仰望秦岭

——与吴兄振锋先生的对话

雄岸、峻冷、孤傲之秦岭，大模大样的耸立在神州圣土之中央，巍巍然穹窥四野，让芸芸苍生，顿生敬畏，仰而视之。秦岭乃我堂堂华夏龙脉，傲岸九州，雄视华夏，千秋万代，哪个无知狂徒敢轻而视之？

每每穿越赫赫秦岭，心中敬畏之情便油然而生。冲动之余，突发异想，试图用相机记录下心中泛起的那种圣洁傲岸的境界。十年余，翻山越岭，春夏秋冬，提两部相机，怀虔诚圣灵执念，冲洗出上千张照片，却无一张敢拿出示人。

自幼家教甚严，在每日劳作之余，严母总让我利用闲暇，读那诸多如此这般枯燥的圣贤之书。历年时久，眼界便高迈起来。便不知天高地厚，只要得寻得有学问的鸿儒大才，均敢投书求拜。曾记得为了弄清究竟是让汉语走拼音化的道路、还是继续坚守华夏的文明遗产，便贸然的致信高学大家袁晓媛先生。没想到八、九十岁的老太太，竟然寄来她主编的《汉字文化》数册。

年纪太轻，读太多圣贤之书的弊端便是娇嫩的灵魂无能力承载太过沉重的历史。人就容易自视高岸，心生轻狂。那刻，我就成了这等轻薄之狂徒。每每看到伟岸的秦岭，就觉得我似高山，以为站在高山之巅，就可以山高人为峰。

这就是我企图拍出傲岸秦岭的心理密码。

一

记得有年，又一次提着相机钻进秦岭深处，风尘仆仆返回时，有一年逾三巡的书生，向市井展示用汉隶撰写的楹联。引起我的注意，用挑剔审视之目光，前去凑一下风雅。仔细观审，我倒吸一口凉气：此人，习汉隶之功力，耗时必在十年之久。

看到此人今时之汉隶，我投去赞许的目光，他只是谦和的微微一笑。

不知在何年何月何日何时，一个秦岭深处的矿山企业领导人中竟然有攀附高雅之徒，在企业搞起了颇具规模的企业职工书法绘画之类的展览。我等粗豪之人，也冒充文化人，攀龙附凤的跟了这和雅之风，写了几个画出来的字，干一些滥竽充数的蠢事。

敢去丢这份丑，是因一个错误的判断：原以为一个矿山企业的职工，重体力劳动者居多，文化素质相对较低，写字画画的能有几人？何况这些职工相当数量的是从蛮荒之地的女真满人故乡迁徙而来，还有尚多职工不会写自己的名字。那时，我怀着这种居高临下之心态，走进了书画展览大厅。

当看见一些署名“吴振锋”字样的书法作品时，我的头上开始冒汗。就想把我自己弄上去的那幅所谓的书法作品抽掉。虽然，咱不会写字，多少还知道一点书法。能略判断出其艺术水准之高下，此刻，才清楚自己去充数纯属自取其辱。

叫“吴振锋”的那厮，竟然能把隶书、草书、大篆把玩到常人无法企及的高度，我剩下的只有“羡慕嫉妒恨”了。这是个什么人？需要弄清楚？能玩大篆者，需要极深厚的古文字功夫，起码能解读出一些简单的甲骨文、钟鼎文，那是要耗费几十年深厚的汉字修养做基础铺垫的。这可不是那个阿猫阿狗都可随意去碰的。

我曾研究汉字与认知思维问题，请教过毕生搞汉字研究的一代宗师袁晓媛先生。用理科生特有的理性思维和感知的结果，固执地认为汉字是世界上最科学的语言，汉字决不能拉丁化。没想到老太太竟然会给我这无名小辈邮寄来一本创刊号《汉字文化》，原来她早在数年前就科学的论证过此话题《论汉字的科学性》。

有人也许会有疑问，你怎么竟敢去怀疑汉字？

我只好遗憾的告诉你，不是我怀疑汉字的科学性。而是从“五四新文化运动”起，一直延时至今，中国的知识文化界，曾刮起过一股奇怪的妖风——“汉字落后论”。认为：中国在工业革命开始，落后于西方社会的根源是源于落后的汉字，提出汉字要走拼音化的道路。

你要否定人家的歪理邪说，就得拿出论证充分的根据来。

“汉字落后论”曾在中国大陆流行数十年，当汉字快速输入电脑成功之后，连英国学者也惊呼：“汉语将成为声控计算机的第一语言，也可能成为未来世界的第一语言。”人们开始重新认识古老的汉字，认为：汉字在二十一世纪，将会成为发挥自己独特威力的语言。也是整个人类世界对汉语的重新认识。

汉字的发展，从公元一世纪至八世纪，各种典籍收集的汉字在逐渐增多，东汉时期的《说文解字》，收字约9353字；魏晋时期的《字林》，收集约12824字；宋代的《集韵》，收字约53525字；清代的《康熙字典》，收字约47043字。但一般的通用汉字却只有几千字。1981年，政府公布了国家标准gb2312——80《信息交换用汉字编码字集》（基本集）——计算机汉字处理的一项重要标准，《基本集》收字6763个，其中一级字3755个，二级字3008个，这是目前现代通用汉字的数量。

实际上，日常生活中用字远远少于这些字数，就从一些经典的著作或生活、科技刊物统计即可说明。

为此，我曾经花费时日，邀请六、七位亲朋好友，全力倾心把有些经典与日常生活、科技资料用字，统计用字如下：　《红楼梦》作为中国的一部百科全书式的古典小说，用字量仅为4436个，毛泽东作为一个博览群书的大学问家、大思想家，其《毛泽东选集》的四卷本用字也仅为3136个；某生活杂志《科学与生活》用字为2653个。

说明一个普通人，只要掌握2000——3000个汉字即可。这从汉字使用的概率统计也可以说明。在《汉字文化》中有汉字使用频率的统计，亦可申明这一点。

一个人若掌握了出现频率较高的950个汉字，它的阅读覆盖面积可达到90%，掌握了3800个字，就能覆盖99.9%，1985年北京语言学院语言教学研究所对1977年至1980年出版的全国通用的中小学语文课本中使用现代汉语书写的文章的词汇进行了统计，其中使用频率最高的100个字，能覆盖全部被统计材料用字的44.33%，1000个字能覆盖全部被统计材料用字的78.57%。

从汉字出现频率统计中，可看出，一个人掌握了出现频率较高的2400个字，其阅读的覆盖水平可达到99%，从2400个汉字增加到3800个汉字时，多认识了1400个字，而阅读的覆盖率仅增加了0.9%；从2400个汉字增加到5200个汉字时，多认识了2800个汉字，但阅读的覆盖率仅仅增加了0.09%。

通用的出现频率最高的汉字只有2400个左右。倘若汉字走拼音化道路，要想表达出最简单的含义，最基本的音节亦需要2100字节左右。整理出这些数据，是二十多年前，邀请7、8个人，花费50多天的时间，统计出来的结果。在计算机（电脑）普及的今天，一切都变得很简单，电脑没普及之前，这些却需要人力把它们一一统计出来。

看到吴振锋的书法作品的那一刻，意识到在这深山群岭之中，也竟然有人知道古老汉字所表达的厚重的文化意义。为此，我决定结识这位未曾谋面之隐藏书者。

拜访这位隐藏于野的书家，发生在哪年哪月哪日，可惜记不清楚了。只记得是个下午，我登门去了他的府上。对我的不约而访，没有那种刻意的虚情假意的热烈，却显得高兴。把我让进他的书房，说古论今，高谈阔论，也很投机。

我对自己的学识是比较自信的，没想到他对他的学识也很自信。

两个颇为自负的人，开始了漫长的淡淡交往。这一发不可收拾，竟长达二十年之久。起初，引起我惊讶的是：我知道的，人家也知道。我不知道的，人家仍然知道。我说起大家袁晓媛，他就说：袁先生曾在联合国工作服务过二十多年，是个世界级研究汉字的学问大家。我说袁先生曾为汉字奔走，有著名的《论汉字的科学性》存世。他就说袁先生提出的闻名于世的“识繁写简”……

唯一让他嫉妒的是，我与袁先生有书信往来。他却没有，这下轮到他羡慕嫉妒恨了。只是，我不晓事的是，却没有把袁先生的书信当做珍贵的文物资料珍藏起来。多年之后，篆刻大家魏杰先生对此也这样激烈的批判我。让我才意识到珍贵资料遗失的可惜。

二

多年后，吴振锋毅然决然的为了书法，鲤鱼跳龙门一跃而就，成了一名流浪街头的书法家。让我惊诧和不解。他邀请我去了他在西安的临时寝室：辛家坡之家。

又是一番高谈阔论至苍生沉眠的子夜，我就睡在他的寝室。

他开始著书立说，推出的第一本大作是《心灵的选择》；第二本力作《叩问心灵》荣获兰亭奖。而后，便有更多理论著作问世：《书法发言》、《因为书法》和《新中国书法六十年》等等。

他如果仅仅是一名书者，我们不可能会保持这么持久的友谊。

吴兄振锋先生是个关注文化的人。为了文化的传承与发展，默默耕耘劳作的有心之人。他曾经是一名中学英语教师，一个英语教师痴心倾注于书法、汉字和文化，说几句出于个人兴趣是恐怕解释不了的，也不会让人信服的。

他可能解读到中西文化的巨大差异后，摸到了华夏文化传承潜藏的无比强大的生命力所承载的基因密码而唤起的一种人格力量。

他告诉我，在一些关键的历史关头。必须有一些文化人要敢于担当，积极的去充当文化传承的守护者和继承者。在文革时期，大家都不去读书，却有一些人没有跟风市井世情之荒唐，而是把自己藏身于书斋。这些人中就有余秋雨。

每个人的知识修为的都有差异，他较多的是从书法、汉字的角度作为切入点，去关注文化传承。而我则多从文化人类学和民族学的角度去关注文化发展。

文化人关注自己民族文化的建设，这是文化之幸事。在春节的尾声，去他府上拜访。偶遇篆刻大家魏杰先生，他是一位在吴振锋、史星文的口中早已如雷贯耳的篆刻名家。虽有结识之念，但这要靠缘分。没想到在此遇到先生。

魏杰先生亦是关注文化传承的大家，看来“英雄所见略同”绝非一句虚言。

振锋兄和魏杰先生，均提到一位叫“朱大可”的人。有位叫王普军的记者，在新年之际，专门采访了此君，并写下《朱大可：“文化复兴”的路线图与时间表》一文。

朱大可现为同济大学教授，在中国文化界享有盛名。被媒体所推崇，认为此君是中国最优秀的批评家之一。因其前卫的思想、对社会弊端的激烈批评、独特的话语方式，以及守望文化现状的理性和深刻，对当代文化研究领域产生广泛影响。被《凤凰生活》杂志，推出“影响世界未来50华人榜”，“中国文化守望者”朱大可入选，与李敖、余秋雨、王小慧、程抱一等人一起，成为“思想的力量”的代表。

众多的文化人能自觉的意识到文化的传承与复兴，这是令人倍感兴奋的一股伟大的力量。将预示着华夏民族伟大复兴的时刻的到来。在与狼共舞的激烈竞争的时代，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竟然纷纷把曾经显赫一时、不可一世的西方列强，挤到国际展示舞台的边缘，创造了一个经济发展的奇迹。

文化建设在此刻，就显得尤为重要。

2009年，由中国科学院院士牵头，编写了一套系列丛书《创新2050，科学技术与中国的未来》。有总报告《科技革命与中国的现代化》、有分领域的《中国至2050年重大交叉前沿科技发展路线图》、《中国至2050年生态与环境科技发展路线图》、《中国至2050年水资源领域科技发展路线图》等十六个分项报告。

今，没想到在文化领域，也有人提出“文化复兴的路线图与时间表”，实在令我等惊奇和兴奋。吴兄振锋和魏杰先生谈到此处，均提到对传统文化的敬畏。

孔丘仲尼就是一个深怀文化敬畏的先贤，他曾驱车至秦地东大门的函谷关下，几顽皮孩童的戏言——“是车让城？还是城让车？”，把仲尼挡在关外。

显然，几个顽皮孩童不至于把圣人吓得胆怯。而是，他敬畏的龙城人伏羲、岐山周塬人姬发均是秦地之人。函谷关下的怯步，实则是仲尼对华夏先贤的敬畏。

有敬畏，才会有尊重。才能充当文化的传承者。传承的目的是为了发展，为了建设。传承什么？建设什么？就显得尤为重要。

在《朱大可：“文化复兴”的路线图与时间表》里，王普军的提问也很有专业水平。

记者：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经济领域获得了世人瞩目的巨大成就，但在文化领域却受到各种非议。我们究竟应该怎样认识中国文化的现状，又该如何推动文化领域的建构和改革?

朱大可：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文化没有获得跟经济一样的成就，反而因经济的快速运动和教育的严重缺失，而呈现为严重衰退的景象。并表现在主体认知、核心价值、宗教信仰、伦理道德、历史传承、原创能力、基础美感、人际交往、个人教养、民族语言、国际传播、文化产业等十二个主要方面。这种危机状况引发了公众的普遍焦虑。其中，属于公共伦理的诚信危机，受到了公众的最大诟病，但它只是症状，而不是产生整个文化综合症的病根。我们首先需要解决的是公民社会的建构，它是公民阶层、公民制度和公民意识形态的三位一体。没有这种现代公民社会的形成，任何有关文化的理想主义设计，都只能是刻画在沙地上的蓝图。

这些，不仅仅反映在文化层面的有识之士。上至大贤鸿儒，下至草根百姓。均有不同群体、不同层面、不同程度的呼吁和奔走。特别是环境安全、食品安全、饮水安全等等问题的日益尖锐化，一切都上升至政治层面，显现在广众面前。这些问题的集中暴露，说明了在文化建设中存在的“主题认知、核心价值、伦理道德”诸方面的缺失。

振锋先生还专门把《朱大可：“文化复兴”的路线图与时间表》打印出来，选出上述的断落，读给我听。就孔丘仲尼的思想价值观，与我展开激烈的辩论。争论的分歧在于我对孔门儒学思想的不认同。

这些认知分歧，在朱大可先生处也有陈述。

记者：如何认识从清末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在新文化探索中的功能，并总结其得失?精英和大众文化如何实现良性的互动，以塑造新的文化可能?

朱大可：自从轴心时代以来，精英持续成为历史的主要动力。中国的新文化运动也是如此。它的三个旗手——陈独秀、胡适和鲁迅，都是知识精英的代表。但这种认知已经被互联网时代所击破。大数量的自媒体如博客和微博，制造了一种普遍的幻觉，认为碎片式的言辞可以代替哲学思辨和思想探索，而口水可以代替文化原创。但事实上，除了有助于形成舆论监督环境之外，这种广场式运动，对文化建构并无直接助益。中国的问题在于，它已经错过了文艺复兴型的精英导引时代，而鉴于精英的饱受质疑，文化改造的使命，变得无人可以承担。“公知”正在成为一个反面名词，遭到各色人等的嘲笑。作为文化重建的主力，专业和公共知识分子在独立性、精神性、创造性和正义性的普遍衰弱，是我们要面对的最大难题。精英与民众的良性互动，取决于双方的自我重塑、以及是否能够达成核心价值的共识。

记者：儒家文化是主宰中国意识形态长达2000多年的“官学”，在20世纪饱受摧残之后，现在又面临被高度追捧的“复兴”局面，你如何评判儒学在当代中国社会的意义和功能?

朱大可：在20世纪以前，中国人一直生活在儒家文化的空气里。但儒学是一个内容驳杂的体系，其中既有一些值得吸纳的道德教义，甚至有陆王心学这样的哲学高峰，但也有需要加以过滤和批判的思想垃圾。不加甄别地把儒家神圣化，并视为拯救中国文化的唯一出路，这只能重蹈历史的覆辙。

记者：你认为怎样的文化格局才符合你心目中的健康文化形态?

朱大可：我赞成重新接续历史文化传统，但我也担忧儒家的一家独大。我们不仅要重视孔子，至少还要重视老子和墨子。尤其是墨家思想，长期受到打压，从未获得必要的传承。中国的“文化菜谱”，应当是各种思想菜系的自在组合，它不仅要容纳中国的各种思想学派，更应当容纳“西方先进文化”，由此形成多元并置、百花齐放的态势。只有这样，公民对文化思想作自由选择的权利，才不至于沦为一纸空文。把某个单一学派变成具有绝对权威的“官学”，只能重演两千年文化专制的闹剧。

记者：在解决中国文化面临的这些问题和推动“文化复兴”方面，你有什么良方吗？

朱大可：文化问题的最终解决，完全取决于顶层设计。就像中医的整体辩证思维那样，你不能头疼医头脚疼医脚。文化枝叶上的病症，需要从制度根基上加以解决。在我看来，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最快也需要三、四代人才能初见成效，也就是100年左右的底线时间。动手的方向，首先是政治体制改革，其实是教育体制和意识形态体制的改革，只有正确推动这三方面的改革，就能逐步形成有利于“文化复苏”的良性生态，并经过数代人的不倦努力，最终实现中国文化“伟大复兴”的梦想。

秦地之民如同秦地之秦岭般的性格：傲岸挺拔、大智大勇、坚定无畏，华夏人文始祖伏羲创划八卦，西周王制的创建者姬昌囚禁推演易理，让秦地一举跃居而成华夏文明的发祥地。让后世推崇为圣人的孔丘，对秦地文明顶礼膜拜，毕恭毕敬，言必语：周礼。读《周易》达韦编三绝、三月不知肉味的痴迷状态。仲尼对秦地先贤充满敬畏，故而才有函谷关怯步之千古遗憾。使其与秦地擦肩而过，失之交臂。

秦地诞生过统一天下的秦王嬴政，开创华夏封建郡县制之先河，让华夏书同文、车同轨、酒同香……自此，让华夏归于一统，归结为一句话：他是华夏文明的伟大建设者；秦地还诞生过让华夷归于一统，被誉为“圣人可汗”的雄主杨广，创建三省六部制的政治体制，立科举制之先河，开凿大运河，建立陪都制……他一举跃居华夏文明的又一位伟大的建设者。然而，不幸的是：秦始皇与隋炀帝均称为历朝历代孔儒门徒口诛笔伐，发泄私愤的对象。

始皇帝坑杀了460名儒生，便被口诛笔伐、无休无止长达两千之久，而康熙、雍正和乾隆三朝，满清女真贵族——华夏文明的破坏者，用“文字狱”罗织罪名，对广大知识分子肆意屠杀长达120年以上，那些孔儒门徒却一个屁都不敢坦然的放一个。还要把一个血淋淋的恐怖时代推崇为“康乾盛世”。

隋文帝杨坚与汉高祖刘季同，都是对儒生极为轻视的君主。然，以司马光为首的后世孔门儒生们，鉴于抹黑杨广的政治需要，便公然肆意串改历史，把杨广作出的政绩，硬生生的划归在文杨坚帝身上。

由此可见，用孔儒学说毒害的知识分子群体，实际是一群没有是非观念，缺乏是非判断能力的腐朽废庸之徒。因而，让我对孔丘以及儒学滋养的知识分子群体产生出一种强烈的厌恶感。

三

中国人一直自誉自己拥有五千年文明，是个古老的礼仪之邦。可在罗马的元老院，那些学识渊博的圣哲贤达眼里：东方民族被想象成一个不可理喻的可怕的怪物，马克﹒波罗历险万难踏上中国的土地时，却没有看到怪物，而是一群与自己一样的人群。他们一样具有人性、语言、宗教和风俗。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都分布着这样或者那样的部落和群体，每个民族都知道在自己的周围存在着不同的族群，长期处于相对隔绝的生存状态，形成了各自的语言、风俗和信仰。由于地域和文化的差异，困扰着不同族群之间的沟通和交往。甚至，造成长久痛苦无法消除的误解。

近代欧洲人的对外扩张，使他们有机会发现不同的种群和民族的存在。了解到人类的多样性，从而在欧洲的英国、法国、奥地利，在美国等许多国家，关于研究人类种群的理论纷纷出现，并吸引了众多学者来关注这类问题，就诞生出一门新的基础学科：人类学。该学科又派生出众多支系，比如：文化人类学。

文化人类学把所有的文化作为研究对象：不论是文明程度相对落后的部落社会文化，还是复杂的文明社会的文化，都将进入文化人类学的视野范围。不论是理性的行为，还是非理性的，甚至是荒谬的行为，都要进行考察，以研究人类对自然的适应性。对任何一个社会的习俗和观念都应客观地加以描述，而且和那个社会当前的问题未来的机会联系起来加以理解。……这种态度要求人们设身处地地考虑问题，要鼓励相互理解。同时要求人们公正无私的进行观察，并力图对所作出的解释加以验证。《文化的变异》(美c﹒恩波，m﹒恩波）这应该是一种科学的态度。

一个目光短浅，只考虑自身的需要和愿望的人，很难与他人友好相处。这种人就称作自我中心主义者；一个完全用自己的文化作为准绳，来判断其他文化的人，是民族中心主义者。……民族中心主义者不但阻碍人们理解其他民族的文化，也会阻碍人们对本民族文化的理解。《文化的变异》【美c﹒恩波，m﹒恩波】。

中国人对不同种族的认识，要比欧洲人早出许多时间。最著名的莫过于汉代的张骞出使西域，这是第一次大规模的国家行为，让中国人较早的认识到不同于自己民族的种群和文化；第二次大规模的国家行为出现在唐代，早在贞观二十一年四月，便在北海一带设置燕然都护府，下辖八个都督府、十二个州，首任都护李素立。

贞观二十一年初，在回纥部的游牧之地，置瀚海都督府、在多滥葛部的牧场置燕然都督府、在仆骨部的草原设金微都督府、在拔野古部草原置幽陵都督府、在同罗部草原置龟林都督府、在思结部草原置卢山都督府等六个都督府；在浑部设皋兰州、在斛薛部设高阙州、在奚结部设鸡鹿州、在阿跌部设鸡田州、在契芯部设榆溪州、在思结别部设林州、在白部设颜州七州，各部首领为都督、刺史，隶属燕然都护府以统之。随后，又有铁勒诸部中最远的骨利部来附，置为玄阙州。后又以结骨、葛逻禄诸部置坚昆、阴山、大漠、玄池等都督府和浑河、狼山等州，均归燕然都护府统领。辖境相当于今内蒙古乌加河以北、蒙古人民共和国全部、俄罗斯额尔齐斯河、叶尼塞河上游和安加拉河、贝加尔湖周围地区。

第三次是成吉思汗的西征，在中华域外建立起三个汗国：术赤汗国（钦察汗国）、察合台汗国和窝阔台汗国。第四次则是明永乐年间的郑和七下西洋，让中华势力远播非洲东岸。

所以，中国人认识世界比欧洲人早。但，在中国却没有诞生一门人类学。这里大概有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孔儒门徒的民族中心主义意识作怪的结果。最著名的莫过于初唐魏征与温彦博的华夷之争，对待突厥颉利可汗降唐以及余部的安置问题。

魏征慷慨陈词：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突厥蛮夷，如同野兽。若加恩养，必成大患。

温彦博亦针锋相对：华夏蛮夷，皆上天所育。应归王化，若以德怀，不生歧视，彼感君恩，趋承恐后，岂有后患？

在开放的大唐尚且如此，其他时代就不用提及了。

文化指的是任何社会的全部生活方式，而不仅仅是被社会公认更高雅、更令人心旷神怡的那部分生活方式。对文化人类学研究而言，没有无文化的社会，甚至没有无文化的个体。每个社会，无论它的文化多么简陋，总有一种文化。

一般来说，文化是具有适应性的。当然，也有非适应性的。在新几内亚的某些部落，认为女性是不洁的，认为与女性接触越少越好，必然影响到部落男性与女性的性关系的发生频度。一个有损于这个部落的社会生存机会的习俗不大可能持续存在。这就是非适应性习俗，在中国宋代兴起的女性缠足，就是一种非适应性习俗。能增加一个社会生存机会的习俗称之为适应性习俗。

文化代表着对自然环境和生活需求的适应一样。文化也代表着对社会环境的适应。即对相邻民族的适应。中国近代爆发的“五四运动”，实际是一种新文化运动。知识分子们振臂高呼，打到孔家店。实则是一种激烈的文化适应性选择。

中国的新文化运动的三个旗手——陈独秀、胡适和鲁迅，都是知识精英的代表。

横向比对，去考察人类的三千多种文明，唯有中华文明连续不间断传承至今时。这是人类文明的骄傲。一句赞美似乎有些过于轻率和浅薄。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去探究，中华文明为何具有这么顽强、持久、坚韧的生命力？这才是应该需要用科学严谨的态度去看待的。

话题又重新回到袁晓媛和安子介鸿儒大贤的身上。在他们对人类语言的那种吞吐大荒、穷达四野的感知和思想的启发下，让我等获得破解华夏文明传承的基因密码。“汉字”是华夏民族文化悠久传承从未中断的长寿的基因密码，是华夏文化发展延续的根。它是一种不受时间和空间（地域）限制的文字。

由于汉字的存在，后世人可以读懂千年前的古代先贤的经典著作，直接获得先辈对话、感知的机会，不受限制的汲取到先辈们思想的文化滋养。从而，获得文化的认同。“文化认同”是文化人类学或者民族学至关重要的探讨课题。

文化认同感是延续、传承与发展的原动力。文化认同是保持部族凝聚力的最基本的保证。比如：民族心理的认同，实际与民族本身的关系不大。换句话说：民族的文化心理认同并不取决于民族本身。最典型的例证莫过于哈萨克――蒙古，在国外的诸多史学著作中，常常把哈萨克――蒙古放在一起来讲。比如法国史学家：勒内?格鲁塞在他的史学名著《草原帝国》里，就是这样处理的。因为，他们实在难以区分：在成吉思汗时期，克烈特、乃蛮、蔑尔乞、弘吉喇惕等诸多部落，都同属于“蒙古”名称的族群，而现今却是哈萨克族群中的部落之一。造成这个民族演变的根源就在于“民族文化的认同感”。

曾经同属于回鹘的裕固族是由甘孜回鹘衍变来的，吐鲁番的维吾尔是高昌回鹘演化而来，南疆喀什一带的维吾尔则是由葱岭西回鹘衍化而来。……这就如同鲜卑人自觉地汉化认同，中亚诸民族的首领，曾纷纷以“唐家子汗”为荣是同样的道理。

中国地域辽阔、历史悠久、方言复杂……由于汉字的自身优势，不受地域和语音的限制。只要都认识汉字，客家人和女真人就可以直接用汉字进行交流和沟通。最感人的故事，莫过于清代康熙年间，一杭州商人乘船在山东成山角触礁，被山东老乡发现搭救。由于互相不通方言，商人急中生智，用手指在沙滩上写字。山东老乡才知道事情的原委，帮助他身体康复返回家乡。这就是汉字书同文的巨大优势所在。

汉字不受时间、空间地域限制的优势，才是汉字流传几千年而不断，通行纵横数万里而不绝，才获得了华夏民族文化的悠久传承与延续。如果汉语拉丁化，那么，就切断了现代与古代联系与沟通的根须，必然造成文化的传承断代。也就是说：汉字的拉丁化，将会让华夏活着的文明变成一具僵死，沦落为僵死的文明。

在袁晓媛先生《论汉字的科学性》一文中，中外有识之士均意识到汉字在现在科技发展进程中潜藏的巨大优势。汉字的高度逻辑性、抽象性、灵活性，强大的组合能力、无穷的开放能力（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可以不断淘汰和更新词汇的能力）、精绝的猜估能力（与拉丁语相比，其揣摩与猜测优势，让认识汉字数量不足的人们，也可以通过揣测与估计出所表达的大概意思）、美妙的构图能力（方块结构形式，为书法之美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通俗的讲：中国的书法艺术，实际让古老的汉字变得鲜活、灵动、富有生机。

书法，让华夏文明变成了一种活体文化。就如同中华医药的经络，它是一种鲜活的、富有旺盛的生命力的活体艺术。也就是说：人们可以在那些传世的书法经典作品中，解读出那些古代先贤融入作品中的思想、灵魂、情感和性格。甚至，当时的社会形态。

我在《书法性格》里就阐明了传统经典书法作品里，所隐藏的丰富的历史信息：

魏晋是中国历史上产生的一个崇尚清谈、攀附风雅的社会时期。那个时代最典型的人物群体就是“竹林七贤”，楷书就在这种社会环境下诞生了。

以王羲之为代表的楷书，多呈俊秀、飘逸、洒脱之形态。追求脱俗、潇洒、飘逸是那个社会时期，文人雅士们追去的最高境界。也是那个时期的社会风尚和社会心理的折射与反馈。

从王羲之的《兰亭序》、《得示贴》、《远宦帖》、《长风贴》以及王献之、王珣的书法作品中均可得到印证。

唐人性格张扬、纵情激越、奔放豪迈、胸怀阔远、开拓进取的气质，在书法作品中表现的淋漓尽致。不但文人雅士习临书法者居多，连贞观圣帝也写得一笔好字，一时间誉为美谈。颜真卿风格厚重雄健、方正宽博、凝重峻涩、端严尊威；柳公权性格遒媚劲健、骨瘦筋韧、清丽挺秀、飘逸潇洒；草书圣手怀素则狂放率性、纵横不群、行云布雨、笔走龙蛇……

宋人的精神世界却是残缺不全的。与西夏、辽、女真等蛮夷同居于九州华夏的一个屋檐之下，文人雅士的精神风骨柔弱、婉约、华丽、做作。那时刻，不论在宫廷民间，均崇尚奢华、颓废、虚浮的艺术风格。比如：女人缠足的陋习就是从宋人开始的。这本是南唐后主李煜的变态嗜好，到了宋代却成了文人雅士追捧的高雅时尚的社会风俗，广泛流行，得到世人推崇的一种审美观。

在宋代病态的审美观念影响之下，其书法作品中必有所反映和折射。以宋徽宗的瘦金体为代表的《预借风霜二诗帖》、《闰中秋月诗帖》，林君复的《自书诗卷》、范仲淹的《远行帖》、《边事帖》均是这类风格的最佳表达。

特别是宋体，已经丢失了展现千姿百态书法性格的皮肉，消瘦到只剩下筋骨，却成就了另一种技术：印刷。使其成了人们习以为常的印刷体。

在书法理论与书法史学领域，在吴兄振锋先生面前如此鼓噪，那确实是班门弄斧。还是心存自知之明好些。我只是想：汉字不会消亡，书法也就将继续会发挥自己独特的艺术魅力。这不会因为几多亲西方文化的异己分子们的鼓噪，便会失去自己流传千载的丰富多彩的个性与魅力。

汉字文化已深入到华夏之族的骨肉和血脉之中，就入高耸的秦岭一般，巍巍然屹立在神州圣土。经历过几千年的风风雨雨、坎坎坷坷、恩怨情仇的历练，稳若山岳，难以撼动。一些类似于戈尔巴乔夫、叶利钦之类的所谓文化精英、异化势力、*动思潮可以随意颠覆、轻率地否定曾经伟大的苏维埃社会主义联盟，却无法撼动山岳般的汉字文化。

稳若秦岭的汉字文化，华山般的绮丽、俊秀、挺拔、伟岸的书法艺术，其顽强旺盛的生命力，将会继续四射出自己的华彩与美丽。

永恒之秦岭，巍巍然挺立于华夏之地，则汉字恒久矣。

2013年3月16日于长安新居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