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不经意哼的几句长调，当然是那种蒙古民族特有的长调。竟然有朋友说：有味道。到底有没有味道，那需要去草原上倾听。在都市生活的朋友们大抵听不出来，他们感觉只是有点长调的意思罢了，不必太当真。

真想听到正宗的长调民歌，只能去找：扎格达苏荣。布仁巴雅尔唱的也不错。

能哼几句长调，大抵与少儿时的记忆有关。可惜，那已是三十多年前的往事。一个儿时的记忆能持续这么久，可见幼年熏陶之刻骨铭心。

二

一年夏天去呼和（浩特）。我穿了一件印有蒙古文“我的天，我的地”的t恤，一个美丽的女孩子送来一个灿烂的微笑，在互相的问候中露出一丝遗憾：我实际上不懂多少蒙古语；对蒙古民族的历史也没有多少了解。

好在我的蒙古朋友都比较大气，不太计较这些。

桑布先生是个学者型的经营者，我在他的书店里选购过许多关于蒙古民族历史方面的书籍。有一点可惜，我只能购买汉语版的蒙学典籍。桑布先生说：现在开始研究蒙古民族的方方面面，兴起了一个学派，就叫　“蒙古学。”

我知道有一本书叫《红楼梦》，研究这本书形成了一个学派——红学。我想：研究一本小说，都可诞生一个学派。多少人为了这本书，就可以发论文、评职称而为此忙碌一生。那么研究一个历史上也算显赫的民族，当然应该去专门研究了。一个“蒙古学”的诞生就很有必要了。

先前，翻阅一些历史上汉族学者编写的介绍蒙古文化历史方面的典籍，其间越看越糊涂。同一个人的名字往往都会被翻译的面目全非，让人不知所云。相同的一个族系或者部落，不去对照山川和河流，由于名称翻译的错误，你不留心会当成两个部族。我就比较多的注意蒙古学者编写的汉译版著作了。

看了国外特别是前苏联的史学著作以及其他欧美学者的著作，我才知道：学术界所谓的客观、公正、理性往往是一种理想状态而已。

也许和我的工作经历有关，最早做过教书先生。由于不喜欢年复一年的单调生活，就到了企业。做起了商务工作，一年四季大约有200天都在外面疯跑。走的多了，看的多了，就想写上几句，这样一下子不可收拾，一晃十年过去了。

我喜欢名山大川，大漠戈壁，多少有些另类。往往找不到旅伴，只好一个人独往独来。有时会兴冲冲地赶到心仪已久的地方，一看亦非己之愿，就又匆匆离开。有时不经意间随意走到一处，又会驻足许久，多少地有点神经质。

有一年夏天，去青海玉树，这是正宗的青藏高原的腹地。我有雪域高原的旅游经验，临走时带了件长长的皮风衣，礼帽以及适合行走的靴子。翻阅巴颜喀拉雪山时，这些装备派上了用场。行车快到黄河源头的玛多，天上阴云密布，一会就飘起了雪花，路况也不是很好。车上的人只能下来，让空车走过这段艰难的路程。

在雪域高原孤行，同情心有时是多余的。海拔四千米以上，倘若不幸患了感冒，那可不是闹着玩的，有可能会弄丢了性命。在严酷的自然环境里，草原上不会眷顾那些体弱多病的生命。只有那些身体强健的生命才能存活下来，这是人类不可抗拒的生存法则。

去文成公主庙时，寻访了这座拥有千年历史的完全藏族化的寺院。她的历史到底有多长，大概只有佛祖知道，因为我没有能力和精力去考证它。

在文成公主庙，对我的触发较大。没有想到：文成公主进藏，对藏族人的文化、生活、宗教和历史的影响，竟会有这么深远？多少出乎了我的估计，我想该写一些旅行者的感受。写旅途的感悟，就是这个时刻产生的。

不知不觉的过去了十多年的时光，走过了七十多个地区和城市，断断续续地记录了这么多的文字，我只能是一个文字的记录者。

因为，文字之类的词汇创建劳作，我与之还有距离的。我知道自己只是一个理科男，文字非我所长。也许，错别字还会很多。你如果只对边疆边民的文化、历史、宗教和生活故事有兴趣，就不要过多的用挑剔的眼光来看。很简单：你需要关注的只是那些边疆族裔们的生活和故事，而不是一个引导你去观察和了解的工具。文字，仅仅是引导你了解故事本身的一种工具之一而已。不必太过迷恋于一种表达工具本身。佛家六祖惠能，道家始祖都好像有过类似的表达。

三

对边民故事的兴趣，源于一个偶发事件。那是若干年前，我去乌鲁木齐寻访历史的足迹。吃饭时无意选择了一家蒙古人开的饭馆，店主叫：巴依儿。我知道这个名字在内蒙发音应该是：巴雅尔，这个青年女子竟然可以随意的讲出三、四种语言：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和蒙古语。让我惊叹不已。

她曾经问我信仰佛教吗？我无法准确做出回答。因为，在内地无所谓信仰，也只能是一种象征。谈不上严格意义上的信仰。

巴依儿不满意我的回答。我说：一个民族可以有多种宗教信仰。比如蒙古族：在中亚的蒙古人，多数信仰伊斯兰；在欧洲的蒙古人，有些信仰东正教；在中国的蒙古人，多数信仰藏传佛教。就像维吾尔人以前信仰佛教，以后改信穆斯林一样。

厨师是个维吾尔小伙子，一听我的话，马上跑出来抢过话头，说：我说的不对，他们的故乡在中亚，一直信仰穆斯林。我听了微微一笑，不做任何反驳。只说了一句：可以问一问

你们维吾尔族中最有学问的人，听听他们怎么给你讲。他觉得我说的有道理，就没有再做反驳的打算。

不经意间的闲谈，引出了一个大问题：一些民族的普通劳动者，并不是很清楚自己民族的族源由来。这就给一些别有用心者留下一个可怕的利用空间。比如，有些藏族的传说中，认为他们的先民来此印度，实际上他们是吐蕃人的后裔。

显然，那些亡我中华之心不死的境外敌对势力和一些*独、疆独分裂分子，就充分地利用了普通民众的盲从心理，不断将这些生活中的误会恶意地加以扩大而利用。

这才是真正可怕的地方，需要我们这些善良的人民的警惕。

四

不能忘记帕玛那一次惊讶、抱怨、不满的目光，尽管事件已经过去了许久。我仍然不能原谅自己的无知。当时，帕玛邀请我去听蒙古说唱《江格尔》，我竟然不知道有这部蒙古族史诗。

文化人的无知，一定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这不能不上溯到清初顺治、康熙和乾隆三朝时期，大兴文字狱，而搞的民族文化的灭绝活动。满人入驻中原，进行的文化灭绝事件，长达百年之久，就能想象到这项长期的文化破坏带来的巨大负面作用。

满人进入中原，对文化的破坏。不仅仅只针对汉民族，也针对蒙古族和其他民族。《江格尔》就在这场文化浩劫中遗失了。

一个文化落后的民族代替先进的文明社会，其负面影响是深远的。不仅仅是当时千万个文化守护者的人头落地那么简单，那将造成一个时代的文化中断和隔绝。普通人只知道秦始皇的焚书坑儒、知道民间传说中的顺治出嫁、知道戏说的康熙微服私访……却不记得顺、康、乾时期的文化灭绝，确实是一个民族的悲剧。好在这个悲剧已经谢幕了。

对于文化的传承和守护，每个识文断字的人，好像都有责任。而不仅仅是那些专业从事文化工作的人。

五

一直想做一只在草原的蓝天上凌云的雄鹰。可惜，我的个人修为注定做不了雄鹰。最多

像一只荒原上孤行的苍狼。为了寻求同类，偶然嚎叫几声，就叫做长调悲歌。

孤行的原因是受职业所累，未能接触到真正关心那些边地民族的文化群落。我知道这个文化群落里存在尚多身居高天，目达四野的贤达圣者。可惜，佛缘未到，而与他们失之交臂。我一直想寻找机会，去拜访中国社会科学院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的马大正和毕奥南先生、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阿尔达扎布先生、《卫拉特研究》的主编加?奥其尔巴特先生以及当代名著文化学者余秋雨先生等高学大家。

为此，我一直在等待一个合适的机会。

二00八年九月二十二日于秦岭

二0一三年十月二十七日再改于渭水之南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