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烟雨人 ▷

大巴山里的野鬼(3)秦一兰

发表于-2005年05月11日 下午6:03评论-0条

(三) 

其实,换届选举已经偃旗息鼓。县“四大家”召开了主要领导碰头会,一致同意将目前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的话县长身上来。

县城医院里,在一名县委副书记的指挥下,院长和内外科主任医师会诊了24小时,但对的话县长的生死依然不敢贸然界定。这是古今中外医学史上不曾有过的奇特病例:病人的心脏早就跳不动了,惟独腿脚不僵不硬,圆睁的眼睛依旧很有神。根据碰头会的决议,无论如何要将的话县长抢救到他自愿瞑目的那一刻,有关眼睛或睁或闭的消息要严密封锁。即使真的闭了,也要按照既定程序逐级传达,慎重公开。

与此同时,分管文教、卫生的副县长已经组织了一班精干人马,正在商讨应变策略。不过,这项工作难度大,且担风险。比如说吧,治丧委员会名单的确定,谁先谁后的排序,送葬形式的设计;特别是悼词,该写什么,怎样写,谁执笔,等等。假若办得不合的话县长的心意,他眼珠子一旦动了,你准要死定。

故此,报经“四大家”批复,同意组建一个悼词制作工程核心小组,其成员均系本县大有名望的舞文弄墨者。然而,组员们根据批复中提到的“三句十二字”方针(即实事求是、生动形象、便于宣传),查遍了有关的话县长的全部文字、音像资料,非独没有搞出一点眉目,甚而至于连悼词的基本要素也得派专人考证,说不定有些名堂连专家、学者也同样感到无能为力。

譬如姓的问题。小组成员遍查《百家姓》 、《千家姓》, 以及正待出版的《万家姓》,均未查出“的话”一姓来。估计真姓是有的,据当地几位百年寿星老人的回忆,当年河南闹水灾,有男女师徒二人逃荒来到大巴山下,以耍猴戏糊口。其时,皇陵一带大旱连年,民不聊生。师徒二人的猴戏显然不好耍,便将私生子(就是的话县长)弃于山道上,肩托猴儿另寻去处。之后,当地一个姓迟的便将弃婴拾回家中喂养起来。倘使按照现行法律之规定,的话县长是可以姓迟的,但因迟某解放前为皇陵首席地痞,嫖赌抢偷扒,五毒俱全。解放后,托了毛主[xi]、共[chan*]党的福,划为雇农一类,分享了胜利果实。但是不到半年就把到手的土地赌个精光,皇陵人就给他敬送了许多绰号,诸如“痼农”(带有攻击性)、“恶农”(带有抵触情绪)、“懒农”(带有贬义色彩)等等,皆被淘汰。而迟某其人有个显著特点,就是能睡:即令不吃不喝不拉不撒,也能连续睡上六七十个小时。可恨英雄未逢时,那年月不像如今兴搞些什么吸烟、喝酒、吻车、赛阴赛阳,甚至于还有牛羊选美等等千奇百怪的大赛事,否则他准会夺得睡觉之冠,创世界之最。于是乎,人们则称他“困农”(有不雅之嫌),再改称“卧农”,又进化为“卧龙”(妙!妙!)。这个诨名既雅观且用典,意在名外。果不其然,后来就应验了“龙生龙”的俗话。不过很遗憾,当的话县长出人头地之后,曾多次在党内外暗示,他至死也不为迟姓。若使我们今天擅自以法为据,让他姓了迟,能免风险乎?

再如名的问题,那就更复杂了。最初人们喊他“捡蛋儿”,这是无庸考证的。当他能够自食其力的时候,他的姑父在皇陵镇小学当校长,见他可怜,便将他引荐到学校打杂糊口。那时他还勤快,看门、烧火、涮尿罐、买东买西,样样都干,先生们都亲热地叫他“小师傅”。在搞“引蛇出洞”的阳谋时,蛇们深居洞中不露头,而这个小师傅竟自懂得“挖孔寻蛇打”的策略,公开揭发校长姑父上厕所把裤裆里的那条东西拖出来小便时,口里却在哼“……太阳升”。蛇们愤愤不平,乃纷纷出洞,结果皇陵这地方竟超额完成了“铁帽右派”的指标。小师傅也因此被授予“反右先锋”的称号,并且入进了党,还弄了个社长当。从此他就隐约地领悟到了当官的秘诀,积渐掌握了为人的哲理。在“超英赶美”、“八个月实现共产主义”的时候,他被任命为“烧铁总指挥”。当时,山民们正在以“一天等于二十年”的速度,“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争先恐后地捐献粮油盐酱醋、金银铜铁锡,至于房屋和家具之类也就谁需谁取了。因而,只一夜工夫,的话总指挥带领着山民就把拆下来的几百间房子的木料和堆积如山的家具喂进了小高炉。不到半年,他又率领山民将六槽三沟四匹山的树林砍个毛光草绝,致使英美自惭形秽而望“东”兴叹。

当那些过足了“共产”瘾而幸得余生的人们,在撑圆了肚皮之后,又搞起了背诵“红宝书”的玩意儿,的话便成了首屈一指的佼佼者。说来或则无人相信,管他什么“老三篇”或“新三篇”,语录百条还是三五几百条,他都能够背诵如流,半句不漏,一字不差。据考证,这也不是所谓的圣人或天才,而是天地在媾合的刹那间,赏了他一副好记性。再则呢,怕是全赖于他养父迟某的陶铸。当年他还小,迟某白天黑更地打牌赌钱,他就没日没夜地跟着当膀子。那“天地人河梅”84张牌,1176个点,张张了如指掌,点点烂熟于心。所以,他于今才能神气活现地捧着“红宝书”,在县内县外登台较量均夺冠。这样,他就成了无可非议的“学用标兵”。与此同时,红色狂飙卷起了诉苦热。记得是在一个春节前夕,为着部署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皇陵来了访贫问苦的工作队。的话毛遂自荐,声称他屁股上有个月牙形的伤疤,是在旧社会讨饭时被地主的狗咬的。几经组织查验、鉴定,并上报、审批,乃确认了这个东西的阶级苦和大“诉”、特“树”的价值。理所当然,的话便走上了诉苦台,并且还创造性地组建了一个诉苦队。不言而喻,这个“诉苦队长”就非他莫属了。

接下来的戏照样演得精采,令人称绝。(容后赘述。)

直到改革开放之时,才是的话大展经纶,权、利、名咸得丰收之日。他率先搞了个度假村,生意红火,仅仅三两年就富暴了,随后就被命名为“企业家”、“开拓者”。亏得他又能看准行情,就在十年之间,竟先后买到了皇陵镇“镇长”、县“体改委主任”、“政研室主任”、“农业局长”、“副县长”和“县长”等等一堆大大小小的帽子。常言道:“谋官如鼠,得官如虎。”当的话登稳了父母官这个宝座之后,便又经营起卖官生意来,因此,老百姓背地里都称他“卖官批发商”。时下又来了一笔竞岗、轮岗的买卖,自然,他又多了一个头衔,即“卖岗公司董事长”。

凡此种种,直叫人眼花缭乱。后经悼词制作工程小组私自讨论决定,从统计局调来了几名业务骨干,尽快编制了一份《的话尊讳一览表》。先头一个栏目是小名。其次是“社长”、“镇长”、“主任”、“局长”和“县长”等大名。再次是“反右先锋”、“烧铁总指挥”、“学用标兵”、“诉苦队长”,以及什么“者”、“家”之类的别名。最后才是可供欣赏的美名:在每年按人发行1·8 尺布票,每月按户供应一盒火柴的年头,其名曰“营业员”;在一套狗尿鞭能卖 3·8元人民币的时候,其名曰“义务打狗队长”。在“备注”一栏里,记下的却是喜逢桃花运的丙午年,他被调到外县搞“四清”运动,竟然跟一位有夫之妻的护士“试亲”了。若非早年练就了一副逾墙钻隙的硬功夫,险些乎短去了一截阳寿,因而知情者又敬送了个雅名,叫什么“光条条强盗”。

又如生卒年月问题。经查阅可靠的档案资料,的话县长的出生年分别为1937、1941、1944、1948,出生之月是5。卒年清楚,卒月也明白, 但死日死时有分歧──医界是以他心脏停止跳动的日时为准,而官方却以他自愿瞑目的时刻为限:那末,究竟谁说了算?

还有文化程度问题。(不便公开。能写的字不多,不能认的字不少。但能“之乎也者”,善怪谈奇论,谙人情世故,会通权达变。)

还有内容和形式问题……

既是问题不少,经“四大家”研究决定,聘来了市长的跟班秘书梁兴友担任小组顾问,兼执笔,稿酬特优,暂定每字7·3元。梁秘书爱好业余文学创作,成绩斐然,尤其是杂文及戏剧创作的成就,可与“巴山鬼才”魏明伦先生并驾齐驱。毕竟是名人,他随便翻看了有关材料就拍板了。他说:“的话县长生旦净末丑,样样角色都会扮演,叫他‘明星’不就成了?生卒年月日时可以不管,就让我们的子孙去考证,以便给他们留下一个碗饭,免得那时都下岗。至于文化程度,根本不存在什么问题,陈永贵不就是古今中外光前绝后的文盲宰相吗?这叫做‘创造奇迹’,倒使中国还人真的骄傲了一回呢。内容问题更好解决,是什么就写什么。形式呢,我建议搞成戏剧,以年代为序,分场。”

大家一致通过。完全符合既定的“三句十二字”方针。

然而,医院的抢救工作非但没有取得阶段性的胜利,还因保密不到位,有小道消息传出来,说的话县长死活待定。于是,城镇乡野遍传《留官谣》,其歌曰:

祈求阎王行行善,

宽赦的话了民愿。

他已臀肥只加膘, 

大腹便便油长满。

你若要他上西天,

新官来了更麻烦。

骨架瘦大肚里空,

饿食必把民膏煎。

肥猪又得重新喂,

那要多少血和汗。

一时间,全城香烛断销,冥币的批发价格竟翻了两番。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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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点评 ☆
紫色菊点评:

小城居然也能闹翻天。

曾是刀客点评:

如此笔触锋芒,多少岁月感慨尽在姓名、歌谣中。