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封建中国等级森严，讲究尊卑有序。例如官员出行要鸣锣开道，百姓听到锣声必须马上回避。如果避之不及，就有可能被一帮衙役捉来打一顿板子。要是官员显示他爱民如子，深入群众，群众就得面带感激的笑脸。而小官见大官、奴才见主子就得弓腰胁肩，侧脸微仰，挤出满面的谄笑。当然，我这里说的感激的笑脸和谄媚的笑脸不过是卑者见到尊者应该露出的众多脸孔中的两种而已，事实上，卑者见到尊者是有一套脸谱的，而这套脸谱被儒家称之为“礼”。在什么情况下画什么脸谱，中国人即使没有接受过儒家大师的专门训练，常常也能无师自通，或者千百年来已经形成了集体无意识，面对尊者可以自然而然地画出恰当的脸谱。但不管在什么情况下，摆臭脸（以我的愚见，臭脸应该是冷脸、长脸、黑脸等的总称）都不在这套脸谱之内。倘若有人对尊者摆出一副臭脸，那便是失了规矩，缺了“礼数”，一定后果很严重。

但也有人明知后果很严重，依然要摆出一副臭脸。这其中的代表人物恐怕非三国魏人嵇康莫属。

嵇康是竹林七贤之一，性爱打铁。这天正在打铁之时，魏国权臣司马昭手下的红人大官钟会带着一群随从前来拜访。按说，钟会是当时炙手可热的人物，而嵇康只是一个小小的中散大夫，钟会何以要纡尊降贵拜见呢？这里自有门道。原来，嵇康当时是读书人的领袖，是家喻户晓的文化名人，倘若钟会能够得到嵇康的高接远送和赞美，那么，他钟会就有了高官和文化名流的双重身份。更何况钟会铁定认为自己的亲自登门那是赏嵇康的脸，是给嵇康一个攀附权贵的机会，嵇康对这样一个双赢的结果哪会不心知肚明，岂能不对自己的到来表现出一副感恩戴德、感激涕零的模样来？这就像现在的大官们都争着到大学去当客座教授，而大学也都争着聘请大官为客座教授一样。可惜，事实却出乎钟会的预料，嵇康看到钟会不但没有笑脸相迎，反而像是没看到一样，依旧打他的铁。我想，当时嵇康的脸既拉得老长，又难免沾上一些炭灰而够黑，可谓摆着一副双重臭脸！钟会面对如此场景只好悻悻然而回。这时，嵇康突然开口问道：“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钟会毕竟是一位少年英才，答得极为机智：“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按理说，钟会的回答不落下风，也保全了自己的面子，但他对嵇康的臭脸却始终耿耿于怀，终于在向司马昭进了多次的谗言之后要了嵇康的命。

尽管嵇康摆臭脸的代价是惨重的，但当时似乎也只是得罪了钟会一人（当然肯定还有他身边的奴才，并且不能排除钟会欲杀嵇康而后快是身边的奴才们的挑拨），并没有丝毫迹象显示他得罪了家乡百姓乃至全国人民，更没有得罪当时的那些手握笔杆子的人从而对他口诛笔伐。相反，从流传的文字看，当时人们对嵇康的摆臭脸竟是充满敬佩和激赏。由此可见，那时的人们并不都愿摆出一副奴才脸谱，起码对嵇康的表现“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嵇康的臭脸的代价也给后人上了一堂深刻的政治教育课。稍后的陶渊明便从中获益良多。他在做彭泽县令时，既不愿向即将前来视察工作的领导折腰屈膝，挂上一副谄媚的笑脸，又从嵇康的教训中深知摆臭脸的后果，于是干脆来个挂印辞官，两不相见。虽从此丢了官，却也没有获罪。做一介小民，“复得返自然”，倒也自由自在。

嵇康的时代毕竟是封建时代。倘若放在时下，他就算摆出一副更臭的老脸，也不用担心获罪，更遑论被诛。至于会不会给个小鞋穿则很难说，恐怕得看那个被臭脸者的胸襟气度了。但是有一点可能还比不上当初，那就是他有可能因此而得罪那些手握笔杆子的人，并进而得罪家乡乃至全国人民，虽然这人民是“被代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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