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星往事
在工厂的生活是远比在兵团要丰富和充实的。当然也和生活条件提高了有着很直接的关系。要是连饭都吃不饱,谁会有那样的闲情逸致?
比如,我们厂会经常组织工人开展棋类和球类比赛,甚至每年都组织一次运动会。还有,就是组织文艺演出。厂工会组建了一支相当专业的文艺宣传队,不仅可以表演唱歌、舞蹈和其他说唱节目,甚至可以上演样板戏的片断。
我的体育一向不好,可是有一项很喜欢,那就是乒乓球。
其实,我的球技并不好,可是我非常喜欢,直到现在还会偶然去打打乒乓球。我要提到乒乓球的原因不是我的球技,而是我的裁判水平。我是很好的乒乓球业余裁判员。我们厂组织的各种乒乓球比赛,都是我出任主裁。重大的关键比赛,也都是我直接担任裁判的。
另外,我喜欢棋类。我的象棋和围棋都是父亲教的,学棋的时候是3年级,应该是和学乒乓球差不多的时间,或者早一两年。我的棋艺也是小时候很不错,大了反而没有什么长进。记得就是4年级的时候,父亲替我报名参加了北京市组织的少年棋类大赛,在那次大赛上,我分别获得了第四和第五名。
我们厂组织棋类比赛时,我是一定会参加的。厂里下象棋的人多,高手也多。我已经达不到从车间出线的水平了。可围棋不同,就我自身而言,也是围棋水平高于象棋。我不仅是车间围棋高手,也是我们厂的围棋高手,经常闯入决赛的。
文艺方面我没有天才,唱歌、跳舞都是一点也不行。可我有自己的擅长,就是朗诵。因为从小喜欢朗诵,口齿和发音都不错,而且音色也好,所以,像诗朗诵、对口词,报幕主持人等等,都是我的强项了。还有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搞文艺创作。像这类说唱文艺,包括相声和小话剧,都是需要创作本子的。我就是在这个时间段,走进了自己的创作生涯。
那时候,文革虽然已经到了后期,但是很多政治和文化氛围,毕竟还是文革那一套。比如说,每周都有固定的政治学习。学习内容是中央文件,或者就是读读报纸上面的社论,而且一定要写学习心得和思想体会。
读报就成了我的“专利”。班组的总结、甚至班长和朱师傅,还有我自己师傅的学习心得也都是我的任务。我们这个大炉班不仅是车间先进,而且还是全厂的先进班组和全国行业标兵班组,所以要写的材料还特别多。再往后,连车间的总结也交给我写了。
我们车间有两块很大的黑板,是做在车间外墙上面的。高度大约2米5,长度有7-8米,也是由我包办的。我除去转载一些报纸上的重要内容,主要是报道车间的好人好事。我还学会了在黑板上绘画。其实,我根本不懂绘画,也没有学过。可我有自己一套办法。我找到样画后,用铅笔打上很多格子。格子密度很高,然后在黑板上打好相同数量的格子,接下来就可以按照样画上格子显示的坐标位置,一点点复制到黑板上了。这个办法是我在兵团学会的。
黑板报上主要内容是我的一些散文、诗歌的习作。
说起来很好笑,那时我对格律诗还是一窍不通。在我当初的认识里,每句字数相同,8句的诗就是律诗,4句就是绝句。7个字就是七言,5个字就是五言。就在这样的认识下,会把我那些很幼稚的,不分平仄和格律的顺口溜,统统冠上律诗和绝句的名称,堂堂皇皇的写在黑板报上。好在大老粗的工人阶级并不去计较这些,当然也没有几个知道什么是真正的格律诗。
我们车间只有一个大学生,是车间的技术员,还有两三个高中生,其余都是初中和小学的文化水平,自然是不会有几人懂得格律诗的。但是,也和人们思想单纯朴实是分不开的。要么干脆在政治方面了,给你直接上纲上线。
我喜欢文字、喜欢创作,就是从进厂后正式开始的。
那时候,我开始着手创作自己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最早的名字是《火红的青春》,以后改为《独柳滩》,最后定稿下来为《红柳滩》。我那时一天工作那么辛苦,还是每天都在坚持创作。为了不影响同宿舍工友休息,我就搬个小板凳,设计了一张小桌子,上面还安装了一盏小台灯,在走廊里面创作,每天都要写到2、3点。
我规定每天必须完成的字数,硬是强迫自己写完了这部小说。我那时是个学徒工,买不起稿纸,就用白报纸裁开写。直到现在我都保留着那部小说的原稿。它对我已经成为珍贵的文物。
我花费了十足三年的时间,对自己这部小说几易其稿。大约修改到第五遍以后,正式向四川人民出版社投稿了。这部字数为几十万字的手稿,还在我没有投稿前,已经开始在厂里的年轻人中间流传。几个要好的工友拿着我的手稿去看,看了就被传开了。并不是我写的好,而是文革期间实在没有东西看。为了这部在私下传看的手抄本,差一点给自己找了大麻烦。好在是我们厂负责这方面工作的书记搜上来看了后,发现没有什么政治问题,也没有所谓黄色内容,无非就是有点男男女女的爱情描写而已。副书记是个老姑娘,把我找去训斥了一顿,把手稿退回给我也就算了。
我正式投稿以后不久,接到了四川出版社的回信。他们非常重视,建议我去一次出版社。我利用当年探亲假路过成都的时候去了出版社。他们根据当时的政治要求,对我的这部作品提出了很多具体的修改要求。以后还派人来到我们厂,找了厂部领导,要求支持我的创作。
厂里不仅答应了,而且还专门由我推举,组织了一个创作组。我们彻底推翻原稿,重新创作了一稿。这最后一稿就叫《红柳滩》,总字数大约32万,是1976年年初脱稿的。我利用次年的探亲假,亲自送到出版社。当时这本书已经列入了出版社的重点出版计划。
这一稿的修改,已经违背了我的初衷。整个内容,都是按照文革的那条,“宣传英雄人物需要高大全”的指导方针重新改写的。当“四人帮”被打倒,文革正式结束以后,出版社再一次把我请去宣布,这一稿完全不能用,要求我回到原来基础重新改写。
就这样,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夭折在摇篮里。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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