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近读名作家莫言的《澡堂》（《作品与争鸣》2012年第3期），深深体会到这两句话的含义。《澡堂》以极其平静的素描手法，建构了“澡堂”这一个小舞台，让一众人物在上面尽情演绎，充分展示其性情、特征，从而由点及面地折射出一个时代、一个国家三十年的沧桑巨变。

本文力图以中国社会转型为背景，讲述了小县城中三十年前盛名远扬的第一棉花加工厂，如今竟然变成了一个大澡堂子，昔日风光无限的厂长和工友，也早已成了无所事事的退休老人，将以国企改革为标志的时代变迁引发的心理冲突细致地描绘出来，揭示出人们三十年来外在的物质变化和内在的精神变化。

董家晋，就是一个老于世故、懂得施恩图报的人精。年轻时，他生活作风不正，唯恐被“我”（一个身份与他悬殊的临时工）抓了把柄，在物资极其匮乏的时代，“他（不惜）送我一盒香烟”，“我当兵离开棉花加工厂时，他又送我一盒（香烟），并祝我前程万里。”像这样一个老于世故、懂得人情的董家晋，对一个临时工尚且如此，后来能当上厂长，就不足为怪了。当了厂长后，自然免不了徇情枉法，结果把“差点把棉花加工厂一把火烧了”、“往柴油机油箱里撒尿”、“将一只猫打进棉花件里，挤得血水横流，吓得女工们鬼哭狼嚎”、“本该判他的刑”的石连成，“瞒了真情放了他一马”。试想，有石连成这样的员工胡闹，有董家晋这样的领导徇私，盛名远扬的第一棉花加工厂，不倒闭才怪。倒闭的结果，已成局外人的董家晋带着一帮子无所事事的国企退休干部，到了石连成的私企（澡堂）摇尾乞怜。“当年我们厂每年加工皮棉十万担，朝鲜需要棉花，国务院把任务下达给我们厂，我们日夜加班，圆满完成任务，受到周恩来总理表扬。”到如今“他（石连成）让我去他公司收发室工作，一个月给三千元，我一口回绝。我再怎么没出息，也是个正科级退休老干部，给他去当看门狗？呸！”

石连成，原棉花加工厂一个不务正业、工作胡闹、嬉皮笑脸的机修工。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小混混”，最终摇身一变，成了棉花加工厂土地上崛起的大澡堂老板。“妈的，这小子（石连成）做的坏事，那可真叫罄竹难书！就这么个熊玩意儿，改革开放之后，辞职下了海，先是承包了城关供销社，后来又开饭店，开歌舞厅，折腾了几年就成了亿万富翁。现在，全市的超市，洗浴中心，歌舞厅，都是他的……”就石连成个人结局的象征意义而言，它显然颠覆了我们头脑中固有的“恶有恶报、善有善报”的传统观念，对传统意义上“多行不义必自毙”的善良愿望是一个沉重打击。这一角色告诉我们，要培育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远没有这么简单——单单财富的增长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发展,如果仅有财富的增长,就会带来传统道德标准的沦丧和滑落。如何促进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是一个值得令人深思的课题。

小说中另一个看起来不显眼的角色“侯波儿”，　尽管没有出场，但是她的坎坷命运也折射出时代变迁的社会缩影。很显然侯波儿长相迷人，年轻漂亮。然而她和小说中棉花厂其他职工一样世俗、“舔腚”（势利），根本看不上当时还是临时工的小关（“我”），嫁给了供销社一个跛腿的副主任。理由是“当初只看到刘跛子是个正式职工，大小是个干部……”结果，上错了花轿嫁错了郎，“她男的不是个东西，侯波儿的腿就是他打瘸的。”侯波儿为自己的势利付出了凄惨的代价，但是与时下的社会风气不无关系。

与侯波儿相对应的是“我”的角色转换，想当年，“我”不过是棉花加工厂一个不入流的“临时工”，只有董家晋“不以贵欺贱，放下身架，与我结交”，其他人可想而知。谁能想到，三十八年后“我”却成了鼎鼎大名的作家，被人当面恭维“天才”不说，经常有在县城为官的老友派秘书“带我洗澡、桑拿”，出入的高档消费场所“天上飞的，水里游的，地下跑的，应有尽有”、“我昔日的工友们，一趟一趟地，将形形色色的食物运载到我们面前。大家放开肚皮狂吃，直吃到肚皮膨胀，饱嗝连连。”尽管如此，生活优裕的“我”仍不失忧郁之气，看到澡堂的大面积水池，想到的是圆明园里的大水法，“喷水的大水法与大清朝一起灭亡了。古罗马气势宏大的浴池废墟让人想象当年的盛况。”这些笔墨所及，作家显然不无暗示、不无忧虑，暗示的是在富莫骄奢，骄奢多自亡；忧虑的是盛世繁华的背后究竟还有多少值得我们留恋、追寻的美好记忆。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