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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和里三部曲宜昌石头

发表于-2013年10月28日 上午10:48评论-2条

一、平和里的兴起

平和里与那座始建于明洪武十二年(1379年)、当时还被厚厚的城墙围起来的宜昌老城无关;与清光绪二年(1876年)宜昌开埠、我国的第一次对外开放有关;与当年英国领事馆的设立、开埠后的第二年,宜昌海关的建立有关;与那些高鼻梁、凹眼窝、穿西服、说外文,不是到宜昌来淘金就是到宜昌来传教的外国人有关。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一句话:“百姓怕官,官怕洋人,洋人怕百姓。”如果说,在中国打开国门以前,是皇帝说了算,一旦开放以后,就是外国人说了算。宜昌也是这样,民国三年(1914年)省署就是聘请英国人编制《拟修宜昌商埠规划》。决定在老城区的大南门、通惠门外东南2公里以内4.65平方公里的范围内修20条道路。用道路与老城区相连。形成通惠路、公园路(中山路)、陶珠路、二马路、一马路、云集路、福绥路、怀远路、滨江路那一片商业区,各新路之间又修建致祥里、美华里、源发里、新源里、安福里、青云里、平安里、清泰里、平和里、梅安里、培元里、同春里、中宪里、强华里等为住宅区。因为是老外领衔,规划建设自然就仿照上海、汉口租界的基本格局,这就奠定了当时的宜昌新城区的基本格局。

最迟不过民国八年(1919年),宜昌就有了平和里这条从云集路到二马路、全长不过120米的小街。据记载,这条道路宽不过6米,为条石、碎石、煤渣、素土路面的道路对改善宜昌港埠客货疏运、繁荣市区工商贸易没什么关系,与中国人也没有什么关系,只是与外国人有关系。因为这里距离老城区不过一箭之遥,距离沿着大南门外沿江延伸的当时宜昌主要港区距离很近,加上开埠后的宜昌海关便建在这一带,英国领事馆在迁到桃花岭前也建在这附近;同时,各国列强就在刚落成不久的通惠路(解放路)抢滩宜昌开始商业运作,在二马路开商行、设货栈、建码头,同时,光绪四年(1878年)招商局在南门外正街设立分局,买办的出现、华商的跟进,就把围绕着平和里附近的那片地方形成了商行转口贸易的中心和商业中心。

平和里除了那些海派的石库门,就修建起一栋栋高大、结实而又带欧洲风格和海派建筑特点的两至三层的办公楼、住宅楼。基脚多是大青条石砌成高一米左右的防潮空间,上盖木板作底层地板;墙体为青砖勾缝线,屋顶为歇山顶,有槽沟;屋内设有套间室,底层和楼上有壁炉,并有烟道相通。有的室外当面为两层走廊,廊柱间半圆拱顶相连,有护栏。设计精巧而严谨,典雅而大方,经济而实用。

到了民国十九年(1930年)12月,贪官赵铁公拆除宜昌城墙,在其基础上修建了环城东路、环城北路、环城西路(后并入沿江大道)和环城南路等四条环绕老城区的道路,第二年又修通大公路(一马路至天官桥溪口),填南湖修建了康庄路,将道路向东延伸至下铁路坝(胜利一路、市中心医院一带)。到那个时候,也是宜昌商业在民国九年(1920年)之后形成的第二个黄金时期。有数据显示,至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宜昌已成为在湖北仅次于武汉的第二大城市,形成了南北约5公里、东西约半公里、大小街道260多条的商埠区、人口为105917人的新兴城市。无怪乎有人感叹:“旧城内街巷狭小,住户不多。小南门外为商埠,马路纵横,洋楼栉比,足与汉皋相若”。

不过,那条平和里一直很低调,因为它不过就是那些洋鬼子和那些民族资本家居家的地方,没什么可值得点评的,不过就是洋楼林立、人来人往而已。值得一提的就是,那个为了革命牺牲了自己两个儿子、又被自己创建的党开除了的陈独秀在1938年6月12日,请包惠僧找了一条军用火轮,将刚从安庆逃难来武汉的嗣母谢氏、儿子陈松年、儿媳窦珩光和春天才出生的孙女长玮送到宜昌。隔日,陈先生给陈松年去信,叫他到宜昌二马路平和里17号找一个人,并说他自己准备明后天乘武汉行营开往重庆的差船,在宜昌换船时,上岸找他们。

但是,陈独秀并没有如期到达宜昌,因为就在这时,他的大姐一家人也逃难到了武汉,在汉口吉庆街165号找到了他。姐弟俩30多年未见,当然无法及时离开,只得又写信给陈松年,叫他们先去重庆。直到7月2日,陈独秀才与潘兰珍(妻子)及包惠僧、夏松云夫妇,乘船直接去了重庆,这位先生就这样与宜昌失之交臂。

这算不算是个遗憾?

二、慰安所所在地

1940年宜昌沦陷,侵华日军在桃花岭设立领事馆、宜昌海关(市政府大院)成了警备司令部、二马路工行处成了日本宪兵队,那个时候虽然经历了日军飞机频繁轰炸和连年炮火的摧残,宜昌大部都成了一片废墟、满目都是断垣残壁。1946年5月的《湖北省临时参议会会议记录》也沉痛地说:宜昌从城市毁灭的程度讲,可谓“破坏之甚,为全国冠”。可是平和里依然没什么变化。日本和英美翻脸以前,这里的侨民是受到保护的;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这里又变成了日本帝国皇军的皇道乐土。

这得感谢那位孙维玉老先生,他发掘出了那本沉寂在档案之中的《日军231联队史》,根据书中所附的《宜昌市街地略图》在二马路平和里5号和7号找到了该书所记载的当年日军在宜设立的慰安所。据记载:“2000年时,旧址的房屋格局依旧,其讲究与风格,依稀可见当年,楼上楼下,走廊宽展,每层6个单间。”

这还得感谢那位见证过当年历史的陈忠孝老人,不仅一一指认了当年慰安所的位置,而且用日文写下这四个慰安所的名字:一力馆、国际馆、阿也美馆、阿也美本馆。在2000年的时候,还一眼就认出国际馆楼道里摆放的几张床架,就是当年慰安所遗留下来的榻榻米。后来的一场火灾,将这—两层楼的慰安所旧址烧得四壁皆空。

我在《宜昌印象》里面很客观的指出:“随军慰安妇所以能够推行,其原因要回到1937年12月,日军进占南京之后随之而起的是毁财、抢掠、屠杀、*暴,不仅造成中国人更强烈的反日意识,也为此受到国际舆论对日本军人暴行的极大谴责。所以实行慰安妇制度,一则为避免士兵在战争中*暴被侵略地区妇女,引发当地人更激烈的反抗,日军及其政府决定提供一种这种慰安方式使士兵得以发泄;更为重要的原因则是,慰安妇制度的提出,是为了减少因*暴妇女而带来的大量的性病问题的困扰。”

日军在占领武昌以后,为了保证日军的战斗力不受性病的*扰,从1938年开始,军方在武汉正式设立了慰安所,从日本、韩国游说、招募了一批慰安妇,同时也采取各种方式利用中国妇女为日本兵进行服务。有人统计说,我国有受害者20万人,这未免有些夸大,要知道海外日军总数也就在150万上下。有资料认为全部慰安妇的人数在10万左右是比较可信的,中国的统计数据太喜欢注水了,所以有笑话说,统计局的官员最不怕渴。

据陈忠孝回忆,当时宜昌慰安所在平和里一共有四处,其中两所里有中国、朝鲜、日本三国的慰安妇30多名,一律穿和服;而《侵华日军在湖北暴行史料》认定:日军39师团231联队9中队兵长梶谷浅义在1944年,由汉口带来约40名中国妇女,在宜昌平和里开慰安所;1945年,又到汉口弄来许多中国妇女,在宜昌女公会内成立宜昌县日本将校食堂,名为招待,实为遭日军军官的蹂躏。

最为骇人听闻、惊心动魄的历史发生在东南亚的腊包尔。据说等待慰安的日军行列竟排得长达3公里,那长长的行列中,排列着3000多人。因为女的只有10个人,这就意味着每一名慰安妇一天必须接待370名以上的男人。从掀开草帘进来干完了那事就算三分钟一个,也要连续工作17小时!那个韩国慰安妇解释说:“一边张开大腿仰卧着,一边啃炊事中士送来的饭团子。在吃着东西时,士兵们也来骑你。真凶!”

有人声讨说,日军的残酷与野蛮掀开了人类史上最黑暗一页,是任何文明社会所难以想象的,其实并不然,当年的慰安妇是战争造成的,那些慰安所是国家之外的商业行为。如今的香港、泰国、韩国还有日本的海港附近的城市,有那么多的红灯区的存在、那么多的啤酒女的存在就是等着那些挥舞着美钞的山姆大叔去发泄的,不过就是换了种形式,也是金钱交易,简单得很,不足为奇。我们口口声声说要勿忘国耻,最关键的还是应该好好想想,我们的几百万国军为什么被人家打得落花流水?如果中日还有一战,我们会不会重蹈覆辙?

三、音响一条街

宜昌有一条专门销售家用音响电器的街道,就是那条既不长又不宽敞的平和里,在宜昌人的口里,那里就叫音响一条街。

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平和里音响市场就形成了一定规模,并拥有一定影响力。那个时候的解放路作为宜昌第一街的地位如日中天,陶珠路市场更是享誉当时的川东鄂西,而毗邻这两条商业街的平和里就成了当时的年轻人买磁带、碟片和音响的首选地。那个时候,警察和文化局的人都来管卖磁带的和卖影碟的,因为那些质量低劣的翻新磁带和复制的影碟大多要么就是“非法出版物”,要么就是“靡靡之音”,所以街上经常有执法者,就把那些会躲猫猫的小商小贩都赶到了平和里;一眨眼,平和里一夜之间就有了最早的一批影碟专营店。

当年自然吸引了不少向往时尚、追求流行的年轻男女,每天到那里选磁带、买影碟的络绎不绝。那时候的解放路,既有宜百大楼、海鸥那样的大型商场,还有陶珠路一条街的小商品市场;既有松鹤村、陶珠酒楼那样的大餐馆,也有解放电影院、人民剧院(汉剧院)那样的娱乐场所;既有精神享受,又有物质享受,再加上一些视听享受自然是再好不过了,于是,每到周某,平和里都是人声鼎沸,摩肩接踵的。我的三洋双喇叭录音机、索尼录像机、步步高影碟机就是来自那里。几年前搬家的时候,儿子执意将那些早就废弃不用的家电留下了,理由是:“反正卖不了几个钱,还不如留着当文物。”他是不是脑筋进水了:懂不懂文物的范畴是什么?

那个时候,平和里整条街仅专营影碟销售的商铺就有八九家,家家门前都摆满了各种音乐磁带和各种音乐cd和电影影碟。从那里路过,每一间音像店门口都粘贴着歌星、影星的大幅海报,从那个漂白的迈克尔杰克逊到一鸣惊人的李玲玉,于是张学友的歌声就和邓丽君平分天下,甜歌女杨钰莹和兔儿爷毛宁一起引吭高歌,好不热闹。

曾几何时,短短的一条平和里在它最鼎盛的时候曾经拥有三四十家大大小小的电器销售商,也就在那个年代,由政府出面组织,联合平和里各个商家成立了宜昌市音响行业协会,也就在同时造就了多家音响公司,如:迪生音响、和声音响、新力音响、大地音响、通利音响、汇声音响、华源音响、星云音响、毅龙电子等等那些有规模、有技术实力、服务好的商家。他们为丰富老百姓的业余文化生活做出一定的贡献。

可是不过就是二十年时光,随着科技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人们对于音乐获取的渠道越来越广泛、越来越便利。最开始的时候,用手机下载一首歌或者铃声要花1到2元,尽管如此,也等于宣布了音乐的冬天就已经一步步的来临,随着电子合成乐的兴起,如今如果不是什么超男超女、中国好声音,那些音乐人自己都哀叹英雄无用武之地了,更况且音乐作品的销售。

再后来,随着宽带的的普及、随着3g手机的运用,诺基亚用音乐手机扼杀了普及型音响的希望,而影视的传播跟着平板电脑出现,于是风行一时的影碟也消失了。随着音响市场的日益萎缩,许多的商家选择退出历史的舞台,及时坚持下来、剩下的那么几家,或者缩小规模,或者专心做专业音响。不过,可以很明显的可以注意到,当初繁荣的音响一条街正在被越来越多的服装、眼镜、鲜花和饮食店所蚕食,万一某一天,这条小街看不见一家音像店也没什么可遗憾的,尔曹身败名俱裂,不废江河滚滚流嘛。

四、我与平和里

就和我在《三里感怀》里说的那样:“北方把狭窄的街道叫做胡同,江浙一带才喜欢把它叫做××里,××弄。宜昌话应该是习惯于把小街称作巷子,而所谓的里弄大概应该比巷子的概念更窄,更短吧。”这里面一半正确一半错误,正确的是,平和里的确是带有江浙、上海的某些习惯,不过不是因为概念不同,而是因为领导宜昌这座城市规划的是外国人,而他们参考的就是上海的那些租界的道路名称,这就不以为奇了。

我与平和里的渊源很长,因为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的时候,我家曾经住在解放路,与平和里仅仅一步之遥,所以从小学开始,我就经常在那里经过。只不过就是经过而已,没什么印象,记住的就是这里的楼房都年代久远,可是很结实。尽管外墙脱落、楼梯幽暗、窗户破旧、地板踩上去吱吱作响,可依然厚实、雄伟,没有任何摇摇欲坠的感觉。

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平和里靠云集路这边巷口有一栋三四层后来修建的楼里是市教育局所在地,我母亲当时在里面当副局长,她在家里是一个慈母,可在外面却是一个很严厉的人,也是一个工作狂,没什么要紧事,我是不会登门拜访的。后来,教育局搬走了,那里变成教育局教研室的时候我倒经常去的,因为母亲已经调到市妇联去了,我是去找别人的。

不过母亲还在教育局的时候,我经常是走进与教育局一墙之隔的地区水电局的大院里,那时候,那个局的大门也是在平和里这边的。那里曾经是我的一个好朋友的家。好朋友另文介绍,值得一提的是我朋友的父亲苏俊不仅是当时的这个水电局的局长兼书记,人家还是正牌的武大毕业,高级工程师,尤其是1947年震惊全国的武汉大学“六一惨案”时,他不仅是学生会成员,还是秘密的中共党员。既然干的是水电,宜昌那些年的水电建设几乎都与他息息相关,普溪河渡槽、东风渠、兴山小水电都有他的贡献;后来水电分家、他担任电力局局长的时候,还曾经陪着时任电力部副部长的李鹏到清江考察过梯级水电站的坝址,他对那个人的印象是“很专业,不懂就问,也不怕吃苦。”

苏俊是一个知识渊博、为人谦逊、手不释卷的知识分子。不知道他在上班的时候是个什么模样,反正那个瘦瘦的、一脸笑容、有着书生气质、也有儒雅品质、说一口蹩脚的宜昌话的局长平时在自己家里,不是一声不吭的躺在躺椅上舒舒服服的看书读报批阅文件,就是听任我们在他家里蹭饭吃、借床睡;那个长得很英俊潇洒的局长大人在家里总是显得很休闲,随随便便穿件宽松的罗汉衫、趿拉着一双拖鞋和我们谈天说地,记忆力好得惊人、那么多的历史掌故信手拈来,叫人佩服得五体投地。我对历史的兴趣全来自他,所以他一直是我崇拜的男人。我在都市系列长篇小说第二部《红肥绿瘦》里面的杨大爹就是用他当人物原型的。

在平和里往解放路去的那条巷子更深的深处,有一栋一医院建的楼房里,曾经住过我的另一位刘姓的好朋友。他父亲是我父亲在市法院任院长时候的一位同事,后来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时候也曾经当过副院长。可我的那个朋友却进入市文工团当了一个小提琴手,属于滥竽充数的那一种,给我的福利就是跟着他看了他们团当时彩排的不少节目,从《刘三姐》到《江姐》,还有《洪湖赤卫队》。后来,我的那个朋友转到了一医院放射科,在平和里分了一套小双人间,他和他的老婆还曾经请我到家里吃过饭,不过,在他老婆面前,我们就不能和以前那样畅所欲言。

那个时候,在平和里靠二马路不远的地方,曾经有一家小面馆。因为与二马路与福绥路之间的那家宜昌人都知道的以牛肉面、羊杂碎汤著称的回民餐馆仅一步之遥,所以一点名气也没有。印象中,那家店也卖饭、也炒菜,可是和我一起到那里吃饭的那个漂亮女子就是喜欢吃那里的包面,皮薄馅多汤鲜,那就是她的最爱。用好看的眼角四下望望,见没有人看见,就把小指头翘得高高的,用汤勺给我喂一个包的像艺术品似的包面,莞尔一笑:“这就叫举案齐眉!”

那些故人如今都到哪里去了?

五、里弄印象

在宜昌,像平和里这样既有欧式联排洋楼建筑、又有海派的石库门天井式院落的建筑,彼此和谐共处、相映成辉的里弄还有福绥路上的覆元里,那里同样属于洋人和当时那些上等华人居住区,这样的小街小巷因为建筑坚固、实用性强,至今还在被人使用和发挥作用,虽然那些建筑早已和整座城市融为一体,可是不能不承认,在那样的地方,在当时喧闹的市中心,这样的洋气十足的里弄表现出来的有自己独特的一面。

阳光出现,宜昌城里的那些里弄醒来;可是因为狭窄的通道,在阳光没有普照到的地方,就是另一个季节、另一种景观。因为每一条弄堂都有自己的定位、自己的主人,也有着自己的存在习性;因为主人不同,就会留下各种不同的气味:那些洋人散发的是哈瓦那雪茄的烟味,日本兵散发的是那种强烈的荷尔蒙的味道;我在那里留下的是挑灯夜读的记忆和《山楂树之恋》那样的爱情滋味,音像店的老板流露出来的则是赤luo裸的金钱的铜锈味, 

宜昌现存的明清时期的建筑不多,现存的那些要么屋里过道一片漆黑,墙壁上石灰剥落,年代以久的木头楼梯踏上去吱吱作响,那些二楼的板壁早就被风雨弄成黑色,到处都有老鼠、蟑螂和不知是什么留下的可疑的痕迹;要么就是因为宜昌上世纪二十年代被那些北洋叛兵一把火给烧过,要么经过了战火的破坏、日本人的烧杀抢掠,商人在光复以后没有力量恢复往日的辉煌,只是匆匆购置地皮匆匆施工,建筑材质简单,砖木结构,以木材为主,用传统的建造方式在很小的面积里面密集建筑,设计简单粗糙,住宅之间间隔狭窄,巷道、居室内的采光和通风条件都很差,要么就是那些民国初年留下的洋建筑,时至今日,似乎依然是一个还能提着包包招摇过市,走出里弄就又是一位婀娜美女,不过就是美人迟暮呢。

从建筑美的角度,那些联排的欧式建筑里的结构美以及观赏美,不仅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建的那种火柴盒的住宅楼没法相比,就是后来七八十年代建的那种筒子楼、现今建起的好多粗糙的多层住宅楼,在不谈卫生条件的前提下也没法跟它相比,走在平和里那么幽深的弄堂里(宜昌话说“巷子”),不能不承认那些斑驳颓毁的欧式洋楼就是宜昌的一道风景。

于是我们就能看见那些洋楼的房间里铺垫着水磨石花形的地砖、楼上全铺木地板,据说老外住的时候,每隔一段时间都要中国女仆在地板上打蜡,保持地板的摩登与光洁;于是我们就能看见那种阔大长窗、外为木制百页窗,里装厚厚的花玻璃,有些临街大窗还装有铁栏杆;我们也能看见那些石库门有着赭红色的砖墙、麻灰色的石块墙基、向外凸出的石头门楣、方正硬朗的石头门框、磨得光溜的石阶,只是早就不见了那种可以双开扇的黑漆大门。

这就是欧式洋楼与海派石库门不同之处:一个注重实质,一个在乎外表。石库门也代表中国人的性格:场面、情面、脸面一个也不能少;这也和中华美食一样,极尽烹调之极致,做出了山珍海味、八大菜系和满汉全席,结果不过就是饱了口福而已,那句“舌尖上的中国”是最好的注解;可是人家老外却直爽得很,用毛瑟枪顶着皇帝老儿的太阳穴,逼着他不得不签下城门之盟;高调重返亚洲,点名道姓的警告中国:我就是遏制你来的!于是历史的一幕又开始重演,我们似乎信誓旦旦、信心满满,可是心虚的很,看看所作所为,哪一点是针锋相对?

不过我知道,平和里在它的开始阶段还是很值得怀念的,让思想穿越一下,就可以看见那些趾高气扬的洋人、西装革履的洋行买办、衣冠楚楚的银行职员、肥头大耳的华商商行的老板、南来北往的生意人、值得怀疑的小白脸、有人包养的漂亮小姐从那幽深的巷道里走出来。男人西服长杉,女人烫发旗袍,穿着讲究,举止得体,出门黄包车,家中有娘姨烧菜……所以,我相信,平和里每一座建筑物里都有一个深藏的故事,就和我一样。(20131015)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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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点评 ☆
心海梦涛点评:

作者厚重的文字,领引着我们走进历史,再现曾经的兴衰荣辱。
深藏于平和里的故事在作者悠长的文字里娓娓道来,让我们了解曾经,铭记历史,

文章评论共[2]个
文清-评论

当凉风与秋雨相伴,我为朋友暖暖的送上一句,天凉了,早晚要加衣!at:2013年10月28日 下午3:57

宜昌石头-评论

谢谢文清,你是我的好朋友at:2013年10月31日 下午4: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