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风有很厚重的传承性，是无需置疑了。但是，我们还必须了解，家风同时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在不同的时代，都会有这个时代最典型的一种时代精神。家风，是一种有着明显社会影响力的精神层面的东西，不可避免会被刻上时代鲜明的印记。我们这个时代所提倡的家风，可能会传承许多历代的优秀内容，却也一定会有这个时代必须增加的内容。

在前面几篇关于家风的论述中，曾经指出：家风具有鲜明的时代性，阶级性和民族性。不同的家庭，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家风，同样不同的阶级，也会宣扬符合增加阶级利益的家风。不同的民族同样会弘扬可以代表自己民族利益和民族风貌的家风。这本就是家风这种属于上层建筑，精神层面的物质，自身存在的特质。我们完全不必去避讳这些特征，比如，家风存在的阶级属性。这并不是什么人承认，或者不承认的问题，而是它自身的特质。当然，今天，我们已经不再提出所谓阶级矛盾，或者阶级差异。但是，并不意味否认曾经的存在。我们不妨自己去分析一下，至今可以找到的那些关于某个家族的家规、以及有文字记载下来的家风。除去一些中华民族共同的美德，一定也会有一些新时代需要摒弃的东西。我们是不应该一揽子全部接受和传承的。

我在前篇《世风与家风》中，引用杨树桐先生一段关于文化对家风的影响力时，　已经指出同意杨先生这个观点，即文化素质会对家风产生很大影响。但是，同样也指出了杨先生论述时存在的严重偏颇。

杨先生说“特别是从隋大业年间开设以科举考试擢拔才俊的制度以来，不仅高门大户，便是寒门庶户，也要倾力供孩子读书，期盼学子金榜题名，以光耀门庭。可以说，绵延了一千二百多年的科举制度，不仅是我国育才选材制度上的一个伟大创举，而且在提升整个中华民族文化素质方面，也居功甚伟。这种“学而优则仕”的选材制度，也造就了千万个“书香门第”，使文化的因素在匡正家风的进程中发挥了强大的影响力和渗透力。”

杨先生的这段话非常明确的提出了自己的观点：1、中国的科举制是伟大创举；2、科举制对中华民族文化素质提升居功至伟；3、“学而优则仕”是唯一正确的选拔人才的渠道。4、金榜题名、光宗耀祖的观念，可以起到匡正家风的作用。

鄙人以为，杨先生这四个关于家风的观点，就有非常鲜明的阶级性。毫无疑问，上面的这些观点都属于士大夫阶级。我们可以不去讨论这些观点是否正确？或者是否有部分可以提倡？但是无疑，这些观点带有十分鲜明的士大夫阶级的特质。

鄙人查阅了大量关于科举制的相关资料，可以确认，科举制的确是中国封建社会一个伟大创举，科举制度对社会成员“逐级培养筛选、一一对比淘汰”的程序性步骤，得到全世界各种文化组织的认可和接受。成为了现代公务员制度、中高考制度、技能职称评定制度、体育竞赛、的核心程序。也是全世界普及度最高，使用度最广，支撑着整个人类社会存在、发展的“社会智商能力挑选”核心制度，已经成为全世界都复制拷贝执行的世界性文化。

纵观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历史，科举为中国历朝发掘、培养了大量人才。一千三百年间科举产生的进士接近十万，举人、秀才数以百万。当然其中并非全是有识之士，但能过五关斩六将，通过科考成进士者，多数都非等闲之辈。

宋、明两代以及清朝汉人的名臣能相、国家栋梁之中，进士出身的占了绝大多数。明朝英宗之后的惯例更是“非进士不进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科举成为高级官员必经之路。

科举对于知识的普及和民间的读书风气，亦起了相当的推动作用。虽然这种推动是出于一般人对功名的追求，而不是对知识或灵性的渴望；但客观上由于科举入仕成为了风尚，中国的文风普遍得到了提高。

明清两朝时，中国的读书人以秀才计，大部份时间都不下五十万人；把童生算在内则以百万计。当中除少数人能在仕途上更进一步外，多数人都成为在各地生活的基层知识份子，这样对知识的普及起了一定作用。而且由于这些读书人都是在相同制度下的产物，学习的亦是相同“圣贤书”，故此亦间接维持了中国各地文化及思想的统一和向心力。

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科举所造成的恶劣影响。由明代开始，科举的考试内容陷入僵化，变成只要求考生能造出合乎形式的文章，反而不重考生的实际学识。大部分读书人为应科考，思想渐被狭隘的四书五经、迂腐的八股文所束缚；无论是眼界、创造能力、独立思考都被大大限制。大部份人以通过科考为读书唯一目的，读书变成只为做官，光宗耀祖。

另外科举亦局限制了人材的出路。到了清朝，无论在文学创作、或各式技术方面有杰出成就的名家，却多数都失意于科场。可以推想，科举制度为政府发掘人材的同时，亦埋没了民间在其他各方面的杰出人物；百年以来，多少各式精英被困科场，虚耗光阴。

清政府为了奴化汉人，更是严格束缚科举考试内容。清代科举制日趋没落，弊端也越来越多。清代统治者对科场舞弊的处分虽然特别严厉，但由于科举制本身的弊病，舞弊越演越烈，科举制终于消亡。

另外，科举制度也产生了大量家庭悲剧。由于科举制度及第者享有丰富的优待的荣誉，而且科举成为普通人出头的重要途径，因此经常会有贫士高中之后抛妻弃子的悲剧发生，相信陈世美的丑名是无人不知晓了。这虽然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当事人的思想价值观，和责任感，但是科举毕竟给了它这样一块生存的土壤。

在《官场现形记》《儒林外史》等作品中表现的，各种诸如“范进中举”的丑陋嘴脸，都在告诉我们科举制的另外一面。

还有科举制度是官场腐败重要土壤。科举制度随着历史车轮的推进，出现了科举制度的政治化，天地君亲师的教育又造成了师门关系的盛行。这样造成了严重的师门裙带关系现象。这些师门关系在官场中互相拉帮结派，并且官官相护。

清朝乾隆年间的大贪官和绅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他借着乾隆皇帝对他的宠爱而一手遮天，收受贿赂，富可敌国。而且就多次利用科举考试的题目为饵收取考生贿赂的钱财。这就不利于国家建设一个公正公平公开的社会良好制度。造成了官场的黑暗和社会的混乱。

综上所述，已经可以看出科举制度虽然曾经在中国历史上发挥了巨大影响，但是，这种影响既有积极可取的一面，同样也有消极的一面。并不是我们今天应该重新去传承的内容。既然如此，我们也何必一定要用这样的观点去匡正家风？我们还是应该让今天倡导的家风，有更加鲜明的时代意义，用符合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新风尚，去匡正家家户户的新家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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