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我所有的身份证明都记载着另一个日子，但母亲总是以农历纪念我的生日。今天就是母亲记着的我的生日。

昨天就打算着，今天要去看住在我妹妹家的母亲。到那里，母亲出门剪头发去了，但是桌上摆放的几种准备好待炒的菜告诉我，母亲又准备给我过生日了。一会，母亲做了头发回来，她惊喜于我的来到，说，要知道你要来，我该再买些好吃的。我说桌上那么多，够啦。母亲知道我很忙，原谅我不能经常去看她，只要经常给她电话就行了。有时候我在外地，忘了每星期打电话，母亲的电话就会追过来，其实也没有什么说的，她只要听到儿子的声音就满足了。

自从12岁上初中，我就基本上开始了独立生活。随着上高中，大学，研究生，后来工作，出国，离家越来越远，回家的次数越来越少，时间也越来越短。但是母亲总是牵挂着远行的儿子。每年我的农历生日，不管我在不在家，不管家里是否就只是她一个人，她都要庆祝，吃长寿面。母亲信佛，为我求菩萨保佑。

那年我在安徽农村中学教书，突然接到家里电报，说母亲得了癌症。我立即转汽车火车回家，从得到电报那一刻起，眼泪就止不住的往外涌。及至我站在母亲面前，她还惊奇于我的突然回家。我说家里电报怎么说你得了癌症啊，母亲说不要紧的，就是大腿上突然长了块出水的黑斑，手术割除后化验结果说是癌，你看我不好好的。母亲说的很轻松。我知道这该是皮肤癌了，赶紧查医学书，恶补有关知识。总算放心一些，因为皮肤癌的治愈率很高。但是还不放心，我又带母亲到上海肿瘤医院去看了一次。医生开了很多的药品。在从上海回来的火车上，我将所有的药品都扔到了窗外。因为我相信，对于皮肤癌，如果没转移，用不着吃，如果转移了，那些所谓的抗癌药，吃了也没用，反而有很强的副作用。母亲完全听我的话，再没吃抗癌药。她的癌症已经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

那年在美国，电话中得知母亲因心脏病住院了，弟弟妹妹们都说这次怕扛不过去了，母亲也希望见我一面。我赶紧乘飞机回国，直奔医院。母亲病的很重，她自己也说怕不久人世。我找到原来学医的同学，都已是当地权威的医生，询问能否做心脏手术，医生们会诊的结果说母亲年龄大，体质差，经不起这么大的手术，还是以吃药为主。我问母亲病愈的可能性，回答是，随时可能去世，最长为两年。那次回国10来天，我用几张板凳搭了临时铺，每晚睡在母亲的病床旁，直到回美国。说来也奇迹，母亲居然病愈出院，这一晃又是十年过去了。

母亲的身体是我的一块心病，我也深深内疚于几十年都不能侍奉母亲。那年我决定回国教书。在第一次课堂上，学生提问：美国工作和生活都好好的，为什么回国来，我说，一，我认为我是属于中国的；二，我从没想过永远在国外工作，我只是在判断一个合适的时机；三，在国外时，我已经失去了父亲，没能见他最后一面，母亲年龄也大了，我不想给自己留下永远无法弥补的缺憾。我问学生，我的这个回答够不够，学生用很热烈的掌声表达了赞同。

尽管回到了母亲的同一个城市，但是我还是没有能在母亲身边侍奉。母亲总是理解儿子，给儿子最大的体谅和支持。每次见面，都问长问短，关心着我一个人的生活起居。我知道，不管我多大，长了多少白发，我依然是母亲的儿子。

（此文写成后5个月，母亲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