社会环境又是通过毁灭人的性格亮点为手段，最终达到毁灭人本身的目的。在小说里，可以清楚地看到，单纯善良而又不乏热情的范进虽然能以冷静的现实态度对待人生，可是，那个时代里，灭绝人性的价值取向诱使范进开始了遥遥无期的无价值的艰难追求和无意义的辛苦中跋涉——科举考试。在此过程中，性格亮点所依附的整个人生都被销蚀得一干二净。如同一个无谓空耗运转的机器，当其非常态地空耗运转至极限时，便出现故障成为废品。范进将其性格亮点中矢志不移和顽强“奋斗”精神会诸无意义无价值的人生追求之中，当这种追求达至顶峰时，反使他作为人的社会属性消失殆尽。范进中举后发疯便说明了这一点：范进中举了，无价值无意义的追求终于实现了。但他又疯了，一瞬间失去了“人”这样一个物种的一般的正常的存在形态。正如霍琳先生所言：“下意识的痛苦是解脱，他就完全失掉了全部的精神，变成了一具真正的木乃伊。”（见《生死两茫茫——<范进中举>与<孔乙己>对读》，载于九年义务教育初中语文第五册《教师教学用书》，第202页。）总之，从范进性格亮点的湮灭过程，可以清楚地看到，那个时代，病态的价值取向导致的无意义的人生追求不仅扭曲了知识分子的性格，销蚀了他们做人的价值，而且将他们的尊严、精神乃至肉体都吞噬的干干净净，从而达到揭出“病苦”“以引起疗救”的社会批判效果。

二、小说还揭示出科举考试制度不仅造成社会上广泛的功名富贵热，还派生出各种各样的丑恶社会现象，严重毒化了社会风气。

《儒林外史》在第一回“楔子”中，就借王冕之口批评因有了科举这一条“荣身之路”，使读书人轻忽了“文行出处”——即传统儒学要求于“士”的学问、品格和进退之道。第二回进入正文开始，又集中力量写了周进与范进这两个穷儒生的科场沉浮的经历：他们原来都是在科举中挣扎了几十年尚未出头的老“童生”，平日受尽别人的轻蔑和凌辱。而一旦中了举成为缙绅阶层的一员，“不是亲的也来认亲，不相与的也来认相与”，房子、田产、金银、奴仆，也自有人送上来。在科举这一门槛的两边，隔着贫与富、贵与贱、荣与辱。所以，难怪周进在落魄中入贡院参观时，会一头撞在号板上昏死过去，被人救醒后又一间间号房痛哭过去，直到口吐鲜血；而范进抱了一只老母鸡在集市上卖，得知自己中了举人，竟欢喜得发了疯，幸亏他岳父胡屠父那一巴掌，才恢复了神智。

在功名富贵的引诱下，许多士子将八股科举考试奉为神明，如鲁翰林说道：“八股文章若做的好，随便你做甚么东西，要诗就诗，要赋就赋，都是一鞭一条痕，一掴一掌血；若是八股文章欠讲究，任你做出甚么来都是野狐禅，邪魔外道。”而其实明清两代以八股文取士的制度，既不能达到“求治”，更不能达到“求善”，是利用士子“求治”的心愿，将他们引导到无知、无识、无用、无耻的邪恶道路之上。它引导士子在僵死枯燥的经典中讨生活，在于世无补的文章中玩花样，而品行道德、经世济民统统可以置于脑后。道德型文化的特征固然已荡然无存，政治型文化的特征也就名存实亡了。

科举考试不但毒害着当时的知识分子,还造就了一大批贪官污吏和土豪劣绅。科举考试使一部分从这条路上来的人做官后放肆地敲榨百姓,鱼肉乡里。《儒林外史》中的严贡生和张静斋就是其中的两例：严贡生阴险刁滑,为非作歹,强圈穷人王小二的猪,还打折了王大的腿；又施展讼棍手段,没有借银子却还要利息,又欺压弟媳,强占产业。而张静斋同样是稍有功名而爱财如命,并且一毛不拔,为了谋夺和尚的田产,陷害他和妇女通奸,达到其目的,更是可恨了。所以科举下的这些贪官们在当时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了多么深的危害!

《儒林外史》中也有一部分为作者所肯定所赞颂的人物，大致可以分为二类：一类是士林中为数不多的贤者，一类是市井小民（其中包括普通民众和“市井奇人”）。而他们又有共同之处，即信守自身的人生原则，前者不为功名富贵所驱，后者与之绝缘。如：杜少卿，他对当时被定于一尊的朱熹的经解表示大胆的怀疑，在南京游清凉山时，他一手携着妻子，一手拿着金杯，一边走一边大笑，使路旁游人都“不敢仰视”，他的身上带有比较多的离经叛道的味道。但这只是表现出一种生活态度，真正代表作者的社会理想的则是庄绍光、迟衡山、虞博士等“真儒”。在作者看来，他们身上表现出的原始儒学精神可以重建合理合情的社会价值。但这是一种观念化的、缺乏真实生活基础的愿望，因此他笔下的“真儒”们成了一种贤人政治的符号，性格显得单调而苍白。作者对于如何纠正这些弊病，他实在有些茫然。由于对原始儒学精神的迷信，他难以从活生生的现实中找到社会变革的方向。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