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渭华起义的足迹

杭盖

一

“渭华农民暴动”发生在八十五年前，那是民国十五年的历史事件了，即公元1928年。这是一次声势浩大、轰动全国的农民暴动起义。

今天，人们仍可以在历史资料中看到魏野畴、王尚德、潘自力、史可轩、许权中、谢子长、刘志丹、唐澍、高克林、杨晓初……这些著名革命者的响亮名字。起义失败后，很多参与暴动的革命者，遭到了惨绝人寰的镇压：砍头、腰斩、点天灯……

近段时间一直在酝酿一部反映渭华起义的文学作品，题目已有了《望北斗》。为了扑捉到《望北斗》的生活原貌，觉得需要深入实地去考察。最好是沿着渭华起义的全程路线走一次。于是，我选定了三处不可回避的地方：华县的高塘镇、渭南的崇凝镇及耀县的照金。崇凝是陕西境内成立的第一个苏维埃政府所在地，高塘是渭华起义的策源地，照金是渭华起义失败后，那些残存的革命者的落脚点。

带着这些想法，约定好友老张一同前往华县高塘镇。邀请他有两个缘由：其一，他的父亲曾在延安工作多年，是位革命老干部。这位受人尊敬的老人给自己的孩子取名，就是按“延安精神，永放光彩”取的。其二，他也算是红色后代，对先辈的革命怀有敬畏之心和朴素情感。果然，他对我的邀请，欣然接受。陪同我走了一趟高塘“渭华起义纪念馆”。

在这里，看到了当年那些革命者使用过的大刀片、长矛和构造简单的步枪，还有从未看见过的麻辫手榴弹。他们就用这些近乎原始的简陋装备同代表敌对势力的强大正规军队，展开了惨烈的生死搏斗。

人们可以在这里真实的感受到那场轰轰烈烈的渭华农民暴动的历史片段。

高塘寻访之后，又乘车前往崇凝，车上大抵都是本地人。可问起那段历史存在的真实细节，多数人竟然连一些起码的事件都未曾听到，让我极度吃惊。

后来在路上看到一处文化墙：《独孤庄：一个美丽而动人的传说》。原来，崇凝镇古名：独孤庄。是历史上著名大隋帝国的开国皇帝的皇后：独孤伽罗的家乡。可看到文化墙上的所谓传说故事，却令人啼笑皆非：相传年轻的杨坚，从京城长安回华阴祭祖，路过草深林密、常有猛兽出没的崇凝。忽闻一声兽叫：杨坚坐骑受惊而逃，他忍痛爬起来，一位美丽的村姑救助了他。杨坚当了皇帝之后，就把这位村姑接到宫中，封为“独孤皇后”。

对此，却可以“去伪存真”。这个传说中的故事是“去伪存真”中的“伪”，而“独孤庄”之名却是“去伪存真”中的“真”。也就是说：独孤庄的地名是真实存在的，这与鲜卑人汉化后定居于渭北白水、蒲城一带的历史事实是相吻合的。

对待八十五年前的那场“渭华农民暴动”，也需要一个起码的“去伪存真”的严谨态度。

二

到了崇凝，当地人说乡政府有一块石碑。

石碑确实找到了，不足一米高，是当地政府竖立的。除了这块石碑，再也找不到任何与“渭华起义”有丝毫联系的东西。

抬眼望去，崇凝一带的土地是平坦的，气候是宜人的。尽管是在炎热的七月，这里的气候却很凉爽。地处秦岭北麓，受南北干燥和湿润的不同气流交汇，多易形成地形雨。肥沃的土地，湿润的气候，很适合植物的生长。崇凝是个最适合过男耕女织的田园般生活的世外桃源。可，崇凝却是“渭华农民暴动”的核心地区。那段历史活生生的存在于身边众多的人的记忆之中，存在于厚重的红色历史典籍之中，谁也无法否认。

这次走访，我带着太多的困惑返回。

小刘是华县人，她很热心的开车带我从渭南的阳郭向南进入蓝田的厚镇和玉山镇。这是当年渭华起义失败时，许权中所率领的其中一支退走的路线，他们最后退守到许家庙和张家坪一带。

参加渭华起义的工农革命军的领袖群体，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是黄埔军校系的，他们是唐澍、刘志丹、谢子长、王泰吉等人；另一方面是西安中山军事学校系的，他们是许权中、杨晓初、李大德等人。

工农革命军的主体力量是西安中山军事学校的军事学员，他们是史可轩的旧部。

在中共陕西省委的授意下，史可轩、许权中等人为保存这支革命的武装力量，打算把部队拉到陕北一带，开展打游击，趁势在陕北创建革命根据地。

史可轩牺牲后，许权中受命让部队接受国民军冯子明部的改编，许任旅长。

为了加强党对许旅的领导，成立了许旅中共军支，旅党委书记高克林。委员有：许权中、杨晓初、张汉俊（李大德）、高致凯。为了进一步加强党的领导，又增加了刘志丹、唐澍、谢子长、吴浩然、廉益民（卢绍亭）等人。

由于对控制这支部队的领导成员的增多，对部队的前途命运、何去何从，出现了一些意见分歧。相对来说：在对部队的前途命运的思考上，许权中多从军事角度考虑；而刘志丹则较多的从中共陕西省委的意见和各地革命斗争的实际考虑。

在这个关键问题上，许旅内部的决策层来自两个方面的革命领袖们的意见始终没有取得实质上的统一。

许旅随李虎臣部在与冯玉祥在潼关的激战中，刘志丹、唐澍和高克林借许权中、杨晓初去前线视察军情之际，立即将部队秘密撤离战场，赴渭华地区前来支援“渭华农民暴动”。许权中发现后，马上率领自己的骑兵卫队，追随部队奔向华县。

在刘志丹的倡导下，成立了工农革命军军事委员会，并建立了军党委。军党委的成员有：刘志丹、唐澍、吴浩然、廉益民和王泰吉五人。这样就将这支军队的主帅：许权中排除在决策层之外。

显然，在这个历史关键时刻，把许权中排斥在领导层之外，是一个不应有的重大失误。许权中作为这支部队的最高军事指挥官，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将部队私自拉走，是军纪军法所不允许的；其二，这支部队毕竟是史可轩、许权中一手创建起来的，把部队的创建者排斥在领导群之外，造成的负面影响是严重的；其三，将一个富有军事才能又熟悉当地民情、地形和生存环境的指挥员排挤出领导群体，必将会在日后的军事行动上造成重大决策失误。

但，为了革命大计，许权中表现出一个共[chan*]党员应有的觉悟。在渭华起义的过程中，他没有计较个人得失，识大体，顾大局。坚决服从组织决定，积极配合，率部勇敢战斗，表现出一个共[chan*]党人的高尚品格和宽广的情怀。

因而，在渭华起义失败之后，他依然收拢旧部，努力为党守护着这支军事力量。

刘志丹、谢子长等人在洛南，率领突围出来的残存力量，赶赴许权中的落脚点，在蓝田汇合，当接到刘继曾带来的陕西省委的指示，刘谢二人便受命返回陕北。

三

第二次崇凝之行，在开往崇凝的远郊车上，我想起我的同事：一个是华县人，一个是渭南人。小颜是华县高塘人，他的曾祖父就是那场革命的参与者，后被反动派当局残酷杀害。那块标志性的“革命烈属”的木牌子，很多年前就悬挂在他家门口。另一个是渭南丰源人，离崇凝仅一步之遥。丰源也是“渭华暴动”的主要地区，他幼时曾听祖母说起有关“铲铲客”的事情。“铲铲客”就是指当初参加渭华起义的那些革命者。

当询问小颜的曾祖父是怎么牺牲的？他说道：“我也曾多次追问过我父亲。他应该是知情人，可从不愿意提起……”只因为那段历史过于沉重、残酷、血腥：没人愿意把自己亲人惨遭非人手段的折磨、杀害的惨烈情景，当作炫耀告知与他人。哪怕是自己的后辈——斩首、断肢、剖腹、挖心、剜眼、割舌……更甚者，还有一种点天灯的酷刑：把人用棉布包裹起来，浇上清油，吊在高杆之上，点火焚烧。

我慢慢醒悟过来：笼罩在崇凝、高塘一带的历史迷雾是“亲情”。——沉痛的往事，让他们亲眼目睹过那段惨烈情景的亲人们，集体保持了一种“选择性遗忘。”

那些参与者的直系亲属们，反而不知道那段历史的真实细节。他们能知道的仅仅是那一块块“革命烈士”的标志牌。从这些标志牌中知道自己的先辈曾为那场举世闻名、轰轰烈烈的革命而献身。

时光可以流失，革命的后辈可以采取选择性遗忘的态度。可种群的文化习惯却有异常固执的相对稳定性。用文化人类学的视角去感知历史，也许会找到我想索取的信息。

每个社会，无论它的文化多么简陋，总有一种文化。文化就是生活中数不清的各个方面。――文化指的是任何社会的全部生活方式，而不仅仅是被社会公认更高雅、更令人心旷神怡的那部分生活方式。对一个社会的习俗和观念应该客观地进行研究，而且要摆在那个社会的文化环境中去加以理解。

从这个视角去审视、考察、分析、印证的话，渭华起义渐渐流失的八十五年之久的时间，并不是很漫长。因为，种群的文化习性是具有相对的稳定性的。

走进崇凝镇的乡政府，也走进崇凝人的村庄。一切都静悄悄的，是一派安居乐业的闲散状态。看到的是一派沉静的田园景象：大家都在为自己的小康之家忙碌着。

换言之，考察民情的结论是：这里几乎不存在能够爆发大规模庄稼人暴动的民情基础。——地势平坦，土地肥沃，地处秦岭之北，受地形雨的之滋润，真是个寻常百姓安居乐业的好地方。

可，渭华起义的历史事实就活生生的摆在那里，谁也无法否认。这是个严肃的社会课题：用寻常的思维，注定不会有什么收获。

我注视着近在呎尺的秦岭默默无语。秦岭乃我华夏龙脉，她的心里藏着太多的沉重的秘密，正等着我们这些后来者去破解。

四

从沉闷中超脱出来，继续沿崇凝向南行走。走了不足十公里，来到秦岭脚下的小镇：桥南。这里沟壑纵横，丛林茂密，一条条裂谷直达秦岭的山涧峡谷——极具军事价值的地形、地貌，是与反动军队对抗的绝佳地点。

崇凝和高塘是“渭华农民暴动”的核心地区。起义的策划者最终将暴动地点选在紧邻崇凝的高塘，无疑是正确的。高塘的地形似乎更具有军事价值。也就是说：刘志丹、唐澍、许权中等军事领袖都有很好的军事造诣。

实际上，当初确定暴动地点。工农革命军（陕北红军）有两个选项：其一，渭北地区，代表人物是许权中；其二，是渭华地区，代表人物是刘志丹、唐澍等人。许权中的依据是渭北地区，地处秦川与陕北的丘陵地带，地域广阔，回旋余地大；而刘志丹的依据是渭华地区的群众基础好，革命武装势力发展成熟迅速。

特别是在崇凝镇，已经建立起关中地区的第一个红色苏维埃政权。

今天用纯军事的视角去审视，人们会理性、客观地认为：许权中的意见更应多考虑。历史上，鲜卑人汉化之后，隐藏于庞大如汪洋大海的汉族社会种群之中。它们隐藏的落脚点就选在渭北的蒲城、白水一带。其中包括鲜卑族最尊贵的皇室家族：拓跋氏——元姓大族。这里，进可以直入关中平原，退可隐藏于丘陵沟壑。甚至，进一步退守去蒙古高原的大漠草原。历史事实也证明许权中的意见是正确的。

起义失败后，撤退到秦岭山区的唐澍、刘志丹率领的军事主力，几乎全军覆灭；而许权中率领的人马却保存了下来。

最终选定的暴动地点是渭华地区，理由很单纯：暴动，更需要广大劳动者的参与。这也是无可厚非的。这也是中共陕西省委的决定：作为党员，他们必须执行。

大革命初期的领导者是一群不懂军事的纯粹的知识分子：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王明等等。

这场轰轰烈烈的农民暴动失败了。失败是必然的，因为，这是当时的中央高层决策上的失误。只因为那个时期的中国革命还未找到：“农村包围城市”、“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等适合中国革命的真理。

1921年7月，中国共[chan*]党成立后，在渭华地区有魏野畴、王尚德、王复生等人开始以学校为依托，传播马克思主义，发展党的组织。

1925年11月22日，渭南东张村乡农协会在中共赤水特支的领导下成立，一批赴广东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回陕的李维屏、乔国祯等数人受上级党组织的委派，到渭华地区推动农运工作。先后在华县、渭南、五一（固市当时设县）、临潼、华阴五县成立农协会，拥有农协会会员：华县5114人、渭南5131人、五一13000余人。

1928年5月，渭华地区进入苏维埃政府创建阶段：5月1日，崇凝区率先成立第一个陕东苏维埃政府。随后，一大批苏维埃地方政府在起义区成立。区内约160个村庄，建立了48个区（村）苏维埃政府。并在渭南、华县创建了县农民自卫军常备武装。

当地农民群众，欢呼鼓舞，奔走相告：“咱们有了武装”！

同期，史可轩以办“西安中山军事学校”之名，招收学员700多名，建立起一支革命的武装力量。为保存这支革命武装，史可轩受命率部赴陕北山区独立发展。但史可轩走到富平县美原镇被地方反动军阀田生春杀害，部队受挫。众推许权中为总指挥，他们利用军阀间的矛盾，接受民国军冯子明部节制，暂编为独立第三旅，许权中任旅长。

1928年3月22日，中共陕西省委决定在陕东举行武装暴动，指导许旅开赴渭华地区，配合农民起义，准备在渭华地区建立革命根据地。

5月18日，地方党组织在高塘镇会馆戏楼前的广场上，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军民联欢会。

刘志丹在大会上讲话：“穷人为什么穷？富人为什么富？要想不受穷，只有团结起来闹革命……”

一股红色革命风暴在渭华地区掀起，在中共陕东特委领导下，大张旗鼓地开展“火化文契不还账”运动，广大贫苦农民怀着永远摆脱剥削、压迫、奴役的心情，寻找土豪劣绅，进行清算斗争，没收粮食和浮财，捣毁商号，烧毁房屋，宣布恶绅罪状，并处决了一批罪大恶极的土豪劣绅：何豹子、韩老虎、黑蝎子以及祸害百姓多年的土匪丁克盛。

1928年6月，冯玉祥纠集田金凯、魏凤楼、孙连仲等部三个师的兵力，由宋哲元督战，对渭华地区的起义中心进行了三次大规模的围剿。为保卫红色革命政权，起义的工农革命军以及赤卫队，与反动派军队战争竟有一个月之久。

6月19日，宋哲元督军，再次以三个师的兵力，分东、西、中三路，同时向渭华起义的核心区高塘、塔山进攻。由于敌我力量对比过于悬殊，工农革命军转移陕北的道路已被切断，部队只能南撤秦岭山区。

敌东路军田金凯部，由逃亡地主孔宪文、薛宝官作向导，从华县出发，经瓜坡、金惠、金堆峪口，向桥峪口进攻。企图切断工农革命军南撤的退路，对其实施包围。一举消灭起义军民。在桥峪口，工农革命军马子敬部和丰源里十八个村苏维埃赤卫队对敌进行了英勇的阻击，掩护主力部队撤入南山。

敌西路军，在地主史明鉴、薛良臣引导下，从渭南出发，经崇凝镇直扑塔山，工农革命军第四大队、骑兵分队和陕东赤卫队一部，在许权中、雷天祥、李大德带领下，与数十倍之敌展开激战。塔山阵地失守后，撤退箭峪口，又与敌激战一夜，给敌人以重大打击。

敌中路军在宋哲元督阵指挥下，由地主李金成、王佐、牛振龙引路，轮番攻击工农革命军的阵地，刘志丹率部顽强阻击，双方形成対歭。

各路起义军完成阻击任务后，所属各部受命向涧峪口、牛峪口、箭峪口一带集结。

6月20日，敌军继续向革命军各部所在的峪口发起攻击。特别是西线，在许权中、雷天祥、李大德所属部队，与敌反复拼杀，牵制了大量敌人。此次战斗，廉益民、吴浩然、薛自爽壮烈牺牲。

6月25日，唐澍、刘志丹所属部队，退守洛南县两岔河、保安镇一带；许权中、杨晓初所部退守蓝田许家庙一带。

退守洛南的赵雅生部又遭敌重兵围歼，唐澍率部救援与赵雅生弹尽援绝，壮烈殉难。陕东赤卫队队长李大德被俘，宁死不屈，英勇就义。

陕东特委书记刘继曾开会返回，抵达两岔河，与刘志丹余部汇合，转移蓝田。于许权中、杨晓初部汇合。

刘继曾召集刘志丹、许权中、赵葆华、杨晓初、谢子长、雷天祥等人，召开会议。会议协商决定：将红旗暂时收藏起来，苏维埃运动转入地下活动。党在军队中的组织秘密起来，已公开身份的党员进入各地进行地下活动，身份还未公开的仍留部队。部队继续由许权中指挥。刘志丹、谢子长等人离开部队，赴陕北展开革命斗争。刘继曾随部队工作。

五

一场震惊全国的“渭华农民暴动”，五个县的数十万农民参加的，在工农革命军配合下的轰轰烈烈的大起义失败了。

国民党反动派当局，对起义地区的人民实行了疯狂、野蛮、残酷的镇压。国民陕西省政府在华县高塘、渭南崇凝分设县佐，专事镇压参加过起义的共[chan*]党党员、赤卫队队员及农民，从县到村，层层建立清乡局、清乡团、清乡分团，实行反动的“连坐法”，由起义时外逃的土豪劣绅、警察差役、地痞流氓充当各级清乡头目。

中共华县县委秘书宁景愈被清乡团抓到后，当众剖腹挖心，并将心挑在枪尖上示众，狂叫：“看谁还当共[chan*]党？”

陕东赤卫队中队长王春龙只身逃亡三原，被清乡团逼迫返回，用铁丝从两肩下穿过，拉着游街，并用刺刀挖去双眼。

恶霸地主郭宝书，在圣山移山庙设两把铡刀，对高塘来的人，他一摆头就开铡，仅东王、大王、蒜王三村，四十四人命丧铡刀之下。

在渭南东、西两塬，赤卫队队员周德俊、李端娃、孙三娃被大卸八块，惨不忍睹；在新庄村，被抓农民三十多人，把程养谦、王心有、王羊娃、王德成等人屠杀，特别是用刺刀挑开程养谦的背部皮肉，洒上盐水，进行惨无人道的折磨。

在大王堡三十六户人家遭到毁灭性摧残，四户人家被屠杀绝户。……更有“以金赎罪”之伎俩，让五百多户人家倾家荡产，逃亡在外。

这场起义的策划组织者，多数也壮烈牺牲。只有少数人在数十倍的重兵围歼中，幸运的冲出重围。

“渭华农民起义”是大革命失败后，中共领导的军事斗争与农民运动相结合的一次尝试，这次失败也是刘志丹军事斗争中的第一次失败。这成为他革命历史的一个巨大的转折。他意识到：在敌人统治力量很强的地区，要想夺取政权，建立革命根据地几乎不大可能。他曾说：连土匪都知道要占个窝窝，我们共[chan*]党人还连那个能耐都没有吗？

他开始把目光投向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偏远农村。

1929年5月，刘志丹回到陕北保安县建立党支部，任陕北特委军委书记，在红石峡会议上，他提出了著名的通过白色　、灰色和红色三种形式开展武装斗争的策略。——白色是通过兵运工作、灰色是改造土匪、而红色是建立革命武装。

1931年9月，刘志丹在甘肃的南梁，建立了陕甘边地区第一支独立的革命武装：南梁游击队，　1932年，十九岁的习仲勋发动著名的“两当兵变”，失败后投奔刘志丹。

随后，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改编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刘志丹建立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根据地。刘志丹提出“狡兔三窟”的设想，在南梁南巩固照金苏区，向东建立陕北苏区。

刘志丹和他的战友们创建的南梁——照金根据地。为中国的革命保留了最后一块栖息的生存土壤。换句话说：没有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存在，就没有中国革命的成功。

而早期参加渭华起义的那些革命先贤：魏野畴、王尚德、潘自力、史可轩、许权中、谢子长、刘志丹、唐澍、王泰吉、杨晓初……只有极少数人看到革命成功的那一天。

魏野畴离开组织和发动了著名的阜阳“四?九”起义失败，被敌人杀害于界雕南河边。

王尚德在国民党反动派向解放区发动了全面进攻，在白区暗杀共[chan*]党人和进步人士的白色恐怖其间，于1946年8月13日清晨，被便衣特务段振武等人杀害在华县赤水。

史可轩，1926年经王若飞介绍入党，创办了西安中山军事学校。冯玉祥投靠蒋介石后，开始清除军队里的共[chan*]党员。史可轩与杨晓初、高克林接受中共陕西省委“北上山区，求存生根”的指示，率部前往陕北与中共控制的武装石谦旅靠近。到达临潼康桥，史只身拜访驻富平美原镇的原国民军第二军第二师第四旅旅长田生春，想以旧交说服其同意借道北上，被田生春杀害。

许权中，1925年加入中国共[chan*]党，系陕西渭华暴动的主要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是渭华起义的工农革命军中军事领袖中军衔最高的领导人。曾任民主抗日同盟军第十八师师长，杨虎城十七路军独立旅旅长，抗战爆发后，他率第一七七师五二九旅东渡黄河，奔赴华北对日作战，忻口一战，他大显身手，指挥若定，以劣势装备战胜了处于优势的敌人，使日寇坂垣师团大为震惊，卫立煌多次传令嘉奖，誉为雄师。

蒋介石对国民军中的共[chan*]党人早就存有戒心，寻机清除和加害。

胡宗南和陕西省长蒋鼎文曾出面，用高官厚禄引诱，劝说他脱离共[chan*]党。许权中面对诱降愤怒地说：“你们今天要求我骂共[chan*]党，那么我明天也可以骂国民党，如今你们要怎样处理就怎样处理好了。这是人格问题，至死不能做这样的勾当。”

胡宗南、蒋鼎文密令崔振山和眉县地方匪特恶霸、眉县保安团副团长汤翰如派人，于1943年12月日晨将许权中杀害。

谢子长，陕西安定（今子长）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chan*]党，1927年　10月，谢子长与唐澍等组织领导清涧起义，任西北革命军游击支队营长、副指挥。1928年　5月参与领导渭华起义。起义失败后，回陕北开展武装斗争，任中共陕北特委军委委员。1931年10月，和刘志丹等将南梁游击队和陕北游击支队合编为西北反帝同盟军，后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任总指挥，率部转战陕甘边，创建革命根据地。1935年2月5日，在战斗中负伤，由于伤势恶化，于2月21日在安定县灯盏湾逝世，时年38岁。

刘志丹，陕西保安县（今志丹县）人，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西北红军和西北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人之一。

1925年加入中国共[chan*]党，1928年，与其他人一起组织渭华起义，任西北工农革命军军事委员会主[xi]。后来，刘志丹和谢子长按照陕甘省委的指示，与吴岱峰、阎红彦一起将晋西游击大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总队，（后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刘志丹任副总指挥（后任总指挥），与谢子长率部转战陕甘边，创建革命根据地。学习井冈山斗争的经验，开辟以照金、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苏区。

中央红军到达陕西后，刘志丹经常教育部队顾全大局，绝对服从中共中央的领导和调遣。在他的影响下，陕北红军与中央红军团结一致，共同对敌。1936年3月，刘志丹率红25军参加东征战役，4月14日在中阳县三交镇战斗中英勇牺牲，时年33岁。

唐澍，1924年入黄埔军校第一期步兵科，同年加入中国共[chan*]党。1927年，唐澍参与中共陕西省委军委领导工作，任军委委员。同年，受省委派遣到陕北组织“清涧起义”。

1928年，中共陕西省委决定调许权中旅参加“渭华起义”，唐澍、刘志丹等人率部到达华县瓜坡镇宣布起义，成立西北工农革命军，唐澍任总司令，兼军委常委、军党委委员，后率部直奔华县高塘镇，打起工农革命军的旗帜，发动群众，攻打地主武装，成立基层苏维埃政府。

起义失败后，率部撤退进入洛南，救援赵雅生部时陷入重围，壮烈牺牲。国军凶残的割下他的头颅，悬挂在洛南县西城门楼上，身躯被当地群众葬于保安碾子沟。

潘自力，曾在1928年任中共陕西省省委书记，领导组织了著名的渭华起义。11月在西安被捕，面对敌人酷刑，面无惧色，越狱后于党失去联系，又去法国留学，辗转英国、苏联，1933年回国，历尽千辛万苦，找到红四方面军，参加了长征，36年九月重新入党。

1952年任陕西省委书记，后转入外交战线，担任过朝鲜、印度、苏联等国大使。

杨晓初，字振铎。陕西渭南(今渭南市临渭区)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chan*]党。

1928年，按照中共陕西省委指示西进至华县瓜坡，参加渭华起义。起义失败后，许、杨率余部撤至蓝田山区。1931年春赴上海寻找中共组织，杨通过李馥清与中共江苏省委常委任作民接上关系。

1948年初，杨晓初由北平到河北平山县西柏坡，受到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中共中央领导人的接见。中央领导人对他长期在白区工作的成绩予以充分肯定。

高克林，原名高文敏，陕西华县赤水镇程高村人，由于受中共陕西党的创始人魏野畴、王尚德的影响，走上了革命道路。1925年加入中国共[chan*]党。

1928年5月，渭华起义爆发，高克林跟随刘志丹、唐澍率许权中旅由潼关十二连城开赴华县高塘，参加了著名的渭华起义。　

1934年10月，中共西安中心市委书记魏光波等被捕，其他委员转移外地，各地党组织处于无领导状态。为了继续不断地领导各地党组织进行革命斗争，高克林与崔廷儒、孙作宾等于1935年8月重新组建中共临时陕西省委，高克林任书记。

1949年领导整编国民党起义部队，使绥远地区顺利实现了解放区化，受到党中央和毛主[xi]的赞扬。1949年绥蒙地区全境解放，于9月21日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10月1日，参加了举世闻名的开国大典。

2001年6月18日21日30分，高克林病逝于北京，享年95岁。

在中共革命历史上产生过重大影响的渭华起义，已过去了85年。当年的那些革命者，只有高克林、杨晓初和潘自力等少数人在残酷的革命斗争中幸存下来，看到了革命胜利的那一天，特别是高克林还亲自在天安门城楼上，亲眼见证了载入史册的开国大典的辉煌场景。

当他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的那一刻，一定想起了那场轰轰烈烈的渭华起义，也想到了与他一起出生入死的战友们。他逝世前，提出要将自己的骨灰安葬在故乡渭华起义纪念塔旁。就是对这位革命者的最好注解。

六

前不久，在西安小寨的“汉唐书城”，看到了很多马克思著作的单行本。其中有《共[chan*]党宣言导读》、《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名著。本来想选择几种让孩子们看看，但手中已经选购了太多的书籍，打算下次再去购买。没想到的是：一周之后，发现那些单行本竟然脱销了。。

这让我感到兴奋又觉得意外，看来西方世界推崇那一套价值观，已越来越不得人心。特别是改革三十年来，最大的收获就是广大普通的劳动者和知识分子群体，都开始学会了思考。——人们不但对西方社会所宣扬的那套普世价值观，越来越多的失去了信任。也开始反思自己所处的历史位置。

回顾那个曾震惊中国的“渭华农民暴动”，今已走进历史。

我的创作冲动，如果仅仅源于对这场红色革命暴动的兴趣。那所表达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就太狭小了。这里需要关注的是：在陕西值得自豪的八百里秦川的富庶之地，安于耕读诗书的善良农夫，却为何会舍生忘死的去投身这场惨烈的革命暴动？

此刻，我又想到了刘志丹在渭华暴动的群众大会上所讲的：“穷人为什么穷？要想不受穷，只有团结起来闹革命……”

改革开放三十年，人们的观念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

现在，一切讲和谐，讲发展，讲民主，讲科学……不在谈阶级，更不谈阶级斗争。甚至，那些八零后的孩子们不知道阶级斗争为何物？可渭华起义却是一场惨烈的阶级与阶级的残酷斗争。

今天，面对那些革命的先贤，我甚至不知道该怎么去表达他们慷慨就义的情形：他们铮铮铁骨，意志坚定，慷慨赴死，高呼口号——“共[chan*]党万岁。”

对此，我不但查阅资料，走访那些残存的革命者的后裔以及党史研究者。那些就义的革命者，牺牲时确实有很多人高呼了“共[chan*]党万岁”这样的口号。可，今天很多受西方价值观影响的人会相信这些吗？

值得庆幸的是：当年李维俊、陈述善等先贤带领当年的学生们用鹅卵石铺设一个路基式的标语——“同志们，赶快踏着先烈的鲜血前进啊！！！”真实的存在于渭华起义时的军事指挥部：高塘小学的院子里。

面对这个凝重的红色革命文物，我的思想变得坚定起来：不能因为看见几串*狐狸的脚印，我们就不养鸡仔了。

对这些为了神圣的革命信念而献身的先贤，一定要凝重而如实的去歌颂，去宣扬。对此，不必缩手缩脚，瞻前顾后。我困惑的并不是那些与我们价值观不同的人，而是我们众多的八零后、九零后甚至零零后的后来者，怎么才能让他们了解并愿意接受当年那些革命者的英雄般史诗性的波澜壮阔的革命情怀。

改革发展的需要，需要我们勇敢的舍弃一些阻碍社会进步的东西，这是无可厚非的。但是，我们不能步入“邯郸学步”的迷途。丢弃那些为之牺牲用鲜血换来的精神遗产。

很多天真的知识分子以为：我们选择了西方价值观，西方就会和我们合作共赢。

中国是个大国，不论这个国家采取什么样的社会制度，自私自利的西方人都会遏制我们的发展。因为这样的巨人式大国发展起来，就会和他们争夺自然资源。——这与选择什么样的社会制度无关。

通俗的讲：美国孩子吃面包，中国儿童吃馒头，消耗的都是自然资源。

共[chan*]党人把那个独裁的蒋委员长赶到台湾的海岛上，似乎才刚刚过去六十年。就这短短的六十年，就有人搞起滑稽的别有用心的历史划分：建国三十年和改革开放三十年。这里隐藏了一个巨大的阴谋：模糊意识形态的内涵。

建国的三十年里，共[chan*]党人在探索中前进；改革开放的三十年里，共[chan*]党人同样在摸索中进步。这些，都是在执政党的领导下进行的。不同的历史时期，发展的侧重点不同。这样浅显的道理，难道还需要喋喋不休的争吵吗？

决不能将建国的三十年与开放的三十年对立起来，这需要在认识上拨开迷雾，进行理性、客观、科学地对待、反思和剖析，才是最重要的。今天，任何企图将两个三十年割裂开来的呐喊，都是糊涂地或者是别有用心的。

在错综复杂的社会变迁时刻，特别是西方敌对势力，为了自己的一己之私，借用所谓的人权问题，　频频颠覆哪些还处于发展阶段——政治体系相对脆弱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政权，需要后来者时刻保持一颗清醒的头脑，这就是我要走进渭华起义革命历史的精神所在。

那场伟大的“渭华农民暴动”，今已淡出了人们的历史视野。

今天，在陕东一带，还有二华出土匪之说。华县、华阴人当然不服气，会争辩说：那是红土匪。是革命者、是农民起义……

有人却说：不论是红土匪，还是黑土匪，都是土匪呀。

那些因为革命牺牲的英雄的后裔们，更是非常之郁闷甚至愤怒。如果他们的英雄的先辈不但没有获得应有的赞誉，还要冒着被一些在意识形态领域与我们继续为敌的别有用心者妖魔化的威胁：红土匪。那么倘若戴上“红土匪”后裔的帽子，那实在是一个很严肃却又尴尬的历史笑话。

造成这样的严重后果是改革开放的三十年里，对意识形态领域内的诸多问题的思考与澄清滞后所造成的。

当我们意识到这个问题，就不能无动于衷了。需要付之于行动。

凡是涉及到渭华起义相关的地方，我几乎都用各种缘由，行走过了。洛南县的保安、两岔河；蓝田县的许家庙和张家坪；渭南临渭区的崇凝、阳郭、丰源、桥南；华县的高塘、大明、金惠等地。

特别是我的同事小颜给我下了一份谷歌地图，那种可观看地形的网络地图，非常方便的我的研究和写作。给我提供了很多感性认识。他对我的研究与写作给予很大的支持，毕竟他的曾祖父就因参加“渭华农民暴动”而惨遭杀害。

不论岁月远去了多久，时光流逝到何时……那些远去的历史需要后来者尊重，那些为了革命而献身的英雄的先辈们更需要尊重。——我们自己的历史不去撰写，难道要请李约瑟那些爱好汉学的西方人来做吗？

我们的历史首先需要我们尊重。

2013年8月16日初稿

2013年9月9日再改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