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子课民稼穑……使民各标姓名于田首以知其勤惰，禁饮酒游戏者。于是垦田大增。(《资治通鉴》）

在田头标姓名是北魏太武帝的太子拓跋晃的一项德政，但我很是怀疑它真的能够知勤惰，以至垦田大增。

我的第一个十年是在文革中度过的。虽然很小，但对当时的农村情况还有些印象。那是吃大锅饭的年代，土地归集体所有，农民每天分生产队或生产小组在一块干活。按理说，这样的生产方式，谁勤谁惰一眼就能辨明，比在田头标注姓名要有效得多。加上抓革命促生产，农业学大寨，各种奖勤罚懒的措施也制订了不少，劳动生产率应该很高。但一年到头，人们常常吃不饱穿不暖，更别说吃穿的质量了。孩子多的家庭，小孩子们的穿着总是该露的露着，不该露的也露着。冬天里也只好任寒风在露着的地方吹来刮去，让风儿们得意非凡。

不是当时的庄稼专门与勤劳的人作对，而是看似热火朝天的大生产中藏着许多猫腻。“比学赶帮超”，比来比去，结果都是比出工不必出力，比热闹不必热情，比数量不必质量，比吹牛不必实干，比劳动口号不必劳动号子。后来，土地承包到户了，领导们再也不想方设法知勤惰，千方百计抓生产了。结果人与人不比了，可是庄稼却使劲比着长。于是人们再也不愁白米饭白面膜了。

我不知道那些标上姓名的农田是私田还是公田。如果是私田，标姓名不过是放屁脱裤子——多此一举；如果是公田，标个姓名恐怕也起不了多大作用，除非专门配备一群人提着鞭子，拿着板子。当年真实的劳动情景到底如何，没有穿越的本领谁能搞清楚呢？只能眼睁睁看着史书在那里得意地笑。

书写的历史往往是穿着戏服的历史，而且时间久了，戏服就不再是戏服，变成生活装了。

或者说，历史书写者一类是化装师，一类是整容师。前者书写的历史可以被后人洗去油彩或油污，还原本相；而后者书写的历史，即使后人拿着手术刀进行解剖，也找不到本来的样子了。

还是抛开“标姓名”，再看看“禁饮酒与游戏”吧。

看到这条措施，我不由生出一丝不寒而栗之感，并暗自庆幸没有生活在一千多年前的那个“德政”时代。

我小的时候尽管除了看各种版本的革命样板戏几乎没有其他文艺娱乐，但游戏还是可以玩的，没有谁要去禁绝。小伙伴们每天一块儿跳房子、踢毽子、滚铁环、打陀螺、捉迷藏，虽然都穿得破衣烂衫，肚子也时不时地咕咕叫，但并没有损害游戏的兴致。常常玩得不亦乐乎，忘了回家。

大人们没有小孩子贪玩，但在农闲的时候，你也总能看到两个人随意往路边一蹲，用树枝画几个方格，拿几个小石子当做棋子，兴致勃勃地将一种我现在已叫不出名字的棋类游戏玩上半天。再高级一点，一副破扑克就能让一堆大老爷们玩得昏天黑地。从而给无数个枯燥的日子无聊的时光增添了几许亮色和情趣。

在那样一个没有文艺（戏剧还没有出现）没有文化（官府禁办私学——《资治通鉴》：魏主诏，毋得私立学校，违者，师死，主人门诛）的时代，连个游戏也不能玩，人该怎样生活啊！

我想，那时的农民干活累了流汗了，到塘里洗洗澡恐怕也只能匆匆洗去污垢了事，顺便来两个“狗刨”一定都是痴心妄想。因为谁要胆敢“狗刨”，被人以戏水之罪告到官府，屁股上难免要与板子进行一番亲密接触。

因此，那时的人们在干活吃饭睡觉之余，大概唯有枯坐家中了（从禁游戏作合理的逻辑推理，聊天必然也会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我敢肯定，他们的坐禅功夫绝对个个非凡。院子里的鸡鸭猪狗，院子外的飞禽走兽，没有什么能进入他们的法眼。因为一旦看到鸟兽们的自由嬉戏，内心难免生出无穷的羡慕嫉妒恨，深悔自己投胎为人，以致想赶紧找根绳子把自己吊死，然后到阴曹地府恳请阎王　：下辈子要是不能托生到官家，你让我托生什么都行，只要别再投胎做人！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