傲岸昆仑

——在西部网络作家协会2013年年会上的发言

杭盖

华夏文化的根在西部，在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历史时刻的来临，进行民族文化的重建就显得紧迫和重要。《西部文学》有承载西部文化建设的历史责任。

文化人关注自己民族文化的建设，这是文化之幸事。在春节的尾声，去拜访吴振锋先生，

振锋兄和魏杰先生，均提到一位叫“朱大可”的人。有位叫王普军的记者，在新年之际，专门采访了此君，并写下《朱大可：“文化复兴”的路线图与时间表》一文。

朱大可现为同济大学教授，在中国文化界享有盛名。被媒体所推崇，认为此君是中国最优秀的批评家之一。因其前卫的思想、对社会弊端的激烈批评、独特的话语方式，以及守望文化现状的理性和深刻，对当代文化研究领域产生广泛影响。被《凤凰生活》杂志，推出“影响世界未来50华人榜”，“中国文化守望者”朱大可入选，与李敖、余秋雨、王小慧、程抱一等人一起，成为“思想的力量”的代表。

众多的文化人能自觉的意识到文化的传承与复兴，这是令人倍感兴奋的一股伟大的力量。将预示着华夏民族伟大复兴的时刻的到来。在与狼共舞的激烈竞争的时代，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竟然纷纷把曾经显赫一时、不可一世的西方列强，挤到国际展示舞台的边缘，创造了一个经济发展的奇迹。

文化建设在此刻，就显得尤为重要。

2009年，由中国科学院院士牵头，编写了一套系列丛书《创新2050，科学技术与中国的未来》。有总报告《科技革命与中国的现代化》、有分领域的《中国至2050年重大交叉前沿科技发展路线图》、《中国至2050年生态与环境科技发展路线图》、《中国至2050年水资源领域科技发展路线图》等十六个分项报告。

今，没想到在文化领域，也有人提出“文化复兴的路线图与时间表”，实在令我等惊奇和兴奋。吴兄振锋和魏杰先生谈到此处，均提到对传统文化的敬畏。

孔丘仲尼就是一个深怀文化敬畏的先贤，他曾驱车至秦地东大门的函谷关下，几顽皮孩童的戏言——“是车让城？还是城让车？”，把仲尼挡在关外。

显然，几个顽皮孩童不至于把圣人吓得胆怯。而是，他敬畏的龙城人伏羲、岐山周塬人姬发均是秦地之人。函谷关下的怯步，实则是仲尼对华夏先贤的敬畏。有敬畏，才会有尊重。才能充当文化的传承者。传承的目的是为了发展，为了建设。传承什么？建设什么？就显得尤为重要。

在《朱大可：“文化复兴”的路线图与时间表》里，王普军的提问也很有专业水平。

记者：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经济领域获得了世人瞩目的巨大成就，但在文化领域却受到各种非议。我们究竟应该怎样认识中国文化的现状，又该如何推动文化领域的建构和改革?

朱大可：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文化没有获得跟经济一样的成就，反而因经济的快速运动和教育的严重缺失，而呈现为严重衰退的景象。并表现在主体认知、核心价值、宗教信仰、伦理道德、历史传承、原创能力、基础美感、人际交往、个人教养、民族语言、国际传播、文化产业等十二个主要方面。这种危机状况引发了公众的普遍焦虑。其中，属于公共伦理的诚信危机，受到了公众的最大诟病，但它只是症状，而不是产生整个文化综合症的病根。我们首先需要解决的是公民社会的建构，它是公民阶层、公民制度和公民意识形态的三位一体。没有这种现代公民社会的形成，任何有关文化的理想主义设计，都只能是刻画在沙地上的蓝图。

这些，不仅仅反映在文化层面的有识之士。上至大贤鸿儒，下至草根百姓。均有不同群体、不同层面、不同程度的呼吁和奔走。特别是环境安全、食品安全、饮水安全等等问题的日益尖锐化，一切都上升至政治层面，显现在广众面前。这些问题的集中暴露，说明了在文化建设中存在的“主题认知、核心价值、伦理道德”诸方面的缺失。

振锋先生还专门把《朱大可：“文化复兴”的路线图与时间表》打印出来，选出上述的断落，读给我听。就孔丘仲尼的思想价值观，与我展开激烈的辩论。争论的分歧在于我对孔门儒学思想的不认同。

朱大可：自从轴心时代以来，精英持续成为历史的主要动力。中国的新文化运动也是如此。它的三个旗手——陈独秀、胡适和鲁迅，都是知识精英的代表。但这种认知已经被互联网时代所击破。大数量的自媒体如博客和微博，制造了一种普遍的幻觉，认为碎片式的言辞可以代替哲学思辨和思想探索，而口水可以代替文化原创。但事实上，除了有助于形成舆论监督环境之外，这种广场式运动，对文化建构并无直接助益。中国的问题在于，它已经错过了文艺复兴型的精英导引时代，而鉴于精英的饱受质疑，文化改造的使命，变得无人可以承担。“公知”正在成为一个反面名词，遭到各色人等的嘲笑。作为文化重建的主力，专业和公共知识分子在独立性、精神性、创造性和正义性的普遍衰弱，是我们要面对的最大难题。精英与民众的良性互动，取决于双方的自我重塑、以及是否能够达成核心价值的共识。

记者：儒家文化是主宰中国意识形态长达2000多年的“官学”，在20世纪饱受摧残之后，现在又面临被高度追捧的“复兴”局面，你如何评判儒学在当代中国社会的意义和功能?

朱大可：在20世纪以前，中国人一直生活在儒家文化的空气里。但儒学是一个内容驳杂的体系，其中既有一些值得吸纳的道德教义，甚至有陆王心学这样的哲学高峰，但也有需要加以过滤和批判的思想垃圾。不加甄别地把儒家神圣化，并视为拯救中国文化的唯一出路，这只能重蹈历史的覆辙。

记者：你认为怎样的文化格局才符合你心目中的健康文化形态?

朱大可：我赞成重新接续历史文化传统，但我也担忧儒家的一家独大。我们不仅要重视孔子，至少还要重视老子和墨子。尤其是墨家思想，长期受到打压，从未获得必要的传承。中国的“文化菜谱”，应当是各种思想菜系的自在组合，它不仅要容纳中国的各种思想学派，更应当容纳“西方先进文化”，由此形成多元并置、百花齐放的态势。只有这样，公民对文化思想作自由选择的权利，才不至于沦为一纸空文。把某个单一学派变成具有绝对权威的“官学”，只能重演两千年文化专制的闹剧。

记者：在解决中国文化面临的这些问题和推动“文化复兴”方面，你有什么良方吗？

朱大可：文化问题的最终解决，完全取决于顶层设计。就像中医的整体辩证思维那样，你不能头疼医头脚疼医脚。文化枝叶上的病症，需要从制度根基上加以解决。在我看来，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最快也需要三、四代人才能初见成效，也就是100年左右的底线时间。动手的方向，首先是政治体制改革，其实是教育体制和意识形态体制的改革，只有正确推动这三方面的改革，就能逐步形成有利于“文化复苏”的良性生态，并经过数代人的不倦努力，最终实现中国文化“伟大复兴”的梦想。

秦地之民如同秦地之秦岭般的性格：傲岸挺拔、大智大勇、坚定无畏，华夏人文始祖伏羲创划八卦，西周王制的创建者姬昌囚禁推演易理，让秦地一举跃居而成华夏文明的发祥地。让后世推崇为圣人的孔丘，对秦地文明顶礼膜拜，毕恭毕敬，言必语：周礼。读《周易》达韦编三绝、三月不知肉味的痴迷状态。仲尼对秦地先贤充满敬畏，故而才有函谷关怯步之千古遗憾。使其与秦地擦肩而过，失之交臂。

秦地诞生过统一天下的秦王嬴政，开创华夏封建郡县制之先河，让华夏书同文、车同轨、酒同香……自此，让华夏归于一统，归结为一句话：他是华夏文明的伟大建设者；秦地还诞生过让华夷归于一统，被誉为“圣人可汗”的雄主杨广，创建三省六部制的政治体制，立科举制之先河，开凿大运河，建立陪都制……他一举跃居华夏文明的又一位伟大的建设者。然而，不幸的是：秦始皇与隋炀帝均称为历朝历代孔儒门徒口诛笔伐，发泄私愤的对象。

始皇帝坑杀了460名儒生，便被口诛笔伐、无休无止长达两千之久，而康熙、雍正和乾隆三朝，满清女真贵族——华夏文明的破坏者，用“文字狱”罗织罪名，对广大知识分子肆意屠杀长达120年以上，那些孔儒门徒却一个屁都不敢坦然的放一个。还要把一个血淋淋的恐怖时代推崇为“康乾盛世”。

隋文帝杨坚与汉高祖刘季同，都是对儒生极为轻视的君主。然，以司马光为首的后世孔门儒生们，鉴于抹黑杨广的政治需要，便公然肆意串改历史，把杨广作出的政绩，硬生生的划归在文杨坚帝身上。

由此可见，用孔儒学说毒害的知识分子群体，实际是一群没有是非观念，缺乏是非判断能力的腐朽废庸之徒。因而，让我对孔丘以及儒学滋养的知识分子群体产生出一种强烈的厌恶感。

中国人一直自誉自己拥有五千年文明，是个古老的礼仪之邦。可在罗马的元老院，那些学识渊博的圣哲贤达眼里：东方民族被想象成一个不可理喻的可怕的怪物，马克﹒波罗历险万难踏上中国的土地时，却没有看到怪物，而是一群与自己一样的人群。他们一样具有人性、语言、宗教和风俗。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都分布着这样或者那样的部落和群体，每个民族都知道在自己的周围存在着不同的族群，长期处于相对隔绝的生存状态，形成了各自的语言、风俗和信仰。由于地域和文化的差异，困扰着不同族群之间的沟通和交往。甚至，造成长久痛苦无法消除的误解。

近代欧洲人的对外扩张，使他们有机会发现不同的种群和民族的存在。了解到人类的多样性，从而在欧洲的英国、法国、奥地利，在美国等许多国家，关于研究人类种群的理论纷纷出现，并吸引了众多学者来关注这类问题，就诞生出一门新的基础学科：人类学。该学科又派生出众多支系，比如：文化人类学。

文化人类学把所有的文化作为研究对象：不论是文明程度相对落后的部落社会文化，还是复杂的文明社会的文化，都将进入文化人类学的视野范围。不论是理性的行为，还是非理性的，甚至是荒谬的行为，都要进行考察，以研究人类对自然的适应性。对任何一个社会的习俗和观念都应客观地加以描述，而且和那个社会当前的问题未来的机会联系起来加以理解。……这种态度要求人们设身处地地考虑问题，要鼓励相互理解。同时要求人们公正无私的进行观察，并力图对所作出的解释加以验证。（《文化的变异》【美c﹒恩波，m﹒恩波】）这应该是一种科学的态度。

一个目光短浅，只考虑自身的需要和愿望的人，很难与他人友好相处。这种人就称作自我中心主义者；一个完全用自己的文化作为准绳，来判断其他文化的人，是民族中心主义者。……民族中心主义者不但阻碍人们理解其他民族的文化，也会阻碍人们对本民族文化的理解。（《文化的变异》【美c﹒恩波，m﹒恩波】）。

中国人对不同种族的认识，要比欧洲人早出许多时间。最著名的莫过于汉代的张骞出使西域，这是第一次大规模的国家行为，让中国人较早的认识到不同于自己民族的种群和文化；第二次大规模的国家行为出现在唐代，早在贞观二十一年四月，便在北海一带设置燕然都护府，下辖八个都督府、十二个州，首任都护李素立。

贞观二十一年初，在回纥部的游牧之地，置瀚海都督府、在多滥葛部的牧场置燕然都督府、在仆骨部的草原设金微都督府、在拔野古部草原置幽陵都督府、在同罗部草原置龟林都督府、在思结部草原置卢山都督府等六个都督府；在浑部设皋兰州、在斛薛部设高阙州、在奚结部设鸡鹿州、在阿跌部设鸡田州、在契芯部设榆溪州、在思结别部设林州、在白部设颜州七州，各部首领为都督、刺史，隶属燕然都护府以统之。随后，又有铁勒诸部中最远的骨利部来附，置为玄阙州。后又以结骨、葛逻禄诸部置坚昆、阴山、大漠、玄池等都督府和浑河、狼山等州，均归燕然都护府统领。辖境相当于今内蒙古乌加河以北、蒙古人民共和国全部、俄罗斯额尔齐斯河、叶尼塞河上游和安加拉河、贝加尔湖周围地区。

第三次是成吉思汗的西征，在中华域外建立起三个汗国：术赤汗国（钦察汗国）、察合台汗国和窝阔台汗国。第四次则是明永乐年间的郑和七下西洋，让中华势力远播非洲东岸。

所以，中国人认识世界比欧洲人早。但，在中国却没有诞生一门人类学。这里大概有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孔儒门徒的民族中心主义意识作怪的结果。最著名的莫过于初唐魏征与温彦博的华夷之争，对待突厥颉利可汗降唐以及余部的安置问题。

魏征慷慨陈词：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突厥蛮夷，如同野兽。若加恩养，必成大患。

温彦博亦针锋相对：华夏蛮夷，皆上天所育。应归王化，若以德怀，不生歧视，彼感君恩，趋承恐后，岂有后患？

在开放的大唐尚且如此，其他时代就不用提及了。

文化指的是任何社会的全部生活方式，而不仅仅是被社会公认更高雅、更令人心旷神怡的那部分生活方式。对文化人类学研究而言，没有无文化的社会，甚至没有无文化的个体。每个社会，无论它的文化多么简陋，总有一种文化。

一般来说，文化是具有适应性的。当然，也有非适应性的。在新几内亚的某些部落，认为女性是不洁的，认为与女性接触越少越好，必然影响到部落男性与女性的性关系的发生频度。一个有损于这个部落的社会生存机会的习俗不大可能持续存在。这就是非适应性习俗，在中国宋代兴起的女性缠足，就是一种非适应性习俗。能增加一个社会生存机会的习俗称之为适应性习俗。

文化代表着对自然环境和生活需求的适应一样。文化也代表着对社会环境的适应。即对相邻民族的适应。中国近代爆发的“五四运动”，实际是一种新文化运动。知识分子们振臂高呼，打到孔家店。实则是一种激烈的文化适应性选择。

中国的新文化运动的三个旗手——陈独秀、胡适和鲁迅，都是知识精英的代表。

横向比对，去考察人类的三千多种文明，唯有中华文明连续不间断传承至今时。这是人类文明的骄傲。一句赞美似乎有些过于轻率和浅薄。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去探究，中华文明为何具有这么顽强、持久、坚韧的生命力？这才是应该需要用科学严谨的态度去看待的。

话题又重新回到袁晓媛和安子介鸿儒大贤的身上。在他们对人类语言的那种吞吐大荒、穷达四野的感知和思想的启发下，让我等获得破解华夏文明传承的基因密码。“汉字”是华夏民族文化悠久传承从未中断的长寿的基因密码，是华夏文化发展延续的根。它是一种不受时间和空间（地域）限制的文字。

文化认同感是延续、传承与发展的原动力。文化认同是保持部族凝聚力的最基本的保证。比如：民族心理的认同，实际与民族本身的关系不大。换句话说：民族的文化心理认同并不取决于民族本身。最典型的例证莫过于哈萨克――蒙古，在国外的诸多史学著作中，常常把哈萨克――蒙古放在一起来讲。比如法国史学家：勒内?格鲁塞在他的史学名著《草原帝国》里，就是这样处理的。因为，他们实在难以区分：在成吉思汗时期，克烈特、乃蛮、蔑尔乞、弘吉喇惕等诸多部落，都同属于“蒙古”名称的族群，而现今却是哈萨克族群中的部落之一。造成这个民族演变的根源就在于“民族文化的认同感”。

这就需要我们在重建民族文化的过程中，在重视继承发扬本民族的优秀文化的同时，对当今西方现代资本主义文化也要主动地、积极地、批判地吸收我们需要吸收人类文明中一切优秀的文化成果，我们只有继续保持“汉唐文化”的胸怀，才能赢得这个时代。

今天，很多西方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纷纷预测：按中国目前的经济发展速度，二十一世纪世界文化、经济、科技的繁荣中心将转移到亚太地区——中国。中国人早已自信地看到这一点，他们正在为这一伟大时代的到来谱着热情的序曲。

秦人有巨大的极易使我们的思想摆脱世文化传统，也有不墨守成规的优良传统美好：纵观华夏文化的发展历史，横看当今世界文明的发展趋势——中国传统文化犹如一盘围棋：神秘、玄奥、博大、多变，但万变不离其中“天人合一”思想是悠悠五千年民族智慧之结晶，这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为何具有如此顽强，持久的生命力的根本所在。

在人类文明步入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在我们获得经济发展的巨大成就的同时，也要自信的构建符合世界文明发展趋势的民族文化。文学家更需要走出自己孤芳自赏的心灵篱笆，积极地融入时代发展的大潮流。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